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评论月刊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主持人：黄枝连（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
　　
　　评论员：陈坤耀（香港岭南大学校长、敎授）
　　
　　范耀钧（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院长、敎授）
　　
　　罗祥国（香港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陈永德（野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及香港银行研究部主管）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敎授）
　　
　　单明（广东控股有限公司行政部副总经理）
　　
　　时间：二OO一年第十二次（总第四十七次）
　　
　　地点：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会议室
　　
　　黄枝连：开场白
　　
　　关于香港特区经济发展策略、经济政策以及产业结构和新生代产业……这么一系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分析讨论，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工商企业界人士以及政府官员，已经有三、五十人对此加以热烈的讨论。当年提出的许多见解，比如说香港特区的公务员包括官员，必须认识到“五十年不变”并不意味着香港在经济和产业上可以一成不变，因此对副敎授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打破港曲时代的“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政策”，让政府在新生产业体系的建立上，扮演一个有益、有建设性的角色。
　　
　　但是特区政府似乎没有注意到专家、企业界人士的新思维，即使我们提出的对大陆才俊之士在移民和居留权总是个做灵活与较为宽松的处理，至今依然没有新鲜的政策，仍然是故步自封。而几年来的变化是，有才能、有才智的境外、国外人士是益发现，较之上海和大陆的其他城市，香港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创业地方，因此很难大展鸿图。
　　
　　因此，今天下午，我们邀请到的专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可以实事求是地探讨进入第五个年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状态、状况到底怎样？香港必须在政府、企业、民间等层面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杀出重围，为今后几十年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一系列具突破性的理论、政策、模式？……
　　
　　回归五年的香港经济状态
　　
　　现在请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回归五年的香港经济，目前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目前市民似乎都很不开心，对前景感觉点淡，那么作为专家，你们如何看待目前的香港经济？
　　
　　陈坤耀：香港无法摆脱仲介角色有解决方法但操作困难
　　
　　从惯用的角度来看看香港经济的基本因素，以及比较短期的也就是现在面临的困难。最基本的困难就是，香港经济的出路是什么？香港是从一个渔村，然后转运港——工业城市——金融中心——商业中心。
　　
　　我认为香港未来的问题不是产业空洞化，因为工业北移已经解决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重新构建了香港作为一个仲介中心的地位。因为仲介功能也是变化的，第一阶段就是传统的转运港，大约在五十到六十年代。产业空洞化之后，香港形成了全新的转运功能，因为转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对商业和金融的转运，可以说，由于珠江三角洲以及大中华的出现，香港面临的情况就基本上不是日本人所说的产业空洞化。
　　
　　现在仲介地位需要转入第三期。从香港的地理环境来看，似乎无法摆脱仲介角色，最基本的经济命脉就在于仲介。过去十年，香港的仲介地位由于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兴起、贸易自由化等，对原有功能产生了挑战，并促使仲介功能转变。IT产业的出现，使香港需要对自己的仲介功能加以重新调整、重新定位。
　　
　　香港的经济结构往往是在危机出现之后进行转型，九七金融危机也提供了这样的转型机会。可惜的是，香港目前对转型方向不清楚。我认为施政报告中讲了很多要成为某某“中心”的设想，但是没有想到香港仲介地位转型的问题。我认为，香港应该深入思考如何形成第三期的仲介状态。
　　
　　当前的困境，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竞争力不佳、成本过高。前段时间的一个评估，香港目前还是除东京之外世界第二成本商昂的城市；而在房地产价格下降百分之五十、薪水下调的情况下，香港还是世界第二贵的地方，这就证明香港失去了竞争能力。在没有竞争力的情况下，香港祗有两条路，一是资产贬值，比如楼价再下调百分之五十，但是楼价继续下跌，金融体系是否能够承受？投资意欲是否大大下降？消费意欲是否大大下降？这条路似乎大家不可忍受，但是日本在地产下跌了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之后，经济还是没有复生。第二个可能的方法是，大幅度贬值。但是贬值之后是否可以增加香港的竞争力，以及可以增加竞争力多长的时间，都需要考虑。
　　
　　问题看起来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找到，比如采用通胀来刺激消费力、竞争力，但是实际操作上，就很困难。
　　
　　范耀钧：与内地经济融合是大趋势特区政府需要明确的方向
　　
　　我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谈一点。香港无论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转型，基本上都是由于外来的制度约而产生。比如五十年代因为韩战的缘故，香港就从转口港转变成一个制造业中心。大陆改革开放，制造业北移，也是外来因素造成的。
　　
