原载《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
　　
　　一、德国统一和“大德国梦”
　　
　　伴随着短暂时间内发生的东欧剧变，欧洲的均势天平忽然倾斜了，舆论界惊呼：新时代降临了“欧洲眩晕”的现象——连欧洲人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未来的命运将被引向何方。
　　
　　在令人难以招架的“眩晕”中，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因素——已被封存的德国统一愿望——竟然在一夜之间从某种臆测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法国《费加罗报》在年初首次告称：“德国统一已成定局，1990年是德国年，重新统一年。”正是在人们的心理还无法承受变化压力的时候，不少德意志人却开始重温起“大德国梦”来了……国际政治犹如一头奇怪的千头兽，变幻莫测又惊心动魄。
　　
　　不久前，美国有名的《新闻周刊》载文“新的超级大国”强调：“柏林墙已经垮了，重新统一将要开始，西德总理科尔摆出了架势，要充当现代俾斯麦”。“现在，突然间，德国人正在学会重新当德国人”。西德《莱茵信使》主编则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小秘密是，我们非常喜欢自己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
　　
　　笔者曾接触几位在华德国人士，发现在某些德国人、尤其是知识界中浮动着一股“大德国梦”的冲动情绪。他们对战后德国低人一等的国际地位耿耿于怀，愤懑不已。虽说这些人承认德意志民族在国际政治中有一种“战争原罪感”，但另一方面深切感到40多年来这个民族受尽了委屈，一直处于不公正的被压抑状态。他们指出政治压抑对于德国和国际社会来说都不是件好事。具有“大德国意识”的人更反复说明：战后德国居然让美国这样传统的二流强国来领导，事事唯其马首是瞻。而不少西方政治家的经典观点是：美国成为强国，承担世界责任，这是罗马帝国以来没听说过的。由于长期的孤立主义，美国缺乏一个大国应有的“素养和经验”。尤其不能让德国人心服的是，就是在欧洲内部关系中，也祇能甘居“法德轴心”的老二。现在，“俱往矣”！德国统一的天降机遇，终于给了他们扬眉吐气、真正显露英雄本色的可能。
　　
　　“大德国梦”是德意志民族情绪的强烈表现和外露，它直接诉诸于“德国问题”的解决。所谓有“德国问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缔结对德和约，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二是指重建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战后，德国分裂使德意志民族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德国地位大大下降。这种情况连同欧洲一分为二的局面都被雅尔达体制所扼固，似乎具有某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历史上，德国向有冲破国际现状的本能和力量，而今“大德国梦”是否意味着它要再次重演故技呢？历史的回忆、战争的感受和现实的危机正使大家迷惑：联想到一部德意志史就是“大德国梦”沉浮的历史，当今某些德国人的梦幻，是对前三个德意志帝国的怀旧？还是对第四帝国的憧憬？
　　
　　让我们更多地看看现实吧——
　　
　　去年11月9日是个转折性的日子，柏林墙开放了。随着东德总理莫德罗提出“契约共同体”的思想，德国问题的解决进入了最后阶段，西德总理科尔于11月28日提出了德国统一的十点计画，希望实行“一步到位”的统一方案。他还直接过问德波边界问题——德国统一中最敏感的问题，人们隐约能觉察到某种潜在危险。德波边界即奥德——尼斯河线实际是东德与波兰的边界，但西德总理乐于问津，并频繁往赴东德，其意味乃是深长的。就是在引起各方舆论的抗议时，科尔对此表态仍是十分暖昧，称“这一问题祇能留待统一后全德的议会和政府解决”，一口回绝了波兰政府的提醒。西德外长根舍声称“德国的目标是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德国”。人们恍然大悟：俾斯麦当年完成德国统一，靠的是“铁与血”的政策，而眼下科尔手中的王牌却是经济实力和地理上的便利。
　　
　　在西德国内，新崛起的共和党人提出要恢复1937年边界，该党不仅赞同马上统一，而且主张重建大德意志帝国。新纳粹势力也异常活跃，名声不好的“青年法西斯党”到处集会，散布种种极端的民族情绪和纳粹意识。据说新纳粹势力的头子是一个技工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大街上拦住过路人，强迫其高呼“希特勒万岁”，不从者拳脚棍棒相加。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一位年轻人跳将过来抢过话筒，高声宣布大德意志人是优秀的民族。听众竟侧耳倾听，一任此辈对着话筒倾吐多少年来的喜怒哀乐。即使在东德，极右分子也日渐猖獗，发生了多起与外籍工人的冲突事件。其间，排外和自我感觉良好的情绪混杂相处。尽管这些极端右翼分子并不占人口多数，却能量颇大而又小有市场，已暗暗地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人们在惊讶、慨叹之余，细细地打量起德国这个在东欧严重动荡中忽然跃起的“黑马国家”。
