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号香港《中国评论》
　　
　　（一九九八年二月）
　　
　　中美之间仍是利益大于分歧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初以来，随着冷战的缓解和最终结束，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将近十年的演变，冷战后的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都已基本定型，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总体上看，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与冷战时期相比明显地多样化、复杂化。在七十年代初以前的中美全面对抗时期，中美之间突出的祇是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中美之间出现了共同利益与分歧并存，共同利益明显大于分歧的局面，但当时突出的共同利益祇是对抗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一点，虽然八十年代中期比较明显地出现了中美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经过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将近十年的调整变化，现在，中美之间仍然是共同利益明显大于分歧，但共同利益和分歧都明显地多样化。
　　
　　虽然中美之间已没有对抗苏联的严重威胁这样压倒一切的突出的共同利益，但却出现了保持世界和亚太地区稳定、紧密的经济联系、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一系列仍然具有战略意义的共同利益；除了仍然存在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台湾问题等分歧，还出现了不少新的重大分歧，如与经济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等。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也明显地复杂化，不仅多样化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同时并存本身就是复杂化的表现，而且共同利益往往与分歧交织在一起，共同利益中同时就包含着分歧。冷战后中美之间这些多样化而又十分复杂的共同利益和分歧，以及中美两国对它们的认识和处理，不仅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有深刻的决定性影响，而且为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基础。
　　
　　中美对共同利益有共识
　　
　　从根本上看，面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中美之间更广泛的合作，已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对此，中美双方已有共识，这一点已在中美关系的多个方面表现出来。
　　
　　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部资金，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式，从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科技大国，因而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中美经济合作迅速达到了很大规模，中美贸易总额由一九七八年的九点九二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九六年的四百二十八点四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到一九九七年上半年，美商在华投资项目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个，协议投资金额为三百六十八点六九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一百五十六点七一亿美元。（中国海关统计数字，下同）。
　　
　　中美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冷战后经济因素正在迅速成为国际关系中占首要地位因素的形势下，密切的经济关系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共同利益。中美经济具有很明显的互补性，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以及美国在资讯产业等高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所表现的中美两国经济的强大活力，使得中美经济关系已成为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性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改善经济结构，仍然需要继续吸收外部资金，尤其是需要继续引进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式，所以，中美经济合作对中国有着较前更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经济持续的较快增长正在使中国由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转变为巨大的现实市场，这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利益，早在一九九四年美国商务部就把中国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在中国拥有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显然对美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尽管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中美之间纠纷、危机不断，但中美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较快增长的势头，一九九○年中美贸易额一百一十七点七亿美元，一九九六年达四百二十八点四亿美元，比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增加额多约四倍，这充分表现了中美两国对于密切的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视。
　　
　　经济纠纷组成重大分歧
　　
　　但是，在中美经济关系迅速发展，不断密切的同时，九十年代初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纠纷、摩擦大为增加，已成为中美之间重大分歧的重要组成。虽然早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间，中美就因纺织品协定谈判、反倾销及其他问题发生经济纠纷和磨擦，但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纠纷和磨擦才迅速成为中美之间突出的重大分歧之一，中美之间每年为此都发生几次纠纷，有的还达到制裁与反制裁的严重程度。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经济纠纷包括几种不同类型，有一些可以说是随经济关系发展必然出现的，如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反倾销问题和贸易不平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美国与日本、欧洲国家之间也普遍存在。
　　
　　有的则是美国对中国明显采取不公正态度造成的，这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的阻挠、刁难。
　　
　　还有的是美国把意识形态问题拉入经济关系造成的，这就是美国以所谓的“人权问题”，每年都在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引起严重磨擦。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些纠纷和磨擦中，美国动辄以对中国制裁相威胁，更加剧了纠纷和磨擦的严重程度。
　　
　　此外，美国出于政治动机对中美贸易的一些限制，主要是坚持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纠纷和磨擦，中美之间日渐明显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就与此直接有关。但是，毕竟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双方的重大利益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些纠纷和磨擦中的大部份，最终都通过双方的妥协得以缓解。
　　
　　很明显，迅速发展的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冷战后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共同利益之一，它不仅是中美关系经历冷战后八年的跌宕起伏之后终于明显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将有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美调整安全战略均重视亚太地区
