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三月）
　　
　　近年来，美国朝野针对国际战略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实力与它承担的安全义务和追求的安全利益出现的诸多矛盾，对其安全战略和政策开展了一场范围广泛的大讨论。它预示着美国安全战略将出现重大调整，并将对国际战略环境产生新的影响，因而不但在美国国内，同时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说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含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国家维护领士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这样的国家安全范围，而是从超级大国地位出发，在全世界谋取其国家利益的全球战略。本文仅出于行文的方便和反映其实际战略意图，才照其原词沿用的。
　　
　　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关于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大讨论，始于去年年初。当时任期将满的雷根总统提出了《国家安全战略》；由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伊克莱、沃尔斯泰特等十三位著名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组成的“长远综合战略研究委员会”提出了《有区别地进行威慑》这一关于美国今后二十年的战略构想。于是，美国朝野的防务、外交问题专家和权威人士，围绕上述两份档所提出美国安全战略和政策问题，纷纷撰文或发表演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前后，美国出版了一批战略问题的新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前总统尼克森的《二○○○年——不战而胜》、历史学家保尔·甘乃迪的《大国的兴衰》、布热津斯基的《美国的新地缘政治》等。这些新著对推动这场大讨论向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开展的这场安全战略大讨论虽然恰与美国总统选举同时，但绝不仅仅是美国总统换届前后一般意义上的政策争论，而且有深远得多的意义。从目前情况看，这场大讨论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这次讨论，不是对于美国某项具体安全政策、某个具体行动的争论（如六、七十年代对于介入越南战争的争论），而是对于美国安全战略和政策全面系统的反思和探讨。第二，这场大讨论的着眼点，不单纯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二、三十年的美国安全问题的探索，在战略上有着强烈的未来意识。第三，大讨论中的不同观点，超越传统的两党利益之争，反映了很多专家学者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认识或共识。第四，大讨论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概念，用以取代仅局限于外交和军事范畴的传统安全概念。总之，这场讨论是对美国安全战略与政策正在酝酿重大调整的直接反映。
　　
　　一、国际战略环境正在发展的深刻变化，是导致美国开展安全战略大讨论和酝酿调整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基本原因
　　
　　美国开展对安全战略的大讨论已不是第一次。早在四十年代后期，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国际战略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以乔治·肯南给美国国务院的著名电报为开端，就曾掀起了一场安全战略的讨论。通过那次讨论，确定了从实力地位出发，以遏制苏联为基本内容，争取并保持美国的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安全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标志着以美苏在全球对峙、争夺这样一种国际战略态势的形成和确立。美国在战后确立的这一安全战略，一直维系至今达四十年而未发生重大的变动。但是，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正发生着一系列显着变化，其中特别受到关注的主要变化是：新的经济大国，如日本、西欧等正在崛起；存在着出现三、四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可能前景；美国对于西欧和东亚不再拥有经济上占压倒优势的地位，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引起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变革；中国、苏联等国改革的深入进行；等等。这些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认为，美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正进入一个转折性变化的新阶段。战后确立的已经延续近四十年的美国安全战略，将难以有效地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必须及时做出重大的调整，不然，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将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美国的这次大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展开的。具体地讲，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 美苏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四十年代后期美国确定以遏制苏联为基础的安全战略以来，与苏联直接的政治、军事对抗一直是美国
　　
　　制定外交与防务政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考虑。这是近四十年来美苏尖锐的对峙和争夺的基本缘由。其间，美苏虽然几度出现过缓和，但这几次缓和不仅时间短，而且都未能引起美苏关系任何实质的变化，因而未对美国的遏制苏联的安全战略产生明显的影响。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到一九八七年下半年以来，美苏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一系列变化：中导条约的签订、批准和实施，阿富汗问题协定的签署和苏军按时撤离，美苏军方领导人互访，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的进行，以及出现政治解决热点地区冲突的潮流，等等。尽管美国朝野对于这一次美苏关系变化的性质、可能达到的程度，在看法上还存在分歧，但一般认为，美苏关系正在发生四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鉴于美苏关系对于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和政策有着决定性影响，当前美苏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势必导致美国对其全球安全战略和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美国此次安全战略大讨论发生在美苏关系出现一系列变化之时，并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苏关系变化是触发美国这次讨论的直接原因。在美国此次大讨论的所有材料中，对美苏关系变化及其前景的分析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就充分证明这一点。
　　
