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评论月刊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主持人：黄枝连（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
　　
　　评论员：关浣非（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
　　
　　李湛（香港上海实业（集团）发展研究部总经理、敎授）
　　
　　林顺忠（香港山达集团董事经理）
　　
　　赵令彬（汇丰中国业务有限公司研究经理）
　　
　　刘佩琼（香港理工大学商学第副主任、副敎授、全国人在代表）
　　
　　单明（香港广东控股有限公司行政部副总经理）
　　
　　易宪容（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研究员）
　　
　　时间：二OO一年第四次座谈会（总第三十九次）
　　
　　地点：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会议室
　　
　　黄枝连：开场白
　　
　　我们曾经以香港的新生代产业体系和“再造一个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特区成立之后，如何在产业政策和产业构造上进行重组。最近两次邮电部从住处科技革命和高新技术相关企业的问题，谈到香港的新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无可否认，在上述讨论中，香港中资企业的角色与作用若隐若现，因此今天下午，我们有幸邀请到相关企业的代表性人物、香港企业界的老行尊以及对这个问题有长期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对香港中资企业的性质、结构、运作、功能、缺点、出路、贡献等问题，进行集中的讨论。相信这是一个的机会，大家可以相互激发出不少思想火花。
　　
　　如何评价新世纪中资企业，怎样给它下一个定义呢？如果说香港有华资企业、英资企业、美资企业、日资企业等，那么香港中资企业既然不同于国内的国营企业，也不属于上述几种企业的范畴，但是又与这些中资企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才能概括其特点呢？也许，香港的中资企业的结构特点和运作特点，就在于这个关系网路上的地位与作用。
　　
　　中资企业的概念和定义
　　
　　黄枝连:先请大家谈论一下对香港中资企业的总体认识，或者给它下一个定义。
　　
　　李湛：定义要满足几个条件
　　
　　对中资企业的界下，首先从法律上来请，它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企业。中资实际上是国有资本占第一个股东、在香港注册、国有资本控股一般在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其中有的非上市企业的国有资本占百分之百）、经过了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批角准以后设立的，这样对中资企业的界定是比较清楚了。
　　
　　就是说，上述几个不可缺少的，这才是真正的中资企业，不然的话中资的概念就乱了。法律上中资是香港企业，在香港缴税，资本则国家资本占主要部分。按照这个定义，到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一千九百六十家中资企业在香港，到现在有两千多家。
　　
　　中资企业与红筹公司有所区别。我们所讲的红筹，首先是上市公司，其他条件都符合中资企业的条件，但是中资企业不公一定是上市公司。就是中资企业的概念涵盖的范围比较大一些。另外香港的H股公司，法律上讲它不是香港的公司，而是内地注册、香港发行股票并交易的国企公司。
　　
　　中资企业可能有四个特点：一是从产业结构来说，绝大多数都是综合性的，这是与其历史发展相吻合的；二是在功能上来讲，具有多重功能，除了纯经济、经营功能之外，有省市政府的视窗性的功能；三是从管理的特点来看，既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的一套，但是又带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处在两种体系座标上而体现出来的这么一种管理特点；第四是与各地方行政部门的关系比较密切。
　　
　　关浣非：中资的资本构成和机构功能各有特点
　　
　　的确，中资企业一定是在香港注册的，我们不能把H股定义为中资企业。第二是其资本来源一定要明确，主要来自于内地，但是资本的构成找上人认为有这么几类：一类是纯粹是国家的资本，还有一部分是国家资本为主加之以其他资本，比如有的公司一部分是国家资本，另外一部分是从各地募集的资本。第三就是李湛刚才所讲的，一定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角准的。
　　
　　据知，现在内地在香港设立公司的可能有五千到六千家，广东很多乡镇一级政府都有公司在香港，不少人的名片上一边是乡镇党委副书记，一边是香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但是严格地说，这些公司都不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
　　
　　如果给中资企业定性，我想应该有这么几点：第一是一定要在香港注册，还有必须是要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资本主要来自于内地等。现在香港很多公司以及市民对中资的概念颇有混淆，把H股、红筹都一起归入中资。
　　
　　香港中资机构从功能上分，我个人看也是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经营的，如上海实业国、广东控股，还有一类是专业性的，比如交通银行，就是从事与银行相关的业务。其中视窗式公司、综合性公司多，从省和部委来的公司，从事综合性经营的多；原来在内地的专业机构，在香港大多数还是专业经营。
　　
　　单明：多数中资是改革开放产物
　　
　　大量中资企业产生是在一九八零年以后，主要是一九七九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央和国务院当时下达了一个五十一号文，决定广东、福建两个省能够在香港成立其视窗公司，从此有了“视窗公司”这个概念。其后，各个省、市、部门的视窗公司续成立起来了，至今已经发展到两千多家。
　　
　　林顺忠：以前中资公司比较单纯后来发展快但良莠不齐
　　
　　我在香港三十多年，初期也都是与中银、华润、招商局、中旅等四大公司打交道，几乎与四间公司都有来往。比如到国内去要通过中旅，开信用证就要通过中银下面的银行，运输就是招商局，那个时候比较简单。
　　
　　香港一直在发展，以前的中资公司比较正规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有些良莠不齐。我对中资的概念是很清楚的，也就是他们刚才讲的。不少从广东等地来的地方公司，可能很多时候是认为香港炒楼容易赚钱，当然也有一些做一些贸易，但是贸易养活不了几个人。
　　
　　赵令彬：是否拥有政府背景乃是划分中资的最得要条件
　　
　　李敎授刚才说的就是有关中资企业最标准的定义，但是我们从经济研究的角度，就要把这个范围拓宽。
　　
　　以我的印象，这些在香港的内地来的公司，他们都有内地一些政府或者说官方的背景，包括乡镇政府的背景。虽然他们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但是他们不是具有那种背景，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差不多的。我是将界限定在这里。
　　
　　至于内地私人来香港设立的公司，我就不把他们算到中资公司了。现在很多国内有名的企业，他们在香港都有办事机构，比如华为公司。但是我不将这些公司划为中资，我说的中资就是拥有政府背景，而不管它是否得到了中央批准。