　　我认为香港依旧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而生存。香港虽然在全球范围来说，是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系，但是以往与大陆经济体系之间还是有一道篱笆。回归之后，这个人为的篱笆已经拆掉了；如果说“一国两制”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限制的话，经济上的藩篱已经没有了。虽然目前港深还没有实现二十四小时通关，但是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或者说这祗是技术性的问题，而不能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无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香港经济迟早都会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承认这一点，这里就有一个很强的经济动力发挥著作用。以前香港与内地有篱笆的时候，生产资料价格是可以维持一个不同的水准；当这个篱笆消失之后，虽然生产资料的价格不会马上拉平，但是会逐渐接近。就是说，珠江三角洲的生产资料价格会慢慢上升，而香港会慢慢下降。会否保持一个差距，祗是一个技术性分析，而不是大趋势。
　　
　　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动力，深圳等地的房地产不断上升，（陈文鸿插话：罗湖有些地方的房价已经比屯门贵。）资金方面，以前限制比较多，现在基本放开了；加入世贸之后，相信两会基本没有分别；如果人民币将来实现自由兑换，就更加没有分别。劳动力以往不太容易自由流动，但是目前这个相互流动的趋势在加快；比如内地专才来香港，香港也有到内地工作的，这就会缩短差距。就是说，不管你是否喜欢，生产资料的价格在逐渐拉近。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个过程中香港可能受到的伤害减到最小，尽可能使一般人可以接受。假如实行大幅度贬值，人们能否接受这个冲击呢？假如劳动力自由流动，对香港社会特别是那些失业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这些都需要小心处理。
　　
　　以前香港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做得多了一些。但是现在变成了既不是对市场不干预、也不是由政府强力主导的状况，处在两难之间，使得市民和很多经济个体，都难以适应这种发问，另外就是信心的问题，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一些人在股票、地产投资上面输了钱，或者对政府的施政缺乏信心。
　　
　　现在香港的息口这么低，存款还增加了百分之六，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就是因为风险问题。为什么现在卖楼相对租楼更加划算，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卖楼呢？就是因为没有信心，不知道档市将会如何发展。
　　
　　以前香港人不喜欢保本基金，因为盈利比较低，但是最近卖出的保本基金大幅增加，这就可以看出，市民对经济环境、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没有信心，因为不知道将来会如何。现在也不是没有资源，但是对这些资源的认识并不清晰，政府却还要干预。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再现我们处在两难中间，很多事情不知应该怎么做。（陈坤耀插话：我以前在香港行政局做过，特区政府是讲了做不到，而港英政府是不讲干预实际却做了很多。这可以说人家聪明的地方。）
　　
　　现实和期望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不断地讲了却做不到，这个调整期就会不断延长，不满也会增加。
　　
　　罗祥国：高科技对香港经济的整体贡献将是有限的
　　
　　香港的整体竞争力之所以不够强大，成本太高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如果从综合实力来讲，比如将经济活动的效率、法治状态等等因素考虑进去，社会个体到底有多大的前瞻性呢？很多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估，综合竞争力还是在前三位或者前五位。应该说，香港的综合竞争力还是良好的。
　　
　　现在香港经济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内部经济活动缺乏动力。以前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初期，都认为香港经济是随美国经济的上落而上落。但是有些分析者也认为，香港经济在九十年代已经与美国经济分两格轨道走了，因为香港已经与美国有了要地的内部经济资源，其中一个大的五环节就是地产。地产业带动的经济活动包括金融、运输、装修，香港内部经济资源已经成为香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
　　
　　金融风暴之后，香港除了经济活动的衰退之外，港人对消费和投资的信心，也在部分上因为楼价的大幅下调而大大降低。这个不利和影响至今尚末停止。特区政府推出的新的政府，比如引进高科技的发展，无论从现在还是长期来讲，我认为对香港经济的整体贡献是很有限的，高科技在生产方面一定是非常薄弱的，即使可以引进外国投资或者促成香港某些企业家进行投资。
　　
　　另一方面，香港在高科技特别是资讯科技方面的应用，其实是很先进的，尤其在一些主要的环节，比如金融业、出入口，与货柜和交通相关的行业，都是非常先进的。汇丰银行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引进了电子银行方面的业务。主要针对企业而不是个人。当年汇丰发展电子银行的主要基础在香港。香港的几个主要产业，在科技特别是电讯的应用，其实走得是比较领先的；而这几个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还是非常之高的。
　　
　　随着中国的进步步开放，如果香港保持作为向东南亚提供服务的一个中心的地位，实力依然是很雄厚的。
　　
　　单明：香港经济的发展还是要靠外部
　　
　　九七前香港经济的泡沫膨胀得比较严重，回归后受到金融风暴冲击，至今复生得比较缓慢。
　　
　　目前市场还是比较呆滞，内需不足。从整个市场来看，外部的拉力也是不够的，总体上市场比较萧条，达不到人们预期的状态。
　　
　　由于香港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区域还是比较小，其整个发展还是要依靠外部。如果欧美等外部经济状况比较好，香港又能够与大陆经济结合得更紧密，香港才胡其出头之日。
　　
　　陈文鸿：特区政府态度消极内地想帮香港也帮不上
　　
　　九七前几年，由于有外来钱流入，目前所说的内部需求和成本高，都显得不是很重要。问题就在于现在没有外来钱流入，而且走了不少。
　　
　　其实九七前的十年时间，大陆钱来港很多，广东一些地方的村，都投钱来香港炒地皮。九七前香港股市的中资股占了过半数成交，但是到了九八年还占不到百分之五或六。那时很多钱是非法来香港的，这些钱近几年未必再有机会来香港。以前东南亚资金来香港，日本的资金来香港，且香港资本市场半数资金来自日本，还有韩国。但是现在这些来源逐渐消失了。
　　
　　还有，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个别企业还可以，但大部分已经不行了。现在珠江三角洲西部的传统产业基本上是衰退了，东部的是在转型，比如从制衣转向电脑。但问题是这种转型的过程之中，香港的厂家就转不成什么。主要是台湾厂商在转型。即便有几个香港厂商目前生产的带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还能赚一点钱，但是也祗有一两年的时间了。香港厂商往往赚了钱就拿回香港炒或者上市，不像台湾厂商，真正将其自己的产品做到最好，而不搞其他的。去年取消出口退税之后，来自广东的出口转口就有了问题。