　　2.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多元化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朝野认为，对于美国安全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威胁是来自苏联的政治和军事
　　
　　威胁。因此，就威胁来源和形式而言，是比较单一的。现在许多朝野人士则认为，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到八十年代中，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无论是威胁的来源和威胁的形式，都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情况。现在，美国仍然面临来自苏联的这一最大威胁，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具有新的含义的其他威胁。例如：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美国利益直接相关地区（如海湾地区、中美洲地区）的冲突；美国盟国，特别是日本，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对美国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安全的这些新威胁，一是多半与苏联并无直接联系，有的甚至来来自美国的盟国；二是不仅有传统的政治、军事威胁，而且有经济、科技方面的威胁，这些威胁正在迅速地变得越发严重；三是这些威胁不仅出现于美苏对抗传统的重点地区——欧洲，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其他地区，今后尤其可能是来自经济发展迅速并矛盾重重的亚太地区。
　　
　　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的多元化，是美国国际战略环境四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很多人认为，在国际战略环境比较单一情况下提出的以遏制苏联为基本内容的安全战略，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变化，必须及时调整，否则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实际上，近几年国际间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已经使美国的安全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中来自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威胁影响尤为突出。对于这一担心和忧虑。在《国家安全战略》、《有区别地进行威慑》和《美国新的地缘政治》等材料中，已经相当充分地反映出来。
　　
　　3.美国实力相对减弱，其实力与承担的安全义务、追求的战略利益之间出现严重失调
　　
　　美国具有的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是它确立安全战
　　
　　略和政策的基石。美国倚仗强大的实力，一直以西方国家的护卫士和世界员警自居，在全球范围不断承担越来越多的所谓安全义务并且不断追求相应的全球性战略利益，从而使美国的安全成为内涵空前庞大，并且不断膨胀的概念。
　　
　　在讨论中一些朝野人士认为，美国实力在国际上达到颠峰状态后，就开始了相对减弱和衰落的过程。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过程已经相当明显，而到八十年代中，由于长期的累积，美国实力的相对减弱已达到相当严峻的程度。第一，美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地位明显下降，美国在世界生产和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都已大幅下降，而且已经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第二，美国国内经济潜力受到严重损害，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不断出现新的最高纪录，长期居高不下。第三，美国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十五年来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较，在科技（特别是高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地位已有所削弱。
　　
　　美国实力的相对减弱与它以实力政策为基点所构成的安全战略之间，已经出现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损害的恶性循环关系。一方面，美国实力的相对减弱削弱了执行原有安全战略的能力；另一方面，已经执行了四十年的安全战略，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承担越来越多的安全义务，进行过多干涉，不断扩充军备和发展新式武器系统，又是引起并加剧美国实力相对减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实力的相对减弱导致美国实力与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承担的安全义务之间出现的严重失调的现象，已表明美国执行了四十年的安全战略将难以为继，必须及时调整。否则，不仅美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而且其实力还会进一步受到削弱，从而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现在，尽管美国有些人仍然对美国的实力，特别是竞争能力持乐观态度，但更多的人对于美国实力的下降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大国的兴衰》成为畅销书即为这一心态的集中表现。正是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美国展开了这场大讨论，酝酿对其安全战略进行调整。
　　
　　4.新技术革命深入发展给美国带来新的安全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因此，许多美国人士认为新技术革命的兴
　　
　　起和发展给了美国难得的机会，可以利用高技术优势来挽回颓势，加强其实力地位，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美国在八十年代前期提出战略防御计画（SDI）、“竞争战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是，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在给美国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已经引起严重关注的有三个：其一，各发达国家，当前尤其是日本，高技术发展迅速，已成为美国强劲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经济已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必然影响到美国安全。例如，日本已控制美国半导体器件市场的百分之八十，军用半导体器件市场的百分之九十。其二，高技术武器装备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其中不祇是高技术常规武器，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也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拥有。