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二○○○年十一月号香港《香港评论》
　　
　　（二○○○年十月）
　　
　　去年春夏之际以来，当前及未来的中国国际安全环境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争论的焦点。固然新世纪的来临必然促使人们关注类似的问题，但争论的主要观点，例如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是否存在；世界局势是总体缓和、局部动荡，还是天下大乱、更加动荡；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是处于较好时期，还是十分严峻，甚至面临战争的严重威胁等等，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争论实际上是九十年代初冷战刚刚结束就已出现的争论的延续，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背景上争论的再度激化。很明显，争论的都是关于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根本性看法，所以有必要再次阐明笔者的基本观点。
　　
　　实际上，对中国国际环境的不同看法所根据的事实都是相同的，问题在于对相同事实的不同判断和评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争论实际表现了中国学者们分析研究当前及未来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度、出发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决定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来说，决定其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形势，包括全球的、地区的和周边的形势，主要是安全形势；国家的综合国力；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和政策。争论已经表明，对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存在很不相同的看法。
　　
　　客观的国际形势是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外部条件，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简单地说，在和平、稳定的国际形势下和在战乱、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当然不同。但在和平、稳定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不一定有利；在战乱、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不一定不利。
　　
　　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中国争取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基础。很明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争取并保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的能力与可能性也将增强。但也存在另一方面的影响，即随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畏惧、防范可能增强。不过两方面相比，前一方面是基本的。
　　
　　正确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和政策是中国争取并保持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历史已一再证明，祇要战略和政策正确，即使国际形势不利、综合国力较弱，也可以争取到并保持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如果战略和政策失误较多，即使国际形势有利、综合国力较强，也可能导致不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当然，战略和政策因素不可能脱离国际形势和综合国力因素而单独起作用，三个因素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共同发挥影响的。
　　
　　如何评估和展望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评估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实际上就是确定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判断威胁的严重程度。但实际情况是，当前和未来都不存在对中国生存的严重威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前和未来中国必然有较好的国际安全环境。至于对中国安全的其他方面的威胁，主要是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防范、遏制，不能忽视、低估，因为从长远看将可能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但也不须看得过于严重，因为毕竟在很长时期中都将主要是潜在的威胁。
　　
　　展望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实际上是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和严重程度，作出战略性的预测，因此，必然着重于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总规律。而且，必须注意不因一时一事的变化，干扰对总趋势、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具体地说，既不能因为一九九九年上半年发生了科索沃冲突、北约提出“新战略”，以及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等事件，而认为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也不能因为二○○○年国际形势较为缓和，而认为天下太平。须知这些都祇是冷战后国际局势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发展大趋势中的起伏，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大趋势，因而不会改变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对当前和未来中国国际环境的争论，具体表现在对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问题当中每一个问题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大体上都是相同的。这清楚地表明，对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正反映了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国际安全环境的不同看法。
　　
　　关于世界和亚太地区总的安全形势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冷战结束的重大冲击已基本过去，两极世界格局向多极世界格局转变的过渡时期，由以旧格局、旧秩序瓦解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进入以新格局的形成、新秩序的建立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都将处于这一阶段之中。冷战结束后即已出现的地区局势的总体缓和、局部动荡，继续是新阶段中世界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特点，并且表现得更明显。
　　
　　所谓总体缓和，在世界范围就是指，在很长历史时期中都将既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也不会发生全球性的大国之间的全面、严重对抗；对于亚太地区来说，就是在很长历史时期中，不会发生涉及地区主要国家和多数国家的大规模战争，以及全地区性的全局、严重对抗。世界和亚太地区总体缓和的安全形势，对于中国的安全明显是有利的。
　　
　　所谓局部动荡，无论在世界和亚太地区都是指，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强度的局部冲突、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地持续不断发生。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这些局部动荡一般没有大国全面、严重对抗的背景，一般也不会导致大国间的全面、严重对抗。局部动荡，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局部动荡，当然对中国安全有不利影响。但真正的不利影响很有限，不仅因为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的相对稳定十发突出，而且作为中国周边局部动荡主要表现的几个地区热点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印巴冲突问题等，都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而且尽管时有较激烈表现，如印巴冲突的几度激化，但同时也都开始了曲折、缓慢的缓解进程，所以，在当前和未来，这些热点问题对中国安全的不利影响至少不会超过冷战时期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际上还将逐渐减少。至于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敎冲突，在有关国家重视并合作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予以较有效的遏制。把这些地区热点问题视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严峻的表现和根据，显然是过于表面化的认识。
　　