　　
　　黄枝连：赵令彬认为祗要是内地来的具有政府部门背景的中资，而不论是否经过中央批准，这是一个新观点为。
　　
　　单明：未来中资企业的范畴或概念会有突破
　　
　　我们现在所讲的中资企业，从国家层面或者中联办认可的中资企业的范畴，就是国有资本、要国有有关部门批准、在香港注册，就是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从国家改革发展的进程来看，将来概念会演变。因为当我们讲到香港的资本的时候，有英资、美资、日资等，如果让大家站在一个可比的环境内的话，美资是什么组成的呢？英资是怎么组成的呢？这恐怕未来的中资企业既要包括国有企业，也要包括民营企业。未来国营资本的数量是在减少，我相信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到香港来。所以，将来中资企业的概念一定会突破现有的概念。（黄枝连：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就加以突破呢？）但得这种突破一定要有个过程。
　　
　　李湛：中资这个概念长远看不科学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不赞同香港用中资企业这个名词的。因为在香港的各类企业中，以资本的性质来源划分的祗有中资企业，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花旗股、英伦股。对中资企业不是强调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性质，而中强调其资本来源。
　　
　　这样造成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对于香港两千多家中资企业不加区分地认为“要好都好，要差都差”。其实在这两千多家中资企业之间，经营、管理的素质千差万别。所以为个概念，从长远的角度讲是不科学的。
　　
　　刘佩琼：有些中资具有官僚氯没有严格按照企业机制运作
　　
　　我想总结一下大家的观点。
　　
　　首先，中资企业的概念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资企业是香港市场经济里面的计划经济部分。整个中资企业都是当时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的一块，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运作的。中国当时是用政府来管理经济，分工严格。一九七八年以前所有的中资公司都是专业化的，相互不能跨越行业。
　　
　　随着改革开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资的关系也变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央把外经贸一块，给了地方。改革开放造就了地方的对外发展。
　　
　　其次，因为改革使得地方的权力大了，企业的自由度增加了；因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利用香港的自由度来将业务分散，从专业服务变成多元化。
　　
　　在管理方面，中资特别是大型中资如华润、中银还是维持相关体制，还是由中央的部门直接统率、管理。其管理有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决策层还是中央政府部门实行行政管理，但是他们来香港特别上市之后组成了董事会，可董事会与股东是两码事，他还是代理人而不是真正的股东。他们是代替政府来管理企业，往往带有官僚气，不能真正体现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人所应该发挥的管理作用，导致出现很多问题。
　　
　　黄枝连：从大家的谈话来看，中资具有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前后颇有不同。那么现在问大家，未来内地的私人企业会大量到香港登记注册，但是没有经过中央部委批角准，这是不是可以说进入了第三个时期？我不是说我的看法对，祗是抛砖引玉。
　　
　　关浣非：骗走可能打着中资旗号“官僚”不能一概而论
　　
　　我插一句，如果我们对中资企业的外延不确定的话，下一步的讨论可能会是遇到一定的困难。
　　
　　刚才李湛博士和我所讲的都强调一点，就是必须是北京有关部门批准的，这个要素绝对不能将之抛弃。中资公司在审批的程式上，第一个就是要明确你的投资主体，必须是国内的哪一个部门包括国家的有关部委或者省市，主体必须要明确。第二个，投资额必须要明确，不能说搞出一笔钱来就要在香港办公司，这是不行的。批准五百万美元，你不能拿出六百万，否则钱汇不出来，汇丰的赵先生知道中国外汇管制的规则。第三会有清晰的管理人员的要求，对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有要求的。这三个要素必须具备。所以一个中资公司在香港注册，其后面的控股公司是谁是很清晰的，不会是哪一个人。
　　
　　如果到香港的公司注册处，一查发现某一个公司是个人注册的，你就要小心，它不是真正的中资公司。至少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中资公司，过去香港很多银行放款的时候不注意审查，往往一收不回来钱就骂中资公司，实际上恰恰是他们将钱放给了那些打着所谓中资企业的旗号的公司；当他们冯着旗号把钱搞到手之后国，你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所谓官僚，过去的确有一些政府的官员来作为中资公司的主要管理者，你叫他官员也好，或者认为其作风比较官僚也好，确实有，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特别是八十、九十年代之后，有一批真正是管理人员，很多人在内地就是从事经营管理，而且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优秀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员。
　　
　　如何评估过去五十年，中资企业在香港的作用黄枝连：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概念来划分中资企业，那么如何评估过去五十年在香港扮演的角色，顺便评价其形象。
　　
　　林顺忠：中资管理者应多参与香港社会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中资企业比较有计划，是以贸易为主，当时中国在主要通过这几间大的公司对外做贸易。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家公司分出很多公司，还有很多新设立的视窗公司。国家改革开放，需要大量引进资金和产品，不能仅仅依靠几家公司。
　　
　　逐渐地，出口的贸易比较多，但是进口就相对少一些，因为很多公司逐渐已经在内地设厂，生产了很多代替品。
　　
　　老实说，很多香港人对中资不是很理解。当九零年之后，香港房地产一直向上的时候，吸引很多内地尤其是广东的乡镇企业到香港挂一个牌做贸易，之后不少钱就不知道做什么用了。因为办工业要很多钱，几千万元不一定能做一个。这些年，我看那些小的贸易公司多数已经无声无息。但是那些大的公司，我的印象是他们都在往上做，而且派了很多人出来，可能是与朱镕基的提议有关啦。有对他们的印象是，这引起人才出来了，也是为了自己的公司做，很少参与香港的社会活动。
　　
　　我觉得，今后中资公司应该更加投入这个社会的活动，得到社会的理解，融入主流社会。赵令彬：政企不分是中资敎训
　　
　　改革开放之后，问题比较多元化。很多新的企业到来，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发展得很快，不少公司从很小快速成为大型公司，包括粤海、中国海外等等，我们都是看着这些公司成长的。第二个印象，也就是中国改革的特色，这些公司一半是商业机构，一半是政府机构，这两个角色有时很难分。其中的矛盾最后都爆发了，比如粤海和广信事件。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是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说，从这个事件之后，就要将他们分开，不要当他们是什么政府机构，银行今后与他们打交道都要将他们当作商业机构。