这种扩散大大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并且在一些热点地区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其三，随着高技术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核后时代武器系统的发展问题已经提出，使美国在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方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技术革命深入发展给美国带来的新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美国当前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未来的战略地位和利益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美国不得不对其已经执行了近四十年的安全战略进行必要的反思，酝酿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国家安全战略》、《有区别地进行威慑》，以及舒尔茨，基辛格等人的许多讲演和文章中，都有大量关于新技术革命对于美国安全影响的分析，正反映了美国朝野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二、在重新认识美国安全问题的基础上，酝酿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当前，美国朝野正在通过安全战略的大讨论，重新认识有关美国安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酝酿着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1.重新认识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酝酿对美国安全目标和重点的调整
　　
　　在这次大讨论中，首先引起注意的就是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美国安全带来的威胁。这既是当
　　
　　前美国安全战略大讨论的重点内容，也是分歧的集中点。
　　
　　首先是重新认识苏联的威胁。这是讨论最多，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以前总统尼克森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士认为，未来十几年中苏联的政治、军事威胁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而且由于苏联通过改革增强实力和西方国家沉湎于缓和，这一威胁甚至会变得更为严重。尼克森的新著《二○○○年——不战而胜》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观点。而占主流的看法则是，虽然苏联仍然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但这种最大威胁也是可能性最小的威胁。认为这种威胁的强度与可能性构成反比关系，并且这种反比关系并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取决于美国所做的努力。还有的认为，苏联实力和影响都已明显衰退，并且随着苏联改革的发展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威胁的严重程度将相对减小。上述这些观点在《国家安全战略》、《有区别地进行威慑》、《美国新地缘政治》和其他一些材料中，都有明确的阐述。
　　
　　其次是重新认识对于美国安全威胁的不同来源和类型，虽然在这一点上的分歧不如对苏联威胁的认识那样突出，但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仍然存在明显差别。主要是在承认美国安全受到新来源和新类型的威胁（如来自日本经济威胁等）的前提下，有些人士例如撰写《有区别地进行威胁》的“长远综合战略研究委员会”成员认为，这些新来源、新类型的威胁将对美国的安全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而另一些人士则认为虽有不利影响，但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造成认识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对美国安全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安全概念扩展到经济、科技等方面，另一种是坚持传统的仅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理解。
　　
　　由此也同时引伸出对美国安全战略目标和重点的讨论。
　　
　　关于对美国安全战略目标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下述两点：第一，扩展美国安全战略目标的内涵，即根据世界经济、科技竞争激化，对美国的影响迅速加剧的情况，把美国的安全战略目标的内涵从传统的政治、军事范畴，扩展到经济、科技、社会、文化范畴，把争取美国在日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列为美国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第二，由传统的单一地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调整为支持美国的信念和价值观，突出维护“民主”、“自由”和促进向民主的变革，而这就不仅是针对共产主义国家，同时也针对所谓的“右翼集权主义国家”，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美国盟国的政权。
　　
　　对于美国安全战略重点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安全战略内容重点的调整。认为在一个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美国新的安全战略的重点将扩大包括对付经济和高科技的竞争。传统上遏制苏联政治、军事威胁这一单一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威胁呈现的多元化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第二，安全战略重点地区的调整，鉴于欧洲局势的相对稳定，特别是美苏在军备控制方面可能继续取得进展，以及经济、科技竞争将逐渐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重点，认为美国的安全战略将由以往仅以欧洲为重点，逐步调整为同时重视欧洲、亚洲和其他一些经济活跃地区，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亚太地区尤其不可忽视。
　　
　　2.重新认识美国实力与其在全球谋取的战略利益和承担的义务的关系，酝酿美国防务与外交战略的调整
　　
　　讨论中，对《大国的兴衰》和其他类似材料提出的观点争论最激烈。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认为，争论的重点与其纠缠于“美国衰落了吗？”还不如面对衰落的现实研讨“美国应该怎么办？”实际上就是重新认识美国的实力与其在全球谋取的战略利益和承担的义务的关系。因此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更深层次的下述几个问题上：美国是否还需要、还应该、还能够如同过去四十年那样，通过承担越来越多的安全义务来追求越来越广泛的全球利益；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协调与盟国，主要是西欧和日本的安全关系，应要求这些盟国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为了挽回颓势，恢复并发展美国的实力，应如何调整美国的防务与外交政策。