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二○○○年一月号香港《中国评论》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到二十一世纪中，中国将完成分三步走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同时，也将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可以预料，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和祖国统一的战略目标而言，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很长时期的国际环境，都是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而且机遇明显大于挑战，明显有利于中国。
　　
　　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趋势继续保持
　　
　　到九十年代中，冷战结束对世界的重大冲击已基本过去，世界开始进入向多极世界格局过渡的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从冷战结束到九十年代中，是以旧格局、旧秩序瓦解为主要内容的阶段，那么从九十年代中到二十一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则是以新格局的形成、新秩序的建立为主要内容的阶段。
　　
　　冷战结束以来日益明显的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趋势：世界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形势总体缓和而又局部动荡，以及大国之间又摩擦又合作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五十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是不可逆转也不会中止的历史趋势。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些主要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导致了冷战的结束，而冷战的结束又促进了这些趋势更深入的发展。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如东亚金融危机、欧元启动、科索沃冲突、北约新战略的提出等，没有也不可能中止或改变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趋势。这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正表明那些主要趋势不断深入发展，导致新格局、新秩序的形成与旧格局、旧秩序的影响之间的冲突更频繁、更激烈，因而整个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正是这种趋势的不断深入发展，既使中国实现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又决定了必然是机遇明显大于挑战。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实现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需要的有利国际环境的各重要方面：持久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安定的周边环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等，这些主要趋势都既提供机遇也形成了挑战，而且机遇都明显大于挑战。
　　
　　世界格局多极化持续发展形成的机遇和挑战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就日益明显，而冷战结束以来这一进程开始加快发展。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国家利益明显的多样化和日益强烈的独立性，是多极化进程持续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世界经济、科技大发展的基础上，各主要国家实力逐渐相对均衡化，则为多极化进程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所以，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不会逆转的历史必然趋势。
　　
　　但是，多极化进程是漫长、曲折的，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中都将处于向“完全的”多极格局转变的“过渡状态”，即“一超多强”状态。“一超多强”决不是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既具有不可取代的主导地位，又必然受到多方面重大制约，因而必然需要其他大国支援与配合的“准多极格局”。
　　
　　世界格局由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为主要内容的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是世界的国际政治、安全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世界走出了美苏争夺霸权的冷战阴影的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活动空间，因而更有利于争取实现中国二十一世纪战略目标所需的国际环境。这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中，都将是一直存在的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机遇之一。
　　
　　在两极格局瓦解后，尽管由于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北京政治风波及苏联东欧剧变，中国一度处境困难，但中国的外交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与东欧及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和韩国关系的重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等，都是在两极格局瓦解后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表现了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给中国提供的机遇和中国对机遇的有效把握。显然，这些重大成就对于中国争取持久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安定的周边环境，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等都是十分重要、十分有利的。
　　
　　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处于向多极格局过渡的“一超多强”过渡状态，国际关系及其变化比两极格局时复杂得多，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这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但是，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并不一定对中国不利，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国际关系的变化，把握正确就能使中国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反之则将陷于不利，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的严峻挑战。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以及一九九九年上半年科索沃冲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都曾使中国面临这样的严峻挑战。但事实表明，面对挑战，中国正确地把握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较快地摆脱了困难处境，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
　　
　　又摩擦、又合作的大国关系形成的机遇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大国关系明显地复杂化。一方面，冷战时期形成的西方大国的同盟关系继续保持，而且九十年代末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都有所加强，但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明显。主要是美国保持和扩大领导地位的努力引起其他西方大国的抵制，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也努力争取自己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原来的美苏对抗和中苏对抗，都已由美俄、中俄之间既非对抗又非同盟的关系所取代，彼此间摩擦与合作同时存在。至于中美关系则由冷战时期的“非结盟的同盟关系”，转变为“既斗争又合作、既摩擦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摩擦而不对抗”的复杂关系。总之，大国关系从不同起点和方向都向又摩擦、又合作转变发展。
　　
　　大国之间又摩擦、又合作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在于，冷战后各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矛盾都明显增多，但不对抗，尤其是不搞全面的长期严重对抗，符合所有大国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的共同利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大国之间发展的各种伙伴关系、战略关系，反映了有关大国寻求建立新型关系的努力；尽管九十年代末美俄关系、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困难，但这种努力将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共同的需要。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但传统意义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仍然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大国之间的摩擦与合作首先是政治和安全关系上的摩擦与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大国之间又摩擦、又合作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集中表现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大国关系方面，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方面。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基本形成的“既接触又遏制”，具有突出双重性的对华政策大框架，是导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更加错综复杂的主要原因。但是，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显然并不是全面的长期的严重对抗关系。所以，尽管复杂多变、跌宕起伏，但中美关系仍然在务实的道路上曲折地不断发展，从而使中国有足够的机会，通过斗争争取到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一九九七年十月中美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特别在经历了因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造成的中美关系严重困难后，中美又重申了这一点，就充分显示了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具有的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趋向。
　　
　　由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的扩散，已经成为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严峻挑战。“中国威胁论”不仅对中美关系，而且对中国与日本、俄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都有很不利的影响。“中国威胁论”的形成和扩散，是在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背景上，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现实的利益矛盾和社会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的不同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实的利益矛盾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紧紧把握这一点就可以有效地减轻“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近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与局部动荡形成的机遇和挑战
