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四月号香港《中国评论》
　　
　　（一九九八年三月）
　　
　　过去半年中，围绕中美关系的变化，中俄关系、中日关系、日俄关系、美俄关系，甚至俄欧关系都相应进行调整，呈现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活跃的局面，充分表现了中美关系这一重大变化对世界范围的大国关系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否实现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都将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来龙去脉
　　
　　对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第二届克林顿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主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赴马来西亚出席第四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前夕，在洛杉矶发表的演讲，明确提出了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设想。
　　
　　据透露，奥尔布赖特在马来西亚会晤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时，正式提出了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考虑到一九九七年上半年美国曾出现一场近年来最强烈的反华浪潮，奥尔布赖特在七月就提出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清楚反映了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对于确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的急切心情和重视程度。
　　
　　一九九六年夏天，在中美关系经历了因台湾问题引起一九八九年以来第三次重大危机之后，美国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对于重新重视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以及需要调整美国对华政策，改善中美关系，已经形成较明显共识。实际上中美关系也已出现改善的趋向。
　　
　　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就任后，克林顿等也一再表现出对于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视。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一九九七年上半年美国再次出现强烈的反华浪潮，其势头超过近几年的历次反华浪潮。其特点是：除了一个纠缠不休的所谓人权问题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强大后必将成为对美国重大威胁的论调明显突出；另外，所谓的中国“政治捐款”问题、香港问题等都成为热点。但除“中国威胁论”之外，都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有比以前更多的人士和团体卷入，出现所谓的保守人士与“开明”的自由派人士在反华上的合流，以及某些宗敎组织、工会和妇女团体的卷入；但政界的多数人士，特别是军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主流都没有参与。
　　
　　所以，这场反华浪潮尽管最后集中于一年一度的审查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但六月下旬美国国会众议院仍然以二百五十九票对一百七十三票的较大票数差距，再一次否决了反对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提案。显然，主张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认识在美国已明显占了上风，这为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确定面向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提供了基础，也提供了机会。
　　
　　实际上，早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克林顿就提出，美国应与中国“全面接触”；一九九五年七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又系统阐述了对中国“全面接触”的战略。但是，当时对于“全面接触”政策或战略，强调的主要是美国不应孤立或遏制中国而应与中国接触，并通过接触影响和改变中国。可以说，这主要是对一九八九年以来美国很不成功的对华政策的反思，并试图改善长期处于低谷，并从而使美国经济、安全利益受到严重不利影响的中美关系，同时还清楚表现了美国在对中国“以压促变”失败后的“以接触促变”的企图。所以，这实际上主要着眼于摆脱美国对华政策的困境，着眼于当前。
　　
　　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就任以来，克林顿及其政府的高级官员在谈及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时，有了明显改变。在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中，他们强调的主要是，正在迅速强大的中国，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对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利益至关重要；美国不可能遏制与孤立中国，而祇能与中国合作。
　　
　　这表明，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对于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即美国必须从长远的和全局性的度来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很明显，这正是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第二届克林顿政府提出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还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尽管现在支持改善中美关系，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是美国各界占主要地位的认识，但正如一九九七年上半年的反华浪潮所表现的那样，反对改善中美关系、遏制和孤立中国的主张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克林顿政府必须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才能比较顺利地推行其对华政策。
　　
　　在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一系列重大分歧的现实情况下，祇有着眼长远和全局，才能减轻这些分歧的不利影响。从而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正是克林顿政府的重要选择。
　　
　　此外，两届克林顿政府都以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目标，鉴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以及亚太地区各国对与中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如不能从总体上得到改善，美国的目标难以实现。所以，克林顿政府祇能选择与中国的合作，而不能坚持与中国的对抗。
　　
　　中国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高度来认识中美关系
　　
　　中国一贯重视美国和中美关系，而且是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不仅七十年代面临苏联严重威胁时如此，八十年代苏联的威胁减轻时亦如此，而且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威胁不复存在时仍然如此。中国不仅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而且从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看待中美关系。所以，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尽管中美之间纠纷、危机不断，中美关系跌宕起伏，长期处于低谷，但中国的对美政策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且中国一直对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
　　
　　中国从战略高度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一贯重视，为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但由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以及长期处于低谷的状况，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所以必须由美国采取主动，改变其对华政策，才有可能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一九九七年七月美国提出关于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后，中国方面立即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回应。中国官员与美国官员们经过三个月的共同艰苦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将中美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写进了中美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对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达成了共识。
