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二○○三年二月号香港《中国评论》
　　
　　（二○○三年一月）
　　
　　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中美关系明显而且迅速得到改善，可以说，现在已达到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最好状态。于此同时，台海局势紧张，不仅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辉“两国论”引起的台海紧张局势一直没有缓解，而且由于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紧张局势甚至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与台海局势进一步紧张同时存在，是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新模式。
　　
　　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关系迅速改善
　　
　　二○○一年布希总统执政后的头几个月当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处于明显的摇摆不定状态，而且明显向强化对中国的防范、遏制倾斜。但从七月下旬开始，中美关系有所回升。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得到迅速而明显的改善。十月，布希总统出席在上海召开的APEC成员国首脑非正式会晤，在与江泽民主席会晤后称，中美关系是“建设性合作关系”，表明其对华政策的重点开始转为中美之间的合作；二○○二年二月布希总统访华，四月胡锦涛副主席访美，十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中美两国领导人如此密集互访，为中美建交以来所仅见。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以共同反恐为中心的合作、交往，包括军事合作、交往，迅速恢复并发展到新的较高水准。显然，中美关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很明显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由此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较稳定的持续发展的时期。
　　
　　从总体上看，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作为台湾问题集中表现的台海局势，不仅继续保持着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的紧张状态，而且由于陈水扁加紧搞“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特别是在二○○二年八月三日抛出“一边一国”论，台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抛出“一边一国”论，标志着公然与祖国大陆对抗成为陈水扁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基本考虑和主要方式。这不仅是陈水扁顽固的台独立场的大暴露，而且是其刻意激化海峡两岸统独斗争的重大动作，这立即使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一边一国”论的抛出结束了祖国大陆对陈水扁“听其言，观其行”的考察，更重要的是祖国大陆原先的“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已明确调整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从长远看，这种变化和调整比举行军事演习更反映台海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
　　
　　中美建交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上，曾经几次发生台海紧张局势与中美关系紧张同时
　　
　　并存，实际是台海紧张局势引起中美关系紧张。但是，如同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出现的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和台海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同时存在的情况，则是第一次发生，从而成为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新模式。
　　
　　美对华政策调整势必影响其对台政策
　　
　　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主要是布希政府对华政策重大调整的结果。布希政府执政初期基本延续竞选中的判断，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承认中美在经贸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实际上更强调中美之间的、特别是在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大利益冲突，所以，防范、遏制中国是其对华政策的重点。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布希政府在事件的强烈冲击下，迅速而明显地将反恐作为美国首要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并且以此为中心对包括对华政策的各项具体政策进行相应的重大调整。
　　
　　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更由于中国在世界和地区国际事务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布希政府认识到，在反恐和诸多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持某些敏感区域的稳定等，不仅需要中国的有力支援，而且完全可以与中国进行有效合作。所以，二○○二年十月布希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会晤时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希望两国“建立强有力的友好关系”。此外，布希政府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也由强调可能形成对美国的严重挑战，转而强调前景的不确定。显然，尽管防范、遏制中国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这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公布的一系列重要档中都有明显表现，但在反恐的大背景上，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中美之间以反恐为中心的多方面合作，已成为布希政府对华政策突出的重点。这为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台湾问题政策都从属于其对华政策。布希政府围绕反恐这一重要战略目标的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必然而且已经导致了其对台湾问题政策的重要调整。可以认为，这种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向过去十几年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突出双重性的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回归。但是，在反恐的强烈需要推动下进行政策调整，决定了布希政府对台湾问题政策的调整，并不祇是简单地回归过去十几年的政策，而是在改变执政初期明显向支持台湾倾斜的政策走向、重新表现出突出双重性的同时，更加重视避免或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损害，更加强调保持台海局势的相对和平稳定，从而又具有了某些新特点。
　　
　　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的实际事态发展表明，尽管布希政府利用台湾问题作为牵制、防范和遏制中国筹码的根本意图，以及企图长久保持海峡两岸“和而不统”局面的长远目标都没有变，因而坚持支持台湾，继续推进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但是，由于反恐而必须改善中美关系并较长期地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强烈需要，却决定了布希政府对台湾问题政策的侧重点、现实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都有重大调整并将继续调整。可以认为，避免或至少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损害，已经成为布希政府对台湾问题政策的重点。二○○二年十月布希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会晤时表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并进而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同时，布希政府明确地将保持台海局势的相对和平稳定作为其对台湾问题政策的现实目标，一年多以来布希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所有言行，从强调“与台湾关系法”，以“协助台湾自卫”为藉口，坚持支持台湾，更加明确地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不支援台独”，特别是突出地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无一不是体现这一现实的政策目标。上述政策重点和现实的政策目标显示，布希政府对台湾问题政策的调整和调整后的政策，明确地服从于和服务于反恐这一美国首要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
　　
　　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是台湾当局的战略需要
　　
