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三月）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台湾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插手、干预。从一九五○年六月至今的五十年中，美国的插手、干预始终是阻碍解决台湾问题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插手、干预，台湾问题就不可能至今还不得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统一大业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把是否接受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视为其他国家与中国关系中首要的原则问题。美国接受中国关于台湾问题原则立场的核心，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建交的前提和基础；中美建交后，美国是否真正、完全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又成为导致中美关系一再发生重大起伏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中美关系首要的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干扰作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当前的大国关系中，一国的内政问题对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有如此重要影响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正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变化，特别是能否建立中美之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消除或者至少尽可能地减少台湾问题的干扰作用。为此，中美双方，但首先是美国，需要有高度的战略远见和政治智慧。
　　
　　一、世纪之交台湾问题的发展变化
　　
　　一九八七年底以后，台湾海峡两岸将近四十年的隔绝逐渐被打破，长期的全面军事对抗也逐渐有所缓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都有大幅度发展。但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出现与海峡两岸经贸、文化关系大幅度发展同步的进展，而是与之相反，在经历了九十年代的起伏后，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解决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台湾问题最根本的变化是，台湾岛内分裂祖国势力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台湾问题的核心由一九八八年以前的海峡两岸中国合法代表的斗争，转变为统一中国与分裂中国的斗争，即统独斗争。台湾问题的这一根本性变化，构成了世纪之交台湾问题最重要的特点，并从而对中美关系有比一九八八年之前更复杂的影响。
　　
　　（一）台湾岛内分裂祖国的势力的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就一直存在以争取所谓的台湾“独立”为目标的分裂祖国势力的活动。一九八八年初，李登辉成为台湾的领导人之后，在他的纵容和支持下，岛内分裂祖国势力的活动大为加剧，这股势力自身也迅速得到发展。一九八八年以来的事态发展已经清楚地表明，李登辉本人就是岛内分裂祖国势力的代表。
　　
　　李登辉在台湾执政的十二年，是在实现所谓的“民主化”的旗号下，大肆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十二年。尽管李登辉自己不遗余力地吹嘘所谓的台湾“民主化”经验，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也对此加以赞扬，但实际上台湾黑金政治泛滥、官场腐败成风以及李登辉的专横独裁等都表明，台湾的所谓“民主化”祇是一个畸形的怪胎，而决不是什么“成功的典型”。可是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行径，在这十二年中却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九八八年以来，李登辉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分裂祖国的所谓“李登辉路线”，在政治、军事、外交、政党、人事安排、文化敎育等各个领域全面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公然声称海峡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最集中地表现了他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造成了台湾岛内分裂祖国势力不断发展的严重恶果，直接导致了海峡两岸统独矛盾的激化。
　　
　　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期间，对于岛内台独份子的活动一直予以严厉的镇压。一九八八年李登辉执政后，在“民主化”旗号下，以开放“党禁”为名，行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发展坐大之实。在李登辉庇护下，短短几年时间台独势力就迅速发展成为岛内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成为分裂祖国活动的急先锋。现在，在岛内不仅早已可以公开合法地宣扬各种分裂祖国、要求所谓“台湾独立”的言论，而且公然以台独为宗旨的政党、团体纷纷跻身于台湾政坛，控制了越来越大的权力。通过两次县市长选举，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已获得台湾二十五个县市中的十三个县市长职位。特别在二○○○年三月的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民进党从而成为执政党。尽管陈水扁当选的原因很复杂，但在选举过程中李登辉的鼎力相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则是重要的基础。
　　
　　在执政的十二年中，李登辉一直处心积虑地通过“修宪”等法律措施，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李登辉先后进行了四次“修宪”，都是以“民主化”、“宪政改革”为名，行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之实，其中最突出的一次就是通过“修宪”，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改为由台澎金马民众“直接选举”。这一被李登辉吹嘘为“民主化标志”的动作，实际上就是在法律上将“中华民国”限定在台澎金马，为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奠定法律基础。除“修宪”外，李登辉还采取了其他法律措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废省”，即“废除”台湾省和福建省，而将台澎金马的二十五个县市全部直属于所谓的“行政院”。“废省”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在法律上确定“中华民国”即台湾，台湾即“中华民国”，以及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经过十二年的发展，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岛内分裂祖国的势力现在已成为岛内政坛的主流势力。尽管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祖国大陆反分裂、反台独坚定立场的强大压力，岛内分裂势力至今还不敢正式分裂祖国，但他们愈演愈烈的分裂祖国活动，已经导致海峡两岸统独斗争的严重激化，并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复杂的影响。
　　
　　（二）海峡两岸在国际上的斗争日益激烈
　　
　　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不断加紧推行所谓的“务实外交”，即公然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开拓台湾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突出台湾所谓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为目标，采取“更实际、更灵活、更具有前瞻性的作为”，“提升和突破”台湾的对外关系。台湾当局提出并推行“务实外交”。最初主要是企图以此为策略，摆脱国际上严重孤立的困境，但很快台湾当局就把“务实外交”上升为与其大陆政策并重的一项战略措施，成为他们分裂祖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要手段。所以，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理所当然地遭到祖国大陆的坚决反击。十二年来海峡两岸在国际上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日益激烈，是海峡两岸统独斗争严重激化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经过不断调整，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的主要内容已明确为：与“无邦交国”建交复交；与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发展实质性关系；争取参加更多的国际组织，并以后两项为重点。