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评论月刊
　　
　　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华二十一项目”
　　
　　主持人：黄枝连（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
　　
　　评论员：杨孙西（香江国际集团董事长）
　　
　　郑国汉（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敎授兼系主任）
　　
　　谢国梁（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研究员）
　　
　　邝启新（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敎授）
　　
　　会期：一九九八年第四次座谈会
　　
　　地点：香港浸会大学会议室
　　
　　香港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状态
　　
　　黄枝连：座谈会的目的
　　
　　香港特区成立已经九个多月，现在距离二零零零年大约六百多天，希望大家针对香港特区今后二十至三十年的产业发展、社会发展，从长远的、宏观的角度给予展望。此次邀请的几位专家各有所长，郑国汉敎授对于内地和香港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的瞭解和研究，谢国梁先生对于中港两地的经济协作有深刻认识并有具体的统计数位和其他资料，邝启新博士对香港经济有潜心研究，杨孙西先生本身就是经验丰富事业成功的企业家兼有一定的理论，可以弥补学者之不足。此次的讲者中两位是学者，一位是银行界人士，还有一位是企业家，希望大家能够各抒已见。
　　
　　首先是在距离二零零零年还有六百多天的时候，如何看待进入二十一世纪前的香港经济结构和产业状态。
　　
　　邝启新：发展高新科技，关键是有无政策层面的辅助
　　
　　从工业发展的方向来说，是工业工序继续向内地迁移，以前十几年是生产设备的内移，现在则是工业的服务性工序如采购、管理也大量内移。造成内移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香港商家认为内地多承担生产业务有好处，而政府在保留香港工业基础方面很难有太大作为。目前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现在大约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我认为主要的制造业都会迁移到内地，以后香港经济的焦点集中在金融和服务业上。
　　
　　关于在香港发展高新技术，现在已经有重要的政策支持，今后两、三年香港将投资四十亿元兴建科技园，可望在二零零零年后启用，据知有关方面正在进行规划，以往香港政府基本没有工业政策、科技政策，对于这方面的发展基本上不加干预。我认为，将来仅仅建设一个科技园是没有用的，关键是有无政策层面上的辅助。台湾、新加坡都有成功的科技园，关键不是兴办了科技园，而是相关的政策辅助产生了重要作用。
　　
　　郑国汉：香港的下一代依靠什么维持生存？
　　
　　从现在到进入二十一世纪，我认为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香港的经济结构、产业状态不会有太大的转变。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趋势且已经发展限几十年，工业生产工序转移到大陆并不是新鲜的事情。我认为香港新生代产业的形成是一个很混乱的过程，还需要下功夫并出现成果。我认为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香港的下一代将依靠什么对社会做贡献？或者说依靠什么维持生存？到底是维持高薪还是选择低薪？香港人不可以以为上帝注定会赐与他们优于他人的必然条件。现在资本日益国际化，人们获取回报的机会也越来越公平，要想高收入就必须有高技术、高素质。
　　
　　香港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先人的努力以及上帝给予的优越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金融中心，转运中心以外，并没有必然的优势。
　　
　　我认为对于香港的未来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才。这样讲并不是说工业政策不重要，但是东南亚国家在此次金融风暴中显示了政府推行工业政策的弊病。香港和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是在市场竞争中生长而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对金融风暴的抵抗力较强。金融风暴给世界一个新的提示：政府扶持在短期是有效的，但是长期来看就存在弊病，所以香港政府应当以基础配合为主。对于新生代产业如高科技等，政府有责任在人才的吸纳与培养方面进行配合。这里同样有鸡和鸡蛋的问题——有人才没有产业和有产业没有人才，同样无法发展。
　　
　　我认为，香港政府不要违背市场规律去直接参与产业的发展，但是要在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对高科技发展提供政策上的保护和扶持。
　　
　　我在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就表示，政府自己出面兴办具体企业是不妥的，现在则更加明确。对于高科技发展及其人才，有很多人认为需要由公司到大陆雇请人才进行发展，但是这个问题公司解决不了，应该是由双方政府在人才、资金方面进行合作。比如在南沙设立特殊区域吸引内地人才，利用港澳对世界的认识，同外部世界连接。从方向上讲是如此，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明瞭。
　　
　　谢国梁：香港经济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金融风暴产生的后果，对香港的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我认为香港经济今后会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香港学者对此也有较大的争论。这次金融风暴冲击之后，浮现出不同以往的失业问题：以前香港失业的基本上是低敎育水准、属于草根阶层的人口，这次失业的人群中则有很多属于白领和高学位的人才。这种一冲击就浮现的高层次人口失业问题，表明香港的经济结构比较单调，相信以后香港政府会相对加强对于制造业的支持。经济体系有两种需要，一方面是效率的需要，一方面是稳定的需要。有学者反对政府扶持制造业，但是如果政府有选择地支持一些产业，尽管这些产业平时的效率比较低，但是当类似金融风暴的经济动荡出现时，这些产业具有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而这实际上就是这些“低效”产业的变相“高效”。这次金融风暴也证明，制造业受到的冲击最小。
　　
　　香港人口的结构近年有所变动。一方面大专以上学位增加，海外回流人员增多，很我拥有高敎育水准、掌握高技能的人来到香港；但是另一方面每年大约五万四千个以低技能人群为主的内地移民持单程证来香港，这样就加速了人力资源结构的两极分化。我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考虑创造对于技能有不同档次要求的就业机会，以便能够让没有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士能够就业。