　　
　　现在最大问题是，香港有没有竞争能力，吸引其他的资金来香港。我认为，八十年代香港是先进的，但是到二OOO年已经很落后，金融方面最先进的是韩国而不是香港，香港网上的股票卖买至今是“假”的，因为中间还是一定要一个股票经纪。香港的电讯并不先进，移动电话落后日本很多。香港的大学近十年祗是培养金融管理人员比较多，其他没有什么自己培养的人才。当香港股市失去了依靠大陆因素来进行炒卖的时候，这些人的出路就有问题了。
　　
　　IT待业对香港来说，香港是转不了型的。就算东莞的发展，香港都难以参与，因为那里有钱、有人、有市场。我认为，如果香港不能够利用内地的资源来降低成本、加强竞争力，香港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珠江三角洲的通讯和交通网络，香港接不上去目前也没有接上去的计画。人家就是相帮香港，香港都不愿人家帮，非要自己另起一套，乱讲一通。
　　
　　其实连珠江三角洲的转型本身都有问题，比如东莞就上不了手提电脑，这些台湾厂现在都集中到了上海附近的昆山、吴江等地；现在东莞的一些厂商到吴江买地，面积比在东莞买的大很多。不仅台没如此，韩国的手机生产商去年下半年开始向中国内地转移，也不是向珠江三角洲转；日本的手机生产也没有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珠江三角洲的外业资金开始下跌。
　　
　　如果珠江三角洲发展顺利，还可以希望当地人来香港买价格昂贵的货品，而香港购买珠江三角洲的低廉货。但当珠江三角洲本身处于转型状态的时候，香港更加不可能从中得益。香港内部的人力资源，我看不出有什么优势。金融虽然有些优势，暂时可以为内地融资，但是现在内地一些大型企业发出的资讯表明，他们不一定来香港融资，而是到国际上融资。香港目前请的高知识结构人士主要是从中国到国外读书然后来香港的，不是香港本地培养的。如果内地股票市场开第二板市场，对香港的股市冲击一定很大，加上可能的三通，金融、贸易、航运等，都可能不再需要香港。现在每年二百多万人次的台湾人经香港往返大陆，都是从机场直接到内地；这样数字增加，但香港的收益减少。现在很多台湾人到上海定居，如果以后三通实现，他们有什么理由还要经过香港呢？
　　
　　现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势头有所减慢，很多企业将香港视为重要的出口市场，并力图通过房是地产等吸引港人投资，但香港反而难以从珠江三角洲的内部需求中受益。
　　
　　就全球的经济形势来说，如果香港政府还是这么消极，香港经济真的会被“阴乾”。
　　
　　香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黄枝连：为了改变目前的状态，你们认识香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陈坤耀：从吸引大公司转向小企业物流中心有利统合香港优势
　　
　　最重要的是要有方向感。如果没有方向，又不知道问题所在，就无从下手。
　　
　　正如我刚才所讲的，香港最有优势的、IT也无法替代的，就是地理位置。这种经济的地理位置优势，虽然在将来可能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而弱化乃至消失，但是到目前为止，对香港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扮演一个积极的仲介。
　　
　　如何维持这种优势，就是如何建立第三阶段的仲介地位。第三阶段的仲介地位就一定要结合外部因素和IT，并逐渐形成物流中心。香港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有专业的服务，包括律师、银行、会计师，是可以配合这种中心的形成。这里，政府就显得重要了，企业家之所以来投资，是因为香港有既定的政策，跟着政府并加以适应，就可以赚钱；当有总是的时候，仲栽、法治是可以信得过的。
　　
　　可是，目前香港的法治和仲栽已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的方向感已经没有了，祗剩下地理位置和专业服务。我们在第三阶段仲介地位的建立中，吸引的已经不是地区总部，因为香港又贵、又缺乏人才，如何建立地区总部？这样，香港仲介地位的第二个阶段是吸引大公司来。第三个阶段反而变成吸引中小型的企业来，香港就一个联系点；就是利用香港比较好的软硬体，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很多中小型厂商，是需要联合全国不同地区的生产，在这个过程，香港乃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联系的点：既可以进行货物流动的统筹中心。香港可以作为网路的一个联结中心。虽然没有地区总部那么重要。因为香港已经具有这样的贸易服务基础，所以作为统筹中心来运营的成本，反而是比较低的。
　　
　　之所以提出物流中心的概念，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依然是最好的，现在的一个产品，有时可以由多达几十国家的厂家共同制造，从而使成本降得很低，交货速度很快。这就是现在台湾说的“九十五的产品要在下订单的五天之内做好，乃至副敎授百分之百要五日供应。而在资讯科技发展的支持下，香港就可以作为这样一个统筹中心。比如说当各国各地分别生产的部件归到香港之后，香港可以对这个产品进行高级整合。可能每一个供应商都很小，因此需要由一个统筹中心，香港就可以担任这个角色。
　　
　　这就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往是像IBM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来香港设立地区总部，但是现在开始会有很多小型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租用比较小的办公室；当这样的小型公司在香港聚集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形成香港未来的贸易和商业服务的新重点。这与物流中心是有关系的，这是新式的仲介，面向的是全世界的中小型企业。
　　
　　由于香港目前商业运作的成本商，政府如果有方向感，在地价方面就要做功夫了。物流中心没有地不行，地价要跌，薪金也要跌。在下跌过程中，将有相当一个时期产生一种财富效应，人们既不愿消费也不投资，这样政府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向长期目标努力、又兼顾摆脱短期的经济恶性循环的问题。如果方向明确，这种物流中心的形成可以是很快的；但是如果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搞一、二十个中心，人们就会无所应从。
　　
　　我们必须看到，就前景问题来说，香港的人已经不是最优秀的了，技术也不是最优秀的，成本又高，所剩下的优势除了地理位置，还是地理位置，再加上专业服务给予支撑。
　　
　　范耀钧：修修补补无济于事香港不必一定养活太多人
　　
　　其实讲到IT和生产全球化，综合效应就是减少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以前港口如何、航线如何，地理位置显得重要；比如回归之前香港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我认为，香港的位置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法律规范，还有仲栽解决能力。因此，香港的位置重要性不是传统的位置重要的意义了。