　　
　　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在各自的安全战略调整中，都对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给予了突出的重视，都把这一点作为自己冷战后最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首先是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外部环境，所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就一直积极争取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冷战结束后，在较前更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已将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作为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点目标之一。
　　
　　对于美国来说，由于冷战后亚太地区对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影响迅速扩大，美国已经将亚太地区视为欧洲之外的又一个战略重点地区。
　　
　　在一九九三年以后历年克林顿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九九五年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以及美国政界、企业界、学术界大批重要人士的言论中，都强调亚太地区的稳定对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
　　
　　显然，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和美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的战略和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稳定与否，都对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有决定性影响。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又是中美两国共同的责任。所以，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成为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又一个重要的共同利益。
　　
　　美国视南海、台湾为不稳定因素
　　
　　围绕保持亚太地区稳定，中美之间也出现一些重大分歧。美国一直把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视为冷战后亚太地区的两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美国的一些重要人士还一直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此外，美国坚持冷战思维，在亚太地区保持和加强原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尤其是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具有针对中国的明显企图，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美国还企图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把美国的意图强加于有关各国。美国所有这些做法，不仅导致了与中国的重大分歧，而且不利于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
　　
　　解决美国安全威胁需中国配合
　　
　　在冷战结束、苏联的威胁消失后，美国日益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以及一些全球性问题。如跨国性犯罪、贩毒、恐怖主义活动，以及环保等，把这些问题视为对美国安全重要的现实威胁。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各界人士都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中国重视这些问题，对于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一贯积极支援、合作，因为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并且曾发生重大纠纷。但分歧并不在于中国反对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而是中国反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做法。所以实际上，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
　　
　　台湾和人权问题是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
　　
　　如果说在以上几方面、中美之间明显地是共同利益和分歧同时并存的话，那末台湾问题和所谓的“人权问题”则完全是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
　　
　　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始终是中美关系的首要问题。一九九二年九月和一九九五年五月以后，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引发了两场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就一再突出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分歧。
　　
　　在江泽民主席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访美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这是中美关系明显改善的必要前提，但是美国实际上仍然坚持插手台湾问题，十二月克林顿及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就声称，美国将保证台湾的所谓安全。所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将长期存在。
　　
　　所谓的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突出中美之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同时还企图把美国的价值观念等强加于中国，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在发展之中，中国政府已多次表示愿就有关问题进行对话，但中国决不接受美国强权政治的做法。所以，在人权以及相关的问题，如西藏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分歧还将长期存在，但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缩小。
　　
　　美国朝野始终对中国存在疑虑
　　
　　中美关系最近的明显改善，从一个侧面来看，可以说是中美双方对于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明显地多样化、复杂化，共同利益明显多于分歧的基本状况，已经取得重要共识并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的结果。
　　
　　对于这种状况在未来几年中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共识。
　　
　　但是，对于未来较长时期，比方说到二○一○年、二○一五年，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和分歧的状况如何，则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美国朝野始终存在对中国的疑虑，在重视中国、承认中国兴起的事实当中，同时还包含着对于中国可能构成对美国的重大威胁的很深的担心，甚至畏惧。
　　
　　这实际上是认为中国兴起、强大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状况将发生重大逆转。
　　
　　这种对于未来的担心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中得到明显表现。美国一直在加紧建立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态势，一九九七年发表的美国“国防报告”中甚至认为到二○一五年，中国、俄国都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全球性战略对手。
　　
　　一九九六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出现一种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的看法，认为美国是现存的超级大国，必然维护作为其既得利益的体现的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是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必然要向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因而未来中美之间必然发生严重冲突。