从本质上看，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面对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正在通过重新认识美国实力与战略利益和安全义务的关系，酝酿对于美国防务与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在争论中有几点特别令人注目，因为通过这几点可以对美国防务与外交战略调整的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争论各方尽管存在着很多分歧意见，特别对于美国是否应减少所承担的安全义务更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是并没有人认为美国应该或需要全部放弃所承担的全球性安全义务，即使是主张大大减少美国承担的安全义务的人士也认为美国仍然必须保持对于世界的“领导作用”。这表明，美国防务与外交战略的调整，即使幅度很大也绝不可能导致出现所谓的“孤立主义”，在世界安全事务中美国仍然要保持并加强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要求美国的盟国特别是西欧，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已成为共同的认识，即使坚持认为美国不应也不能减少所承担的全球性安全义务观点的人士也越来越认为必须如此。这表明，美国势必调整与盟国的安全关系，通过不同方式，主要是减少美国的承诺和促使盟国更多地承诺，使盟国不仅对于自己国家，也对于整个西方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如何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对美国更有利这一点，存在争论。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日本不宜过分增强军事力量，否则将成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而应让日本在经济上支持美国的战略意图和行动，例如支付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费用，以及对于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提供援助等。第三，争论中，虽然对美国究竟是减少还是继续承担全球性安全义务，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存在很大分歧意见，但是有一点正越来越取得共同的认识，即美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与美国承担的安全义务相关，而且与美国的经济、科技，乃至敎育、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由于美国所承担的全球性安全义务（例如，大量的海外驻军、过多的直接干涉等）过分沉重，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经济、科技、敎育、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潜力，从而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尽管当前对于美国是否减少所承担的全球性安全义务存有分歧，但可以断定，减少美国的这种义务将势在必行，祇是减少的程度和方式现在还不易做出明确的判断。
　　
　　3.重新认识美国实际面临的战争样式，酝酿对于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
　　
　　在当前美国的安全战略大讨论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朝野人士普遍认为，根据美国实际面临的战
　　
　　争样式，美国的军事战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当然，对于如何调整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看法。
　　
　　《有区别地进行威慑》中表达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长期以来美国的军事战略
　　
　　以两种极端的战争样式为根据，即华约向北约发动的大规模常规进攻和苏联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无限制的核进攻。而事实证明这样的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过去四十年，这两种极端的战争样式不但从未出现过，而且由于过分强调应付这两种极端的战争样式，已经使得美国忽视了对付其他更加可能发生的战争样式。考虑到两种极端的战争样式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较少，而其他类型的战争更有可能成为美国实际面临的战争样式，因此，原有军事战略的局限性就会更加突出，迫切需要调整。
　　
　　根据实际面对的战争样式，调整美国的军事战略，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就军事战略的总体来说，固然“必须时刻注意慑止最大威胁”，亦即防止大战、特别是核大战的发生，同时要考虑到“摧毁一个文明社会并不需要大量核武器”，因此“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应付更可能发生，更重要的各种威胁上”。其次，是各方面具体的军事战略的调整，其中尤其是对核战略和在欧洲针对华约的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威慑战略的调整。美国现行的战略，无论是“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还是“相互确保生存”战略，均可归结于“相互威胁”战略。这一核战略作为美国最基本的军事战略的局限性在于，它以发生可能性小的核大战为前提，其作用“最多祇能用于对付（核交战）这种最大威胁”，而“由于过分关注这种威胁，就会忽视其他可能性更大的许多很重要威胁”，从而不能有效地遏制美国实际的面临的其他类型的战争。这样，不仅使占据美国军事力量最大比例的力量——核力量，实际祇能起一种十分有限的“恫吓”作用，而且牵制了美国整个军事力量的灵活运用与发展。第三，针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战争样式进行的军事战略调整，即针对高技术的发展和高技术兵器在战争中的应用，出现了“核后时代”战争样式变化引起的调整。随着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必将引起从战争样式到军队组织编制，战役、战术理论、指挥和后勤保障方式等的全面变革，美国现有的军事战略显然不适应这种全面变革的形势，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美国朝野人士虽然都认为其现行军事战略必须做出调整，但对于如何调整在认识上还存在不少分歧。这些分歧点主要表现在：美国是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还是祇需要一支规模较小的精干武装力量；美国是坚持全面扩张军备的方针，还是适当收缩，有重点地发展；美国是继续在国外驻军五十万还是逐渐减少国外的驻军。显然，这些分歧点由于涉及多方面问题，因而争论不可能很快消失。实际上，围绕这些分歧进行争论的过程，也就是酝酿与调整美国军事战略的过程。
　　
　　4.重新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酝酿对于美国安全战略观念和基础的调整
　　
　　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是美国确定其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四十年代末期的美国安全战略
　　