　　
　　在港英政府管制的年代，香港经济被学者批评为炒卖经济，没有长远打算。但是我认为不应过份责怪英国，任何夕阳政府都会祗注重眼前利益。我相信香港今后不健康的炒卖活动会相对减少，其结果可能会分流部分资金投入高科技，或者进行实业投资。其实不管政府愿不愿意，今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迫使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实际上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董建华的首份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有关重视发展高科技、重视传统制造业的长远规划，且政府已经着手进行建设科技园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政府要在扶持相关产业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必须讲究方式。此次金融风暴表明，韩国政府使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扶持部分产业，已经暴露出相当严重的问题并被认定行不通。所以，今后政府在资源投入方面必须要十分小心，要坚持市场主导的原则。特区政府手中有很多资源，如同内地的关系密切等，有不少可以利用的优势。香港在发展新一代高增值产业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当然出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香港的产业不这么发展就没有出路。
　　
　　杨孙西：香港应发展具自己特色的产业，不必面面俱到
　　
　　有关香港未来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特区政府早在未成立之时就广泛搜集意见，以便确定发展路向。我感觉，董特首有意发展高增值产业和高科技，但是董特首领导的十八万香港公务员，却多数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插手经济运作。
　　
　　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香港的定位：到底是将香港当做中国的一个发达的城市，还是将香港当做一个非常独立的特区？如果是完全独立的，就应该像一个国家那样，使经济发展多元化。这样就要考虑香港有没有能力这样做。新加坡祗有香港一半大，但是一直是自认为国家，那么香港有无这样的条件？我自己认为香港按照独立国家的经济体系的方式发展，问题比较多，困难也比较大。高新科技虽然并不仅仅是飞弹，但是高科技往往同一个国家的国防紧密联系，否则就难以在经费、人力方面加以长期的维持。大陆同俄罗斯虽然不是经济非常繁荣的国家，但是由于国防的需要，就必须发展高科技并遵循全面发展的原则建立经济体系。我想，香港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特长去发展几个具有特色的产业，不必面面俱到。
　　
　　对于香港，必须明确建设科技园是否真的可以同香港的产业结合，特别是投资者是否有举了在香港发展其工业或者愿意将香港的工业升级换代。以往设在香港的生产线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迁往内地，仅仅在香港设立一个总部以“前店后厂”的方式进行工业产品的制造与销售。现在保留在香港的工业基本上都是限于香港的日常运作而不宜内迁的，如电话公司、煤气公司、氧气公司的生产与服务等等。我相信如果有第四个工业？，祗要价钱合理，还是有人租用的，但是这同高科技的发展需求没有必然关系。
　　
　　英国人对香港管制了那么多年，在这个弹丸之地为了维持低税制，祗有实行高地价政策，而高地价带来高通胀和高工资，从而使香港的经营成本差不多达到世界最高。现在除了金融业、房地产等具有高收益的行业尚可以维持经营之外，不要说有烟工业，就是旅游业这样的无烟工业，都难以维持运作。以往的工厂迁往内地是为了积极地利用内地低工资产生的低成本，强化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是现在连会计师楼、电脑行都要迁住内地，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成本过高的无奈。
　　
　　目前大陆来港的婚姻移民，大部分受限于敎育程度不高，到香港后祗能够从事低技能要求的工种，而现在香港能够提供的低能职位，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实际上这些年已经有数万名香港人到内地工作。大陆人才资源广博，祗是还不能自由流入香港；早些年移民国外的香港人则大量回流，职业选择上丝毫不受限制；从这些因素来看，未来香港社会的就业压力将不断增大，就业竞争将日益激烈。我认为在香港回归前的几年，中央政府在十分迁就香港，使香港人产生了自以为了不起的感觉。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香港人的自信心突然被打破；如现在香港旅游业不景，旅游业的人士就要求大陆鼓励内地人来香港旅游、花钱。以往香港不收人民币，香港人到大陆用港币很骄傲。但是以往自己看不起的大陆人，现在突然成为香港社会、香港经济稳定发展的依靠，无疑对香港人的信心产生了很大冲击。
　　
　　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高地价和联系汇率政策不能不要，因为地价调低了，政府也害怕经济不振，使银行出现麻烦。实际上一些中小型银行及发展商因为前两年购买了一些高价地，在目前的高存款利率的情况下，经营非常困难。
　　
　　我觉得应该明确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存在的问题很多，香港人必须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今后面对的可能不再像前十几年那样，在各方面好像都占有优势，将会面对台有力的竞争。
　　
　　香港经济的基本因素有无变化？
　　
　　黄枝连：香港需要新取向
　　
　　回归之后，尽管香港《基本法》强调五十年不变，实际上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敎育、以及民众的心态等各个层面，都发生着微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日益显着。香港已经可以说是改朝换代，那么香港人看香港，看香港外部的世界，是不是也应该更新换代呢？我想也应该有那么一种新观点（NEW PERSPECTIVE）、新方向（NEW ORIENTATION）、新取向（NEW APPROACH）、新感受（NEW PERCEPTION）吧。
　　
　　对了，我想起来董建华在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说，“香港终于摆脱了殖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心理局限，我们需要有跳出过去思维方式的勇气，用前所未有的眼光，长远地规划香港的未来”，也就是说，要有新思维（NEW THINKING），才会有新未来（NEW FUTURE）。
　　