推行“务实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直接的金钱收买与开展投资和贸易相结合，并且“以经贸为主轴”。推行“务实外交”的物件，以在世界和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以及对台湾的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重点，如美、日及东南亚国家等，但随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台湾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如一度曾以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国家为重点。在争取参加更多的国际组织方面，以在国际事务中有重要影响并最有利于突出台湾所谓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的官方、半官方国际组织为重点，首要目标就是“参与”联合国。台湾当局发展与有关国家的“实质关系”，是在与这些国家不可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以各种方式发展尽可能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包括互派各种半官方的“代表处”等机构、接待台湾领导人出访、高级官员互访、签订具官方性质的经贸协定、发展军事合作等等。值得重视的是，台湾当局在推行“务实外交”中，一直把发展同美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作为突出的重点，并力图跻身于亚太安全合作的国际组织。很明显，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就是要分裂祖国，在国际上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
　　
　　从一开始，祖国大陆就对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在一切国际事务中坚决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决不允许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得逞。但是，祖国大陆对于台湾同胞进行国际经济、文化交往的需求一直予以理解和关心。一九九五年一月三日，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进行这类活动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祖国大陆的严正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十二年来台湾当局虽然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李登辉等多次亲自出马，但推行“务实外交”收效甚微，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孤立的困境年甚一年，而且引起了台湾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对。现在，台湾已经换由民进党的陈水扁执政，可以预料，尽管策略和手法将有所改变，但新的台湾当局也决不会停止推行“务实外交”。所以，海峡两岸在国际上的激烈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一九九八年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两场最严重的危机，都是由海峡两岸在国际上的斗争引发的。第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以所谓“校友”身份访美引发的危机；第二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造成危机。同时，这两场危机又导致了九十年代中美关系原重大起伏。显然，海峡两岸在国际上的激烈斗争，不仅是海峡两岸统独斗争严重激化的最重要表现之一，而且是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之一。
　　
　　（三）海峡两岸统独斗争严重激化
　　
　　台湾海峡两岸从一九四九年开始长达近四十年的隔绝，在一九八七年底之后逐渐打破。在过去十二年中，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经过持续较快地发展后，已经达到很大规模。据到一九九九年底的统计，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十二年中海峡两岸贸易总额为一千六百亿美元，其中一九九九年为二百三十四亿美元；海峡两岸人员往来为一千五百万人次，其中一九九九年为一百八十万人次。此外，十二年中台湾对祖国大陆投资协定金额为四百四十亿美元，实际利用资金二百一十五亿美元，到一九九九年底，祖国大陆共有台资企业四万四千家。显然，海峡两岸之间已经建立起十分密切的经济关系。与此形成重大反差的是，十二年中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始终处于僵持状态，特别在一九九四年之后还接连发生严重危机。实际上，台湾问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虽然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但台湾问题能否解决、如何以及何时解决，必然祇能取决于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
　　
　　蒋氏父子在台湾执政期间，他们坚持反共立场，导致海峡两岸的长期军事对抗和隔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在一九八八年以前的近四十年中，台湾问题的核心一直是海峡两岸谁是中国合法代表的斗争，这充分表现了台湾问题是一九二七年以来的中国内战的延续这一重要属性。一九八八年李登辉执政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他认为权力基础巩固之后，就公然背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极力推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祖国的政策，这不仅直接导致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始终处于僵持状态，而且更导致了海峡两岸之间统独斗争迅速地严重激化。现在，统独斗争，即争取实现祖国统一与企图分裂祖国的斗争，已经成为台湾问题的核心。统独斗争集中表现于坚持还是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还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世界上祇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和国际法准则确定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分裂祖国的势力，不仅把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且在十二年中，一方面通过所谓的“民主化”、“宪政改革”，力图使台湾成为“独立的国家”、与祖国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并力图在历史上、文化上割断海峡两岸的血脉联系；另一方面则加紧推行“务实外交”，通过开拓“国际生存空间”，在国际上突出台湾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并力图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保护”。由于关系到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海峡两岸之间统独斗争的严重激化，已经使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深感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这必然使台湾问题对外国，首先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影响更突出，也更敏感，并从而对他们的台湾问题政策也产生重大影响。
　　
　　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抛出“两国论”，引发了近年来海峡两岸之间一场最严重的统独斗争。面对这场斗争，美国一方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对台湾的“三不支持”，另一方面又强调对所谓的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并进一步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美国的这些作为，使一九九九年下半年以后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显然，海峡两岸之间统独斗争的严重激化，已经成为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直接涉及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中美关系的基础。今后，这一斗争的影响将一再表现出来，并且会越来越突出。
　　
　　二、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调整
　　