　　
　　那么，德国重新统一会不会马到成功？而成功后能出现一个“大德国”么？
　　
　　柏林墙开放之后，西方舆论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德国统一“三个月前还是一个乌托邦，两个月前还是一个朦胧的梦，一个月前是一种希望，而今则是肯定的了。”今年5月10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演说：“过去几周里我们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并认为：阿登纳“在自由和统一的欧洲建立一个自由和统一的德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西德各大政党、特别是科尔、根舍、勃兰特等认定当前内外形势对统一最为有利，决心抓住“天赐良机”，齐心协力推进统一大业。
　　
　　一旦德国重新统一，欧洲大陆心脏地带要崛起一个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7600万人口的“超级大国”。到1995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欧共体内部的微妙平衡已出现倾斜，法德轴心将成问题。法国难以继续挟其政治影响和核国家地位抵销德国的经济实力，英国更无法在经济上与之竞争。欧共体内的主角无疑会移尊统一的德国。从军事战略上看，也有惊人之处：根据目前两个德国兵力情况，一个统一的德国可部署66万多正规军，150万准军事和预备役部队。这意味着在最大军事强国之一的苏联西侧会出现一个有200万军队的统一德国。对此，美苏都不会泰然处之。战略家们担心：每个德国都有比邻国更强的生产力和工业基础，特别是西德国防军拥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约欧洲成员国中最大的陆军和多种优势力量（如西德常规部队在北约中欧武装力量中占陆军50%，作战坦克60%，地对空部队30%，作战飞机30%和海军30%），如果德国再掌握制空权，其作用无法抑制。
　　
　　统一后的德国沉重地压在欧陆心脏区，不仅使欧洲平衡的重心大大向德国倾斜，甚至世界格局亦会为之改观。特别是德国这个国家在20多年间给世界带来过两次大战的灾难，今后是否有“失控”之虞，尚难逆料。西方强国担心德国重又“走入歧途”，或者是倒向苏联，因此，坚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以便共同遏制其能量迸发。这种忧虑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一直被德国问题所困扰。而这种历史课题又能告诉你什么呢？最近，梁厚甫在香港杂志上撰文警告：德国统一势在必行，目前两个德国为获得统一，对美苏表现得千依百顺的样子，但终有一天会露出狰狞的面目，使全世界的人奔走骇汗。他进一步提示：未来世界是战是和，充满不祥之兆。在西方这种悲观论者大有人在，对“第四帝国”的恐惧像幽灵一样在各国首都游荡。《大国的兴衰》作者指出：“确定德意志民族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适当位置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把说德语的人放在一起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就会提出很多敏感的问题（如战争等）”。
　　
　　我们正在经历世纪末，也许不时地会有各种历史性的感觉：19世纪末德国就是在工业革命后经历普奥和普法两次战争而崛起的。在20世纪末，德国再度崛起是否有极大可能呢？黑格尔和施本格勒的历史哲学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中的某种周期和轮回的想法，当然这是从文明兴替的角度说的。普遍认为，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转换交接期内，国际格局肯定会发生大的变动，特别是大国间的关系势必重构。而眼下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的初步抬头，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带有刺激性的参照系。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漂亮许诺无法阻挡国际力量对比巨变的客观结果，而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作为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却正在给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大德国梦”确实值得重视。
　　
　　二、柏林墙的拆除和新时代的司芬克斯之谜
　　
　　谈到德国重新统一，还不能不提到东欧在1989年和1990年所发生的一切。
　　
　　历史常有预言与结果矛盾的事情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却完全是真实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1975年欧安会召开后说道：“东欧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今后两个欧洲争夺的历史性赌注，乃是西欧的命运”。但近来的事实却与此说有所不同：不是西欧而是东欧已成了东西关系中的赌场。当然，欧洲的变化仍未最后定格，德国统一问题的提出，展现了观察东西欧变化的全景视野。