　　
　　这一看法把未来的中美关系与中国的兴起、中美双方在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利益和矛盾联系起来，得到了包括美国一些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内的不少人不同程度的赞同。但实际上这一看法却是把冷战后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过分简化，并进行错误的推理的结果。
　　
　　现有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的
　　
　　中国的兴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几代人努力争取实现的民族愿望，没有任何人能改变这一历史进程，但也不会妨碍任何人的利益。
　　
　　仅仅根据几条假设，诸如中国将被极端民族情绪所控制等，就认为中国将成为追求世界霸权的现在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并从而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至少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说法。
　　
　　对于中国兴起后就要向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并且因为美国必然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而与美国必然发生严重冲突的说法，则是既无视中美双方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又人为夸大了中美之间的分歧。
　　
　　客观地说，现有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无论国际政治秩序还是国际经济秩序，都存在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正的成份，因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改变这些不公正的成份，要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以保持，是因为无论国际政治秩序还是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都反映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现实，发展的需要，以及某些发展规律。
　　
　　所以，中国对于现有的国际秩序，一向是既予以承认并积极争取参与其中，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争取改变其中的不公正成份，而不是等到中国强大后才要求改变。
　　
　　国际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国内广泛提倡的“与国际接轨”，以及中国积极支持建立国际新秩序等，就全面地表现了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态度。
　　
　　美国确实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但这并不意味美国就必然完全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或者说现有国际秩序的变化就必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事实上国际秩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的国际秩序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发展变化的结果。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已经导致了并将继续导致国际政治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
　　
　　这此变化都是必然发生的，接受、顺应这些变化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美国也已经在适应这些变化。
　　
　　所以，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较长的时期中，中国和美国在对待现有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决不是什么挑战和维护的关系，而是很明显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同时并存，而且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保持并发展现有国际秩序当中反映、体现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规律的那些方面，符合中国、美国，及其他各国的利益。
　　
　　而在坚持还是反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成份方面，美国与中国，以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分歧。
　　
　　利用国际秩序遏制中国想法幼稚
　　
　　还必须指出一点，美国一些人企图通过所谓的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也就是利用现有的国际秩序，防范、遏制，甚至“融合”中国。这是一厢情愿的很幼稚的想法，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现有的国际秩序并不等于美国的秩序，而且美国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恰恰反映了实际上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进入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心。
　　
　　利益分歧交织状况以前没有
　　
　　经过一九八九年六月以来八年多的变化、调整，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和分歧同时并存，共同利益和分歧都多样化、复杂化，共同利益明显大于分歧的状况已经基本定型。这种状况不仅与一九七二年以前中美全面对抗时期的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共同利益根本不同，而且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期间的主要突出对抗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的状况也很不相同。
　　
　　现在，中美之间存在多方面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却没有像当年对抗苏联严重威胁那样的具压倒性战略意义的共同利益。虽然密切的中美经济关系，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解决全球性问题等等，对中美双方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共同利益，但它们主要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而不是现实的压倒性影响。即使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合作这一根本共同利益，其意义和影响也主要是长远的。
　　
　　当然，在中美之间现存的多方面分歧之中，也没有不可调和的。此外，现在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往往交织在一起的状况也是以前没有的。
　　
　　中美需要胆识智慧
　　
　　很明显，无论是认识还是处理中美之间远比以前多样、复杂的共同利益和分歧，都需要胆识和高度的政治智慧。现在，在中美双方对于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已形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共同利益和分歧，使之更有利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也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原则和行为规范，主要有，通过高层次对话增进瞭解、扩大共识、缩小分歧；通过更多的交往发展全面的合作，等等。
　　
　　但是，在认识和处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方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根深蒂固的强权政治的传统和顽固的对中国的怀疑态度，对于认识和处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实际上也就是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都有明显的不利影响，特别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往往就会造成掩盖共同利益，突出分歧的严重后果。所以美国能否认真改变这两方面的态度，对于保证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很实际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