　　
　　所以，从改革开始以后这二十年，中资发展很快，但是也有鱼龙混杂的现象。我看从现在开始，可能在新的时期，政企要分开，让龙留下来，鱼就要淘汰。
　　
　　易宪容：中资对香港繁荣及内地开放都有重要作用
　　
　　中资企业有很多毛病，但是至少方面是功不可没：如果香港没有中资企业，香港的发展可以说没有这个样子。香港这么小，但是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是有的地方？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内地那么大的市场的对外流通是通过香港这个小地方的。改革开放之后，功能多元化，作用扩大。香港为有那么多小企业进入内地？我认为中资的作用是满重要的。就是说不管如何，中资企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同样，中资企业对国内改革开放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最初大家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当时封闭嘛，在中资的示和穿针引线之下，大家慢慢交往，在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相互交流，推动了开放的步伐。
　　
　　刘佩琼：中资已经转向市场化发展但尚未完全依市场规则运作
　　
　　中资过去都是各有政治任务，在计划经济体制底下都做得非常好，特别是贯彻中央政策支援香港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是不能否定的。
　　
　　但是原来的优点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就显得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是因为政府职能改变，中资企业从政府的行政领导转为股份制的企业，已经变成从部门的财务转为独立的自负盈专的帐户。这时，他们的表现就很重要了。由于要自负盈亏，在计划经济之下常常发生的交叉被贴，就慢慢地减少了，就明显地表现出盈亏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中资企业面临一个制度性改革的矛盾：
　　
　　第一，有些中资企业还保留着政治方面的任务，包括国家的政策、地方和一些部门与一些企业的利益。就是不一定完全是国家政策，有些还是为了自己的垄断竞争。
　　
　　第二，是很多中资不愿换去长期享受的垄断地位，因为保持现状有利于业务发展，避免竞争。而且希望维持在计划经济下的垂直合并或者说从源头开始的垄断。他们现在是以商业的办法来做，比如五丰行到河南自己养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尽量抗拒变化。
　　
　　第三，中资企业的人事管理还是原来的官僚体制及纪律，其中包括内派人员的短期行为，管理层是具有绝对权力或者绝对权力撑腰的官僚，服从仍然是最重要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企业的表现。
　　
　　第四，中资企业的财力非常落后，还没有达到规范化。比如投资计画的决策缺乏周详的考虑，投资执行过程缺乏监察及调整机制，帐目收支管理缺乏严格制衡机制。正因为这些原因，就出现了所谓贪污等等问题。
　　
　　未来中资企业发展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检讨中资企业的政治性任务；二是取消外派干部的组织特权；三是加强管理人员的问责性，增加合同制的聘任方式；四是企业上市，接受市场监督。
　　
　　关浣非：中资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
　　
　　中资在香港五十年，我个人觉得应该分三个阶段:一是一九四九年一九七九年，二是一九七九年到金融风暴，三是金融风暴到现在。
　　
　　七九年之前，中资机构在香港处于一种微弱发展的状态，数量极少，如果说发挥作用很大也祗是在某个领域发挥的作用很大。那时的中资机构按照北京的要求，不能购买固定资产，不能购买股票，不能自己买楼，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束缚。
　　
　　中资机构真正的发展是在七九年以后，包括初期的视窗作用。比如为内地的进出口进行辅助，为内地的融资发挥桥梁作用，为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发挥仲介作用，包括掌握、搜集国际上的资讯。
　　
　　同时，在七九年以后，中资企业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其他企业都无法替代的作用。目前中资企业的银行款占香港整个银行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二；保险占香港保险市场的百分之二十五；航运占市场份额的百分这二十五；对香港旅游的贡献占百分之二十五；贸易大约是百分之四或五；银行放款占香港总体的百分之十七到十八。所以说中资企业在七九年之后在香港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企业都无法替代的。中资企业具有其优势，有着与内地的广泛联系，对内地市场熟悉，这都不是香港企业所能够替代的。
　　
　　现在有些香港人说内地人包括官员都很容易“搞掂”，比如送一个我戒指就可以。我与他们开玩笑：恐怕你送礼都不知道找谁？我经常看到香港人在内地发懵，买了保险但在内地出了意外还不知道找谁，我提供的医疗卡上清楚印有国家卫生部的二十四小时值班电话，他们还是不敢打，还是打回香港。
　　
　　金融风暴之后，可以说全球经济都在调整，香港经济本身也在调整，中资机构不可避免地也要参与这一轮调整。
　　
　　林顺忠：与中资合作引进成功率高听地方宣传投资容易亏本
　　
　　我做的是粮油这一块，所以比较大的工厂，都是通过中资企业的关系进去的。
　　
　　具体运作一般是在香港成立一间合资公司，不一寂静是哪里的资金，注册公司后到内地投资。这一类的很多，参与合作的中资公司各有不同，反正是各有各的关系。因为中资公司最瞭解中国的市场缺乏什么，做哪一个行业，设厂在哪一个地点是最有效的，所以失败率就比较低。
　　
　　如果自己忽然原某一个人讲某个机会，自己进去投资的，多数会亏本。尤其是听当地政府官员的话去投资，多数会亏。如果通过中资引进的，他们就比较小心，成功率就比较高。李湛：中资已经占香港经济体系四分之一以上值得充分肯定
　　
　　今天来讲，其作用如果要综合成一句话，就是：中资企业已经成了香港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怎么说呢？从资产的规模来讲，中资是属于仅次于华资和英资之后的第三大资本力量，九五年的总资产就达到了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五亿港元，净资产有一千五百九十五亿港元；到九八年，总资产达到了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一亿港元。香港查国际金融中心，银行资产庞大，而中资银行最近几年在香港银行的资产值里面一直占百分之十以上。（关浣非：一九九九年占香港整个银行资产值的百分之十四。）
　　