　　从一九五○年六月美国直接插手台湾问题开始，直到今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即美国从来没有改变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把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的立场。但出于美国的利益，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却多次进行明显的调整，并从而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从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又一次调整其对台湾问题的政策，这是美国在冷战后重大战略调整的基础上，制定其新世纪安全战略，首先是亚太安全战略的努力的组成部分。到一九九九年，调整后的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大框架初步形成。可以预料，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各项具体动作，都不会突破初步形成的大框架，而祇是在这一大框架中不同幅度地摆动。这一政策大框架是台湾问题影响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基础，这种影响将在二十一世纪相当长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得到充分表现。
　　
　　（一）美国调整对台湾问题政策的背景
　　
　　一九七九年中美建立后，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台湾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并不是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因为对抗苏联扩张这一重大的中美共同战略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冲突，而且还因为受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建交等重大事件冲击，当时台湾当局主要忙于岛内的调整巩固，海峡两岸虽然持续处于全面的军事对抗之中，但关系却相对平静。所以，在整个八十年代中，从总体上看，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表现出既维持与台湾的关系，又不因此而明显干扰中美关系的基本趋向。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上，特别在中美关系重大变化的直接影响下，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很可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具体利益都产生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一九九二年九月布希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军用飞机，导致中美关系发生重大麻烦，这是中美建交以后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第一次严重冲击。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最严重的冲击是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和其后的事态发展。克林顿政府同意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首先直接导致中美关系下降到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国以“回国述职”的名义召回了驻美大使。更严重的是，随着台湾海峡局势的急剧紧张，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美国多次派遣航母战斗编队通过台湾海峡或到达其附近海域，这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第一次处于兵戎相见的边缘。这两次严重冲击清楚地表明，在共同对抗苏联这一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不复存在后，台湾问题在新形势下再度突出。台湾岛内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岛内分裂势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海峡两岸之间统独斗争的激化和台湾海峡局势的一再紧张，更使美国日益深刻地感到台湾问题对美国利益影响的敏感性和尖锐性。所以，美国必然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但必须强调，在深层次上，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是导致美国调整对台湾问题政策的最根本原因。在整个九十年代中，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和诸多具体利益造成了明显的不利影响，而台湾问题正是导致中美关系起伏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也就必然要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以及海峡两岸统独斗争激化等因素，决定了美国这一次调整对台湾问题政策的主要取向是：强化以台湾问题对中国的牵制、防范；避免或降低美国直接卷入台湾海峡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为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越来越明显的积极干预，而不是主要祇对事态的发展变化作出反应。同时，由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再度突出，美国又日益重视中国和中美关系在其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所以，在这次调整中，美国更加重视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与其整个亚太安全战略的紧密结合，实际上必然将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直接纳入其亚太安全战略。
　　
　　（二）影响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主要因素
　　
　　从美国开始插手台湾问题之时起，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就一直取决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和对华政策、美国国内政治状况的共同影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海峡局势有关。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调整中，这些因素同样表现出它们的影响。
　　
　　第一，美国二十一世纪亚太安全战略的影响。台湾问题从出现之日起，就一直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所以，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历来是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之一。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不断调整，美国的二十一世纪亚太安全战略已基本形成。分别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公布的两个美国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美国政府和军方其他大量有关文件中，都强调美国二十一世纪亚太安全战略目标是，通过建立和保持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的相对稳定，确保并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一战略目标得到美国朝野的普遍赞同，是包括对台湾问题政策的美国各有关政策的基础。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这一目标都将对美国的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有决定性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把作为中国内政问题的台湾海峡局势问题，列为亚太地区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所以，美国一直把所谓的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和平稳定，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同时也作为其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更须重视的是，美国一直认为台湾对于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是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延缓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现实的主要威胁的时间；二是台湾在东亚的重要战略位置，对美国保持和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有重大意义；三是是否“信守”所谓的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对于某些亚太地区国家对美国“领导能力”的信心有重大影响。所以，美国决不会“放弃”台湾，这是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核心，不仅过去几十年如此，而且今后还将表现得更明显。
　　