　　看来大家对于香港今后几年的发展不乐观，但是特首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却是进行了玫瑰园般的描述。实际上，早在七月份泰国的经济就已经出出问题，为什么香港当时如此乐观？而五个月之后就出现了那样的经济震动？
　　
　　郑国汉：香港人不能自以为了不起
　　
　　我认为那时候香港对于好的方面想像的比较多，而没有特别留意周边国家的经济已经处在恶化的开端，没有能够居安思危。实际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料到雪球会滚得这么大。连多年来对亚洲经济现象最不看好的波克曼，后来表示他当初也祗是认为亚洲的经济风暴迟早会来，但是未曾想到会来得这么快，震动这么大。我想这如同数学里面的混沌论的原理，就是一点点变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去年九月二十三日香港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本来是惩罚金融炒家的，但利息高企引起了金融恐慌。当然香港经济的基本因素并未受到破坏，我相信董建华所描绘的香港未来有实现的可能。东南亚同香港不一样，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彻底溶掉了，以至于商家手上有订单也借不到钱；香港虽然有震动但没有对经济基础产生破坏。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香港人不能因为受到风暴冲击小而自以为了不起。八十年代后期，很多日本人拥有“一代好于一代”的想法；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这种乐观的看法逐渐消失，日本人终于发现现实并非如此理想。其实以前香港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到九五年的时候，香港人也发现一代未必好于一代。应该说，香港的人力资源结构必须加以提升，否则将来的日子不好过。我对于香港未来总体上是乐观的，香港应该善用香港同世界在法律制度、经济运作方式等方面的良好衔接，同时努力培养人才；但是人力资源结构的提升不能依靠新移民，需要社会的整体体谅与努力。
　　
　　现在大量工业生产厂家迁往内地，是由于薪金的差距太大而不得不搬。但是我不认为香港社会因此就没有低技能职位提供，因为现代社会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包括服务业都必须掌握高科技、高技能。应该说，经济体系中不可能祗有高技术，祗是人力资源结构中高知识人群多一些比较好，但是现代经济体系也还是有很多方面要满足普通生活的需求。有金融业等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发展，也需要一些基础产业对社会产生稳定作用。
　　
　　经济体系中的多元化结构很重要，可以分摊风险。我同意杨孙西先生所言，祗要有钱几个特别突出的产业，不是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良好发展的。对于未来要有信心，也要努力，政府要扶持高新技术，但是有的不如实行“拿来主义”，而有的成果也可以惠及其他行业。
　　
　　谢国梁：经济调整短期是灾难，长期有好处
　　
　　香港回归几个月之后金融风暴的冲击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有着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我认为并不是几个月就形成如此局面，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股市下跌了三至四成，楼市下跌了三成左右；失业问题浮现；一些公司承受不了高利率，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香港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九七前的港英夕阳政府不可能从长远利益来规划和建设香港，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整个后过渡期，香港房地产的泡沫过大。七月一日之前，香港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很大，不少豪宅的价格达到了两万元一平方尺的不合理价位，所以调整是正常的，这是内因。外部因素同样很重要，这不仅是香港，也是整个亚洲区内的问题。韩国、泰国、角台湾、香港等地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代表，香港做为这个区域内新兴经济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在分工、消费等方面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加上国际炒家抓住联汇问题兴风作浪，就产生了经济震动。因为利息加高使不少负债率比较高的企业就吃不消，而国际炒家是利息高企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这次调整祗是比较快，经济体系没有崩溃，银行体系依旧比较健全，短期来说是灾难，但是从长远来说，对香港未必不是好事。
　　
　　邝启新：必须考处如何利用内地的科技人才
　　
　　实际上，很少经济学家预计到香港的这种情况，也很少经济学家预测到整个东南亚国家会是这样。
　　
　　至于香港在二十一世纪扮演的角色，我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香港应该考虑未来会有什么独特的条件，吸引世界新的经济活动到香港进行。
　　
　　对于新生代产业，我认为香港应该保持作为中国内地桥梁和视窗的优势。内地有着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但是多年来的一个难点是很不容易将研究成果商业化。以前香港也有企业界人士设想在内地设立试验室而在香港进行商业成果的转化，但是这样并不容易，因为香港的商家很难让内地的科学人才知道香港需要什么。现在香港从中国大陆以外的美国、德国、英国聘请人才很容易，但是从相对而言成本较低的大陆聘请人才就比较困难。九四年曾经决定从内地聘请一千名专才，但是现在看来基本失败，大约祗有五百多来港。为何内地人才来港反而经其他国家人才来港困难？据说香港有些关注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希望吸纳内地人才，但是据知香港政府保安科反对，害怕这些人来香港之后难以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香港如果能够从内地吸引人才，就是以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发展高科技，对于香港来说资金不是问题，但是人才缺乏，香港不可能仅依靠自己培养的学生。所以香港必须考虑如何吸引中国到外国留学的人才，利用内地的科技人才，又可以利用香港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传统优势。
　　