　　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说中资在香港经济的地位是三分天下，我个人认为三分天下还差一点。因为从不同的行来看，中资银行占香港吸收存款的比例在百分之二十八左右；所有中资公司的金融业在贷款市场上是百分之二十三左右；保险市场是百分之二十二左右；旅游业经合计算占百分之四十，海运业务量中资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建筑工程量中资占百分之十二左右。从这些数字来看，总体上占香港经济的四分之一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想想看，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资业务量已经占四分之一以上，其经济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过去对中资作用的看法一直是不太清楚的，总觉得对中资企业看问题比较多，看其作用和贡献比较少。好像一讲中资企业，印象中就有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我们不否认有问题，但是对其作用要充分肯定。
　　
　　单明：中资企业重视人道对香港民生贡献大
　　
　　如果从运行形态来分类的话，从八十年代以后，我觉得也可以分三个阶段。
　　
　　从八零到八七年，中资是从事一般性的经营；八七年以后是转入资产经营和一般性的经营相结合，如涉足房地产业务，开始搞上市，开始到海外融资，去内地发展建设，组织基金等等，九七年达到高峰期；九七年金融风暴进入另一个阶段，很大部分是进行重组。
　　
　　有关中资的企业形象，我还是从粤海来说起。我九四年来香港到粤海海研究部的时候该部有十六个人，国有性质很浓厚，非市场化运行的征明显，即使某个员工是多出来的，也不会轻易裁人。尤其是对当地员工，不会轻易裁减；调人也是将内地干部调回去。到金融风暴之前，我们基本上是不裁人的。我所在的部门，从十六个人到如今剩下我一个人，是在企业滨临倒闭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大量裁减多余出来的员工，对当地员工应该说是很讲人道的。
　　
　　第二是对香港民生方面的贡献。广南行是经营鲜活商品的，从华润分割过来。经营鲜活商品一直是微利的，这个业务可以说一直是政治任务高于经济利益的。一直以来，国家给予的任务就是要做主香港民生的稳定，所以广南行一直到其上市以前，如果仅仅从其经营鲜活商品来说，一年的利润也就是五、六千万；这些钱仅仅能够维持其皮费。作为一个企业，要发展、要壮大，就要从事其他的业务经营。九七之后香港爆发禽流感，最后证明病毒不是来自内地；在当时急需活鸡的情况下，广南行一分钱都没有加。就是说在鸡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供应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香港中间商的价格提得很高，而中间商全部是香港的经营者，当时广南行也提出一个问题，能否自己来经营，直接面对消费者？但是一旦直接面对消费者，就撇掉了中间商，会影响香港部分市民的利益，所以最后决定还是不要赚这个钱。
　　
　　面对挑战和机遇如何进行内部结构的重整
　　
　　黄枝连：中资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贡献也有问题，现在可以说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未来中资如何进行其内部结构的改革或重整呢？
　　
　　李湛：对中资企业的问题不能以点盖面
　　
　　 
　　
　　中资未来的发展，与过去五十年所发挥的作用及已经所取得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以此作为基
　　
　　础和出发点，我还要对中资的地位的认识说几句话。
　　
　　我们现在的确讲问题讲得多，但是局部问题与中资企业的主流一定要分开。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中资企业中十大企业的资产数，占近两千家中资企业资产总数的约百分之八十五，包括中银、中国电讯、华润、招商、中远、上实、中保、中旅、北京控股等等。排名前二十、三十家的中资企业基本都是盈利的，经营的状况不错；不能因为两千家里面的少数企业出了问题，就概括成所有的中资企业的经营管理都有很大的问题，认为其都是亏空很大。
　　
　　第二，中资对内地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取代的，支援了内地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第三，促进了内地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收购了不少内地的国有企业，我们用香港的资金、国际的企业，把国际上对经营的要求都带进去。现在反过来还要加一句。看来中资企业的改革也要进一步加大，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内地国有企业的改革
　　
　　第四，中资企业开辟了利用外资的一种新形式。主要是通过搞资本运作。这是一种新形式，对内地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中资可能会逐渐地体现出来，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要走出去的问题。在全世界的中资企业，经营得比较好或者说是盈利的，基本上都在香港，因此要走出去，香港中资企业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基地。
　　
　　黄枝连：那么要走出去之前，中资企业本身或者说内部需要清理一下，有些什么问题？
　　
　　李湛：中资下一步在机制改革上要下大功夫
　　
　　中资现在处于调整和转型的阶段，也是为新世纪的发展在做一引起必要的准备。
　　
　　现在对中资企业来说，机制上要进一步改革，这要分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是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第二个就是经营者和顷营的效益要密切挂钩，也就是要建立对企业经营者比较有效的约束和激励相结合的机制；而目前在激励和约束两方面都还不是很有效，很多时候是靠觉悟。刚才刘敎授所说的广南出现的问题，有些还有个人的问题在其中。他们是谋私利，而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关浣非:有引起属于商业犯罪。）这与个人的素质相关，当然与监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非业务上要求创始们必须签一些相关档，否则仅仅是工作失误而已；谋私利则是犯罪行为，这要分开。
　　
　　刘佩琼：未来要进行改革探索新路
　　
　　谈到改变，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财力方面要现代化；第二在人事方面要做一些大的制度性的改组，理顺上面的行政管理单位、企业的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第三就是要重新定一些发展策略，在慢慢失去垄断和优势的情况下，怎样迎接新的挑战，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易宪容：体制促成中资管理者的贪污行为
　　
　　我对于中资企业前五十家盈利情况比较好的说法，不太赞同。因为中资企业往往利用政府的权力获得一些利润，如果一旦处于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效率是比较低的。假设中资企业的效率与香港企业相比，肯定是低效率。
　　
　　从整体来说，或者从政治的定性方面来说，中资企业对整个香港和中国经济的作用很大，但是其本身的运作机制毛病很多。就是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个体系的东西基本上搅在一起，往往好的东西没有学到，但是不好的东西却往往会滥用起来。就广信和粤海事件来说，并不一定是其个人品质不好，而是由于体制促成了贪污。
　　
