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五月）
　　
　　一九九一年夏天开始，美国出现了一九八八年以来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又一轮激烈争论。这表明，已酝酿四、五年之久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在两极格局终结后，进入了实际调整的关键阶段。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是两极格局终结后的必然之事，而对于如何调整，在现在和今后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但是，无论调整的进程，还是最终的调整取向都必然是一系列客观存在着的制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主观愿望的结果。所以，在判断美国将如何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及相应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时，固然应重视当前的争论中的各种观点，但更应重视对于争论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着的各主要制约因素的分析，尤其不能仅根据争论中的一个观点或一份档，就对于整个调整进程和其最终取向做出结论。
　　
　　一、对于两极格局终结后美国战略利益和作用的判断
　　
　　两极格局终结后，在国际格局和美国自身发生的重大变化中，美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战略利益和作
　　
　　用，这是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现在，美国正处于战略上的两难局面。一方面，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希望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导
　　
　　地位，这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之一，这必然需要美国继续承担过去几十年所承担的，广泛而巨大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美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国内困难和国际竞争的挑战，必须在很大幅度上减少承担的“国际义务”，否则将从根本上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可是这种减少必然大为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看，如何摆脱战略上的两难局面，是重新认识美国战略利益和作用的核心问题，也将是贯穿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始终的主线。
　　
　　当前的争论中出现的“新孤立主义”观点，主张放弃美国承担的主要“国际义务”，以集中力量于美
　　
　　国国内问题。由于这种观点实际上主张放弃美国的领导地位，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尽管在公众中得到不小的回应，但不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最终取向。“干涉主义”观点，例如“纽约时报”披露的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未定稿档“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财政年度防务计画指导方针（草案）”中表露的那样，实际是主张美将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保持着不容挑战的全面领导地位。这些主张既脱离了美国自身力量的实际，也不符合美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因此，尽管它们反映了美国某些有势力的人物或集团的愿望，但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最终取向。
　　
　　现在，实际上多数美国朝野人士已比较一致地认识到，美国必须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因而也
　　
　　就必须相应地调整在保持美国领导权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正如布热津斯基在“有选择的全球义务”一文中所主张的，美国已不可能保持过去那种全面的领导地位，但应该，也可以通过诸如调整与主要盟国的关系、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等多种方式，在最重要的国际事务中有选择地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这一主张反映了对于两极格局终结后的国际格局和美国自身状况的比较客观的认识，从长远看也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必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最终取向。但是，“有选择”地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祇是一个基本原则，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内涵和界限。所以即便在这一观点占主导地位之后，在安全战略的实际调整中，特别是各项具体政策调整中，还会出现大量分岐和争论，而且争论的结果常常是不确定的，从而决定了美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多变而又不确定的阶段。
　　
　　二、美国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
　　
　　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包括严重的国际经济困难和严重的国内经济困难。而且越来越多的事
　　
　　实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是美国经济中的许多弊病、失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比较轻松地在较短时间内解决，而将在相当长期内一直困扰着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恰好在美国严重的经济问题，尤其是正在经历的三十年代以来最难复苏的经济萧条引起美朝野人士和公众高度重视的时候进行，必然受到经济问题空前重大的影响。
　　
　　严重的经济问题对于安全战略调整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是，经济问题已成为美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防务政策的越来越重要的限制因素。在当前的争论中，主张“新孤立主义”和美国“有选择”地保持领导地位的人士，都把经济因素对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限制作用置于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忽视经济因素的主张则受到广泛而严厉批评，例如“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财政年度防务计画指导方针（草案）”所受的批评。显然，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经济问题已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限制因素。
　　
　　经济问题对于安全战略调整还有更为深刻、更为长远的重要影响，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强调，需要以根本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包括国际状况和国内经济状况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调整美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及防务政策。他们认为，在两极格局终结后，由于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美国在经济方面受到的威胁正在迅速上升，并且由此引发一些新的、重大的政治、安全问题，例如，美国与日本的矛盾等。所以，经济问题和由其引起的政治、安全问题必将成为美国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将在安全战略的调整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确。
　　
　　三、不同派别、集团的利益和态度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必然深刻地触动和刺激美国不同的派别和利益集团，而这些派别和集团也必
　　
　　然积极鼓吹自己的主张，力求影响调整的取向和进程，以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虽然这些主张提出后都会对于美国安全战略调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最终哪种主张能够占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这些主张中的某个具体观点是否为美国朝野所接受，而是取决于从整体上看哪些主张符合两极格局终结后国际格局和美国自身的实际状况，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布坎南等“新保守派”鼓吹的“新孤立主义”，反映了美国相当一部分政界、经济界人士和公众，对于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刻忧虑。但“新孤立主义”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尽管一时反响很大，并不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张。
　　
　　布希为首的共和党主流派现在处于当权地位，对美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防务政策调整有着最直接的影响。但他们受到多方面压力，包括当前总统大选的压力，所以在战略和政策调整中表现得相当犹豫不决。如果布希继续当政则可能变得比较主动一些，可望在战略与政策调整中起主导作用。
