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杂志社的郭伟峰社长和周建闽总编准备给我出论文集，我十分感谢他们的盛情。我研究国际问题十八年，写了超过二百万的文字，其中公开发表的约占一半。这部论文集选了四十一篇，主要都是公开发表过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我由国家环保局正式调入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开始了我的国际问题研究生涯。在已过不惑之年的四十二岁，我放弃了自小形成的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以及在环保界已有的一切，投身于全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直接的原因是宦老（宦乡）的感召，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下午与宦老三个半小时的深谈，促使我做出了改变后半生的决定；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和很多我的同代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作为投身改革开放的激情迸发出来，对我的抉择发生了重大影响。文革十年，在县以下的基层单位的工作、生活，以及观察、思考，我深感中国的落后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而且更是对于世界大形势、大趋势认识、把握的落后。我很愿意，很希望为改变这种落后做一些事。于是，如同最瞭解我的朋友戏称的，中国少了一个实干的环保专家，却多了一个能侃的国际问题专家。
　　
　　我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十八年，正是国际形势重大转折的年代，又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快速发展的年代，但更是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变化激烈争论的年代，以及中国更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年代。十八年中经历了两场激烈争论，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引发的争论，以及世纪之交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引发的争论。争论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但两场争论的核心问题都一样，即如何认识世界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以及面对这些变化中国该如何自我定位和作为。在中国，关于国际形势的重大争论历来就是对于国内问题重大分歧的表现，或者说就是这种分歧的一部分，这两场重大争论自然不例外。这两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的深刻分歧，其影响当然超出了国际问题研究的范围，而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接相关。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存在这种分歧，发生这种争论，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两场争论还显示，十八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规模的扩张更为明显，而研究水准提高还存在明显不足。虽然一九八五年时几乎见不到国际关系的博士，现在则随处就可以见到好几个，但从争论看，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者不少，特别是硬搬时髦的西方理论者越来越多，而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利益却并不总是多数。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发展过程中，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两场争论的终结都很戏剧性，一直气势很盛者忽然不再出声，争论也就结束。这充分表明，现在中国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认识是清醒的、成熟的，不会因为受到干扰而摆动。不过可以肯定，如果世界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争论必定再起，而且争论的核心问题也不会改变。有争论是进步的表现，但一再争论相同、相似的问题，则不免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有点悲哀。
　　
　　我深深卷入了十八年来的两场重大争论，在争论中曾被人指为“自由化分子”，同时我也毫不含糊地宣称“国际问题研究必须防‘左’、反‘左’。”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转而研究国际问题的初衷不是为了卷入这些争论。有人说我“爱争论”、“好斗”，其实我祇是喜欢“较真”，同时从来看不惯用种种“帽子”唬人的做法。但我从来讲理、服理，力求实事求是。所以，我不搞意气之争，而对于大是大非问题则决不害怕争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迄今我没有专著，更没有“大部头”。忙是直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虽然有很多看法、观点，却深感还没有形成深刻的理性认识，因而无法“著书立说”。时兴的“攒书”我不屑为；把现实问题削足适履式地硬塞入所谓的“理论框架”的做法我也不屑为。论文集的出版当然让我高兴，但我也有点惭愧，因为这毕竟祇是已做工作的汇总。我将努力，一定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书来。我清楚知道，这是关心，支持我的朋友所期待的；我可以保证，最终不会让关心、支援我的朋友和我自己失望。
　　
　　
　　二○○三年四月八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