　　
　　同时，香港在法治、服务等方面的优势需要努力都在进步。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订单还会来香港呢？不是香港的货品廉价，而最重要的是香港可以准时交货，可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但是当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改善了这此方面，订单当然不是一定要来香港。
　　
　　我们必须面对客观的大趋势，不看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祗是对自己本身修修补补，应该是无济于事的。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按照目前的新趋势、机关报情况，香港到底是否有能力供养六百多万人呢？如果经济支撑不住，靠政府储备发补贴是否能够维持呢？如果无法养活这么多人，香港是否也应该有一个策略呢？就是说，香港的规模也是可能缩小的，香港可能根本不需要考虑建造供一千万人居住的房屋，或者一千万人用的道路。如果策略性地将香港作为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来看，如果香港祗能养活五百万人。那么将质素比较高、能够赚到较高工资养活自己的五百万人留在香港，就远比留一千万低技能的人在香港要好。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规模可以小一些，但是要优质；这就说，不是个个人都可以在香港生存。
　　
　　我很赞成陈校长的观点，就是政府需要有明确的方向。政府没有方向，人们就会无所适从。香港人需要提高优患意识，其实现在建立这种意识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迟了。现在官方的口径都是“香港没有什么问题，经济很好，大把的储备”等等，这使得很多香港人很自满，认为香港是永远的福地。以往造就香港作为福地的周边因素，慢慢已经消失了。
　　
　　陈坤耀：香港应利用现存的有限优势形成物流中心
　　
　　位址位置的重要性与当今经济发展趋势是具有一定冲突的，因为在资讯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已经不需要在靠近市场的地方进行行生产。全球化的运作在将生产分裂这后，祗是需要一个交叉点。传统意义的地理位置变得不重要，但是最终需要一个交叉点将分裂的生产加以统合，然后送到市场。
　　
　　香港的幸运是，在地理位置变得逐渐不很需要的过程之中，在整个地区中还是有一两个因素显得很重要，这就使间香港有望利用这一两点优势，形成物流中心。
　　
　　陈文鸿：香港人目前不够踏实
　　
　　香港人目前在态度上的最大问题，是不愿意安份守已，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深圳很多地方吃的也很贵，但是那里的服务态度比香港好很多，同样价钱的菜做得很精致。金融、法律具有优势，但是这仅仅是社会的一小部分。盐田港也是李嘉诚投资的，未来想要超过香港的规模。目前香港的港口费用是全世界最贵的，假如盐田港发展再好一些，很多航运业务就会归过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么多东西需要用香港的基建？
　　
　　罗祥国：香港经济还有优点要让房地产健康发展
　　
　　未来香港发展最需要的，一定是发展与内地经济的联系。这个联系并非祗是讲如何推动、扶持香港企业在内地、广东的发展，而是转过头来，看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引到中国、特别是南中国的企业愿意到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愿意使用香港的各种高质素的专业服务。现在国内企业来香港开办事处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是有所限制的。（陈文鸿插话：在政府上九七后并未加强限制。）如果内地企业，无论国营还是私营，能够自由来香港设办事处，对香港经济将会有所促进。当然，这要视内地企业对香港市场包括金融业务的需求，同时有足够的资本。
　　
　　如果香港政府能够促进内地一些制度方面的变化、内地对于香港金融等专业方面的服务，还是有很大需求的。
　　
　　房地产对于香港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现在香港政府以比较负面的手法去处理房地产业的情况，是不适当的。地产业不仅涉及到香港一半人口最重要的资产，对于地产业相关的行业来说也有很大影响。这几年政府的房屋政策对于地产业包括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有着很大的打击。我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设法让地产业能够恢复健康、正常的发展。
　　
　　针对结构性赤字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销售税的征收？这个问题多年困扰香港。以往香港较少财政赤字，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市民和国际投资者。
　　
　　陈永德：重新理解当今香港、内地和世界
　　
　　我认为对香港最重要的莫过于重新理解香港、再理解中国内地，然后是重新理解世界，用二十一世纪的思维。
　　
　　我们不要祗是沉迷于过去，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变化了。特区政府无论高级公务员还是低级公务员，都需要有一个新思维，客观地瞭解香港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对症下药。不要总是想香港以前如何如何，世界已经不同了。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方法来处理今天的事情。比如以前我们推动敎育水准的提高，普及小学是可以的，但是需不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将他们推上大学呢？
　　
　　我完全不同意政府用财政政策去解决负资产的问题，但是政府最少应该有相关政策，令普罗大众正视这个负资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严惩的问题，但是会影响到经济复生。现在消费意欲不振，很大原因是大的负债问题，不能对负资产问题掉以轻心，政府应该进行相关引导。
　　
　　（陈文鸿插话：有权有势还可以保持资产，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状况就很差了。）
　　
　　（陈坤耀插话：其实很简单，将港币贬值一倍主能够解决，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
　　
　　其实这都是重新认识香港经济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的的联系汇率已经失去了现代贸易政策的主导性，需要调控经济的时候，我们已经两方面都被绑住了手脚。地产业可以对财政等发挥影响，但是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政策很不清晰。现在就需要认真研究香港目前真正需要什么。
