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八月）
　　
　　克林顿政府的本届任期很快就要结束，现在可以，也有必要对他的对华政策做出判断和评价。这将有利于把握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
　　
　　一、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已经明朗，冷战后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协调，既斗争又妥协，斗而不破的框架基本形成
　　
　　克林顿执政以来的三年多时间，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最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一个低水准时期。这一时期中，不仅中美之间每年都发生相当严重的矛盾与摩擦，而且一九九五年六月之后，由于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更下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与此相应，克林顿在其这一任期中没有访华，成为一九七二年以来第一个在任期中没有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总统，足见中美关系所处的低水准状态。但还有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在过去三年多当中，中美之间所发生的重大矛盾、摩擦，或者像在贸易、知识产权、核扩散等问题上，美国每次都指责中国并威胁要进行制裁，但最终都与中国达成妥协而得以缓解；或者像由于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后，又有较明显恢复。所以，中美关系得以在低水准上保持而没有破裂，并且一直存在着改善的可能。
　　
　　过去三年多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反映了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冲击，特别是作为冷战后第一任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的直接影响。经过三年多的演变，克林顿政府具有突出双重性的对华政策已经明朗。其主要特点是，既突出美国与中国的大量利益冲突，又强调美国与中国存在某些重要的共同利益；既经常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和霸权主义做法，又留有余地，并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全面接触”。总之，既限制、防范，甚至打击中国，又需要借重中国，并企图“融合”中国，但这一政策两个方面的侧重并不确定，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一再起伏。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大大加剧了冷战后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程度，特别是经常将限制、防范、打击中国的一面作为第一政策选择，更是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低水准状态。
　　
　　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总统，既缺乏国际事务经验，又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这对其对华政策的形成当然有重要影响。但克林顿政府具有突出双重性的对华政策的形成，还有超出个人及党派因素的更深层，也更重要的原因。主要是在过去几年中，经过中美之间的重大斗争和美国国内的大辩论，美国朝野对于冷战后美国的利益和面临的挑战、中国及中美关系的战略价值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现在基本形成共识。美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实际上正是冷战后，美国在其既要坚持其“领导地位”，又明显地力不从心的处境下，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在一九九四年七月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其后相继提出的“东亚战略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在克林顿及其他朝野重要人士的言论和文章中，在重要智囊机构的研究报告中，都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不同，不仅现在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而且从长远看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潜在对手，但中美必须建立和保持“建设性关系”，这对冷战后美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至关重要，”而且从长远看，这可能是“影响”、“融合”中国的最有效方式，因而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正是在这些共识形成的同时，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双重性日趋明朗。不久前克林顿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承认一九九二年竞选中关于对华政策的看法不当，这从另一侧面表明，经过三年多的调整、演变，其对华政策现在已基本确定。
　　
　　美国有部分人士一直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反对所谓的“迁就”中国，他们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多变和起伏，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一政策的双重性。
　　
　　现在，冷战后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协调，既斗争又妥协，斗而不破的框架已基本形成。无论中美关系继续处于较低水准还是有所恢复、改善，起伏、多变都将是其长期的主要特点之一，中美关系将在已基本形成的框架中，曲折地发展。
　　
　　二、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明显两面手法，是导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曲折的最主要的原因
　　
　　过去三年多当中，中美之间围绕贸易、知识产权、核扩散等问题发生诸多矛盾与冲突，但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克林顿批准李登辉访美，以及在台湾的所谓“总统”选举期间美国航母编队进入台湾海峡附近海域使中美关系降到建交以来最低点。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到一九八九年夏天，美国大体上没有严重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一九八九年六月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一九九二年九月布希批准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飞机，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也标志着冷战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及手法开始重大变化。
　　
　　克林顿执政后，在台湾问题上最突出之处，就是他采取明显的两面手法，积极推进美台关系的发展。克林顿原先就有明显的亲台倾向，在他担任州长期间曾经三次访问台湾，但就任总统后，面对由于向台湾出售F-16飞机引起的中美关系严重下降的局面，他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但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却积极推进美台关系。在过去三年多当中，特别在一九九四年美国公然宣布“提升美台关系”后，美台的“实质关系”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如美驻台机构升格改名为“美国驻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同意美台部长级官员正式互访、为李登辉等人的“过境外交”提供方便、继续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等。在台湾问题上明显地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在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访美问题及其后的事态发展中，克林顿的两面手法更是充分表现，已经达到置国际信义于不顾的地步。克林顿已一再保证不会同意李登辉访美，却又突然予以批准；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克林顿已着手修补中美关系，但十二月即开始在台湾海峡显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并宣称将坚持所谓“战略上的模糊性”，对中国进行威胁。
　　