　　
　　在描述去年至今的东欧变化时，报端常常出现“东欧激变”或“东欧眩晕”的新闻字眼。东欧的变化实在太快了、太异常了。早就有人讲：“东欧眩晕”有“掀翻欧洲大船的危险。”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德国问题正是东欧变化的一个早产儿。人们未曾逆料的情况发生了，欧洲变化的先后次序和重心一下倒置过来。1989年被称作“东欧年”，1990年被称作“德国年”是有些道理的。当然，正如匈牙利《外交政策》主编巴拉兹时所说：东欧变化并非出自中央情报局之手，而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
　　
　　一位前捷克部长在描述东欧变化时讲：马克思10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头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今天情况刚好相反，“一个幽灵，欧洲幽灵，在共产主义徘徊”。这个“欧洲幽灵”实际上是指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影响，向东欧国家展开了和平性的攻势。回顾起来，“东欧激变”自波匈开始时，东德与捷克、保加利亚等还被西方认为是“稳健型国家”，罗马尼亚则被认为是“最后进的国家”。然而，后几个国家的迅速演变更以加速度进行，其结果更为深远重大。在东德的剧烈变动中，形成了自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出走浪潮。去年秋天以来，东德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大量居民移民西德，经济迅速滑坡，目前已面临崩溃。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不得不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其后两个月中，出走公民达34万。另一说法是，在11月9日开放后的第二天就有24万人进入西德，50万人前往西柏林。东德购买浪潮亦迅速席卷西德。
　　
　　正是东德在去年11月宣布边界开放和拆除柏林墙，拉开了德国统一的序幕。一个原先仅仅是遥远的未来的梦，如今变成了这样实际的进程：今年夏天两德建立货币联盟，年底以内举行全德选举，1992年底欧共体大市场建成时完成东西德的统一。两德都认为：统一的目标是在现有边界内实现国际法意义的国家统一，即建立一个议会、一个政府。至于国家首都的设置，科尔希望以柏林为最佳选地，这已经获得苏联满意的答覆，苏军至少会从此地全部撤出。目前，两德政府已签署一项国家公约，以实现双方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新订国家公约仍需双方议会的批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年7月2日东西德将顺利结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联盟体。至于东德的地位，由于货币联盟的实质是以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又由于西德《基本法》为今后全德的有效宪法，不免给人以屈尊就驾之感。最近，西德驻华大使韩德培对中国人讲：科尔已许愿统一后东德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状况将明显好转。但是，也有持异议者。民主社会主义党（原东德共产党）、新论坛、绿党等纷纷表示反对国家公约。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居西指出：两德谈判如果造成东德大批企业破产，将出现社会动乱。5月10日，东德各地爆发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抗议政府行动”，包括示威游行、抗议集会、封锁交通要道和实行警告性罢工等，矛头所向直指国家公约，也在相当程度上针对着德梅齐埃的东德政府。尽管如此，统一仍是大势所趋，两德的多数人仍盼望其成功。外国人也一再援引普鲁士挟其优势，以德意志关税同盟实现全德诸邦统一的先例，说明货币联盟是现今两德统一的可行之举。
　　
　　总之，柏林墙的拆除，两德边界的全面开放 ，给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重要契机。当初，多数人未曾很好地想过东欧变化的多重后果，尤其是东德这个特殊国家的变化所具有的敏感性。东欧——东德——德国问题——甚至欧洲统一的问题，这里面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东欧内部的变化有其独特的时空所在，正如西欧内部在70年代的变化有其独特的时空所在（包括英法西德关系、施密特所说的“北约危机”及欧美关系）。但东西欧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其变化有相互连结点。德国问题作为雅尔达体制的神经中枢和欧洲问题的前沿，正具有牵动全局的性质。国际关系的变化环环相扣，古已有外交连环计之先例。这种司芬克斯谜题给人以变幻多端的盲目感觉，同时也予人以解开谜题却遇到灾难的结局（有如俄狄普修斯“杀父娶母”之结局的悲剧性）。柏林墙的拆除和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景，是不是正在为我们提出了一道新时代的司芬克斯谜题，不得而知。但面对着“大德国梦”的种种表像，研究者不能不留心于兹。我们可以在欧洲问题的联系面上作全方位考察，也可以注重考察德国的各种特性，来作一次“梦的解析”。否则，就容易犯在走入外交迷宫里时还以为正是在欣赏事情的多样性的错误。