　　那些被抓的人并非一定是坏人，其中很多期望将企业做好。很多人派来之前都是很好的人，但是到了企业之后就变坏了。这就是体制的问题，这种体制千方百计促使你去贪污。
　　
　　李湛：非中资企业有更多犯法的
　　
　　不能绝对地这么说。因为中资企业是有些个人出了问题的，但是香港的非中资企业人员被廉政公署抓了去的，可以说多得多。那么，你是否可以说这些非中资企业在机制上绝对有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认识：中资企业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改进，但是不能全部归结到这个上面去，要有所区别。
　　
　　易宪容：弱化政府对企业的督导
　　
　　就未来发展看，因为中资基本上以权力为背景运作，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就是政府对企业的督导地位要弱化。政府不要干涉企业，而应该将企业放在市场去运作。
　　
　　如果能够实现财力现低化，整个企业就可以简化到几个指标上来判断中资企业的运作。关浣非：扩张意识超前风险意识滞后中资须自建市场形象
　　
　　我考虑过有关中资企业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可能需要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才能说完。三言两语说不完，但是我有一些看法。
　　
　　一个要认识中资企业自身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如果这引起问题讲清楚了，可能未来中资企业的事情就会好处理一些。但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还没有灵丹妙药，就像国有企业暂时还没有全面走出困境一样，因为中资往往与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开的联系。
　　
　　中资企业出问题，我想有一些原因。比如扩张的意识非常强烈，或者说非常超前，但是在市场风险意识方面，又非常滞后。
　　
　　中资企业在七九年之后到金融风暴之前，实际上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一段是之后。讲话之前基本上是具备视窗的作用，从事单一经营。九二年之后，一下子变成了所谓多元化、资本经营。但是多元化和资本经营在金融风暴来了之后，使很多企业陷于困境，其中的关键就是缺乏市场风险意识。
　　
　　第二，一些中资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者，基本是热衷投入，忽视产出。进行投资、找银行借款和动用其他要素的时候，非常热心，但是投入之后，很少对于回报能有一个科学的预测第三，中资机构相对封闭，对外部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一些优秀的企业文化，在积极吸纳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存在着结构上的矛盾。中资企业不注意包装，很好的一个企业，也不会像一些大型的跨国集团那样，很注意企业形象设计。中资机构一直给人一种很封闭、很神秘的印象，这是多年来存在的问题。中资不是保守，有时不管市场风险怎么样就干，你说他保守吗？
　　
　　加之香港市民有一个定性的东西，或者说一个概念，就是中资机构不能出问题，不能倒闭，不能有商业犯罪，所以九七年中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香港与论哗然。其实九七年百富勤出了问题，而百富勤有著名投资家的资本在里面。按道理讲，这些投资家在控制企业方面比大多数企业家都成功，但是同样出了问题。后来的正达是香港零售分行最多的华资证券行，最后同样出问题。实际上，对他们的抨击就少于对中资企业的抨击。
　　
　　另外香港中资机构面临的困难，一个是香港本身面临的困难；香港本身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也就是中资机构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第二，刚才你们还在谈什么国内主管机关的事情，实际上现在内地所谓主管机关的概念已经没啦！没有啦，你说现在谁是谁的主管机关？国家机关改革时中央那一层已经明确，今后不能在海外拥有什么公司、企业了。所以现在中资遇到这么一个困难，过去长时期靠从内地低成本或者无代价地获取某种要素的优势，已经失去了；靠国内主管部门采取某些手段让出一块市场的优势没啦。
　　
　　同时，国内的市场化深度不断增加，原来国有企业享有的某些优惠现在都失去了，怎么还能给香港的中资企业提供优惠呢？
　　
　　对于如何解决，我个人考虑要分短期和中长期来考虑。在香港的中资首先面临的是如何从过去依靠政府信用，转向建立自己的商业信用，这是短期的关键问题。相当一部分中资企业如今在香港融资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汇丰的赵先生肯定很清楚，现在对中资的贷款，银行轻易都不敢放了，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基本都是。就是过去依靠政府能够轻易获得的要素，现在已经丧失了。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能否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用，这将决定未来长远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中资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是长远的经营目标。这里面遇到了很多问题，一是市场环境的现代化与整个中资企业管理的传统化。香港市场是最具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市场，但是中资机构的管理不是很理想。二是资源配置得不是那么科学化，与整个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化之间有矛盾，怎么解决？三是企业经营的长期化和企业管理者经营的短期化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建立市场主体必须明确的事情。
　　
　　尽管九十年代内地挑选了一批专业素质比较好的人员来香港，但是必须承认，这些人是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被派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来参与经营，包括竞争，对这个发达的市场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天然决定分阶段产需要一个适应期。但是往往等到适应了，好多人说要回去了；很多朋友认识了，经营关系建立了，但是又要回内地了。
　　
　　林顺忠：专业人员可多次派驻香港中资应该注意宣传自己
　　
　　其实每一家企业在发展之中，为了求存都是在不断地调整、改革和完善，中资也是同样。我想，将来在选择内地人士出来的时候，要选择好的、专业的。现在这样的人才已经有了，但是需要与市场吻合。假如一定要六年回去，是不是过一两年再回来，这是应该的。（关浣非：受制度限制，回去了，基本上很难回来。）
　　
　　另外，现在电子贸易逐渐与兴盛，鉴于香港市民对中资企业的概念不是很清晰，是否我们可以在自已的网站或者网页上写得明确一些、详细一点？如果想要瞭解一个中资企业，点击一些中资的网页就可以详细瞭解到有关资料，包括让报界的人士对中资企业更加瞭解，免得报界对中资祗是报忧不报喜。
　　
　　赵令彬：西方企业同样有政治任命中资结构调整速度令人吃惊
　　