　　美国二十一世纪亚太安全战略对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的影响，反映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表现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意图。所以，这种影响不仅是决定性的，而且必然是长期保持的。
　　
　　第二，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从台湾问题出现之时起，就一直是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又一个决定性影响因素。二十世纪九十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跌宕起伏，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严重摇摆。经过不断调整，到九十年代后期，冷战后的或者说新世纪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轮廊逐渐明朗。现在，“全面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正日益明显地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并且由于这一政策，九十年代中已明显表现的中美关系模式，“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在二十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将表现得更加明显。
　　
　　“全面接触加遏制”，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最突出双重性的政策。一方面，美国日益重视中国和中美关系可能带给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和诸多具体利益，因而需要保持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并不断扩大中美之间多方面的交往、合作；另一方面，美国日益认为中国是美国潜在的主要威胁之一，必须加强对中国的防范、遏制，这已成为美国二十一世纪亚太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美国对华政策突出的双重性决定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必然具有突出的双重性，这也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为明显的。一方面，美国企图尽可能地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特别是对中美关系的严重损害；另一方面，美国明显地把台湾问题作为防范、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不仅利用台湾问题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牵制中国，通过使中国长久不能实现统一，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减少中国可能对美国的所谓威胁，而且利用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筹码，以争取美国诸多利益。
　　
　　美国二十一世纪的对华政策和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对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影响，不仅表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意图，而且反映了美国诸多的具体利益。所以，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必然是既坚持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的统一进程，又企图尽可能减少台湾问题对美国利益损害的具有突出双重性的政策。
　　
　　第三，美国国内政局及其发展变化的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国内一再出现反华浪潮，这是冷战后美国国内政局发展趋于保守化的表现之一。一再出现的反华浪潮对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明显影响，并从而对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有重要影响。美国存在亲台反华势力，他们出于根深蒂固的反华反共意识形态和与台湾分裂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再掀起反华浪潮的同时，日益明显地支持台湾的分裂势力，促使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一再向支持台湾方面倾斜。此外，在美国的两党政治斗争中，特别是争夺总统职务的斗争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比过去更明显地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在两党竞相表示对台湾分裂势力支持的基础上，美国的对台湾问题政策必然明显向支持台湾方面倾斜。总之，美国国内政局的发展变化是促使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一再向支持台湾方面倾斜的重要因素。
　　
　　由于台湾分裂势力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统独斗争大为激化，多次引发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海峡两岸之间的统独斗争还将更加激烈，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将一再出现，这必将促使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表现出更突出的双重性。一方面，从台湾问题出现之日起，美国就一直是台湾当局和岛内分裂势力最主要的支持者，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分裂势力的变本加厉活动，就与美国的支持密切相关，所以，随统独斗争的激化和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必将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台湾海峡一再出现紧张局势不符合美国利益，将对美国推行其二十一世纪的亚太安全战略和对华政策造成重大干扰，所以，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将更加重视防止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
　　
　　（三）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大框架
　　
　　一九九九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些重要动作。这些表明，经过一九九七年夏天以来的调整，世纪之交的美
　　
　　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大框架已初步形成。尽管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肯定会一再摆动，甚至发生很大幅度的摆动，但一般不会突破已初步形成的政策大框架。
　　
　　第一，在美国主导下长久保持台湾海峡局势“和而不统”状态，明确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
　　
　　本目标。一九九七年夏天以后，美国一些重要政界人士和学者公开鼓吹，在台湾问题上应实现“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和平稳定现状”，表现出美国保持台湾海峡局势“和而不统”现状的明显企图。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则清楚地显示，长久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和而不统”现状，已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目标。
　　
　　“两国论”抛出之初，美国主要担心台湾当局如有“两国论入宪”等进一步实质动作，必将导致台湾海峡局势更加恶化，甚至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七月十二日之后的十几天中多次公开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对台湾的“三不支持”；七月下旬台湾当局向美国承诺不会“入宪”、“立法”后，美国则转而强调对所谓的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并在七月下旬批准向台湾出售五点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甚至扬言如祖国大陆对台动武，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美国的这些动作既对台湾有所约束，又对祖国大陆施加压力，目的就是在美国主导下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现状。
　　
　　美国企图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现状，就是既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相对和平的现状，又保持海峡两岸长久不得统一的现状，即“和而不统”的现状。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相对和平，是美国实现二十一世纪亚太安全战略的需要；保持海峡两岸长久不得统一的现状，同样是美国实现二十一世纪对华政策的需要。所以，美国的这一对台湾问题政策目标将是相对稳定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克林顿提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解决海峡两岸争端、海峡两岸进行政治对话，就是这一政策目标的明确表现。