　　
　　香港一定要向前望，不一定祗是向北望，方向也不清晰，如果香港足够是祗看到珠江三角洲，究竟是否足够地解决到我们的问题呢？
　　
　　我认为出路就在于面向中国整个的大市场，思考如何吸引不同的资源过来。应以中国为后盾。
　　
　　陈文鸿：香港人应该利用珠江三角洲减轻压力
　　
　　香港的政治范畴可以局限在深圳洒以南，但是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就可以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甚至更远，那样香港的社会问题也会得到缓解，香港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
　　
　　关键是香港的经济活动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如果散出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珠江三角洲大约有三千万人口，且购买力不低，很多人送子女到英国、加拿大读中学，香港人可以去开发、占领这个消费市场。
　　
　　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南北韩半岛的铁路进入东北亚，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而香港在物流方面未必可以与那边竞争。中国西南部的物流，也未必会以香港作为中心。
　　
　　香港可能做的本来是IT以及电子商务。但是当日本与新加坡签订贸易协定主要搞金融和电子商务的时候，香港什么都没做。
　　
　　陈坤耀：港府官员不应再将地产当做经济支柱
　　
　　对于物流中心这个概念，特区政府官员最近才搞清楚，最初是当作传统的货仓来认识的。物流中心的要点是，用最新的IT技术，将世界各地的相关商品用最有效、最低廉的方式集中到一个聚集点，再由这个聚集点整合并再分散，其增值是很高的。其中的关键是，可靠性要非常高。
　　
　　为什么香港的货柜比人家的贵，人家还来香港呢？就是因为可靠性。如果我们能够保持香港的管理文化，标榜可靠性，对物流中心的建立是有利的。
　　
　　但是政府始终对“地”这个问题看不开，无政府应该重新认识土地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原来是以土地维持低税收，这是过时的错误观念。必须认识到，土地用来作为支持香港的低税制和影响经济政策的因素，以及影响地区的资源分配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的解决方法不是维持地产作为一个经济支柱该应重新认识地产，不可以将之当作经济的支柱。以往地产第一是投机的工具，第二是储钱的工具，第三才是住的；这样，房地产的功能完全顺序颠倒了。
　　
　　我完全赞成多建居屋，八万五太少。港英政府有兴建居屋的目标，但是从来不讲出来以免完不成被人攻击；而特区政府自己愚蠢地讲出来，成为攻击的物件。可能十万五才够用。才能平抑楼价；这才是为了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没有必要讲了出来。
　　
　　可是，特区政府与港英政府一样，对土地这个问题放不下。
　　
　　联系汇率、废品率地产与管制文化
　　
　　罗祥国：应该重新考虑联系汇率适当水准的挂钩
　　
　　重新考虑一个适当的水准挂钩，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浮动汇率，考虑到国际投机热钱的能量，对香港的经济结构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目前还不是以另一个水准与美元挂钩的适当时机。当香港经济恢复得比较平衡的时候，那样的时机我认为会更加适合。在这个总是上，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做一些相关方案。
　　
　　我也同意应该重新认识土地的价值与房地产对香港经济的很需要性。目前的住房、连保值、投资的功能都没有。我完全同意过度炒卖是不健康的，但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财富储存、投资的工具甚至退休的保障，我认为这个功能是很需要的。政府在这几年连这个功能都彻底破坏了，我觉得政府、包括以往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应该审慎对待。
　　
　　单明：不降低房地产和工资香港就不可能有竞争优势
　　
　　香港目前的经济困境，很大程度来自于港英政府的土地政策。应该说特区政府成立之后力图改变高地价的状况，因为不改变这种状况，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不可能维持。但是一触及这个问题，就影响到了既得利益者，影响了一大批有产阶级的既得利益。
　　
　　回归之前市民大量的钱都已经流到房地产，金融风暴导致大量负资产。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升回到九七之前的那么一种状况，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除非周边地价全面上升。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不将香港房地产再狠狠地降下来，竞争的优势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说想通过吸引大量内地的企业来香港设立办事处，我认为以现存的商地价、高工资，他们怎么过来呢？实际上，九七年至二OOO年，内地企业在香港的间数越来越少，大量的企业、办事处都已经转回内地了；有些企业集团下面原来有上百家企业在这里进而设点，现在可能祗有十几家，关键就是成本太高。目前华润公司就准备到深圳设立第二总部，招商局已经定下来将很多人迁往蛇口，目前华润公司的二级集团很多已经将总部迁移到深圳和珠江，这不是中国政府的问题，而是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感到成本太高；为了使公司维持运作，必须转移。
　　
　　第二，两地的交流越来越方便，香港的高地价、高工资势必造成人员和办事机构的北流；不管中资企业、本地企业、外国企业，北流是一个必然趋势。私营企业是最现实的，与其高价在这边租楼、雇人，不如过来办事，办完就回去，这样成本更低。
　　
　　范耀钧：新的统治文化不利于保持香港原有成功因素
　　
　　我相提出的是，现在香港有一个新的统治文化。为什么房屋政策变得很重要？因为特首讲了目标，下面就是有政策配合。现在特首又讲应该百分之六十受高等敎育，与敎育有关官员又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什么副学士课程、私立大学。这样，政府的新措施都是为了配合短期内达到特首提出的目标，下属所做的就为了如何达到上峰的要求。这是一种管制文化的变化。
　　
　　目前住房不少卖到六、七千元一平方尺，还有一万三千一尺的，但是工业用地和工厂大厦，就很便宜。有钱赚的时候，大家就不太在意这个成本；但是没有钱赚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借口。内地企业回流，表面上看是成本问题，但实际上是政策问题，政府不允许私下将钱拿来香港炒作，而九七前很多村镇都来炒楼。我认为不是仅仅因为地价贵，而是其他因素改变。成本就被当作一个很好的藉口了。