　　
　　三、“大德国梦”的潜在基因：德意志民族性的变格与德意志的历史浮沉
　　
　　国际政治研究中亦有从人性出发、偏重于民族性或国民性的传统。例如大家注意到，法兰西民族崇尚理性，不列颠民族通权达变，俄罗斯民族隐忍坚定，美利坚民族冒险进取。对于日本人虽无专门说法，但可借用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花与剑》来佐证。在当今国际政治演变中，德意志民族的特性和历史在人们心里不由得引起了深思，玩味再三不禁噤若寒蝉、感系良多。按照与上述其他民族特性并列的说法，德意志民族的特性是“尊重权威”。这一基本特性有两个派生物，即高度服从形成的严格纪律性、秩序感和权威领导下的高效率。这与其他民族的特点都不同。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1918年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时，进攻政府大厦的起义者因看到门前草坪上竖着一块警告牌：“禁止穿行”，而无一人踩踏草坪。列宁得知此事后大惑不解，他反问道：“你们怎么能和那些连草坪都不愿踩一踩的人一块干革命呢？”确实，这样的人难道适合造反吗？起义终于失败了。二战中，一支希特勒党卫军经过一座大桥时仍整齐列队、正步前行，大桥由于发生“共振”现象而立即塌陷，保持大德国威仪的士兵亦落入水中。
　　
　　德国人在心理上需要权威，正是在权威的指引下他们所向无敌，俾斯麦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取得了统一德国的功业（当然他巧妙地装饰了民主假面具）。但是，必须注意，这种民族性一旦注入军国主义的黩武精神，便会像洪水猛兽一样袭击到国际社会。欧洲30年战争后，容克贵族充任军官，普鲁士一跃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军备成了它的基本国策。整个18世纪，普鲁士几乎参加了在欧洲进行的一切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更是发动了多次大型局部战争和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争机器发达，战争理论同样发达。前者的例证是使法英生畏的鲁尔区，后者的例证是被西方军界奉若神明的克劳塞维茨理论和拉采尔地缘政治学说。
　　
　　一战中，德国在行动上表现了令人吃惊的高效率。战略上的智慧和运筹，战术动作上的机动灵活，无不是在高度权威的集合下以罕见的高效率和凝聚力实现的。在缺乏盟国支援的情况下（与协约国互相支援相反），德国军队能够牵制整个战场。他们依靠工业革命建成的国内良好的铁路交通线，在东西两向受敌的情况下两线出击，左右开弓，运用自如，鲁登道夫在一天内能够成功地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战役行为。德国在战略上的主动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战争即将结束前。
　　
　　二战时德国扩军速度异常的快而有效，也反映了其社会动员体制的效能。1938年末危机时，它的现役部队仅42个师，预备役8个师，战时后备军21个师。到次年夏季战争开始时，德国野战部队的战斗序列已达103个师，一年内猛增32个师，德国空军的扩张速度更为惊人：1932年年产飞机36架，1934年和1936年分别上升到1938架和5112架。德意志的民族性及其现实结果可见一斑。
　　
　　德国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从未安于现状，《大国的兴衰》作者把他们称作“修正主义者”，即总要冲破现状，改变均势。“争取生存空间”和“种族优越论”祇是一种早期的理论注脚，大日尔曼主义才是无法被中断的民族情感。19世纪初许多德国思想家就开始沉缅于日尔曼主义。歌德在1813年总结德国时代精神时写道：“您可别以为我对自由、人民、祖国等伟大思想无动于衷。不，这些思想就在我们心中；它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总把德国萦怀于心中”。并“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畏的人民而产生的自豪感。”
　　