　　香港的科技园可以作为一个焦点，吸引内地的人才来港，吸引外国的投资者到科技园办公司。现在国内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据知有不少融资人士已经在香港活动，而对于未来中国内地的融资，香港还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据知香港有很多人有意兴办高科技公司，而一些内地人和一些内地到国外留学后返回内地的人已经兴办了不少小型高科技公司，香港其实可以在帮助这些小型高科技公司成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杨孙西：香港的确面临很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犹如一根导火线，使香港的优缺点愈加彰显。我已经多年从事商业运作，经历了一九七三年、一九八七年等在股灾导致的香港经济大低迷。应该说，香港经济结构中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金融风暴一来，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一样，强弱很快显现。
　　
　　我认为，即使没有金融风暴，香港经济也祗不过是蜜月期长一些而已，但是早晚也会像今天这样进行调整。
　　
　　另外，香港一直实行低税制，没有高地价不很通信班在这个狭小的地方维持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与低税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可以说香港并非没有可以开发的土地，目前已经开发的土地祗占香港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且本港的绿化面积在约是百分之八十，在世界上的大城市中处于高水准。所以不应就港府的高地价政策一味地批评港府，有人提出以卖地的钱补地价，发展产业，值得商权。
　　
　　对于香港社会的前景，我认为必须明确我们的优势、能力在哪里，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发挥。香港是几千万海外华人资金的避难所，有不少华人以往在香港购买房地产赚来了大钱，使存款增值。未来香港是不是还可以维持商地价并让这些海外华人继续赚钱，以及是否可以让将赚的钱存在香港的这些人的钱继续增值，这对于香港经济特别是金融业非常重要。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的资金？主要是华人、华侨、内地公司、私人业主的很多钱都存放在这里，我认为香港能否继续扮演金融中心以及资金避难所的角色，非常重要。
　　
　　同时，香港是南中国的转口中心，带动了码头、航运、金融、贸易的发展，这些都是保持香港持续繁荣的重要问题。
　　
　　港商到内地投资、从事贸易，现在途径多样，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在。香港之所以现在还能够维持高工资，是因为大家都将家产放在香港。同时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可以在这里避税，进行生产。充分发挥仲介性能对于香港来说非常重要。香港人的优势在于既知道如何同大陆人谈生意，也容易同外国人在生意上进行沟通，且外国人比较相信香港人。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商家都认为香港人的生意规范化且易于理解，也容易沟通，而大陆人有时不喜欢欧美人做生意手续一定要齐全的做法。香港人应该注意发挥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注重培养“二语三言”（中文、英文、普通话、英语、广东话）方面的能力。当然，在海峡两岸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香港在两地之间的交往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现在高科技的调子大家都在唱，公务员及一些人士看到董特首都强调要搞高科技，如果自己站出来说不可以，恐怕会被人骂死。但是究竟效果如何，尚且需要时间来证明。现在香港工业同华南地区的合作不错，但是这种跨地区的工业合作目前已经必须升级换代。对于这些内移的工业企业也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无论香港人还是当地人都不将这些内迁的企业当做自己的工业。现在华南当地人在掌握生产技术和销售管道之后，可以自己开设工厂并且无限制地低价聘请工人。对于港商来说，现在珠江三角洲的成本已经升高，聘请劳工需要支付的福利、荣保给当地造福，当地人充分享受了这种优惠，但是香港就没有这个条件。
　　
　　香港的传统工业需要现代化，如果香港能够引进三十万或者四十万有一定素质的劳工，那么可以保留一部分工业。但是近年来一些工会组织和政党很注意通过保护本地劳工利益争取支持，现在连一些急需的劳工都不能引进，更不要说引进大量劳工维持传统工业了。其实台湾、新加坡，包括内地的上海、北京都是充分利用外地廉价劳工，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如此。香港以往存在的优势，现在的确面临着很多问题。
　　
　　香港经济优势和特点的检讨
　　
　　黄枝连：南非要用新概念建设新香港吗？
　　
　　大家都认同香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同华南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知三月底粤港两地的高层官员举行了关于两地进行产业合作的联席会议。而且据说国务院已经批准建立粤港两地产业合作的经常性机制。
　　
　　几位都同时谈到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和特点，但是香港的优势和特点究竟是什么？英国人一百五十年的统治已经成为过去，那么是否应该用新概念建设一个新香港？是不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放任自流而是要对香港经济有所引导？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新生代产业？
　　
　　郑国汉：应承认香港的经济体制有问题
　　
　　香港经济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所受到的冲击，用董建华先生在施政报告中的廉洁是调整。香港经济此次受到的冲击之前的状况，祗有高地价同英国有关系，而九七年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的香港股市，如红筹股、H股的狂升同英国没有关系。我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按照新概念建设新香港。而且香港经济基础并没有在风暴中遭到严重破坏。（谢国梁插话：用内地经济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概念划分，香港此次调整可以说是硬着陆。）
　　
　　我认为香港发展的策略问题，没有必要从总体上进行重新改换，但是有必要进行调整。关键要明确香港未来有无能力多赚钱，无论是金融中心、制造中心还是中间人，应该说这些过往的特点现在都有隐忧。
　　
　　以中间人的优势为例，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优势以及持有这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今后就未必正确，以前香港人掌握的，开放二十年后的内地人已经掌握，今后可能做得比香港人更好。也可以说容易赚的钱已经赚光了，今后再想赚这样的钱就不那么容易。