　　
　　香港房地产需要一个基本的安全网，公屋是需要的，因为有些人没有公屋就无法生存。另外，私人楼宇也是需要的，我认为房地产具有保值功能，其实投机在经济中也有下面的刺激作用。如果现在不再建居屋、夹心阶层屋，祗是估计一个下香港的安全网需要建设多少公屋，其他都交给市场，市场就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价。
　　
　　但是现在的管制文化，导致市场的功能弱化，政要成为商人倾诉的主要对象；商人往往通过非市场的方式，来判断将来的趋势。这会毁掉香港保持多年的优点，负面的影响很大。
　　
　　就联系汇率来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浮动。对香港这么开放、这么小的经济体系来说，这种浮动的设想通常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潜在的损失会远远大于解决现存的问题的收益。我不是说汇率永远不变，但是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在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还是保持为好，其中信心很重要，你调整一次，人们就会预测你会有第二次。
　　
　　香港的优势并不在于一千多亿美元的储备。也不在于过往的光荣历史，关键是有些什么重新肯定、重新定位的，不要让新的统治文化所左右；否则，香港以往的成功因素就会慢慢消失。
　　
　　陈坤耀：统治文化英国人长于包装非市场因素严重影响房地产
　　
　　我有一点不同看法。就统治文化来说，英国人祗是比特区政府包装得好。以前的英商、英资的游说一点不比现在并。
　　
　　以前英国政府有很多方法转移财富，我们曾经专门做过研究，比如为什么英伦银行利息低于市场，因为赚到了钱；国泰机师主要是在港英时代高薪雇用的英国机师，所以现在能够联合起来搞事。英国人做这些事情是很聪明的，就统治文化来说，要比特区政府差。
　　
　　其实就游说来说，英国与美国一样，在华盛顿、游说无论港英时代还是现在都有，港英时代可以说更差但是人家会包装。现在的问题是特区政府要给民众反映意见的机会，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机会。所谓新的统治文化可能与港英时代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祗是如何表达出来。
　　
　　现在关键是要给出明确的方向。比如房地产，从自由市场的理论来说，政府当然不必管，当然是有钱才会租贵的房子。但是香港的自由市场往往无法发挥。因为香港经济最好的时候，最赚钱的是地，政府垄断着这个稀有资源。我很想找人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市场这么开放，为什么过去五十年香港的房地主利润以数百倍计的时候，没有外界的进入者？香港完全没有在法律上、制度上阻碍外来者进入。没有理由在这么高的利润之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者进入。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的地产商都下来，这是很难想像的。
　　
　　我认为，香港烦琐的手续、观念系统产生了阻止效应。我这六年亲自与政府打交道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没有外来进入者，因为你不熟习过程，就无法参与。
　　
　　陈文鸿：中央政府真的不干预但很担心
　　
　　祗要将香港的通关搞好，交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搞好，就可以舒缓香港的房地产问题；而且，世界上的大都会，没有理由祗有这么小的地理范围。
　　
　　深圳用聪明卡、司机用手指模等已经属于先进、简单而有效的设备，但是香港就是不肯用。香港的内部问题我相信可以通过因素。特别是在将市场扩大之后，早晚会解决。
　　
　　以我的理解，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真的不干预。虽然对一些事情很不高兴、很担心，但是在公开场合都要表示赞同。
　　
　　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清晰吗
　　
　　黄枝连：刚才陈文鸿讲到“一国两制”可以是政治小空间，但是社会和经济活动需要大空间，这种设想有无可能呢？我们是否站在一个对香港的各个方面进行重组的高度来讨论这件事情，你们现在如何看待“一国两制”？
　　
　　陈永德：特区领导层应该对“一国两制”有明确的共识
　　
　　对于“一国两制”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在政府之中，不同的司级官员之中往往也有不同的理解。最大的理解分岐不是宏观上的，而是“两制”到什么程度，对“两制”的界定差别很大。这就导致在“两制”问题上有的很左，有的很右。
　　
　　在这个大的问题上理解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差别，因此在施政方针、管制思维上自然会有很多不同。因此对这个问题，非常需要政府的高级官员、行政会成员等坐下来仔细商讨，对“一国两制”达成共识，在运作层面上分清哪些属于“一国”，哪些属于“两制”，大家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瞭解。防止有人说法轮功是邪敎，有的又不这么认为。
　　
　　范耀钧：真正实行问责制度
　　
　　“一国两制”作为政治上的一个大的实验，至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已经是很难得了，不能要求所有的运作都很顺畅。如何改善这个制度，实在是一个难题，因为还有台湾这个问题存在，调整需要很高的政治艺术。
　　
　　如果能够理顺立法会、行政会、政府高官、公务员之间的关系，真正实行问责制度，就会比较好一些。如果不清晰，统治文化永远都要靠猜；如果清晰，大家就是有偏差，相距也不会太远。但是目前，猜的“空间”实在太大。
　　
　　罗祥国：考虑利用珠江三角洲的资源已是迫在眉睫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突破空间的。
　　
　　比如现在很多厂搬到珠江三角洲香港的物产力促进局就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用香港纳税人的钱去支援香港人在内地设立的工厂？因为这种支援的青春期利益不是返回香港的。这是困扰他们的问题之一，这也受到两制的规范。如果支援，而产生的利息不能回到香港，则不仅会受到相关政府官员的质疑，在议会里面都会受到挑战。
　　
　　就香港经济发展来说，如果能够调动珠江三角洲的土地等等资源，无疑是最有利的。香港政府其实可以考虑参与珠江三角洲的基建，包括购买土地发展工业村。香港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进行这个方面的考虑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我认为，“一国两制”在经济层面上的突破，计的就职这样的问题。
　　
　　陈文鸿：特区政府未能善用“一国两制”提供的机会
　　