　　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一直是对中国的安全有全局性影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认识和判断中国国际安全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认识和判断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尽管中美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的对美政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等，特别还有台湾问题这一中美之间的最敏感问题，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祇是中美双方对于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最重大战略利益和对方对这一利益影响程度的判断。其他诸多因素，包括台湾问题都既受这一决定性因素制约，又围绕其产生影响。所以，判断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就是认识和判断在二十一世纪起初十至十五年或再长一点的时期中，美国确定的最重大战略利益，以及中国和中美关系对此的影响。
　　
　　一九九八年以后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和高级官员、重要研究机构和学者的言论都表明，经过九十年代早、中期的调整，美国冷战后的或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基本形成。美国已明确确定，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中，确保美国在世界和各重要地区的领导地位，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美国为此采取的各项战略措施，从根本上看是两大方面，其一是充分发挥、利用美国综合国力的优势，特别是军事力量和科技实力的压倒优势，保持对美国有利的国际态势；其二是积极促成、建立各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既包括双边的、多边的，也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所有这些既强烈表现了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优势地位和霸权主义心态，也同样充分反映了美国实际上力不从心，特别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受到的多方面制约、必须借助其他国家合作的处境。
　　
　　在美国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对美国战略利益有重要而复杂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现状，特别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大量研究后已经确认：中国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将保持经济较快的持续增长，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增强，但在十五至二十年中不会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将坚持独立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越来越重大作用。显然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是美国领导地位的现实挑战者，但是潜在的重要挑战者；同时，中美之间必然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但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需要并可能得到中国合作。这些就是已基本形成的具有突出双重性的，即全面接触又防范、遏制中国的美国对华政策大框架的基础。这一大框架是相对稳定的，美国政府的更迭可能引起美国对华政策某些具体内容的调整，但这个框架不会有重大变化。因此，已基本形成的中美关系模式，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也将是长期相对稳定的。
　　
　　很明显，当前及未来很长时期中，中国与美国之间，既不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间那样的全面对抗，也不是一九七二年后，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那样的“准盟国”关系，而是诸多共同利益与矛盾、冲突并存。美国为保持其在世界和亚太地区领导地位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如宣扬“新干涉主义”、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军事合作等，特别是某些带有明显针对中国意图的措施，如扩大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适用范围、计画建立东亚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这些威胁大多数不是对中国现实的严重威胁，而主要是长远的威胁，是逐渐形成对中国防范、遏制的战略态势，而且从实际的事态发展看，这种态势并不会顺利形成。所以，既要充分清醒地看到美国对中国安全威胁的存在，又要冷静地估计到这种威胁的有限性和潜在性。祇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安全环境作出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判断。
　　
　　关于台湾问题
　　
　　由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统一问题，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同时台湾问题从出现之日起就存在美国为主的外国势力的严重干预，所以台湾问题从出现至今就一直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台湾问题影响中国安全的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一九四九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严重军事威胁；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形成的军事威胁大为减少，而作为中国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方面的问题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日渐成为主要方面。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方面，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岛内分裂势力逐渐成为岛内政局的主导势力，他们在政治、法律、安全、外交和文化各方面大肆推行分裂祖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随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确定长久保持台湾海峡局势“和而不统”状态政策目标的基础上，美国力图主导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干预台湾问题，更明显地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因而台湾问题更突出地成为中美关系最敏感的首要问题，从而大为增加了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复杂性。
　　
　　但是，就对中国安全影响的严重程度而言，台湾问题的影响实际是比较有限的。首先，慑于大陆方面反台独、反分裂的坚定立场和实力优势，同时也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无论谁担任台湾当局的领导人，公开宣布“台湾独立”的可能性都很小，最可能是搞各种形式的隐性、渐进式台独。所以，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台湾问题对中国统一与领土主权完整的影响，主要不是公开分裂，而是无限期地拖延统一的实现；其次，虽然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首要问题表现更为突出，但台湾问题从来不是中美关系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没有、也不会改变，美国必然利用台湾问题牵制和防范、遏制中国，但美国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则不大。所以，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将是有限度的。
　　
　　中国可能的安全战略与政策选择
　　
　　对于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不同看法，最终都归结到对中国安全战略与政策选择的不同看法。但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安全战略和政策选择，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在冷战结束后，特别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战略与政策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就更为突出。
　　
　　坚持韬光养晦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九十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中国一度面临十分强大的国际压力和严峻的国际环境。邓小平适时提出了著名的二十字方针：“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方针不仅是中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是中国安全战略与政策的指导思想，不能将这一方针视为应对暂时严峻局面的权宜之计，而应深刻认识到这是在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整个历史时期发挥指导作用的战略方针。