　　虽然不能否认中资机构在人事、财务等诸多方面具有问题且需要改革，这其实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在香港的一个反映，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认为应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说中资的管理不好，这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过去中资的进步也是很大的。比如汇丰银行的一个报告就认为，中资银行进步得很快，市场份额扩展得很快，汇丰银行不能掉以轻心。其实就是内地的银行，他们的电脑化等等的进步都是很快的。招商银行搞的电子银行也是比较快的。
　　
　　刚才都提到人事管理，其实这里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变过来。所谓政治任命，其实类似的情形香港很多华资都有，可能中资企业相比而言不是最严重的。这不仅仅是中资的问题，西方的企业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中资的机制在香港进步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在参与市场的竞争。在内地可能中资会有政府的某些帮忙，但是他们在香港是绝对没有这种特殊的，都是参与公平的竞争。中资投标比如建筑往往能够投中，主要是因他们的价格比较低，具有成本优势。
　　
　　其实中资企业在结构调整方面是比较出色的，有些比香港的企业更快一点，其调整变化很快。有的企业计画让我们看了大吃一惊，能够这么灵活地一下子转向高科技，是很多香港公司做不到的。
　　
　　中资目前在香港的贡献占四分之一，这很重要，但是未来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数量上的影响，而是品质上的影响。其中一点就是中资已经广泛地参与香港的经济活动，如果中资的结构调整能够快速有效，未来他们对香港的贡献更大，就能够带动香港的经济结构的调整。
　　
　　单明：仅仅制定制度不够要以人为本优胜劣汰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内地到香港的企业，其管理模式应该参照大的华资企业或者跨国集团的管理模式，进行企业本身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粤海未来将以广东控股的面目出现，整个企业文化要更新，要强调效益至上、业绩至上、以人为本、优胜劣汰，以人为本不是人治，而是既不能讲人治，也不能过分仁慈。
　　
　　要谋求企业新的发展和出路，一个就是要明确企业发展的定位；第二要深化企业本身内部的改革；第三就是要加快内部结构的重组；第四就是要加快向高新技术转型；第五要与大型财团以及经营得好的企业进行策略聪明；第六要得高企业的整体素质。
　　
　　中资如何在香港经济结构重组中发挥作用
　　
　　黄枝连：中资企业如何参与香港经济结构的重组，并扮演一个角色，作出自己的贡献？大家知道香港经济有很深刻的危机，未来如何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资企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易宪容：中资喜欢扩张是因为个人不必为投资承担风险
　　
　　既然是香港的企业，整个运作机制就应该按照香港的机制去做。比较麻烦的是，中资企业在政府这一块还是脱不了；祗有脱开政府、按照香港的机制运作，中资企业才能走出来。这是根本问题，其他问题都不重要。
　　
　　关浣非：中资要成为有效的市场主体内地很多方面已比香港先进
　　
　　未来无论到什么时候，中资一定要首先成为有效的市场主体，这是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如果站不住的话，谈什么都不行，根本不必谈为香港作贡献，未来可能成为香港的包袱。
　　
　　第二，香港经济目前一方面在转型，另外还要看到香港某一类市场在萎缩。转型就是我们所说的香港经济第三次结构调整，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渡。但是另一方面香港的某些市场包括香港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在萎缩。一个是银行的间数在减少，一个是银行的资产大幅度下降。下降的幅度，如果拿去年六月份与九七年比较，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几（赵令彬：基本到底但是还不是很好。）大量的日本银行从香港撤资。所以中资机构要看能否在某些补位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第三，我们探讨问题，千万不要忘了中国是东方潜在的一个最大的市场。无论中资、外资还是华资，我认为在香港的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了。香港经济一个非常畸形的经济结构，制造业占GDP百分之六点五，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正是因为这种结构，使得老百姓迟迟感受不到经济复生的实惠。高度服务化的一个社会，都是空对空，你给谁服务呢？
　　
　　因此要将目光放到国内，中资机构运用外部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加上内地某些市场的结合方面，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尽管有些优势丧失了，但是有些优势还是替代不了，比如对内地政策的把握，香港企业就比不了。
　　
　　这里就是说，中资企业还是要有一些机制必须建立，包括产权的约束机制。从更加深层的角度讲，中资的产权约束机制是扭曲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所有者。你讲他们都是把钱弄到自己兜里，这倒不一定，但是在财产的处置权上，他就是所有者。真正的所有者是人格虚化的，目前就是找不出谁是代表国家的。你把他弄到香港来，说你是代表国家的，过两天又跟某些人搅在一起了，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最后就变成一个实际的所有者。因此必须有一个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有一个有效的竞争机制。
　　
　　再就是要有真正的现代企业文化，要能容纳外部的先进经验、技术、人才。
　　
　　赵令彬：未来香港还是离不开仲介角色但内容已经不同
　　
　　香港未来无信纸如何进行第三次转型，关键还是要做中国对外开放的仲介，这是最关键的，中资机构就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目前最有用的领域就是高科技，因为对香港来说这方面是比较弱的。香港虽然没有经验，但是国内的企业已经有经验了。如果中资机构能够与香港的一些企业、机构合作，来推动在高科技方面的投资、开放，那就不错了。
　　
　　还有从海外引进人才，以香港作为中途站，与上海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些方面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如何建立内地、香港与国外这一张网路，其中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李湛：香港要与内地经济全面结合转型期香港政府必须有所为
　　
　　中资企业在第三次转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一厢情愿，因为有的时候，中资就是想做事情也做不了，必须与整个香港的环境和政策结合起来。
　　
