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科技日报理论副刊1989年12月26日，分别收入《科学与和平》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和《新格局·新思考》论文集，湖南出版社1993年10月。
　　
　　
　　我们到了重新估价科技进步在人类历史中地位的时候。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已尖刻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科技进步到底是更多地服务于战争还是更多地服务于和平？由于一部人类史是战争时间大大超过和平时间，恐怕是科技成果被更多地转化成了战争的工具，成为促使人类相互残杀的特殊魔火。从古代的火药、指南针等各项发明，到现代的自动控制技术、镭射、导弹、卫星通讯、宇航工程、能源开发利用等科技成果，都首先被纳入了军事用途。即使科学研究本身也是如此：跨学科研究及思想库、智囊团等，最早起源于国家安全问题并直接服务于战争。无疑，科技发展的相当部分是同暴力的使用和战争相联系的，以轮番升级的军备竞争为内容的科技进步，具有明显的反和平倾向。
　　
　　不仅存在着科技的非理性应用，而且科技的发展也经常以战争需求和军备竞争为动力。战争和军备竞争成为出现重大发明和科学研究深化的原因，它们为科学家的研究和突破提供了特殊的时空条件。事实上，军事科技革命已成为整个科技革命优先的和独立的领域，它在国际社会构成了“科技——军备”互动关系。今天，我们应该强调指出：这种关系已经在国际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结果。
　　
　　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及其政治性质，决定了当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使二者的矛盾尖锐化。如果一旦爆发核战争，和平将走到尽头。人类不断谋求和利用科技发展造福于自己，同时也荒唐地把自己推到了“高科技是福是祸”的选择边缘。
　　
　　恩格斯预言过：“军国主义发展下去行将自我毁灭。”列宁也说过：“武器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不会起到杀人的作用”。正是在人类历史出现核战争恐怖前景的一刹那，两位巨人的预言才开始应验；正是在人类和平有可能接近它的尽头时，它的珍贵价值才被发现和承认。从历史长河看，人类的选择总是带有冒险性。大家都对战后的“核恐怖均势”评价甚高，认为“核和平”是人类理性和耐心的结果。殊不知：人类在“核和平”背后面临的是万丈深渊。在“核恐怖均势”中生存，人类的心理负载能力已达到了极限。在战略上，我们正处于“核威慑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均势演变”在指向“多极”，这本是国际关系结构健康合理的发展；但却有可能导致核俱乐部成员增多。由此，“相互威慑”变成“交织威慑”，不稳定和偶发因素反而会造成意外。这是一种危险的前景，应予否定，从根本上是应否定“核和平”或“核恐怖均势”。
　　
　　列宁讲过：“和平是现代生活的根本问题之一”。国联成立前后曾风行一个口号：“和平必须盛行，必须凌驾一切”。正是在战后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声中，美国、苏联相继改变了战略观念。现在许多战略家都修改了战略的定义（如对克劳塞维茨战略），认为“战略是避免战争的艺术”。“大战略”一改传统战略服务于战争的宗旨，变成了“谋求和平的战略”。所谓国际政治新型战略，也就是充分考虑到核战争威胁的事实，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各种本位的利益。新型战略之道，在军事技术意义上解释，恰恰在于摆脱威慑困境，用健全的理智和它指导下的行动去排除危机的偶然性，并对战后既已形成的战略规范、政治伦理、外交程式作出新的系统解释。这些说明：在战争与和平价值观发生转折变化时，对于科技的应用要重新进行价值定向，反对将科技成果诉诸暴力。祇有站在人类最高利益和人道主义的道德高峰上，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