　　
　　实际上，中国对于中美关系战略意义的认识也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是从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战略性影响来认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那么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越来越明显地不仅从对中国的影响，而且还从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大影响，来认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中国对中美关系战略意义认识的这种发展，是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进一步参与世界范围的国际事务，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的必然结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后，中国国内一直存在反对改善与发展中美关系的意见。一九九五年夏天，由于美国同意李登辉访美，引发中美关系又一次重大危机后，这种意见又有所加强。但这种非理性的认识从来不是中国的主流，中国公众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绝大多数和中国各个相关的研究机构，一贯支持中国政府务实的对美政策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这当然是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战略框架所必须的重要保证。
　　
　　“建设性”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突出点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受到普遍关注，尽管联合声明是以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而不是肯定中美关系的现状，但仍然引起高度重视。这不仅因为中美关系刚经历了由台湾问题引起的一九九五年夏到一九九六年春天的重大危机，中美双方就共同决定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很高的中美关系发展目标，而且还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以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目标，必然对世界范围的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格局，都将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实际上，在中美宣布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前，近几年来大国之间已多次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类似的关系。例如，一九九四年美俄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九九六年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九九七年中法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此外，美国和印度也曾宣布准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祇是因为中国是正在兴起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中美关系又经历了八年的跌宕起伏，所以中美宣布将以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就特别受到关注和重视。
　　
　　由已经宣布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在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全面调整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非同盟的大国关系形式，这是一种冷战时期未曾有过的新型大国关系形式。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不是同盟关系就是对抗关系，例如西方大国之间的同盟和他们与苏联的对抗，曾经一度存在的中苏同盟和后来的中苏对抗，等等。但中美关系的情况比较特殊，七十年代之前中美处于对抗状态，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则是一种比较微妙的“非同盟的盟友”关系。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明显地复杂化。西方大国之间，虽然受多极化的推动，美国的领导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同盟关系，有的甚至还有所加强。西方大国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以及中俄之间的关系则发生重大变化，在经过几年的动荡与调整后，都处于共同利益与重大分歧同时存在，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与中国、俄国之间和中俄之间名称不同、内涵也不尽相同的战略伙伴关系。很明显，这些战略伙伴关系都不是同盟关系，更不是对抗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大国之间平等相处，比较密切的对话、合作关系。反映了正在加快发展的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表明，祇有从中美关系的全局来认识和处理中美之间的各种具体问题，才能较好地把握共同利益，减少分歧。这是从战略层次上把握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重要的内涵之一。中国与俄国、法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其他的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样都有这一内涵。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特有的内涵在于，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有着明显超过其他类似关系的重大影响。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和从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影响来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都意味着不仅要看到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在，更要看到中美关系的未来，特别是要看到中美关系对二十一世纪的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影响。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内涵。
　　
　　中美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并不表明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都已消除，更不表明中美之间不会再出现新的重大分歧。中国和美国是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经济发达程度、历史文化传统都很不相同的两个大国，因此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并不断出现新的重大分歧是必然的、正常的，而且可以说也是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最突出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中美双方对于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及它们的影响，都有清醒认识，对于必须减少分歧，尤其是不能因为所存在的分歧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已经形成明显共识。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分歧就此消失，不再发生，但却明确形成了处理中美关系，首先是处理中美之间重大分歧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强调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性，就是强调不能因为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就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等方式有效地减少分歧，而不是由分歧引向对抗。由于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和它们的影响，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最为突出，因此强调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性，成为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点，并成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
　　