　　德国的民族情绪走向极端偏面，便会惹事生非。“大日尔曼主义”在一战后就成为纳粹德国复仇的精神支柱。法国国防部长今天仍然讲：民族主义在德国的复活将给未来提出许多问题。谁都知道，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日尔曼人搞起来的，每次世界大战前都产生了一位“心理不均衡”的“权威人物”，一战前是“精神心理不健康”的威廉二世，二战前是怪人希特勒。他们“心理上不均衡”，主张“超意志论”的精神和冲破现状的政策。当然，问题不能都归于个人的“心理病症”，因为：第一，德国人心理上的不均衡同它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共生。德意志民族从来没有完整统一过，但他们统一的愿望从不泯灭，追求和向往更多地体现在实践中。德国是后起的强国，谋求一流强国的地位成了一种不懈的努力。“大德国梦”的沉浮乃是这个民族历史的主旋律，历史上，每当德意志民族重新聚合一次时，就意味着要爆发一场战争。如今，东西德的分裂，加上永久中立化的奥地利，可以说世界上有三个德意志国家（奥已被规定禁止与德国结盟和合并）。第二，德国人心理上的不均衡也是同它敏感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德国地处欧陆心脏，邻国多猜忌多，这种地理特殊性使得德国人一直想向外扩张发展，以争取更大的空间。
　　
　　在当前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对于两德更新的民族意识如何评价呢？这里提出民族性变格的观点，尤强调其在新生代德国人身上的落点。应该相信，日尔曼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战后一种历史负罪感促使大多数德国人希望得到一个新的认识中心——民族整体感和新的祖国意识。战后“德国之父”阿登纳说过：“德国分裂是不正常的，是反人类的，它破坏了自然法则”。这表达了对把德国作为国际政治中强扣人质的不满。今天，一旦德国民族自尊感恢复了，日尔曼主义情绪又可能抬头，而德国统一无疑是催化剂。早些年，西德青年一代就激起了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反复提问：“德国为什么不能推行一种更积极的外交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德国政要中亦出现了“戴高乐主义”思潮，像施特劳斯、古腾堡等常被冠以德国“戴高乐”的称呼。它也带来了副产品——新纳粹主义的死灰复燃，“希特勒幽灵的出现是这方面最新的发展。”施特劳斯曾警告其复活的危险，但他也要求尊重德国的民族感情，改变德国“政治侏儒”的地位。他还号召德国人“必须忠于自己的民族和它在文明中的使命。”
　　
　　战后40多年来，德国各党派的政要、学者都表达了一个观点：德国问题欧洲化，即把德国问题纳入欧洲结构来解决。施特劳斯讲：“为了继续做德国人，必须做欧洲人。”科尔也强调“德国统一是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并按阿登纳“德国统一在欧洲屋檐下”思想进行。但眼下的问题是，德国统一大概要在欧洲统一之前即告成功，这就为后话留下了商榷的余地。欧洲人特别害怕统一后的德国“主宰欧洲”，赶走撒克逊人、拉丁人，而让条顿人从“人质地位”获取自由。另外，“通过欧洲统一达到德国统一”的方案，或许也是一种新的争取生存空间的思想。阿登纳毕生担心和告诫德国统一具有爆炸性，在右派政治家提示“正是人的雄心壮志才保证他的行动在地球上留下痕迹”的时刻，你对德国人各种作为的想像力也许是丰富的。
　　
　　四、德国问题的内外限制和国际关系整合的新景观
　　
　　普法战争后，德国破坏了梅特涅的欧洲体系，德国问题的处置便被当作紧迫的事项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一战后，“巴黎和会”的核心就是共同解决德国问题。法国总理克雷蒙梭幽默地对与会国表示了自己的一个骇世惊俗的观点：“我太喜欢德国这个国家了，以至于我希望看到两个德国。”结果，德国的领土、工业区和兵力配置首次被纳入了国际限制。二战后，罗斯福、史达林和邱吉尔“三巨头”在分割德国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罗斯福甚至提出了“分成五块”的主张。结果，美苏“两极均势”使东西德之间划出了一条“微弱的均衡线”，德意志民族分成了两个国家。迄今为止，德国分裂已达40多年之久。“大德国梦”沉浮几度，终成尘埃。
　　
　　眼前，美苏英法与两个德国共同举行的渥太华会议产生了“2+4方案”，这标志着两德统一进程跨进了新的阶段。从长远看，统一德国的出现将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构成一个新的中间地带，但“2+4方案”的实质仍是欧洲力量均势的合理配置。所谓“2+4方案”事实上是否决“4+2”和“4+0”方案后确定的“2+4+29=1”方案。此即“两个德国+4个战胜国+29个欧安会参加国等于一个统一的德国”，实际内容是：3月18日东德选举后，将由两个德国讨论德意志内部联合的道路，然后同4大国一起召开外长会议讨论德国统一的“外部因素”即安全问题。今年晚些时候，这6个国家再同29个欧安会成员国一起开会确认最后结果。“2+4方案”对德国统一起到加速作用，但各方也坚持保留某些限制德国的传统作法，如英法在“2+4”谈判中坚持削弱统一德国军事力量的立场，柴契尔首相甚至提出：一些苏军留在统一后德国的东部是合情合理的。美苏之间仍有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不愿看到德国过分强大。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建议在德国建立防止战争的安全中心，并说苏联特别重视此一措施。戈巴契夫公开主张缔结有关德国统一的和平条约。美国则仍坚持“威慑战略”的持续性，并表示不打算在军事上搞“德国单一化”。甚至波兰、捷克及北欧小国也在努力加强联合，抑制德国的外向发展。看来，战胜国机制、欧共体机制和欧安会机制将对德国产生约束力。