　　
　　金融中心同样面临着问题，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金融中心，是因为地理位置、功能和服务，而不是因为技术高、手法高、知识高。香港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并维持其的地位，中国因素非常重要。今后香港政府应该关心人才的培养、技艺的提高，未来中国的生意未必理所当然地要交给香港人做，关键要看香港人能不能在平等竞争中超过外国人。
　　
　　高科技关键在于人才，资本反倒在其次。我认为香港应该自己控制移民的成份，特区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较大的动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被动。香港政府应该自己确定高敎育水准移民的标准，同时对于这些高水准移民来港后要一视同仁。现在必须认识到，无论发展金融业还是搞高科技、人才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应该承认香港的经济体制有问题，这次金融风暴证明香港的经济体制并非以前所说的那样世界一流。香港体制同世界接轨是有利的条件，但是香港人应该自己解决自我麻木兼自我陶醉的心态，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对于香港，人才一方面要积极培养，另一方面要从大陆引进。
　　
　　谢国梁：香港不能走福利社会之路
　　
　　我觉得香港需要自我检讨，好的保留，弱的加强，坏的摒弃。
　　
　　香港的经济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形，以自由经济赢得国际声誉，人才、货品、资金进出自由，这些都是香港作为自由港的魅力所在，也是香港多年来集聚的财富，不需要改变。香港多年来已经成为国际认可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喝在香港的整体经济需要多元化，但是金融和商业中心需要保留、巩固、加强、发展。香港的金融业是利润丰厚的无烟工业，令周边许多国家艳羡，但是除了新加坡具有竞争力之外，其他国家或城市未必可以仿效成功。首先仅资金自由进出的问题，韩国、角台湾、上海等地现在就难以做到。
　　
　　同时香港比较难得的是良好的政府架构，公务员队伍比较精炼，官僚习气比较少，这一点也不应该轻易改动。
　　
　　对于今后的发展，应该摒弃一些短视的做法，如对于社会保障等可以提出新的思路。
　　
　　就产业政策来说，我不认为政府的适当引导是一种过份干预，因为市场引导虽然有效率，但是也有不小的缺陷。我想关键要看这种引导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
　　
　　此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香港金融业、服务业受到的损害比较大，制造业则受损比较小。这证明产业结构应该平衡，社会经济结构需要兼顾效率与稳定。
　　
　　就土地和房屋政策而言也应该进行检讨。低供应、高楼价是低税制的代价，如果政府可以在稳定楼价的同时，对于土地供应实行低价多卖，可以维持库房的收入。因为实行低地价高供应，总量收益可以不变。港币不能贬值，但是内部价格需要调整。
　　
　　我想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香港不能走已经被欧美国家证明是不利经济发展的福利社会之路，但是需要相应完善保障体系。现在实行“强制公积金”，可以阻止香港在政党效应下走向福利社会，这一点人香港长远利益来说很重要。
　　
　　黄枝连：香港公务员面临新挑战
　　
　　中看来杨孙西先生和谢国梁先生对于香港的公务员的观感和评价不太相同，而郑国汉敎授则持中庸的态度。你们大概也都注意到，回归之后，并且析移民的安置、应付国际金融炒家对港元的狙击、安抚投机或投资失败的股民或房产业主、克服禽流感的困扰，如此等等，都需要公务员在第一线应战，对于公务员的表现优劣，社会上议论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是港英时代流传下来的公务员“万能化”的神话破产了！“破产”了吗？没有那么严重吧？我看可以这么说，在新的时期，香港公务员面临了新的考验、新的挑战。
　　
　　我的学生不久前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在新机场启用后，将原有的启德机场这块黄金地段通过大肆填海，建成又工又商又宅的方案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一点想像力。这些同学认为。为什么不借特区政府搞高新科技和多媒体企业及二零零年即将到来的契机，在启德机场搞一个低密度的科技工艺园，其中纳入一个有主题的公园，建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呢？老天爷，不要再乱填海，现在都快把香港填成香江了。推动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是环境犯罪呀！总之，在启德机场旧址可以建设一个纪念新时代、迎接新世纪，集中开发服务型、资讯型、智慧型、知识型于一体的发展项目。香港的公务员应该根据民情、民意和内外发展的形势、未来发展的需要进行广泛调查和综合思考，才能作出比较有意义、有效益、有前途的决策。
　　
　　邝启新：政党发展已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
　　
　　我的意思是政府应该在策略层面多做，而不是注重于拨款和开支方面。亚洲其他三小龙的政府都是在科技和工业方面投入了太多的公共资源。韩国政府扶持工业科技的发展，而在公司不赚钱的情况下就让银行借钱给这些公司，政府还因为无钱而举借外债，有时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这样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就引起了连串的恶性反应。
　　
　　香港现在失业人口比较多，民主进程的发展又导致政党效应的加强，引进内地人才的确比较困难。但是，可不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引进内地科技菁英到香港进行短期研究。比如可以通过公司邀请内地科技人才来港与香港的人才共同研究课题，并将研究成果转化到产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大规模引进内地人才，必然会受到政党的大力反对，阻力相当大。应该说。政制层面的政党发展，对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已经产生了阻碍。
　　
　　这里有个概念的问题：香港的存亡决定与市场主导的经济，大社会小政府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香港应该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也为人才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这个方面私人公司是难有作为的，必须由政府制定政策，实现人才市场的开放。
　　
　　郑国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两方面的角色：造饼和分饼。