　　大讨论中，正是根据当时对于美苏对峙、争夺的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确定了建立在遏制苏联基础上的安全战略。在美国当前的安全战略大讨论中，重新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同样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当前发表的所有材料看，无一例外地对世界发展趋势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令人注目的是，在此次战略大讨论中关于世界趋势的探讨，不仅涉及具体方面，例如本文前面已提及的对美国的威胁的变化、美国与盟国关系的变化、美国面临战争样式的变化等等，而且涉及美国安全战略观念和基础的变化。综合各个材料中与此有关的内容有四点新认识：第一，美国朝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经历了一个吸引力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由意识形态之争所构成的威胁已大为减弱，对美国以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构不成严重威胁。第二，尽管美国朝野的许多人对于苏联的改革以及改革可能引起的对外政策调整，存有疑虑，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苏联的改革正在引起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美苏之间有可能出现一个较长时间的缓和时期。第三，未来二三十年中，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将成为支配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最重要因素，必将引起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的重要变化，有可能出现非常不同于过去四十年的格局。第四，在未来的多元化的世界上，对于美国安全利益的挑战既是多元的，也是多变的，美国必须准备有效地应付复杂多变的挑战。
　　
　　基于上述四点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新认识，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认为，美国的安全战略如仍单一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遏制苏联为唯一目的，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世界已发展了的新形势。因此，必须确定新的安全战略观念，把安全战略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
　　
　　美国安全战略观念的变化和安全战略基础的调整，肯定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过程，但其走向已有端倪可见，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把美国的安全战略置于一个内涵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即立足于未来二三十年美国面临不仅来自苏联，而且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的某些盟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社会的全面挑战，因此将全方位地考虑美国的安全问题，确立美国的安全战略。其二，把美国的安全战略置于一个更加灵活的基础上，即立足于未来二三十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的前景，建立起既可有效应付对美国安全的经常性威胁，又可有效应付突发性威胁的安全战略。其三，把美国的安全战略置于与美国实力和竞争潜力更加协调的基础上，即立足于未来二三十年美国必须全力增强美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和竞争能力这一总体目标，来考虑和恰当安排美国的安全事务，确立与之相应的安全战略。以上三点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向未来二三十年，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美国新的安全战略观念，确立美国新的安全战略基础。
　　
　　三、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限制因素
　　
　　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又存在着一些限制因素，这些因素虽不可能改变必然进行调整的大趋势，却可以对调整的速度、幅度等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在最近四五年中，这些因素的影响所及，甚至可能使调整的进程暂时停顿。也正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必然是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渐进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1.美国现有的国际安全义务和利益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牵制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四十年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了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安全义务，也得到了相应的战略利益。其中
　　
　　最重要的有：通过结盟关系，对盟国承担的安全义务，目前最主要的是通过“北大西洋公约”对西欧承担安全义务，以及通过“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对日本承担的安全义务；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关系，通过在世界重要战略地区驻军获得的战略利益，例如，在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的军事基地等；由追求重大经济、政治利益而产生的战略利益和安全义务，例如，在中东地区和海湾地区、中美洲地区、南部非洲等地区的军事存在、援助和干涉；等等。
　　
　　很明显，美国现有的国际安全义务和利益与过去四十年美国的安全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执行这
　　
　　一战略的必然结果，又对美国现行的安全战略及今后的调整产生制约性影响。从当前情况看，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美国对于各盟国承担的安全义务，将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美国调整安全战略的活动余地。美国对
　　
　　于盟国承担的安全义务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部分，使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祇承担了相对较少的安全义务，从而能节约出大笔军费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欧和日本无不如此。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势必引起这些国家的忧虑，从而影响它们与美国的结盟关系，这不能不使美国在调整安全战略时，特别是涉及承担的安全义务时格外慎重。
　　
　　（2）美国为保持既得的全球战略利益，势必制约其安全战略调整的幅度。四十年来，美国攫取的战略
　　
　　利益遍及全球。美国在国外的驻军及军事基地是美国既得战略利益的重要部分和象征，其他还有各种安全方面的合作、军援协定等等。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许多方面都涉及美国在全球既得的战略利益，但由于这些既得战略利益实际上已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可缺少部分，在美国不可能放弃超级大国的政策和利益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利益的考虑必然制约其安全战略的调整。
　　
　　2.对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认识分歧，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存在并制约调整的进程
