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二○○三年三月号香港《中国评论》
　　
　　（二○○三年二月）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当然包括国内的战略机遇和国际的战略机遇两方面内涵。
　　
　　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机遇，既是在冷战结束以来十几年中世界国际形势的巨大、深刻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而客观存在的，又是在这十几年中，特别是一九九七年以来的新旧世纪交替的五年中，通过正确认识、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展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而促成的。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继续更长时期地保持国际环境的和平稳定。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机遇对此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对国际战略机遇的深刻认识和有效把握，则对此提供了可靠保证。
　　
　　过去五年促成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形成
　　
　　一九九七年以来的五年，正是新旧世纪交替的时期。五年中所发生的一些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件：东亚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南拉夫大使馆、中美军用飞机在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相撞、美国的九一一事件和其后美国在阿富汗及中亚进行的反恐战争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在一些人看来，世纪之交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似乎面临空前严峻的国际环境。但事实是，中国不仅较快地有效化解了这些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冲击，而且促使这五年成为了中国重要国际战略机遇期的最终形成阶段。这既是经过冷战后多年发展变化，世纪之交的国际环境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的表现；又是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综合国力持续较快增强的结果；更是中国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制订的“二十字”战略方针的结果。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战略空间，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国更加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从冷战时期的后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不断扩大，到世纪之交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阔程度：尽管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但在合作——竞争的基础上，中国和所有的大国都建立了平等的和程度不同的伙伴关系；尽管始终存在着对中国不同程度的疑虑，但中国已经与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建立了平等、互利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不仅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一直发挥重大作用，而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也得以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世纪之交，尽管发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件，但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中国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尽管中美之间多次发生麻烦、甚至是严重麻烦，但美国一直没有将中国当作现实的主要威胁，而且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可能较长期地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始终存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但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不断改善，特别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的签订，促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安全、经济领域的友好合作有重大的质的提高；“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及其机制的不断完善，标志着中国与俄国及主要中亚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巩固和强化；尽管存在“中国经济威胁论”，但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持续的亮点，而且日益成为广泛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热点。总之，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各方面，中国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
　　
　　在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中，中国国际战略空间得以不断扩大，国际战略态势得以更加有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外交的成熟和成功。我们始终坚定地坚持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判断，坚持关于世界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曲折中的发展不可逆转的认识；在外交活动中不动摇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制订的“二十字”战略方针，在坚决避免中国成为国际矛盾焦点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外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和地区国际事务中争取发挥更广泛、更重大的作用。所以，如果说世界之交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较快增长，为中国持续扩大国际战略空间、进一步改善国际战略态势，提供了广泛而重大的可能，那么中国成熟和成功的外交活动，则是化解压力、排除干扰，将这些可能变为现实的可靠保证。
　　
　　以合作——竞争取代对抗——结盟的大国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世界和地区的国际事务中，一直发挥着大国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较快地增长，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不断有较明显扩大，而且世界各大国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国关系必然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和国际战略态势直接并主要取决于与中国有关的大国关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中美关系是与中国有关的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牵动中国外交全局的因素。事实上，一九九七年以来引起中国国内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的重大国际事件，除东亚金融危机外，全都属于中美关系问题或与中美关系密切有关。所以，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中国面临重要的国际战略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面对抗，中美关系将保持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而且中美之间可以进行广泛、有效的合作。
　　
　　一九九九年五月的“炸馆事件”和二○○一年四月的“军机相撞事件”，是世纪之交发生的两次中美关系的严重危机。这两次事件都不仅使中美关系下滑到近年来的谷底，而且分别在中国和美国激起了针对对方的激烈情绪。但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两次事件发生后，中美双方都迅速采取行动，以化解事件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并且在不长的几个月中恢复了中美关系。这充分显示了中美双方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高度重视，也充分显示了即使发生严重危机，中美关系也可以得到恢复。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中美关系“既斗争又合作、即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的双重性模式的更明确表现，而且可以肯定这模式将长期存在，从而成为中美关系虽然跌宕起伏、但中美不会全面对抗的基础。