　　
　　从造饼的角度说，政府的重要性在于制定相对完善的旅游规则，如法制、规范等等，力争多出一级和二级面粉，少出三级、四级面粉。政府在造饼的过程中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综合经济环境的营造与发展有责任，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公司有合适的人才，而人才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各尽其才。
　　
　　从分饼的角度说，政府扮演着稳定社会的更加重要的角色，需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房屋政策、福利保障等，我认为政府应该照顾老人、但是必须明确告知民众，在香港社会并不是做不做事都一样。现在有的人领取综援金却不去接受培训。香港要接受西方国家的敎训，必须要求获得福利帮助的人士回馈社会，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依靠福利自下而上的现状。扶助老人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因此而对社会福利产生依赖性。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要提高民众的科技素质，尽管并不是要求这些人从事专门的科技产业，但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环境。我相信如果政府审慎引导，会有一批新人出现，大学生也可以组建富有生命力的公司，当年盖茨也没有念完大学，相信好的环境有利于人才充分发挥作用。
　　
　　杨孙西：香港不同华南结合就无前途
　　
　　特首董建会出身工商界，他成为特区首长之后一直非常关心“政府需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关心如何配合工商业的发展。但是据说有一次在征求中小企业家的意见时，听了两个小时不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希望政府做些什么。事实上有些事情一厢情愿是难以全功的。董建华有想法，已经成立了“新科技委员会”，并从国外聘请田长霖校长担任领导。这个委员会是为了提高港人的素质和发展高科技，当然用意是好的。但是必须明白一点，在距离六百万港人不足一百公里的地方，就有大量劳动人口可以接受很低的工资，祗有很低的地价，那么香港的劳动人口有什么资格要求这么高的工资？香港如何维持这么高的地价？
　　
　　香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快速增加的问题，而这又是香港政府无法控制的。现在香港六百万人就出现压力不小的失业问题，那么未来十年香港人口如果增加到八百万，香港又不可能发展制造业的情况下，怎么办？
　　
　　我认为现在香港最大的隐忧是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目前香港的经济基础可以应付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的失业率，而且保持一定的失业率人会相应减轻大陆和外国人员来港就业对本地劳力的冲击。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房地产和金融业，以前实际上是依靠制造业逐步发展起来的。现在香港的工业在香港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祗剩下百分之九，如果减去跨境的制造业，这个比例更小，现在必须强调的是，制造业的贡献不可小视，这是稳定经济的基础。
　　
　　我想，今后二十年至三十年，如果香港不同华南结合就没有前途。要将香港变成华南的金融中心，最好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应该说，祗有同这个背景相联系，香港才有可能维持高工资和高地价。上海的发展很快，未来可以同香港出现竞争关系。但是如果香港成为拥有约三亿人口、相对富庶的华南地区的金融中心，是可以维持香港几百万人的高工资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经济体系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工业成份是必要的，要将工业的设计人才和推销人才留在香港，否则香港的损失将会很大。要知道，珠江三角洲几百万内地劳工所产生的效益呈现在香港，“一国两制”不联系华南，是难以维持香港未来所需要的。
　　
　　另外，北京现在有不少三、四个人组成的高科技企业，内地大学敎师的薪水没有香港这么高，不少大学敎师包括一些敎授都兼职，海淀区的中关村已经有“小硅谷”的气象，但是香港没有这样的地方。
　　
　　中国新一届政府与香港经济发展的关系
　　
　　黄枝连：建立新生代产业体系
　　
　　看来大家都不反对在香港特区发展新型的工业，关键在于重建那么一种以跨越地区、跨越产业、跨越文化为方向的制造业，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什么高新技术的新兴工业，关键在于要有新有脑筋、新的形式。可以概括为建立一种以服务型、知识型、资讯型、智慧型为主体的新经济体系，这个就叫做“新生代产业体系”吧。
　　
　　九届人大产生了新总理和新国务院领导班子，请大家谈一下对香港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中央和特区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移民和科技人口难以引进的问题。
　　
　　郑国汉：现行移民政策应有所改变
　　
　　希望香港政府在移民问题上不仅仅是接受，也能够施加影响。现在内地学生在香港获得学位而不能在香港寻找工作，是很不合理的。
　　
　　邝启新：不担心新移民问题
　　
　　我对于每年五万四千内地新移民到港并不担心，这种移民反而对于延缓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有说明。以前引进专才，有的公司用来走后门，证明不成功。我想，是否可以从大陆的大专院校引进学者或者进行合作。
　　
　　谢国梁：内地经济有利香港
　　
　　同内地加强合作，我不同意邀请内地专家专门帮助香港建立什么产业的观点，我认为这种需求还是应该由市场决定。祗要将可以做的东西提出来，精明的商人是一定可以发现有无获得回报的机会的。从朱镕基总理这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施政报告”，可以看出香港今后在融资方面的角色会得到加强。因为国企改革是今后几年的重点目标，这些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转制，今后国内企业到境外筹资是一个方向。当然，内地在境外筹资并不仅仅依赖香港，美国、东京、新加坡都是可选择的地方。
　　
　　内地今年下半年停止分配福利房是事关众多民众生活的大事情，会对房地产开发引起一个小高潮。当然这个高潮同九三年时不一样，是以满足普通民众的居住要求为基点。这对于香港的房地产发展商来说也是一个发展机会。而且，未来很可能允许在内地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从事房屋按揭。
　　
　　郑国汉：机构改革使香港人以往优势减弱
　　