　　
　　现在，在美国国内认为美国的安全战略必须进行调整，已占主导地位，但对如何调整还存在着较大的
　　
　　分歧。分歧涉及安全战略调整的每个方面和每个环节，从对于美国在全球战略利益的变化的认识、美国战略目标的重新确定，到美国外交、军事战略的调整，安全问题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关系，以及与之有关的各项具体政策，无不存在不同的、甚至明显对立的意见。这些分歧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显然，这种状况对于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进程将产生制约作用。同时，美国政府的更迭，不可避免地将影响不同意见所占的份量和所起的作用，这也将影响美国安全战略调整进程。
　　
　　3.国际环境某些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迟滞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进程
　　
　　美国安全战略调整是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产物，因此其进程与国际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未来
　　
　　二三十年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的总趋势将促进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但并不排除由于发生某些突发事件而迟滞其调整进程的可能性。这些突发事件主要是指：
　　
　　    （1）苏联领导人的更迭，使其改革进程暂时中断或大大减缓，使其对外政策调整停顿，甚至恢复原先的政策。这是美国朝野许多人士最担心的问题。
　　
　　（2）世界热点地区，特别是与美国战略利益关系密切的热点地区，如海湾地区、朝鲜半岛、中美洲地区发生重大冲突。
　　
　　（3）国际裁军斗争的进程出现曲折乃至重大反覆，例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再度激化，特别是以高技术武器系统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全面展开。
　　
　　四、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十年来，美国一直是对于国际事务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各项政策的调整必然对于
　　
　　国际社会产生影响，而其安全战略的调整，又肯定会大大超过一些具体政策调整所造成的影响。
　　
　　1.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对于美国和盟国的关系有着深远而全面的影响
　　
　　四十年代后期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阵营”，其基础就是安全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
　　
　　美国的以遏制苏联为基础的安全战略。尽管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最主要的盟国——西欧诸国和日本由于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倾向，但主要西方国家的结盟关系依然得以维系，其最重要的联系纽带仍然是安全关系。
　　
　　现在，美国和盟国的关系正由于国际战略形势和格局发生的变化受到某种冲击，如果美国安全战略进
　　
　　行调整，必将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种重大的变化可能将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出来：
　　
　　（1）西方联盟的重要基础——“共同承担风险”将发生某种动摇。所谓“共同承担风险”是指，一
　　
　　旦联盟的成员受到进攻，美国即准备以全面核战争应付，即美国将与盟国共同承担所有层次的安全风险。显然这是以美国对西方联盟的领导作用，以及基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最主要威胁是苏联和华约的大规模进攻的考虑为依据形成的。因此，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将可能从“共同承担风险”变为“分别承担中小风险，共同承担大风险”，即美国和整个西方联盟将不再以全面核战争为唯一的反应手段。美国签订中导条约、销除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美国核战略正在酝酿的调整，都使其欧洲盟国开始感到，美国将不再通过全面核战争的决心来共同承担风险。这一变化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与盟国安全关系的相对松弛。
　　
　　（2）西方联盟将由美国承担主要义务，向共同承担义务转变。从四十年代后期西方联盟形成开始，就是以美国承担主要安全义务为特点的。这是美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以及以这种实力为基础的美国的领导地位决定的。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尽管各盟国对于承担比现在更多的安全义务，除日本外均持消极态度，但通过减少美国的国外驻军和各盟国增加防务开支等途径实现共同承担义务，看来祇是时间早晚问题。从美国承担主要义务转变为共同承担义务，将是西方联盟形式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对于未来的西方联盟的紧密程度、发挥作用的方式等，都有不可低估影响。
　　
　　2.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将加快美苏关系变化的进程
　　
　　美国安全战略调整是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而这一调整的展开和深入，又必将推动美苏
　　
　　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将进一步缓解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转入一种新形式的竞争之中。其具体表现：一是美苏在欧洲和世界其他重要地区的军事对恃将可能有所缓解。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热点和敏感地区有可能逐步形成“共同管理危机”的新方式，藉以减少危机的发生和控制战争的升级。三是美苏军备竞赛和裁军斗争有可能出现裁、管、扩并存的新局面，裁减那些过时的或数量过多的武器装备和部队，建立某种核查和控制的管理机构，扩大对高技术武器系统的研制，形成一轮新的军备竞赛。
　　
　　3.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对于整个国际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发生于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出现的巨大变化之中，它既是变化的一部分，又对于变化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将促使主要西方国家形成各自独立的军事力量，加速世界多元化进程。
　　
　　现在，经济多极已经基本形成，政治多极正在发展之中，唯独军事上仍然维持着两极局面。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将使其盟国面临着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保卫自己安全的形势，因而各主要西方国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这些国家在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的重大安全问题正在引起重视。近年来，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德、英等国）和日本对于发展自己军事力量的努力，就是值得注意的迹象，可以将其视为军事多极化的萌芽。显然，军事多极化萌芽的出现和发展，必将加速世界多元化的进程。