　　我觉得政府在喜欢的时候就用“一国”，不喜欢的时候就用“两制”。内地对“一国两制”除了《基本法》之外，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而《基本法》对香港是没有多少限制的。
　　
　　为什么香港就不可以投资深圳机场呢？从成本效益来看，可以省很多钱，至少与香港的机场没有什么冲撞。为什么不能投资珠江三角洲的铁路网路，将香港的铁路连上去呢？我们现在无法利用广深高速铁路，因为香港火车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这么快，香港不能到那里赚钱，无论如何都是在浪费。
　　
　　其实这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因为没有这种禁止投资的规定，这是香港政府自己如何看待“一国两制”的问题。目前私营公司有投资，但是香港的公营机构同样可以投资嘛。
　　
　　单明：关键在于特区政府是否愿意与内地合作
　　
　　特区政府可以与内地政府结合的点和面都很多。比如读书，内地很多学生是愿意来香港读书的，祗是不知道这条路应该如何走。内地对此没有限制，问题就是在于香港有无这个政策到内地吸收生员。
　　
　　每年英国、澳洲的大学大量地到中国内地做广告、招学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香港的招生广告。现在香港公开大学开始到内地招生，但是还没有得到中国敎育部的批准。我知道广东和福建有很多的学生非常愿意读香港的大学。香港的敎育体系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能够对大陆开放，可以吸引很多学生，这也是赚钱的生意。内地已经将敎育视为产业，香港当然也可以对此进行产业运作。（陈坤耀插话：全世界的人到香港工作是没有限制的，但是祗有中国大陆受到这种限制；全世界的学生都可以到香港读书，祗有中国内地来的有问题。这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香港谅如何应对中国入世
　　
　　黄枝连：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中国入世，香港应该有什么样的新思维，利用境内外、国内外的各种因素，来重组、重建香港经济？比如考虑到三通、考虑到周边因素。
　　
　　罗祥国：香港公司必须加强国际竞争力
　　
　　以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基地的大企业，一定会加强中国内地的业务。据知现在全球最大的一些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顾问公司已经在内地设立办事处，并开始相关业务。而香港土生土长的顾问公司，能否打入内地市场，是否有竞争力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陈永德：注重整个亚太区而不仅仅是内地
　　
　　我认为金融业还是有此优势的，比如法治、人才、会计制度、基建等。
　　
　　长远来说，中国始终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优势所在。这是地理位置等因素决定的。但是，我们是否一定要依赖中国市场呢？我认为一定不可以祗是依赖中国，而应该将目光放在整个亚太区。
　　
　　单明：香港应善用大陆人才
　　
　　中国入入WTO，对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机会来说，是增加的。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如果香港不改变现行的一些做法，不能迎头赶上的话，麻烦就很大。前景广阔，问题就在于香港如何去寻找商机。
　　
　　外国公司对大陆的熟悉当然不如香港，但是他们利用大量的大陆到外国留学的人才来开拓业务。而港人对中国大陆的熟悉程度又远远不如这些大陆留学生。就知识结构来说，港人目前的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的。
　　
　　从广东进行的调查来看，很多国际大公司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还是应该与香港的公司合作，结合起来进入大陆更容易成功。比如日本经过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单独的日本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有很多失败的；但是与香港企业结合起来进入大陆进行投资，成功率非常之高。
　　
　　这样看来，虽然香港人不是很瞭解大陆，但是香港的资本、经济，与大陆的联系很密切，对大陆的情况比较熟悉。我认为，如果香港公司利用大陆留学生到大陆发展，成功率会更高。
　　
　　陈文鸿：现在不主动寻找机会将来可能无法补救
　　
　　香港人应该到珠江三角洲做生意，不仅是开工厂，也可以做服务业。现在不少外资进入内地从事零售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利用自己的经验去开拓珠江三角洲的零售市场呢？而这以家居等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
　　
　　一方面香港可以更加开放，让更多的内地人来香港；另一方面香港人的活动范围也应该扩大到珠光荣三角洲。生根的意思就是，香港人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做小生意、买楼，将来发展机会应该大一些。而香港也有很大的帮助。
　　
　　香港现在还是有些人看不起大陆的，认为国泰租用的大陆包机都不是那么安全。但是同时，深圳已经成为香港人的旅游胜地，很反共、反大陆的人，现在一样到深圳买东西。
　　
　　现在香港如果不积极加入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人家慢慢发展，到时候香港真正想要到珠江三角洲发展的时候，人家已经不要你了。
　　
　　单明：香港开拓内地市场的思维方式有时太过狭隘
　　
　　一个例子可以发现香港存在比较狭隘的思维方式：现在讨论大陆来港旅游的名额限制问题，出发点就是认为每年大量港人到内地消费，而大陆来港消费的能力比较低，经过对比感到香港人吃亏了。他们不是从市场、广阔财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用吃亏这么一种态度来进行分析。可以说，这种分析态度是非常狭隘的。
　　
　　也正国为如此，才要限制香港人到大陆，想征收陆路离境税等方式来限制；然后才想要打开门路让内地人来香港，刺激消费。我认为这种提法，特别是这种出发点，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有缺陷在其中。
　　
　　陈坤耀：祗有解决敎育和土地问题香港才有前途
　　
　　先要将香港的大总是解决，否则不能讲长期发展，关键就是土地和敎育。
　　
　　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有三个，一个技术，但是现在很容易买到；二是土地；三是人才，而一个基本的结论是，香港的敎育制度彻底失败。港英政府留下很多好东西，但是敎育是最大的失败。就是说，这种敎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完全不能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其工作态度、知识、创造能力；而这在目前的敎育制度和大学课程中，是完全做不到的