　　
　　二十字方针是一个有机整体，韬光养晦是其核心和灵魂。不能错误地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割裂对立起来，认为韬光养晦就祇能无所作为。实际上韬光养晦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紧紧地把握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一根本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扛大旗”、“不当头”，即不把矛头引向自己，以长久保持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正因为中国领导人坚持以韬光养晦为核心的二十字方针，中国经受了冷战结束巨大冲击造成的强大压力，争取到并保持了对现代化建设较快发展有利的和平稳定国际安全环境。可以预料，祇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为核心的二十字方针，在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仍然可以争取到并保持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外交争取有利的国际安全战略态势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是中国争取并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战略措施之一。中国的全方位外交的主要特点是：坚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的战略目标；在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与所有大国发展相对稳定的关系；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全面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积极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各种国际争端。正是通过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外交，中国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冷战结束巨大冲击造成的强大压力，而且大为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形成了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安全战略态势。
　　
　　很明显，在当前和未来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始终是中国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的一项主要战略措施。近来一些人宣称，中国应推行所谓“大国外交”。虽然他们的具体主张很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没有认识到，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以来，就一直作为一个大国在推进自己的外交并取得重大成就，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更是如此。他们宣扬的“大国外交”是突出所谓有“大国责任的需求”，这明显是对韬光养晦的否定。照此办理，肯定不利于保持中国必须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努力增强国力争取有利的国际安全战略地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因而提前实现了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准，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国力的较明显增强，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国际安全战略地位。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一度忽视之后重新重视中国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的加强，是决定性的因素。此外，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这大为加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地位和作用。
　　
　　很明显，祇有增强国力，才能争取并保持有利的国际安全战略地位，并进而争取并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在国际形势相对稳定时是这样，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时更是这样。所以，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祇要没有大规模外敌入侵，中国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根据以上分析，在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二十字方针的前提下，对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以下基本的估计：
　　
　　中国可以在较长时期中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世界和亚太地区长久保持总体缓和的局势、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坚持二十字方针指导下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和政策，决定了中国可以在较长时期中保持现代化建设必须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的突出等对中国的安全没有造成直接的严重不利影响，而且它们的长远不利影响是有可能化解的。
　　
　　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
　　
　　由于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世界与亚太地区的局势，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等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都具有很突出的不确定性，因而使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争取并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是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中国在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仅必须认识到，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引起的复杂情况，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影响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坚持二十字方针指导下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和政策，是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争取和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决定性因素。
　　
　　不能完全排除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
　　
　　虽然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中国都将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但不能完全排除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从而导致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可能性。最有可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并且一旦发生肯定会对中国的安全产生重大的全局性影响的，就是台湾问题。台湾岛内政局的重大变化、美台关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这两方面变化的迭加，都可能导致发生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在台湾问题上发生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必然是台湾当局公开分裂祖国的重大动作，不仅将立即引起海峡两岸关系的高度紧张，甚至导致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将立即引起中美关系的突然重大变化，也并不排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
　　
　　很明显，在台湾问题上发生突发性重大事件，是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对中国安全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事态发展。虽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必须预有充分准备：首先是尽量防止发生，其次是一旦发生可以迅速解决，并将其对全局的影响尽量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