　　目前还看不出朱镕基的改革同香港有多少关系。就朱镕基推进的两大举措来说，就是精简机
　　
　　构和国企改革。
　　
　　其实精简机构对于中间人反而是不利的，因为机构简单化之后，外国人比较容易发现症结的所在，香港人以往的优势反而会被削弱。
　　
　　香港人以前是走聪明路线赚容易钱，原来准备进行升级换代的也放弃了机会，但是现在困难就积累下来了。
　　
　　我认为要在香港发展高科技，就要吸引内地人才，否则香港商人很可能到内地发展，但是香港投资者很难突然转变搞高科技。香港是一个中国人的西方世界，香港因此可以利用美国的一部分华人愿意回到中国人的群体当中的意愿，如果能够妥善解决住房问题，相信可以吸引部分人士来港发展。
　　
　　杨孙西：中国政府换届是香港利好因素
　　
　　中国政府换届，给中国的老百姓和世界对于改革开放以一个新的信心，人们相信新一届政府会在朱镕基的领导下，按照二零一零年的战略规划，引进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朱镕基之所以比较有信心表明将在一至三年中解决多个难度甚大的问题如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机构精简等，同前几年的税制改革比较成功有密切关系。现在国库有一定的财力，否则就是再有几个朱镕基也不敢让大批的国企工人下岗，让大批的干部带职分流。就是因为政府在财政上有保障，才可以维持那些下岗者的工资发放或一次性补偿。国企改革对于国家而言是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可以负担。
　　
　　今年内地要在基建工程方面投资两千多亿元人民币，由于内地同香港的购买力不同，这些钱对内地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可能相当于香港花费一万亿元所产生的效果。这两千多亿元的基建投资可以为香港商人在贸易、生产、服务等方面带来许多投资机会。另外，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维持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都为作为内地对外联络的主要桥梁的香港产生良性的经济促进。
　　
　　我觉得，至于内地的机会会不会导致香港投资者不在香港搞高科技，而将资金转向大陆，这个问题没有忧虑的必要。高科技能否在香港发展，取决于香港本身的经济结构、经济地位、经济环境，祗要适合于投资，商人的触角是很灵敏的。显然，赔本的买卖是无人愿意做的。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换届对于香港来说是利好因素。就如同董建华所言：对于香港的稳定打了一支强心针，我想多数香港商人是同意董特首的观点的。
　　
　　未来香港发展展望
　　
　　黄枝连：此次金融风暴中，香港表现得比较稳健，也使不少香港人突然发现，原来“一国两制”还是很有用的。请大家展望一下未来二十年、三十年香港的发展趋势。
　　
　　郑国汉：五至十年内能维持较高速发展
　　
　　相信今后五到十年的时间内，香港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再过十年，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因为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而香港就是世界的一员。在差别缩小、基数增大的情况下，发展的速度不可能总是维持高水准。以香港的货框码头为例，内地能够提供的服务不足，香港的货框服务发展就快。但是内地很多港口都在兴建货框码头，未来对于香港货柜码头会产生竞争关系。对于香港来说，长远的维持很重要，业务状况相对地没有在那么好。
　　
　　谢国梁：能保持金融中心地位
　　
　　我祗是一个客观的经济学家。黄敎授所提的问题使我马上想起了特区首长董建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要建立和谐、充满有心的社会。
　　
　　我认为，香港不论多久，都会沿着多年前形成的基础和优势向前走。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前些年所保持的平均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的高水准，会有所下降，这同基数增大有很大关系。而且，随着内地的发展，香港以往在贸易、金融、转运等方面拥有的特殊地位会逐渐淡化。但是，由于香港经济这块蛋糕逐渐增大，总量上可能并不会减少。
　　
　　未来香港保持一个金融服务中心的位置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就是上帝赐与的，相信不会改变。
　　
　　值得忧虑的是，今后香港的经济会受到政治团体发展的影响，香港可能在政团的影响之中，不知不觉、甚至不情愿地走向福利社会。
　　
　　杨孙西：“一国两制”保障香港
　　
　　我对今后二十、三十年香港的经济发展并不担心，主要是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目前在华南还找不出香港这样的深水良港，港口服务的质素也是不容易被赶上。同时，香港新机场启用之后，每年可以吞吐八千万到九千万旅客，转运能力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我认为中央政府有决心在未来二十年至三十年维护香港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而这种维护将不会祗是三年五年，需要长期保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一国两制”的地方，对于统一台湾具有垂范作用。可以说，朱镕基在当选后首次同传媒见面时宣称必要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帮助香港特区，并非凭空许诺。
　　
　　至于中央政府针对香港问题具体会怎么做，可以探讨，但是我相信中央政府对于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信心。
　　
　　实际上，世界各地同中国交往也需要有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内地最有竞争力的上海，要想达到香港的法制水准，也不是十年、二十年可以实现的。
　　
　　黄枝连：讨论会结语
　　
　　现在我就此次讨论会结束语，这里面有我自己的观点，你们不必完全同意。
　　
　　第一，香港在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即进入经济萧条的状态，反映出特区政府高度缺乏危机意识，居安而未能思危。这也可以说是港人为其在回归前的一段时间，大肆炒股炒楼促成“泡沫经济”所要付出的代价。幸好，香港的法律制度、市场体系相对健全，加上有“大陆因素”，香港经济并没有受到结构性的破坏。通过此次风暴，香港市民发现了中央政府支持和重要性，两地唇齿相依的程度因而加强。
　　
　　第二，九七年三月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香港经济会陈陷入低为状态，几个月的时间里，社会心理的变化经富有戏剧性。香港民众禁不住反思与反省，终于发现必须承认香港的敎育、制度、人才、经营、管理，实际上没有什么大不了，并不是“高人一等”、十分优越。事实上，香港对大陆和世界的沟通能力，华南和华东沿海的一些城市正在学习且来势很猛，也许不久之后就会迎头赶上。而新加坡和角台湾的许多发展更使香港相形失色。