　　
　　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中美关系迅速得到明显改善，普遍认为已达到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最好状态，并且可能由此开始一个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时期。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反恐成为美国首要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同时，反恐成为了中美双方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为反恐不仅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的重要利益；双方十分需要进行战略性合作，并且完全可能进行有效合作，事实上已经广泛开展相关合作。但即使不发生“九一一”事件，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在较长时期中保持相对稳定也是必然的，祇是改善的速度可能缓慢一些。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美之间经济、安全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不断增加，必将导致中美之间对抗不断减少和合作不断发展，这是不会因少数人反对而逆转的大趋势。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特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且在很长时期内都难以化解。但就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也存在保持台海局势相对和平的最低程度的共同利益，并因此有着防止台独势力在台湾海峡挑起事端的共同需要。所以，在未来很长时期中，中美双方不仅需要、而且也可能避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损害。
　　
　　中国对美国不搞对抗的政策是一贯的、稳定的，所以随着美国对中美之间以反恐为核心的广泛的共同利益的日益重视，以及中美之间相应的合作的不断发展，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将进一步减少。因而中美关系将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跌宕起伏的很不稳定的状态，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进入一个相对较稳定的状态并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中保持。显然，这将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国际战略机遇之一。
　　
　　经过冷战结束十几年来的变化、调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已经与所有的世界大国和亚太地区大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或友好合作关系。从深层次上看，更重要的是不仅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而且各大国相互之间，已经初步形成对抗减少、合作发展、竞争增加的合作——竞争关系。这是新型的大国关系，其基础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与竞争。这一关系最主要的特点是，各大国在更加突出自己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彼此的对抗必然严重损害各自的利益，特别是实际上并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需要，而相互合作则完全符合各国利益，并且完全有可能实现。至于彼此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当然不可能消失，但更多地以非对抗的竞争形式表现。
　　
　　合作——竞争的大国关系的初步形成，将从总体上保证大国关系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而这对于减少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的重大起伏和曲折，对于进一步巩固世界局势的总体缓和都很有利，这些都是中国需要的国际战略机遇。合作——竞争的大国关系的初步形成，还意味着任何两个大国关系的改善一般不会或至少不会严重损害其他大国的利益，这也是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机遇。例如美俄关系的改善与否、都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因为美俄关系的改善并不针对中国；而且由于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同时也在发展，中美俄关系表现出更明显的合作——竞争特点，因而中国的地位实际上更有利。
　　
　　总之，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无论是与中国有关的大国关系还是从总体上看的大国关系，尽管必然存在着大量矛盾和利益冲突，但减少对抗、发展合作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较长时期中，合作——竞争的大国关系将代替对抗——结盟的大国关系，从而不仅有利于保持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而且有利于减少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的重大起伏、曲折，有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总体缓和。
　　
　　把握正确的对外战略和政策
　　
　　中国的国际环境由三个基本要素决定：客观存在的国际关系、国际形势，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其中，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是最重要的，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如果客观的国际关系、国际形势不利，中国的综合国力较弱，但对外战略、政策正确，也可能争取到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如果客观的国际关系、国际环境比较有利，中国的综合国力比较强大，但对外战略、政策出现重大失误，也完全可能导致很不利的国际环境。在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期中，中国尤其需要重视避免出现后一种情况。
　　
　　经过冷战结束以来十几年的发展和调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面临着总体上有利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但是，仍然存在战略机遇期中断或不能把握的可能，必须始终予以足够重视。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始终存在很多很多不稳定因素并时有表现，从而导致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在大趋势相对稳定中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发展不断有新问题、新困难出现，从而可能导致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减缓甚至停顿。对这些无疑都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防止发生，但最需要重视并避免出现的，是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大失误。与前两项相比，这后一项更容易出现，影响更大，而实际却相对容易防止。
　　
　　在中国的现实中，面对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自己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那种因此而忽视各种不利因素、问题和困难的情况，而忘乎所以、头脑发热出现的可能相当大。近几年来一再出现的种种论调，诸如：“现在不应再韬光养晦，而应有所作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太软”等等，就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如果听凭这些人的情绪干扰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必然导致严重困惑。
　　
　　中国必须有忧患意识。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国家就会失去活力，发展就可能停顿。但是，忧患意识必须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大形势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必须与国家战略目标一致。当年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早打、大打、打核大战”为依据，大搞“深挖洞”和“三线建设”的所谓忧患意识，给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应永远铭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忧患意识应更多地表现于如何在科技的日新月异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