　　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排除干扰、稳定发展的原动力
　　
　　在确定了以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目标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共同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对于中美未来在九个重要方面的合作，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和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和目标的实现，对于建设性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这九个方面的合作实际包含三个不同层次，即高层对话和磋商；经贸关系，两军关系、科技、敎育和文化交流；能源和环境合作、和平核合作、防扩散、人权、法律合作等三个层次。很明显，其中第三个层次上的合作虽然都很重要，但都是中美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第二个层次的合作有较明显的综合性，包含并超出了具体问题的合作；第一个层次上的合作，则是对其他各层次、各方面合作提供保证，也是对建立建设性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保证。所以，这九个方面合作的实施，将使建立建设性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充实的内容和切实的步骤。
　　
　　中美联合声明中还明确提出，“为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同意，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虽然一九七二年一月的上海公报、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一九八二年八月的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都已过去十五年到二十一年，但这三个联合公报所体现的原则，仍然是建立建设性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基本的原则包括：坚持从全局和长远认识、处理中美关系，在战略的层次上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在坚持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努力把握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坚持求同存异，通过平等的对话，消除或减少分歧。很明显，中美双方共同致力建立建设性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努力贯彻这些原则的过程。
　　
　　中美关系一九七二年二月以来的变化过程和现状，都反覆表明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全局性的关键影响。同样，台湾问题也将是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过程中的全局性关键问题。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强调了自己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美国重申了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这表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着最基本的共识，这当然为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基础。但是，可以预料台湾问题仍然还会在中美之间不断引起新的麻烦，关键的问题仍是美国能否严格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建立建设性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就是中美关系实现不断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虽然现在就可以预料这个过程不会十分平坦，将一再发生曲折，但更可以肯定地预料，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中美两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需要，符合中美双方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中美关系一定可以克服干扰和困难，健康、稳定地走向未来。
　　
　　中美关系调整引发全球范围大国关系的调整
　　
　　中美关系重大变化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与中美两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也是这一次所特有的，则是中美确实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之间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在世界上确实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影响还将更深刻地表现出来。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虽然对俄国仍然抱有戒心，担心俄国重新强大后可能重新对西方构成威胁，于是采取了北约东扩等防范措施，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俄国长期处于动荡和困难之中，而且俄国已经转而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私有制，西方国家对俄国的担心并不很突出。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不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经济持续地较快增长，正在作为一个强盛的大国迅速兴起。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兴起确实存在畏惧，因而防范和遏制中国一直是他们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不仅引起了他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起伏，而且成为当前亚太地区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中美双方确定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中防范、遏制中国的一面，但毕竟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对话、合作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方面。所以，不仅中美关系将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而且对于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保持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产生十分有利的影响。
　　
　　中美双方能够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充分表现了双方立足于争取二十一世纪的优势和有利地位的长远战略考虑，这对于其他大国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受中美建立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推动，中日、中俄、日俄，以及中国与欧洲大国，俄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都在加快调整，而这些调整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各国都立足于争取二十一世纪的优势和有利地位，而不是祇着眼于当前的具体利益的得失。因此，实际上现在大国之间争取二十一世纪优势和有利地位的竞争已经深入地开展起来了，不过这种竞争的主流不是对抗，而是非对抗的。从总体上看，这种竞争的发展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中、美、日、俄是亚太地区的四个大国，中美日俄四边关系的调整是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变化的基础，而中美关系的调整则是四边关系调整的基础。在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日俄、中日、中俄关系调整的加紧进行，就清楚地显示了中美关系调整对四边关系的重大影响。由于中美将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不仅四国都更加重视发展以对话、合作为主要侧面的双边关系，而且也促进了四国之间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这对于在长时间里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有着十分深远的重要影响。
　　
　　中美确定以战略伙伴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目标后，在世界上产生的重大影响清楚地表明，这一目标的确定，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适应于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尽管今后中美之间仍然会有很多矛盾、纠纷发生，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终将在中美之间建立，并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