　　
　　（2）美国安全战略调整有利于正在出现的世界缓和趋势的发展。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美国将在美苏关系、热点地区冲突、军备控制等重大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的政策调整相应的步骤，使这些作为世界局势紧张焦点的重大问题得以初步缓和。从而促进整个世界缓和的进程。
　　
　　（3）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将有力地推进世界性的军事改革。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的安全战略调整，以及由此而必然出现的美国的全面军事改革。必将有力地推动世界军事改革的深入发展。首先是以核战略为核心的军事战略的变革；其次是随着高技术武器系统的发展，作战理论也将随之变革；第三是促使武装力量结构的变革；第四是国防体系（经济、科研、动员、民防等）变革。
　　
　　五、从美国酝酿的安全战略调整中可以得到的启示
　　
　　发生在国际环境巨大变化中的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必将同时对国际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密切注视其发展变化并得出应有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1.必须充分认识世界处于巨大变化之中的形势，对有关国家安全问题重新进行认识
　　
　　美国当前酝酿的安全战略调整，最基本的动因是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所引起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故尽管对于如何调整尚有较大分歧，但对于必须调整却相当一致。对于美国安全方面困难和失误的分析，除了考虑历史因素的影响外，尤其重视将其置于国际环境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来考虑。由此可以说，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不仅是为了克服面临困难的权宜之举，更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积极主动之举。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在研讨新形势下我国安全问题时，如何从国际环境这一大背景出发，确立国家安全应达到的目标，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仅为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而确立安全目标，还是为适应二十一世纪而确立安全目标，这对于我国的安全和国际地位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显然，应使二者做到有机结合，亦即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应以此来确定调整我国安全战略的方向、范围和程度。
　　
　　2.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突破传统的军事、外交范畴，成为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敎育、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大的综合国力的概念
　　
　　如前所述，美国酝酿的安全战略的调整，不仅着眼于军事、外交因素，而且特别重视经济、科技、敎育、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于安全的影响。安全目标的确立、安全战略措施的选择，无一不是在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基础上进行的。这表明综合国力的概念已经很深地渗入美国的安全战略之中。
　　
　　考虑到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较，在国土、人口、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构成国力诸要素方面，弱项较多，但也有强项。就总体来说，我国的经济基础还不雄厚，而经济力发展的快慢与强弱，又直接决定着其他诸因素力量的消长和作用的发挥，因此，大力发展经济并以此带动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对我国尤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并未降低对于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而是更加强调在安全问题上的实效
　　
　　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很可能带来压缩军费这一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对于安全问题的重视程
　　
　　度，而是反映了美国面对国际环境的巨大转变，把安全问题置于更讲求实效，更强调效益的原则基础之上。军费的压缩主要是通过减少在全球承担过多的义务等途径实现，不仅不会削弱美国的安全潜力，相反由于集中力量于重点专案、重点地区，安全潜力的实际效益将有效地明显增强。
　　
　　讲求实效、强调效益同样应成为考虑我国安全问题时遵循的原则。而顺利贯彻这一原则的关键则在于，对我国未来战略环境的清醒认识和对于安全目标的正确选择。
　　
　　4.美国安全战略调整中，高度重视科技革命对于国际环境和对于美国安全的影响，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安全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因素
　　
　　正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既是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因素，又是安全战略调整
　　
　　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因素。在现代条件下，要保障我国未来的安全，同样应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安全战略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意味着，在考虑我国安全问题时必须更充分地认识和重视新技术革命对我国安全环境的重要影响，据此来确立我国的安全目标，要使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在经济和国防领域内实现相容发展。
　　
　　5.酝酿中的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给予特别的关注，对此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近一二十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上政治、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这是超级大国将分外关注该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最大国家，必须充分估计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高的意义，充分认识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安全的直接影响，借此确立我国的发展战略，以适应未来形势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