　　我认为，首先要对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现在是经济有所恢复，但是转型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前一段时间高科技闹了一阵子，但是可以说是财技多于科技，没有什么真正的科技，都是在玩财技。这样的转型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香港未来转型的前景，应该说是很清楚，我是从两个角度来讲：一句话，香港经济的科技化。第二句话，给香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再造一个新的支撑体系。也就是说，香港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服务体系，那么就要将新的服务物件建立起来，过去的服务物件已经不需要你提供那么多的服务了。
　　
　　那么这个新的服务物件在哪里？我觉得是两条：一个是香港利用现有的优势发展一些高科技产业。第二个是，香港的很多服务业在中国大陆加入WTO以后，其服务物件有很大一块可以转到内地市场，比如金融、法律、测量师、会计师等等。因为加入WTO之后，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必然需要很多与国际接轨的仲介服务，香港的服务业正好是其优势，完全可以大量发挥作用。
　　
　　要中资企业在香港的经济转型中发挥好的作用，香港首先要解决其发展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策略问题。这里也有两个方面应该解决但是没有很好地解决：一个是与大陆经济的关系，应该要抱着与内地在经济层面上全面结合的观念；第二，在经济转型当中，政府在政策上要发挥一些积极的、应有的作用，包括制定一些产业政策。
　　
　　但是政府总是说“积极不干预政府”等等条件框框，还是局限在这些观念上，也即在观念上没有转过来。香港一定要与大陆经济全面结合，政府在转型时期一定要有所作为，否则就转不好。比香港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要有所作为，香港政府为什么不可以有所作为？
　　
　　当这两个观念解决不了之后，中资企业参与香港的经济转型，我觉得才不是一厢情愿，否则就是想做也做不了。
　　
　　中资能做的，比如香港的服务企业在向内地市场延伸的时候，中资企业是天然的桥梁。在香港和内地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时候，中资企业也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其他企业不可替代的。从与内地市场的联系、对内地资源的瞭解程度、对内地人才的掌握程度，中资企业都有天然的优势。
　　
　　中国加入WTO对香港中资的新机遇
　　
　　黄枝连：中国加入WTO之后，对香港特别是对香港的中资企业，会带来什么机遇？
　　
　　赵令彬：转向为海外小型企业服务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仲介作用，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无论金融、航运、贸易还是其他，今后还是跑不出这几点，但是需要寻找新的方向。
　　
　　作为中国的大门，香港还是个有其作用的。对于很多海外的企业，我们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利用香港来进入中国。很多跨国企业现在自己可以跑进去了，不用香港了，所以香港也要随之转变，要针对一些海外小型企业。比如一些欧洲的小型企业。他们不能像跨国企业那样自己进去，此时如果香港的财团或者企业能够起一个仲介的作用，就能够保持以前的服务功能，起码是延长。
　　
　　当然，香港最后还是要建立本身的高科技的东西。其实在进入WTO之后，开展这些会更加方便。香港作为一个电子服务中心，利用其人才，给内地一些部门提供资讯服务、法律服务等等。香港本身有这个方面的人才。
　　
　　比如现在外国很流行远距离敎育、医疗等……
　　
　　林顺忠：内地对香港专才有需求但能否形成规模不乐观
　　
　　这个不容易。这样的人待遇要高，工作能力又不一定比国内的好。比如会计训练，你训练一下他们就会了，就不再需要你香港的人了。
　　
　　我以前曾经派过几个经理到内地去训练内地员工，后来他们就不再需要了。薪水高，水准差不多，当然就不要香港的了。（赵令彬：不断的训练本身就是一种服务嘛，中国很大，还有西部没有开发）但是不一定有这么多的企业不再需要这种训练，中小型的企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需要香港的中资联合起来去提供这个服务。其实会计师和律师已经很多进去了。我对这种服务能否扩大到一个相应的经济规模，不太乐观。当然，中资的仲介地位还是会维持。
　　
　　单明：这倒不一定。比如我们这种企业，现在慢慢与国际接轨。经过重组之后，现在作为一个制度已经在逐步落实的，就是我们所有在香港公司的财务总监，一定是聘用香港当地人。我们也要求我们在内地的所有的企业从今年开始，财务总监一律从香港这边派，即使不是香港人，也必须获得香港的会计师执照。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扩大了香港服务业对内地的输入。
　　
　　易宪容：成本效益对香港给内地提供专业服务有负面影响。内地的会计敎育发展得相当快，不是一点点，人才相当多。我认为这样不合企业成本效益。
　　
　　赵令彬：以前纺织业都是从香港请人进去做师傅，但是过几年这些人都回来了，因为不用他们了。
　　
　　关浣非：香港必须形成新的优势关键在有无服务内地的能力
　　
　　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我看一方面在于能否形成新的优势，一方面是能否形成新的产业。实际上就是这么两个问题要回答。
　　
　　如果无法形成新的优势，那么香港原来所谓的交易中心的地位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过去香港经济能够成长，实际上是因为它是一个交易中心，资本的、商品的、贸易的等等其他各种要素的交易中心。
　　
　　就目前来说，内地的专业服务还是缺乏的，比如对测量师、律师、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内地有些大楼盖得很好，但是过两年再看，很快就一塌糊涂，这就是因为物业管理不行。香港是可以给内地提供服务的，但是关键在于香港能有什么可以发展成为新的优势。香港没有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又不清楚，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既没有货币政策，又没有产业政策，是没有办未能调控的。
　　
　　以一个不到七百万人的城市面对一个近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内地，机会是有的，但是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服务于中国的能力。
　　
　　李湛：服务业的转移是香港经济继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要说中国加入WTO后香港具有什么优势，我认为大致有几点：第一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会长期存在；第二是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比较优势；第三是与香港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配套，具有与世界相接轨的机制和人才；第四是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富裕政府加之富裕民众的地方，第五是香港与世界的密切关系，是内地其他城市所难以比拟的。这五个方面的优势，是香港必须加以利用的。
　　