　　
　　第二，企图主导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趋向。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后的很长时期中，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趋向一直是，在保证所谓的台湾“安全”的前提下，着重于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作出反应。一九九七年夏天美国开始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一些重要政界人士与学者公然提出，美国应是海峡两岸关系的“保证者”和“仲裁者”，明显地表现出主导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企图。一九九九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几个重要动作则清楚地表明，主导海峡两岸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趋向。
　　
　　一九九九年三月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正式提出，海峡两岸应考虑签订若干个“中程协定”，以就海峡两岸之间一些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进行对话以达成协定，包括所谓的“对台湾的导弹威胁”以及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问题、台湾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问题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海峡两关系相对稳定的现状”。显然，美国提出并推动海峡两岸签订“中程协议”，标志着促使海峡两岸关系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变化，已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趋向。此后，美国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的一系列动作，以及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竞选开始后美国的频繁活动，都十分清楚地表现了这一政策倾向。
　　
　　从根本上看，美国企图主导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倚仗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的安全战略在台湾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反映了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与其安全战略，特别是与其亚太安全战略的紧密联系。必须重视的是，这一政策趋向清楚地显示，美国不仅不会改变其坚持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祖国进程的一贯立场，而且将更积极主动地干预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使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美国将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造成更大的不利影响。
　　
　　第三，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再次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重点。从一九五○年六月台湾问题出现，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美台军事安全关系一直是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重点。中美建交后的十多年中，尽管主要通过保持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始终存在，但这一关系在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一九九七年夏天以来，在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调整中，包括克林顿在内的美国朝野重要人士，越来越强调美国对所谓的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特别在一九九九年中，美国采取了加强美军事安全关系的几个重要步骤。这些表明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再次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重点。
　　
　　一九九九年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的加强表现出值得重视的特点：（1）美国官方人士更加强调美国对所谓的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甚至扬言如祖国大对台湾动武，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这是明确表示美国将以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作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和而不统”现状的重要手段。（2）通过增加向台湾出售导弹防御系统所需的先进武器装备、扩大美台军方高层人士的往来，加强美台军事科技合作等措施，大为加快将台湾实际纳入美国正在积极实施的建立东亚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计画的进程，而且这已成为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的核心。这表明，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是美国推行其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美国防范、遏制中国的重要举措之一。（3）美国的亲台反华势力积极推动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的加强，他们不仅大肆散布种种有关的言论，而且极力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企图在实际上恢复美台军事同盟关系。（4）克林顿政府一再强调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祇是“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这表明，美国仍然顾忌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的严重的损害。
　　
　　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充分表现了美国决不会“放弃”台湾的立场，同时这又是对中国主权最直接、最明显的侵犯。所以，尽管美国政府企图减轻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可能对中美关系的损害，但这肯定是今后中美关系一个突出的热点问题。
　　
　　第四，突出的双重性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特点。一九九九年在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事件中，美国的举措都表现出突出的双重性。美国一方面以“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和平稳定”为由，提出并推动海峡两岸签订“中程协定”，一方面又积极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加紧在实际上将台湾纳入TMD；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首先并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对台湾的“三不支持”，一方面又强调所谓的对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甚至扬言如祖国大陆对台动武，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在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中，美国一方面声称“并不具体支持哪个候选人”，一方面又强调“当选者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的这些表现清楚地显示，突出的双重性已经成为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基本特点。
　　