　　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的两面手法，反映了克林顿的实用主义政客作风，但同时也反映了克林顿政府，在既要加快发展与提升美台关系，又对可能严重损害美中关系有所顾忌之间所玩弄的平衡手法。出于冷战后的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利用台湾牵制中国、[XCDI.tif]消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把台湾作为“民主改革”的样板，维护美国在台的经济利益。美国朝野对于发展和提升美台关系已有共识，所以美台关系进一步密切是必然之势。但美国对美中关系战略意义的重视，始终是对美台关系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不仅现在，就是今后，如果因美台关系而严重损害美中关系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在口头上不断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等，并在行动上坚持不与台湾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的底线，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快发展与台湾的各方面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步伐，从而形成其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的两面手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亲台势力日益活跃，克林顿政府既与他们的立场不尽一致，又经常与他们妥协或利用他们推进美台关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手法更加明显。
　　
　　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的实质就是要发展和提升美台关系，中国政府当然不能接受。特别是他们还试图以此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和反应，又往往做出一厢情愿的判断，所以必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与反击，从而酿成中美之间最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中国政府对于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访美及美国在台湾海峡附近显示军事实力的强烈反应，使克林顿政府及美国朝野人士对中国的立场有了清晰的认识。可以预料，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国对于进一步发展美台关系的具体做法将会较前谨慎，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手法不会有根本改变。
　　
　　三、今后中美关系中具体的经济、安全问题将增多，但意识形态问题仍有较大影响
　　
　　过去三年多的中美关系表明，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立，在“人权”问题等方面还有突出的矛盾和摩擦，但中美之间大量的具体经济、安全问题会不断增多。
　　
　　过去三年多当中，中美之间出现过的经济问题主要有：市场准入问题、纺织品协议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安全问题主要有：核武器与导弹武器扩散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亚太地区安全合作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它们不仅接连不断地出现，而且几乎每个问题都直接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如由于市场准入问题、纺织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中美之间几乎发生贸易战；由于核武器及导弹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对中国几次实行制裁；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美国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直接由中美两国政府出面处理。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些，主要是安全问题，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借重，如朝鲜半岛问题，但多数问题反映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美国都采取强硬态度，却又都留有余地。正是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了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协调，既斗争又妥协，斗而不破的特点。
　　
　　过去三年多当中，中美之间发生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集中于人权问题，经常在美国国会和某些国际会议中出现，成为向中国施加压力主要的手段和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手段。中美之间意识形态问题一直存在，对于中美关系的气氛影响甚大。但在处理中美之间具体的经济，安全问题时，美国基本上还是按美国的实际具体利益处理，而并不一味突出意识形态。这一点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表现最清楚。克林顿政府基本上是按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处理，而没有简单突出人权问题。
　　
　　具体的经济、安全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经常性内容，表明了克林顿政府对这些问题的重视，这也是冷战后的必然趋势。但克林顿政府及美国朝野都没有，也不会放弃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最近克林顿就声称，“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民主。”这不仅因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不会消失，而且因为美国将一直以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而中美之间围绕意识形态问题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
　　
　　四、克林顿政府日益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其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因素日益明显
　　
　　一九九二年以来，美国朝野一直在进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主要围绕每年都提出的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展开。一九九五年六月以后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引发了近年最广泛、深入的争论。越来越多的政界、学术界重要人士，以及重要的智囊机构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建议。这些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认识冷战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中国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积极的作用，美朝野对于必须重视中国及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是“围堵”还是“融合”中国，是否与中国“全面接触”则仍然存在明显分歧。
　　
　　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克林顿政府日益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其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因素日益明显。去年夏天以来，克林顿、克里斯多夫、佩里及其他高级官员，在谈及中美关系时，都比以前明确得多地突出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克林顿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与中国密切有关的、具有明显战略企图的动作。在恢复与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通过克里斯多夫与钱其琛副总理会谈，特别是莱克访华，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包括中美外交部长和最高领导人定期会晤等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些措施，动作幅度明显超过过去。在限制与防范中国方面，则主要通过修改和强化美日安全条约，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将台湾置于其“保护”之下，开始构筑对中国“围堵”的态势，从而明显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地位。这些动作表明，克林顿政府更重视从战略的度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所以，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无论是恢复与改善中美关系方面，还是限制与防范中国方面，都比以前更重视美国当前的、具体的利益与长远的、战略的利益结合；更重视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如在亚太地区的范围来评价和处理中美关系，并从而在这两方面都采取比以前幅度更大的调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