而戈巴契夫“欧洲大厦”、布希“自由欧洲”和密特朗“欧洲邦联”的各种设计方案虽然都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仍包含着对欧洲体系再度进行合理安排的整合因素。大家都不愿意德国统一后过于强大和膨胀，因此不会忘记历史敎训去采取张伯伦的放纵姑息政策。特别是欧共体和欧安会成员国，现在正在努力建立欧洲均势体系，防止倾斜与离心的倾向。国际社会的道义和理性力量仍然是强大的。因此，不妨说，国际社会对“大德国梦”的遏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不仅如此，而且德国本身也未必能做好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德国梦”，更不敢在国际大家庭的众目睽睽下，逞性妄为，或者轻诺寡信。屈指算来，德国即使统一也不能称得起羽翼丰满的超级大国，它没有幅员辽阔的大陆、九位数的人口、深水海军和核武器，无法与美国和苏联匹敌，甚至也有因国际限制而不及英法的地方。德国尚不能肩负世界范围的责任和全球使命，祇是横跨中欧的吝啬的贸易机器。均势学说和地缘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强国除了应具备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和国家领导富于智慧等优越条件外，仍需有较强大的国家力量基本要素（如领土面积和人口）。这或许是根本性的东西，在“综合国力论”的价值评估上，也显居首要战略位置。这里进一步强调一下这个道理。首先，强国应具备大陆那样大的面积，如美国、苏联和中国。单凭这一点，不少战略家就认为：英法德意（可能还有日本），不是战后时代的强国，或许今后永远也不再跨入强国行列了。当然，统一的欧洲（如“欧洲联邦”、“欧洲合众国”）或“英法德意四角集团”的新配置样式是扩大版图的方法，自是例外。第二，德国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不及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强国的人口因素亦欠具备（实际上，欧洲整体情况也是如此）。第三，也许存在一个例外的因素，东德选民今后可能导致统一的德国向左转，在联盟政治复杂化中德国的力量有被分散弱化的潜因，这对领土、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力因素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乐观派舆论指称：“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大可能再产生一个俾斯麦，更不会再产生一个希特勒。”当然，西德作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经济大国和第一大出口国，加上东德的力量（在东欧国家中人均收入和工业产值位居第一），可使重新统一后的国家出现又一次经济奇迹，但新的德意志国家最多祇能充当中等大国中的老大。想凭藉超级经济实力来建立超越大国之上的“大德国”，祇能是一枕黄梁再现。“大德国梦”的沉沦、破灭，必然使德国人获得一股复杂的感受，或哀怨不已、或愤世嫉俗，或善罢甘休，或无所谓。问题的复杂层面，正是我们重拾“大德国梦”旧题，起到醒世作用的所在。
　　
　　现今，物换星移。人们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另一方面，就是随着新德国出现而变化的国际力量格局（特别是大国格局）的新组合形势。例如，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早就提出过“俄德联合”趋势。最近，法国观察家指出：战后地图会全部打乱，人们也许会在欧洲的演变中看到某种“日尔曼——苏维埃的共管体制”（Comdomium）在中欧缓缓出现：军事的苏联和经济的德国。东西方概念和东西欧界线将日趋模糊。为此，法国人提出了“法苏接近”的建议。除此之外，一些地缘政治学家也强调了德中联合的可能，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欧亚大陆上都处在关键的地带，也都各自是欧洲联合和亚太崛起中的重要角色。双方接近对地缘政治影响甚大，不失为一种决定性的外交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最害怕这一局面形成。前不久，还有人提出“德日轴心”的问题，即认为这两个国家出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会逐步采取联合行动。西德政府正考虑加强同日本的合作，科尔特别提到以日本为领导的亚洲与欧洲、北美并列为三个经济大区。以欧洲变化为契机，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已经揭开了序幕。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文中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一观点可以给我们启迪，我们既不会对任何巨大变革保持水牛式的涵养，也不会盲目地越过政治布雷区而简单地索取跳越性的结论。德国人的宏愿与幽梦，百多年来的世事沧桑，以及世纪转换的伟大时刻，都会给我们以充分的历史性把握，去探索国际关系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