　　
　　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尼克森等老政客、资深学者，在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中显得十分活跃，力图发挥他们的影响，其中尤以尼克森的表现突出。他们政治经验丰富，现在地位又比较超脱，因而能较客观的认识两极格局终结后的美国地位和利益。他们之间虽有不少分歧，但总的来看他们都主张美国祇能，也必须“有选择”地保持领导地位。他们的主张比较接近国际格局变化和美国的实际状况，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因此他们的主张的影响将会逐渐扩大，最终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张。
　　
　　美国军方及一部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企业界人士，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当前处于很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接受苏联威胁消失后，美国的军费和整个军事力量势必较大幅度削减的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力争这些削减不致过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在当前的争论中他们积极表明自己的主张，重点是美国所受的各种军事威胁虽有所减轻，但仍然存在，美国的军事力量祇可能做有限地削减。国防部长切尼等军界领导人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大量言论、文章，国防部今年一月提出的档“一九九二年度军事战略”都很充分地显示了军方的这些努力。“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财政年度防务计画指导方针（草案）”这一内部档更是反映了军方某些人的极端观点，即美国应继续扮演“世界员警”的色，以此来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军方的主张在军事战略、防务政策的调整中肯定会有不小的影响，但他们的极端观点则遭到强烈的批评，不会对美国安全战略调整有明显影响。
　　
　　四、美国总统大选和政府更迭
　　
　　美国历届总统大选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内问题，但今年的大选中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却明显地比过
　　
　　去受到重视，例如，布坎南鼓吹“新孤立主义”、克林顿对布希关于独联体的政策和整个对外政策的批评，等等。显然，这是因为适逢美国安全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朝野人士和公众都相当关注，同时更因为美国当前最大的国内问题——经济问题与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有着紧密联系。
　　
　　所以，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随后的政府更迭，必然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产生不小的影响，主要是无论谁入主白宫，大选中有关的政策辩论及其反映的朝野人士和公众的倾向性及情绪，肯定会对新总统和新一届政府的有关政策产生影响，从而对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产生影响。例如，虽然布坎南已败于布希，但他所获得的出乎意料的支持率，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不支持美国继续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承担“国际义务”的情绪，这不能不对新总统今后的政策产生影响。
　　
　　但是，总统大选和政府更迭对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影响又是有限度的。因为无论谁入主白宫，他最终都必然要接受国际格局和美国自身状况的现实，并顺应这种现实来制定战略和政策。此外，尽管目前难预料谁将入主白宫，但布希和克林顿将是最可能的入选已基本定局，而他们两人在安全战略上都倾向于“有选择的全球义务”是清楚的。所以，无论新总统是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进程与最终取向都不会有大的变化，祇可能在具体的做法上有所改变。
　　
　　五、几点结论
　　
　　根据以上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制约因素及其影响的分析，对于这一调整的最终取向和进程有以下结论：
　　
　　1.“有选择”地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将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最终取向。
　　
　　尽管还在争论，但现在已基本可断定，不是“新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而祇有“有选择”地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主张，比较符合两极格局终结后的国际格局和美国自身的实际状况，比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有选择”地保持美国领导地位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张，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最终取向。
　　
　　但是，“有选择”地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没有明确的政策内涵与界限，可以包括非常大的政策变化范围。随着这一主张逐渐占有主导地位，关于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争论，将逐渐转向以该主张为前提的关于具体政策的内涵和界限的争论。
　　
　　2.经济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影响。
　　
　　现在已可清楚地看到，经济问题在这一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影响，这一点是这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问题既作为战略调整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对调整有重大影响，又将作为新的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与出发点之一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以“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财政年度防务计画指导方针（草案）”为代表的“干涉主义”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忽视了经济问题而遭到强烈批评的。重视经济问题的影响，不仅对于正在进行的安全战略调整，而且对于今后很长时期内的美国战略和政策都会有深刻的影响。
　　
　　3.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处于仿徨之中，新一届政府也难以很快摆脱这种局面。
　　
　　一九九一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陷于仿徨之中。对于重大国际事件，如苏联解体和独联体的动荡、南斯拉夫内战等，往往反应迟钝，没有有效的对策。同时，就是在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的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中，如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欧洲安全问题等，也显得缺乏明确的政策。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并不是因为布希个人的原因，也不完全因为政府面临换届。这实际上是美国朝野面临两极格局终结后，国际格局和美国自身的重大变化，难以把握美国利益和作用的结果，是美国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和防务调整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局面。
　　
　　美国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仿徨局面，不会随明年初的政府换届很快结束，估计还会延续较长时间。不同的人入主白宫，祇会在政策的不确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不会根本摆脱仿徨局面。这是值得重视的。
　　
　　4.对于当前美国安全战略的争论中的各种观点，应有客观、恰当的估计
　　
　　美国关于安全战略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对于争论中发表的各种观点都应注意，但须有客观、恰当的估计。到底什么主张最终会占主导地位，并不在于它能引起一时的轰动，而祇在于它是否符合国际格局和美国自身状况的实际，是否真正符合美国整体的战略利益。
　　
　　现在存在过分重视“干涉主义”观点，而忽视其他观点，包括“有选择”地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观点的情况。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财政年度防务计画指导方针（草案）”披露后，国内一些研究人员即认为这档代表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但实际上，在美国国内这一档的观点遭到包括传统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在内的广泛而强烈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既没有考虑美国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考虑美国经济问题实际状况。所以，很难设想该档的观点会成为美国安全战略调整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