　　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突出的双重性，首先是美国对华政策突出的双重性在台湾问题上的必然反映。美国既要保持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交往，又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遏制，在台湾问题上就必然既不能因为台湾问题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又决不会“放弃“台湾并充分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其次，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突出的双重性，又是美国长久保持台湾海峡局势“和而不统”基本目标的必然结果。美国要实这一目标，就必然既要防止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特别是突发的严重冲突，又要拖延、阻碍中国实现统一的进程。再次，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突出的双重性，是美国企图主导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变化基本政策趋向的必然表现。美国主导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就必然既对台湾当局某些公然分裂祖国的行径有所约束，又对祖国大陆方面保持压力。
　　
　　由于美国长久保持台湾海峡局势“和而不统”状态这一基本政策目标的核心是长久保持“不统”，而且在这一点上美台目标一致，所以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突出的双重性，从根本上说必然明显地向支持台湾方面倾斜。例如，美国的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祇是以不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限度，而在保证台湾的“安全”方面却不遗余力给予全面支持。所以，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突出双重性，必然一再引发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可能消除或减少矛盾和冲突。一九九九年的事态发展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今后的事态发展将继续显示这一点。
　　
　　三、台湾问题对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
　　
　　从出现之日起，台湾问题就一直对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五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发展进程表明，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台湾问题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中美双方各自追求的战略利益和目标以及这种追求在中美关系上的表现和影响。总体来看，当中美关系良好时，即中美双方追求的战略利益和目标较为一致，而且明显超过双方的分歧与冲突时，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就明显较小；当中美关系恶劣时，即中美双方追求的战略利益和目标明显不同，甚至严重冲突时，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就十分突出。特别要注意的是，当中美关系处于重大调整、转折之时，台湾问题往往对中美关系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
　　
　　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跌宕起伏和一系列重大调整后，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进入了五十多年以来的又一个新阶段。在中美双方各自追求的战略利益和目标都有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的大背景下，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有重大变化。可以预料，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台湾问题不仅将在中美关系中再度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而且将是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引发中美之间重大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中美双方都必将更加重视台湾问题及其影响。
　　
　　（一）台湾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底，由于美国直接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一九七二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就是分别以美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为前提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间，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继续存在，但不很突出。一九八九年以后，特别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在这一期间，虽然由于所谓的人权问题，以及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中美之间麻烦、冲突不断，但中美关系下降到建交以来最低点的两次严重危机，却都是由台湾问题引起的，即一九九二年九月布希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军用飞机以及一九九五年六月克林顿政府同意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及其后的事态发展。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受到了中美双方的高度重视。
　　
　　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一九九八年六月克林顿总统访华，就都是经双方对台湾问题取得共识为前提的。在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美方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时则明确表示对台湾“三不支持”，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援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显然，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对台湾问题及其影响的高度重视，都充分显示出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重大变化和调整的结果，实际上也正是这种变化和调整的主要表现之一。必须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稳定的，因而中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外交路线，以及相应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美政策都是稳定的，即使在冷战结束引起的国际环境重大变化中也保持着稳定。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冷战结束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和调整，主要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和调整所决定的。一九九一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所谓的西方的“胜利”特别是美国的“胜利”面前，一个时期中，美国朝野普遍认为由于苏联解体，已无须联合中国对抗苏联，所以中国及中美关系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已大为下降，美国可以在事关中国利益的很多问题上，包括在台湾问题上，不再像过去那样“照顾”中国的利益、考虑中国的反应。一九九二年九月布希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军用飞机，固然直接的原因是当时选举的需要，但根本的原因则是这种对中国和中美关系重视程度的明显下降。九十年代中期前后，美国朝野开始重新重视中国和中美关系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但这种重新重视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认识到美国在保持亚太地区稳定、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需要借助中国，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对美国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随中国国力的持续较快增长，美国日益明显地视中国为潜在的主要威胁。这两方面同时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双重性的基础，而且还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内反华势力活动大为加剧，对台湾的支持日益增强的基础。