　　对于香港政府和中资如何做的问题。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是服务业的升级和转移。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经济的大发展得益于制造业的转移，那么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得益于服务业的转移。第二，新的发展机会可能就在于与中国内地经济的全面融合的形态。第三，创造和诞生新的服务业，今后的桥头堡是双向的。
　　
　　这三个方面，是与发展高科技一致的。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发展并不在于把东西都放在香港，而是要与大陆联系一起。
　　
　　单明：中国加入WTO，对香港是具有正面的影响的。简略而言有六个方面：一是有利于促进香港成为国际性的采购中心；二是有利于香港在内地企业的成本降低和市场扩张；三是有利于国际跨国公司到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四是有利于香港拓展内地专业服务市场；五是有利于香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六是有利于香港产业的转型。
　　
　　黄枝连：座谈会结语
　　
　　 
　　
　　感谢大家在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不辞劳苦，就香港中资企业的结构、运作、功能、前途等问题，作出了实事求事的分析议认。因此，有许多观点和见解，是值得继续探索和发挥的。
　　
　　其一，香港中资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开展和取得的成就，已经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点、成就和问题。现在，香港中资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开展，还有两岸四地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WTO的问题，以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都给中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因此，中资应在结构、体制、性质、管理、人才等层面，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行改革开放，使中资变成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规范的现代企业。如此，中资企业才能在沟通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地方面，保持其优势，并且作出新的贡献。于此同时，当中国内地对国营企业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造时，对香港中资企业的改造也需要一套突破性的理论、实践、政策，减少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干扰。
　　
　　其二，大家认为，香港中资企业的定义是在香港注册，经过中央相关部门批准，以国有资本为主等三个条件。可是时入二十一世纪，当内地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新生代企业家南下、在香港根据法律和市场设立公司大展鸿图。这些企业可能不符合传统的中资企业的定义，但是可能成为内地来港资本中的新生力量，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内地来港资本中的主体力量。这种新生的力量与传统的中资企业，看来千军万马、良莠不齐，但是在促进中国人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其日益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其三，香港中资企业正处于重组的阶段，相信可以脱胎换骨。因此对香港的再造及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在“积极不干预主义”方面过分保守，使得不少机会失之交臂。未来，如果香港与内地能够合作，开放服务于内地的新兴产业、新的增长点，中资企业的沟通与协调作用，是有利于建立香港的“新经济”的。
　　
　　总之，在内地、香港、两岸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上，中资企业还是在有前途的。
　　
　　评论员简介：
　　
　　关浣非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一九八二年吉林财经学院毕业。先后担任PICC吉林省分公司国际处处长、香港民安保险副总经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交通银行（香港）副总经理。已经在国内和香港发表论著六部，另有有关金融、保险、香港经济论文数十篇。
　　
　　李湛现任上市公司香港上海实业（集团）发展研究部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敎授、博士生导师。一九八七年获上海交大博士学位，一九九三年获上海科技启明星称号，一九九五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留学访问。专攻投资管理、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曾任系副主任、院MBA导师组副组长，已经出版著作四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林顺忠香港山达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广州新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籍人士，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机关报加坡南洋大学，从一九六四年起即在香港工作及从商，对香港及中国内地的经济成长具有深切的亲身体验。
　　
　　刘佩琼香港理工大学商业学系副主任、副敎授、全国人民代表在会香港区代表。
　　
　　赵令彬汇丰银行中国业务研究经理，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发展问题。之前任职澳洲联帮政府从事政策研究，包括高科技、能源及工业发展等方面。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理学院，后获得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及商科硕士。
　　
　　易宪容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九九七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人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国有企业制度及中国银行制度，著作有《金融市场与制度安排》等。
　　
　　单明广东控股有限公司行政部副总经理，粤海集团董事，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香港中资企业协会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澳洲梅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厦门大学在读博士。曾任粤海集团发展研究部总经理。近年在香港和内地报刊发表各类文章近二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