　　
　　香港的中学敎育从十几岁就开始分流，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创造能力需要全面的发展，但是在过去的二十、三十年，敎育制度导致了创造力的缺乏。语言、创造能力缺乏。幼儿敎育由于成本的问题，政府在七十年代决定不资助，以至于，敎育水准与国外相差很远，基本上是上不了大学、不愿到工厂吃苦的女中学生成为幼稚园老师，而先进国家聘用的幼儿敎育是高学历专家。这不可能不影响香港儿童的素质，幼儿敎育的不成功是香港的一个长远的悲痛、绝大的错失。加上过早分流，港英的这种敎育制度可以说是在摧毁我们的未来。现在就是想改变，也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见到功效。
　　
　　假如这些问题包括土地的问题都能解决，香港未来可以做的还在于服务这一块。
　　
　　其实香港有很多土地，新界的地很多，如果解决了基本问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我们没有必要一定到内地去住。
　　
　　总之，中国内地对于香港很重要，但是要长远解决香港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地区，重新面对世界。但是前提是解决敎育和土地问题。
　　
　　黄枝连：座谈会结语
　　
　　在今天下午三个多小时的分析议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家在纷争中有共识，因此祗要在香港的内部因素、珠江三角洲发展协作、中国整体发展的因素以及国际经济状况等不同层面上，把各种因素作综合性的处理，还是可以找到香港新生代产业体系的前途的。
　　
　　首先，大家多从不同角度，指出香港的统治精英和专业人士及企业界人士，对于土地、资金劳动力、科技、知识等等要素，不可以祗是遵循以往而一成不变，而要有新思维。比如说，不要把士地和房地产这个要素过分跨大，要让它走下神坛。香港的房地产应该继续下调，从而使得更多的资金和土地可以得到解放，在产业重建中，发生新的作用。此外，港币与美元挂钩，港币是否贬值的问题，也需要加以检讨，并逐渐地加以调整。
　　
　　其二，大家也痛苦地看到，这几年来香港经济的滑落，所引发的对制造业北移和嚣嚷一时的“资讯科技”、高新科技、高附加值产业以及各种“中心”的议论，始终未能形成政策、付之实践。实际上，香港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转口贸易角色在弱化之中，在与上海的之中点然失色；加之失业人口不断扩大，莫不反映出新经济的建立是关乎香港七八百万人口的穿衣吃饭、生存发展的问题。现在，有许多昔日辉煌一时的：“中心”已经失去竞争力，寻找新的发展系统已经刻不容缓。
　　
　　其三，今天各位几乎众口一词，强调中国大陆（内地）对香港现状维持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正在于不同的形式、更多的形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可是在香港，特别是公务员系统，还未充分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因此我们在这里接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课题，即“一国两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开发，可能在不同的时候，要有不同的理解和政策，才能使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从不断的调整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显然地，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香港是否采取“高进低出”的政策是发人深思的，即香港可以大量引进内地高素质的人才，而把人口中的老弱病残者及竞争力低的人口，输出大陆；而港府可以在内地为港人建设房屋、学校以到于市镇，这比留他们在香港更便宜。
　　
　　在今天的讨论中，隐约之间，我发现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你们有人主张全面进军珠江三角洲，由特区政府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让不同背景、程度、能力的港人，在内地落地生根。比如说与内地人合作，一起做小生意和经营中小企业，逐渐融为一体。
　　
　　二是香港人还是留在香港，祗要土地和房地产的价值及作用发生变化，使土地和房地产可以建立在物流中心之类的新兴产业之上，而香港的经济脱胎换骨，为内地提供仲介服务。显然地，为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可以成为香港经济再出发的两个不同学说，不过还是不能各走极端。因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如何开发开展、中央与特区关系如何建立，有一个过程——其实是在一种流动的、变化的状态，亟须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的。
　　
　　当然我们也得进而探讨“经济再造”。如果视之为“香港再造的一个范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同时需要更新思想、换一个脑筋。至于香港的敎育、特别是专上的敎研系统，以及房屋、市镇、交通、旅游……系统的相应改革改造，也需要一番大的作为。
　　
　　评论员简介：
　　
　　陈坤耀香港岭南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敎授，曾经为香港行政局成员。其所领导的香港岭南大学长于博雅敎育，在香港的大学敎育中独树一帜。著书甚丰，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观点广为大众所重视。
　　
　　范耀钧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院长、敎授。
　　
　　陈永德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之中国及香港银行研究部主管，原为大中华经济研究部主管。经济学硕士，曾在汇丰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任职，后担任所罗门美邦副总裁兼亚太经济师，ING霸菱大中华经济师。曾被路透社评定为九七年香港经济及策略研究调查第二名。
　　
　　罗祥国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研究课程行政主任、香港经济学会副会长，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全国政协委员。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单明现任广东粤海集团董事，广东控股有限公司行政部副总经理，曾任广东（香港）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获澳洲梅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