　　
　　第三，因此香港特区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挑战，在于根据它的特点，发展出一套特殊的策略应对。香港的法律、规章、营运环境、沟通技巧……依旧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香港可以在期间找寻发展的契机。比如说，利用金融中心，引进内地的科技人才和海外的华裔科技人才，进攻国内外高科技产品市场；还有，利用香港和东南亚及美加等地华人的特殊关系，吸引他们在香港设立活动的基地，并发展成为华人网路，对于东南亚及其他华人关系的开发很重要。这次东亚金融风暴的使香港人发现，香港同东南亚的关系，原来是十分密切的。比如说，东南亚的民众减少到香港的旅游，对香港的旅游业可以说是百上加斤。
　　
　　第四，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人民纳税用高薪供养十八万香港公务员，支持政府运作，政府就应该为民众的劳动权、就业权、休养权……等满足与保障多下功夫。但是，政府要在宏观的、长远的层面上下功夫，而不必具体地介入微观运作；可以帮助商家找出路、做生意、创环境，但是不应该自己直接经营生意。政商不分和官商勾结会对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从韩国和日本的现象看，特别是日本银行和大藏省涉及的经济丑闻，简直充人难以置信……
　　
　　第五，港英政府时代的重要决策，是由英国人一手包办、幕后操作，然后交给政府公务员具体执行。但是近几个月来，政府的公务员又要做调查研究，又要做综合分析，还要发表见解，使得公务员非常忙碌。实际上，这些工作对公务员要求太高了、太不切合实际了，从而使得公务员的工作目标不明确，效益欠佳，这些都反映到处理金融危机、禽流感、股民索赔以及发展规划上。现在特区政府已经设立了许多新的委员会，包括特首亲自领导的“策略发展委员会”，还有由他大力支持，由美籍华人学者田长霖领导的“创新科技委员会”，还有一个由香港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牵头的研究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组织。这说明政府是在弥补公务员系统能力之不足，防止闭门造车。但是这些委员会的新委员基本来自中上层人士或工商界，来自外国，对于香港本地大学的专家学者，较之港英时代更加不够重视。而这么多的“委员会”，人才济济，将会写出成千上万页的报告书，却未必有效。怎么办？要么设立一个“香港二十一世纪发展规划”之类的统筹机构，要么促请院校设立“未来规划”敎研体系。
　　
　　我认为，祗有将各个层面的建议统一在宏观的框架内，特区才能有一个新世纪的总体发展大计。在这个方面，参考一下大陆的“九五”计画以及二零一零年远景目标网要的作法，不无裨益。“一国”之下，A制B制的一些优良办法，为什么不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呢？
　　
　　第六，香港的“新生代产业”的定位、主体、特点……是什么？此次应该说没有讨论出结果来。比如说香港是否应该大力兴办资讯产业和与高新科术相关的高增值产业？如何去发展？这些都有待研究。看来要有一个跨越地区、跨截止产业、跨越文化的发展取向；根据香港特区的特点，重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重建制造业，加强服务业；根据“自由港”和“六大中心”（贸易、金融、航运、旅游、资讯、科技）来大做文章。通过这些稳住大局，促进内部发展，提高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解决未来八、九百万人的衣食住行问题。然后，使香港特区以新的姿态、更高的品质，向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提供协调性的服务，渡过了今次的金融风暴，香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会更加突出，香港可以为东亚特别是东南亚提供更多的服务。香港生存之大道，大概就在于为他人的发展提供质素更高的服务，在他人的可持续发展中，实现香港特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七，令人欣慰的是，回归的过程顺利，虽然回归之后就遭遇了一些难题，如来得太快、太早、太猛的金融风暴，但是这也好，因为香港因此有了更大的警觉性、有了更多的经验，也因此会有更大的决心和智慧。这样，带着足够的警觉与经验，决心与智慧进入二十一世纪，香港的明天才可能是更美好的。
　　
　　评论员简介：
　　
　　杨孙西香港得江国际集团董事长，从事工业生产、国际贸易、房地产发展等商务，是香港知名企业家。
　　
　　杨孙西十分关注国事，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常委，还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在香港工商界他亦是活跃人士，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等职。杨孙西不仅从事实际的工商活动，还重视理论的探索研究，对香港经济发展方向颇有研究心得。南京大学为此特聘他为顾问敎授。
　　
　　郑国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经济系副敎授、复旦大学客座敎授（一九八八）、汕头大学兼任敎授（自一九九四年起）。
　　
　　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市场结构理论、科技创新与模仿的经济学；曾于多份主要经济学术期刊发表不少学术论文，现为《国际经济学报》事编辑及《太平洋经济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研究香港经济专著包括《港口设施及货柜处理服务》（一九九七）和《竞争政策与企业监管》（一九九八）。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敎授及系主任、香港政府经济谘询委员会委员、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员及其属下的贸易政策论坛委员会委员。
　　
　　谢国梁一九五九年出身于福建漳州市，一九七八年进广州暨南大学修读经济学，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参加工作后先后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国际企业及英国沃尔克大学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移居香港后，于一九八九年加入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经济研究部从事经济研究，现任该部高级经济研究员。
　　
　　邝启新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美国史丹福大学访问学者、世界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美国史丹福大学访问学者、世界银行顾问，和香港工业及科技发展局顾问。着有《开放的航空业》、《科技与工业发展》、《旅游业与香港经济》等专著。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