　　
　　世界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引起的国际形势的最重大变化，就是世界由长期处于世界大战甚至核大战严重威胁造成的全面紧张、长期对抗的局势，转变为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关键的变化是出现了总体缓和的局势，即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中，基本上不存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基本上不会出现大国间全面的长期严重对抗。局部动荡是指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局部冲突、局部战争持续不断地发生，但与冷战时期同样持续不断发生的局部冲突、局部战争不同的是，冷战后的局部动荡一般没有大国全面、严重对抗的背景，也不会引起大国的全面、严重对抗。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是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中，必然出现并保持的国际形势，而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给这一局势的保持提供了新的更可靠的基础。所以，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是可以长久保持、不会逆转的历史趋势。
　　
　　总体缓和、局部动荡的出现和保持，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很长时期中基本上不存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及基本上不会发生大国间全面的长期严重对抗，因而有利于争取和保持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需的、持久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周边环境。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中，这都是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机遇之一。
　　
　　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对中国最主要的挑战是，持续不断的局部动荡是否会中止或至少是严重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很明显，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发生的局部动荡，不会对中国造成直接的重大不利影响；发生于中国周边地区但并没有将中国直接卷入的局部动荡，虽然对于保持中国安定的周边环境有不利影响，但也不会对中国造成重大的直接不利影响。真正需引起重视的是那些直接涉及中国的局部动荡，这些局部动荡如果发生，肯定对中国的安全有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并可能对于中国实现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但可以预料，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内，由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和中国卓有成效的外交行动，发生足以对中国产生全局性影响、中断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直接涉及中国的局部动荡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总体缓和、局部动荡的形成和保持，对中国实现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明显地是机遇大于挑战。
　　
　　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形成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资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九十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越来越多国家重视发展经济，又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安全环境。所以，经济全球化正以“真正的”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得到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是在科技革命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将推动世界经济新的更大发展，从而给各国提供发展经济的新的重大机遇。但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不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处境，相对而言明显不利。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中，经济全球化将继续迅速发展，这一进程对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以及各国的不同地位和处境，都必将有更突出表现。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基本上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同步进行。因此，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在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明显，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还将更加明显。从根本上说，中国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诸多一致或基本一致之处，因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十分需要的外部环境；同样因为这一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发生的曲折、动荡，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新的风险。由于东亚金融危机和由其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动荡，规范经济全球化进程、建立相应的规则和机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正在成为各国争取二十一世纪优势的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带给中国的机遇和挑战的重要内容。但是，无论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中，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始终都是带来的机遇明显大于挑战。这一进程的迅速发展，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得机遇。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更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国际形势在二十一世纪很长时期中的几个主要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它们带给中国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要把握机遇，化解困难，争取并保持实现中国二十一世纪战略目标必须的有利国际环境，除了必须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外，还取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正确与否。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出现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祇要我们坚决执行正确的战略和政策，仍然可以争取到并保持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突出的事例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中国遭受西方大国的全面制裁，继之发生东欧、苏联剧变，中国面临空前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在不长的时间内打破了西方的制裁，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到并保持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充分显示正确的战略和政策的决定性意义和作用。
　　
　　邓小平提出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全过程中，在世界格局转变的整个过渡时期，指导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外交工作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几部分内容是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变化时的基本态度，以及认清机遇和挑战，确定正确、有效的对策的基础；“韬光养晦”是这一方针的核心和灵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在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中的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中的集中表现，祇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韬光养晦，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变化中争取到实现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必须的有利国际环境。所以，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在世界格局变化的整个过渡时期中，韬光养晦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唯一选择；“有所作为”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某些时期的严峻国际形势，应有的、必需的精神面貌和工作要求，决不能因为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十分严峻而消沉、悲观、无所作为，必须始终积极努力、奋发有为，这是争取中国必须的有利国际环境的保证。把邓小平提出的方针各部分内容分割开来，尤其是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是对这一方针明显的不理解，同时更是对于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对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不理解。
　　
　　与冷战时期中国一直面临强敌严重武力威胁和包围的形势相比，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遭受西方大国的全面制裁和苏联东欧剧变压力的形势相比，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都将处于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不存在大规模外敌入侵的现实威胁、周边环境比较安全、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相对稳定、国际经济环境比较有利，等等。尽管仍然存在很多困难，还会发生不少曲折，决不可以盲目乐观，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明显地有利于实现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我们对于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