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改革内参》2002年第11期。
　　
　　问题的提出：由欧洲意识谈起
　　
　　欧洲的近现代历史存在着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一条是欧洲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不断骚动。在迄今为止的欧洲历史上，前者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引导了欧洲发展的主流；并且在此基础上，“主权”、“势力范围”和“均势”等概念大行其道，成为推广到全球范围的现实。近现代历史表明，欧洲在促使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发展方面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在欧洲的历史发展中还存在着另外一条潜在的线索，这就是“欧洲意识”和“欧洲合众国”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区域整合实践。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欧共体向欧洲联盟的质变及统一货币欧元的发行，说明欧洲在实现区域化方面加快了步伐。这意味着，欧洲在两次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变动中，均当了开路先锋。促使欧洲能够成功地进行这种整合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也包括文化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欧洲的区域整合，其思想来源和实践过程均对亚太地区的整合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欧洲意识：区域整合的文化基础
　　
　　18世纪，欧洲头号哲学家康得提出了“欧洲观念”、“欧洲联邦”等概念，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带有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欧洲第一个谈到欧洲联合的政治家是20年代的法国总理白里安，他主张法德合作，鼓吹欧洲联邦计画。1923年泛欧联盟成立，白里安被推为“名誉主席”。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上述人物的主张都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思想产品，曾被存放于思想宝库的深处。
　　
　　战后，不少欧洲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宣导过欧洲联合或统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否则就会在苏、美、中乃至印度、巴西等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面前逊色。强调民族国家本位的邱吉尔和戴高乐也提出过“共同国籍的情感”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联合”的地图。阿登纳主张建立“统一和自由的欧洲”与“统一与自由的德国”。就连义大利政府也主张，“为了实现欧洲联盟或欧洲联邦，我们必须从奠定经济性质的基础开始，分阶段进行，……以便逐步达到政治目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合作形式”。甚至欧洲社会党和社民党也已认识到，应通过各国社会党和社民党的联系而建立统一的和民主的欧洲。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总结过：“一个有组织的、生气勃勃的欧洲将给世界文明带来新的贡献，对维护各国间的和平交往将是不可缺少的。”欧洲主义者指出：“对付太平洋的竞争，欧洲经济界必须更多地以整体出现，单干是没有出路的。”
　　
　　战后几十年来，欧洲意识作为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包含着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将和平与全欧体制相结合。莫内认为：“欧洲各国如果祇有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便无和平可言。”全欧合作的原则同把欧洲分裂为排他性的、相互敌对的经济、政治、军事单位相对立，欧洲联合是自愿进行的，与历史上的暴力兼并根本不同。所以，欧洲内部的团结是重要的，这意味着结束过去的仇恨。例如法国人从“恐德症”到安心于“法德轴心”。第二，回归欧洲的天然共性，欧洲联合应该是本能的和谐。欧洲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人格，在欧洲观念与欧洲化的现实进程中，欧洲的文化底蕴将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本德尔曾有预见地强调“欧洲的欧洲化”，“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他主张使欧洲人“恢复欧洲的共性”，即欧洲人的共同价值观：自由、民主与人权。让“欧洲”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参与竞争的价值观念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将使欧洲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上升为一个有决定影响的因素，为此，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回归欧洲。“欧洲的欧洲化从根本上是欧洲人的事业”。第三，强调在欧洲体制中解决欧洲的实际问题。莫内认为：为瞭解决欧洲内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惟一的办法”是确立欧洲体制。“欧洲的合并，或称欧洲大陆上的自由人民的联合，……是一条希望之路，而且是惟一的出路。”施特劳斯也认为：祇有在欧洲范围内合理配置经济、自然和政治、军事资源，才能促使欧洲的真正发展，“欧洲才能完成它的许多工。”
　　
　　亚太意识的酝酿
　　
　　同欧洲区域整合有着欧洲意识作为文化思想基础恰恰不同的是，亚太的区域整合还不具备完整的思想意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实践也没有思想文化的依托，所以它没有能够进化到高级形式的阶段。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许多思想的火花仍然被一再重申和强调，成为形成未来亚太意识的动力和源泉，也将成为亚太区域整合的重要文化基础。
　　
　　孙中山曾经宣导过“亚细亚主义”和“大亚洲主义”，希望建立亚洲内部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并认为应该使亚洲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在形式和机制上可以组织亚洲国家联盟。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孙中山以提出“亚细亚主义”和“大亚洲主义”在政治上反对西方列强的同时，认为其自身的基础是中国文化中的“王道”，即中国道统中所强调的“仁义道德”。这种主张所反映的基本精神恰恰与西方文化中的“霸道文化”相反。孙中山认为，在亚洲，中国、印度等国家是被压迫民族的中坚，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对于矫正当时日本某些人鼓吹的带有东洋霸权色彩的“大亚洲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亚太意识或亚洲主义也曾走过扭曲的道路，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前半叶日本曾经奉行过企图称霸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和“脱亚入欧”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已经为历史所否定。战后，日本开始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谋求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在这种合作中试图确立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当然，不排除日本方面、特别是有些学者提出过一些有关亚太合作和亚洲发展的有益思想。例如，6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建立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就是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构想有过重要影响的一种主张。从那时起至今，亚太各国和西欧国家曾举行过无数次会议，提出过种种引人注目的提法，中心和焦点始终对准亚太合作的种种构想和方案。70年代末，日本政府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间报告》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终报告》，其主导思想是“环太平洋带构想”，以使亚太地区结合成一个可与西欧和北美市场相竞争的独立经济集团。
　　
　　另外，还有加拿大一位元部分长所建议的“建立亚太地区性大家庭”。欧洲学者认为，亚太合作对别的地区来讲具有排他性，正如“欧洲大厦”对美国具有排他性一样。然而，这正说明亚太合作和其思想文化基础——亚太意识的自身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虽然亚太还不如欧洲那样强调以“欧洲意识”为信念基础，但它可逐步以文化、地理因素去聚合某种区域内的同质性。
　　
　　亚太意识的可能特征
　　
　　亚太地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各国特殊的国情，它的信念系统的聚合形成也与世界其他各个地区难以雷同。某种亚太意识或太平洋意识正处于萌芽成长状态，由于这种意识的晚育，也许它会具有最开放、包容性最大和发散性最强的特征。
　　
　　首先，是亚太意识中无霸权意识或反霸权意识。在亚太地区，无成功的单独主宰者，历史上凡是在此称霸的人都遭到失败，日本和美国概无例外。所以，这个地区没有形成长期固定的势力范围。战后以来，亚太地区内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单一集团体系，不可能贯彻一个统一意志和使用强制手段，这与欧洲不同：那里曾经是两大联盟体系的单一集团政治，亚太地区则分别存在许多集团或条约体系，亚太圈内的国家越来越少地依附于某个大国。因此，亚太地区的一些政要和学者提出过“亚太无霸权”说。
　　
　　第二，是和平共处思想的主导地位。在处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和印度、缅甸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已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们认为，和平共处是亚洲思想的反映。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认为，这一地区“是检验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一个主要试验场”。在亚太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了和平共处的新尝试，亚太合作已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为其他地区树立了先例。
　　
　　第三，是多样化的思想。在这一地区，存在着多种文化背景，就整个亚太圈而言，东西方文化长期共处，多种宗敎（儒、佛、道、伊斯兰、基督敎及当地宗敎）相互并存，各地的世俗文化也风格各异，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加之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准上的差异，使这一地区的多样化思想有更充足的反映。这种多样化的思想具有开放性和兼收并蓄的特点。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才提出：要将太平洋变成“和平的海、自由的海、开放的海、多样化的海、互惠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