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从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二十年，不仅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从起步到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而且是世界的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这两者的重合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集中表现了我们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核心，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于历史机遇的把握。这一期间国际形势的变化既广泛又深刻、既复杂又曲折，每一次较重大的变化都引起国内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的不同看法，经常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正是通过这些争论，人们在逐渐深化对国际形势重大转折的认识的同时，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
　　
　　回顾二十年来国际形势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我认为，无论从包含或导致大量其他的变化，还是对于世界各个方面以及很长的时期的重要影响来看，以下四个变化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1.两极格局由相对稳定迅速走向崩溃，多极格局由蕴酿、萌芽到加速形成。二十年中的前后十年恰好分别是转折发生前的蕴酿时期和发生转折及转折后的过渡时期。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的两极格局都保持着相对稳定，但一九八八年以后短短三年时间就已全面崩溃，速度之快引起了极大震撼；世界多极化进程在八十年代初即已蕴酿、萌芽，到八十年代中已比较明显，但主要表现于国际经济领域，一九九一年底苏联解体后，这一进程的全面加速形成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世界格局的变化，是国际形势重大转折的标志和基本内容，不仅伴随和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重大的国际形势变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其影响至少将保持到二十一世纪中期。
　　
　　2.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对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刻的重大影响。以资讯技术、航太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早在五十、六十年代就已开始，但祇是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才由军事领域迅速扩展到经济、社会的各领域，真正形成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和生活，同时也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产生了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成为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的日益重要的新因素。
　　
　　3.世界由全面对抗的冷战局势转为总体缓和，局部动荡的冷战后局势。从第二次大战结束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世界一直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面对抗、争夺的冷战之中，新的世界大战、核大战虽然没有发生，但威胁始终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美苏关系的变化，世界开始出现总体缓和的趋向；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即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不会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也不会发生世界性的全面对抗，但各种局部冲突将此起彼伏不断发生。
　　
　　4.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将持续深入发展，正在引起世界范围国际关系新的深刻变化。如果说科技革命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力的重大发展，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则是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之一。尽管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领域，但这一进程对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正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很可能成为这一进程深入发展的重要方面。从长远的影响看，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发展，不仅是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而且将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
　　
　　过去二十年中，对于国际形势每一个较重大变化，都存在不同看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有的争论还相当激烈。每一场争论都不仅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不同的具体看法之争，更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断解放思想的艰苦过程。我认为，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个争论：
　　
　　1.关于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时，我国的国际战略利益、目标，以及我国应发挥什么国际作用的争论。这是二十年中一再争论的一个根本性重大问题，实际上其他所有的争论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这一争论。尤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争论从未停息，不同看法一再在不同问题上，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有时还十分激烈。可以预料，这一争论还会长期继续下去。
　　
　　2.关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的争论。这一争论与前一个争论密切相关，但主要集中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是否淡化，以及我国应如何认识、处理我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关系。经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激烈争论后，已逐渐形成基本的共识，即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坚持把国家关系与意识形态分歧区别开，分别加以处理。
　　
　　3.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即已开始，而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更为明显。虽然主流的看法是在相当长时期都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世界局势将长期保持总体缓和、局部动荡的状况，但对此持不同看法，甚至相反看法的也大有人在。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热点。
　　
　　4.关于经济、科技因素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争论。这一争论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于经济、科技因素对国际关系影响的重要程度存在不同看法。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较快形成了共识，比较一致地认为，经济、科技因素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但随之又出现新的不同看法，有人已提出是否存在过份强调经济、科技因素，把国际关系中较重大问题视为经济、科技因素影响的结果的偏向。
　　
　　5.关于国际形势的重大转折及其对我国影响的利弊的争论。这一争论发生于九十年代初以来，还在继续进行，反映了对于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重大转折的复杂性、曲折性、过渡性和长期性，以及它们对我国利益影响的不同看法。例如，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过渡阶段是否结束，冷战后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等的不同看法。
　　
　　6.关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利弊和前景的争论。虽然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全球化问题及其利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在一九九七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出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明显争论。对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并没有突出的不同看法，争论主要集中于对全球化的利弊，特别是对我国的影响的评估，以及我国应如何参与全球化方面。
　　
　　7.关于国际形势重大转折中的我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争论。虽然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同志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的“二十字方针”，是在国际形势的重大转折中，最有效地确保我国根本利益和化解国际压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至今一直都存在争论，主要是对于“二十字方针”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还是权宜之计，以及该方针中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存在明显不同认识。实际上，前面各个争论最终都归结到这一争论。
　　
　　（三）
　　
　　过去二十年中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较快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明显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正确认识国际形势重大转折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特别是及时、有效地把握这些机遇的结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尽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达到又一个高潮，但受到各方面因素制约，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我国完全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此外，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蓬勃发展，在使我国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发展经济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对国际形势的这种科学判断是党中央做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之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一九八九年夏天北京的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我国的“制裁”，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我国的压力，我国的国际环境相当严峻。但是，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不能看成一团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二十字方针”。坚持这一判断和“二十字方针”，我国较快地化解了国际压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历程清楚显示，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给我国重要的历史机遇是：第一，由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不仅世界大战的发生可以大为推迟，甚至可以在很长时期中避免，而且我国可能被卷入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可以在相当长时期中保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二，由于世界经济和科技革命的持续发展，特别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发展作为首要的战略任务，所以，尽管我国面临国际经济竞争加剧的严重挑战，但同时也得到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争取发展自己的有利外部条件的难得机遇，如吸收外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以及国际市场等。这两大历史机遇不是偶然出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不断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即前述国际形势四个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的结束也正是这些变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冷战的结束没有也不可能导致这两大历史机遇的消失，而且实际上还使这两大历史机遇更加明显。过去二十年的经历已经表明，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提供的重大历史机遇很不容易，特别在冷战结束引发的国际形势转折性重大变化中，坚持把握重大历史机遇尤其不容易。很明显，这不祇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问题，而首先和主要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断解放思想的问题。
　　
　　对重大历史机遇的认识和把握，在过去二十年集中表现于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相应的我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则是，以保持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目标，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外交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全方位外交。二十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卓有成效，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大为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前述那些争论对于我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没有造成明显的干扰，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在争论中表现出的一些消极因素及其影响。可以预料，有关的争论还会继续发生，有时还会相当激烈。所以，我们必须始终重视争论中的消极因素，尽量减少它们的影响，为更顺利地贯彻执行我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