一九九五年六月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以及其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严重干预，固然与克林顿对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和其本人的实用主义作风有关，但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防范、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事关祖国统一大业和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从台湾问题出现之日起，始终坚持不允许外国干预的严正立场。所以，美国违背有关的承诺，一再强化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必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显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调整，特别是强化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导致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关系虽然数次发生重大危机，但中美关系没有破裂，更没有回到全面对抗状态。这表明，中美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和在此基础上的中美交往、合作，在冷战后时期、在二十一世纪，对双方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的。因此，一再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必然受到中美双方的高度重视。中国方面不仅因为台湾问题事关统一大业一贯予以高度重视，而且从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出发，高度重视并积极争取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不利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在八十年代就指出的，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不要求美国作什么，而祇要求美国不要做什么，即祇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干预台湾问题。美国方面高度重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主要是担心中美关系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甚至破裂，但美国并不准备“放弃”台湾，在一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仍然坚持插手、干预台湾问题。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可以肯定台湾问题将仍然是中美之间最突出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充分表现了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战略利益与目标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并加剧，以及同时存在重大的共同利益和一致目标的错综复杂局面。这种局面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双方战略利益和目标重大调整的必然结果，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存在。所以，不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且在二十一世纪相当长时期中，台湾问题都必然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
　　
　　（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唯一无法通过双方的妥协加以消除的重大矛盾和冲突。除台湾问题引起的麻烦和冲突外，一九八九年六月以来，中美之间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大小麻烦和冲突，其中有的也曾对中美关系造成十分严重的冲击，例如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国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矛盾和冲突当中，一些由于中美的意识形态不同引起，如所谓的人权问题等；更多的则是由于中美之间各种各样的具体利益矛盾所引起，如市场准入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等。导致这些麻烦和冲突的直接原因往往是美国企图将其立场、政策强加于中国，从而损害中国的利益，这实际上是美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的霸权主义心态和政策在中美关系中的具体表现。虽然这些麻烦和冲突反映了中美之间诸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有的还很严重，但实际上这些麻烦和冲突基本上都通过双方不同程度的妥协，得到缓解以至于消除。因为在这些麻烦和冲突中，中美双方实际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妥协和回旋的空间。但是，台湾问题及其引起的中美之间的麻烦和冲突则完全不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统一大业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没有，也决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美国出于保持并扩大其在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在可预见的时期中决不会“放弃”台湾，所以尽管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可以调整，但对于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这一点决不会做出“让步”。显然，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不仅是双方根本利益的矛盾、冲突，而且是无法通过双方的妥协消除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台湾问题引起的中美之间的麻烦和冲突，没有一次真正消除，而都祇是暂时搁置起来，因而一再重新引发新的麻烦和冲突。所以，无论从对中美关系冲击的严重程度看，还是从不可能通过双方妥协来消除看，台湾问题都已成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引起的麻烦和冲突具有明显的突发性，而且往往一旦发生就难以控制而一再升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实际事态发展已经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台湾当局坚持推行“务实外交”，不惜花费大量财力、人力，极力全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包括大量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推动美台高级官员互访、争取美国对台湾“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支持等等，有时可能在某一问题上取得“突破”，这是导致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引起突发性麻烦和冲突的基本原因。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亲台反华势力，他们与台湾当局推行的“务实外交”密切配合，不仅大肆制造、散布各种支持台湾当局分裂祖国行径的论调，混淆视听，而且利用国会，极力争取形成支持台湾当局分裂祖国行径的各种法案，并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改变一九七九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他们的动作有时会在某一问题上取得“成功”，这是导致台湾问题引起中美之间突发性麻烦和冲突的又一个基本原因。美国领导人出于党派斗争、选举等的利益需要，在涉及台湾问题时采取实用主义做法，企图以给予台湾当局重大支持的行动，换取选票等政治利益，他们还往往存在侥幸心理，或者在采取支持台湾当局行动的同时，继续申明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甚至采取某些改善中美关系的行动，以“换取”中国对他们行动的“默认”，或者以所采取的行动没有超出“与台湾关系法”等范围，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他们的做法有时会造成某些“突变”，这是导致台湾问题引发中美之间突发性麻烦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则是台湾问题引发的麻烦、冲突一旦发生，往往难以控制而一再升级的原因。所有这些共同决定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往往突发性地引起中美之间的麻烦和冲突，而且一旦发生其前景往往难以预料。
　　
　　决定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各项原因，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台湾问题都将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即使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已相对稳定，祇要台湾问题存在，中美之间就可能出现突发性的麻烦和冲突。