　　抛出“一边一国”论，是陈水扁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必然结果。但是，陈水扁之所以在二○○二年八月抛出“一边一国”论则有其具体考虑。主要是，台湾经济困难、政局动荡，特别是要求尽快实现直接“三通”的压力已达到陈水扁难以抗拒的程度，使其政治地位和争取二○○四年“连任”均陷于十分不利的处境；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台湾和台湾问题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被边缘化。所以，力图摆脱在台湾岛内、海峡两岸关系中和在国际上已经十分严重的被动局面，是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的直接原因。实际上，陈水扁与李登辉一脉相承，都把刻意激化海峡两岸的统独斗争，作为摆脱被动局面、争取战略主动的重要手段。显然，抛出“一边一国”论以激化海峡两岸统独斗争、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是陈水扁的需要，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祇是促使陈水扁如此行动的一个因素，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台湾问题政策的调整表明，布希政府已经认识到，为确保反恐这一首要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改善中美关系，为此需要避免或减少台湾问题，首先是台海紧张局势的干扰。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美两国的战略需要和重要利益。所以，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是必然的，而且改善的进程不会受台海局势的明显影响也是必然的。但这并不能决定未来是否会出现台海紧张局势，因为在这一点上的决定因素是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是在于他们刻意激化海峡两岸统独斗争的战略企图；事实上陈水扁已经一再并将继续挑起事端，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与中美关系
　　
　　从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战略与政策重大调整可以看出，美国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有重要利益，但台湾问题从来不是美国最重要的利益，美国完全可能因为更重要的利益而对其台湾问题政策作出重大改变。其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和最终实现中美建交时，就曾经出现过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的情况，祇是当时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并没有与台海紧张局势同时存在。也许因为时间已比较久远，人们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一根本立场已有所淡忘；但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出现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新模式，提醒人们必须重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历史传统都很不相同，中美之间一直存在大量矛盾和利益冲突，有的还很严重。但是，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很大部分也存在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如所谓的人权问题、经贸摩擦等等，祇有台湾问题这一美国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引起的矛盾、冲突是中美之间特有的。
　　
　　台湾问题对中、美的重要程度很不相同。对于中国，台湾问题事关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大业，而且美国的插手、干预是严重干涉内政，显然都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对于美国来说，尽管五十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不断有所变化，但实际上一直主要是将台湾和台湾问题作为牵制、防范和遏制中国的筹码之一，这涉及美国的重要利益，而不涉及根本利益。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台湾问题都祇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尽管对于各自的重要程度很不相同。所以，除非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激化到引发全面对抗的严重地步，否则台湾问题就不可能是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中美这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祇能是，双方对一定历史时期中各自的根本国家利益和对方对这种利益的影响的判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既通过影响这种判断而影响中美关系，而在更多情况下又必然从属于这种判断。所以，台湾问题祇可能是中美关系的干扰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中美双方认识到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时，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作用就会明显减小，而且主要通过美国不严重挑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实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最终建交时就是这种情况，而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再次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有相反的情况，当中美双方认为根本利益存在严重矛盾、冲突时，台湾问题的干扰作用必然明显，从而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布希政府执政初期就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这种情况。
　　
　　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两岸关系
　　
　　五十多年来，美国一直以向台湾当局提供最主要的外部支援、特别是提供军事保护的方式插手、干预台湾问题。毫无疑问，这对拖延台湾问题的解决有重大影响，但对海峡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发生危机的影响则主要是间接的。事实上，海峡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危机的发生，是它自身的矛盾发展变化和激化的结果。在蒋氏父子主政台湾期间，海峡两岸的中国“法统”之争，即谁是中国合法政府之争，是矛盾的焦点，具有决定性影响；李登辉在台湾主政以来，海峡两岸的统独之争成为矛盾焦点并具有了决定性影响，陈水扁主政后这一矛盾焦点更加明显，其决定性影响更加突出。但是，海峡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按自身逻辑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由此导致的矛盾激化，往往与美国插手、干预台湾问题的初衷相悖，因而既引发美台间的一系列矛盾，也导致台湾当局不同程度的自行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美国企图实现“划峡而治”遭到蒋氏父子的[XCDI.tif]制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而一九九九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被克林顿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更是很有意义的例子。二○○二年八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而引起布希政府的明显不悦，则是最新的例子，而且肯定会有深远影响。总之，在台湾问题中，在海峡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中，美国因素的影响无疑十分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又是有限的，更不是决定性的。
　　
　　事实一再表明，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三边互动”，即不存在这三组关系中任何一组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两组关系变化的情况。事实是，这三组关系中任何一组的变化有时会引起其他两组的变化，有时则不会引起这种变化。关键在于这三组关系的性质各不相同，引起各自变化、特别是重大变化的原因往往并无直接联系，所以往往导致各自相对独立的变化。尤其需要认识到，中美关系作为重要的大国关系，其发展变化必然祇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需要和利益，因而海峡两岸关系、美台关系的影响实际很有限；此外，中美关系虽然往往对美台关系有直接的重要影响，但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中美关系对其的影响往往祇是间接的。所以，李登辉、陈水扁通过刻意激化海峡两岸统独斗争、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以牵制中美关系、强化美台关系的企图不会成功。当然，也不应期望随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海峡两岸关系也会随之改善，倒是对台海紧张局势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应有足够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