　　
　　（三）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有限度的
　　
　　虽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而且难以通过双方的妥协消除台湾问题引发的麻烦和冲突，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实际事态发展又清楚地表明，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有限度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之间的麻烦和冲突。即使其中最严重的两次，即一九九二年九月布希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军用飞机和一九九五年六月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访美及其后美国航母战斗编队通过台湾海峡，都没有导致中美关系破裂，而且事后中美关系都较快得到恢复。
　　
　　实际上，台湾问题从出现之日起就祇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干扰因素，而从来不是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所以，尽管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中美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时甚至有决定性影响，但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包括是否发生转折性变化，并不取决于台湾问题，而祇取决于中美双方对于一定历史时期中各自战略利益的判断。一九七二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进程、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都是如此，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中美关系的变化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中，尽管台湾问题引发了两次最严重的危机，但中美关系的走向并不取决于台湾问题，而是取决于中美双方对于冷战后时期各自战略利益的判断。台湾问题引发的严重危机没有导致中美关系破裂，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都需要保持中美关系不破裂；危机后中美关系较快得到恢复，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需要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和中美之间的合作、交往。所以，台湾问题祇是作为最重要的干扰因素，大为加剧了中美关系的起伏和不稳定，而没有，也不可能决定或者改变冷战后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必然是有限度的。
　　
　　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之间麻烦和冲突的强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程度，完全取决于美国插手、干预的程度。所以，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影响的限度，实际上就是美国插手、干预台湾问题的限度，实际也就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与其整个对华政策，甚至亚太安全战略的平衡程度。对于美国来说，其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台湾问题插手、干预的程度，从台湾问题出现之日起就始终从属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亚太安全战略。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随着美国战略利益和具体利益更明显地多元化、复杂化，这种从属性甚至更为突出。美国坚持插手、干预台湾问题，目的在于利用台湾问题防范、遏制中国，延缓中国成为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谓的领导地位的主要威胁的时间，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以美台关系取代中美关系，因为台湾和美台关系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根本无法与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相比。所以，虽然美国决不会“放弃”台湾，将因台湾问题与中国一再发生麻烦和冲突，但美国同时将尽量避免或至少减少因台湾问题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更不会因台湾问题而使中美关系破裂。首先，美国在全面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包括大力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的同时，将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会严重动摇中美关系的这一基础，虽然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祇是不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和不与台湾进行过分明显的官方往来，因而必然与中国的立场存在重大差别；其次，美国在以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相对和平的名义，强调所谓的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并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也会对台湾当局某些公然分裂祖国的行径有所约束，并强调美台军事合作祇是增强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例如强调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装备是所谓的“防御性”武器装备，虽然实际上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都是攻防兼备的。美国的这些立场和具体做法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发生的麻烦和冲突的严重程度是有限的，因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有限度的。但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台湾问题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甚至导致中美关系破裂的可能，主要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统独斗争不断激化的形势下，一旦海峡两岸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而美国又对之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则中美关系必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破裂。
　　
　　对于中国来说，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决不会与美国妥协。但中国高度重视保持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如果美国有所收敛，中国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使麻烦和冲突有所缓解。当然，这并没有真正消除麻烦和冲突，实际祇是把麻烦和冲突暂时搁置起来。但有利于保持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也限制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影响的严重程度。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干扰因素，而不是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这是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基本属性，从台湾问题出现之日就是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将仍然如此；中美双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对于台湾问题引发的麻烦和冲突的立场和相应的具体做法，虽然实际上祇是将这些麻烦和冲突暂时搁置起来，但却在此基础上大体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并为中美双方所接受，可以预料这些立场和具体做法，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将继续保持。由于这两方面，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将是有限度的。但是，由于台湾问题本身的发展变化，以有美国坚持插手、干预台湾问题，不能完全排除在很特殊情况下台湾问题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甚至导致中美关系破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