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枝连：开场白
　　
　　今晚能够在澳门邀约几位来自台湾、内地以及港澳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就两岸四地特别是两岸的二十一世纪关系的开发问题，各抒己见，寻求共识，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就是两岸四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背景以及不同人生经验的社会科学精英，坐在一起谈论两岸的未来发展这么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是否可以成事，有待大家的努力。
　　
　　今天这个议题以及由此衬托的主题，是我同《中国评论》以及夏潮基金会的朋友交换过意见之后作出的决定，反映的是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大家对于列出的提议不一定都能接受，不过既然是各方人士汇集的一个论坛，就不能没有一个人制定一个议程。
　　
　　我们今晚集中谈的是，今后二十年两岸关系的开发经营管理的问题。就是说，自“叶九条”和蒋经国允许台湾老兵经香港返大陆探亲以来，已经有十几乃至二十年的时间，这可以作为两岸新时期的第一个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前二十年可以假定为第二个阶段，还可以假定第三个阶段，就是二○二○年至二○三九年，也许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才能大功告成吧。
　　
　　那么我们今晚着重要谈的就是第二个阶段的两岸关系，如何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加以展开。
　　
　　我想，先有一个机会，让大家对过去二十年海峡两岸的关系加以分析，作出评估；然后再对即将开始的新阶段进行探索，指出未来两岸关系中存在着的重要的问题和涉及的各个层面，而因此需要引进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政策将会是甚么？
　　
　　怎样评价两岸关系近二十年的发展
　　
　　两岸关系表面倒退实际上是前进的
　　
　　李家泉：最近我至少听到大陆和日本的三个专家表示同样的观点：就是前二十年两岸关系在经济上越来越密切，首先是开放大陆探亲，接着是经贸关系大发展；但是在政治上大幅倒退，愈行愈远。就是说不仅大陆有学者这么认为，连日本的经济学家也这么看。
　　
　　而我认为，从表面和眼前看似乎是这样，实际上两岸关系在政治上还是在进步。纵向来看，在蒋介石先生的时代，两岸是隔海对骂；到了蒋经国先生的时代，就变成了单方喊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和平统一，逐步完成“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但是台湾没有回应；李登辉先生主政以来，进入第三阶段，就是各说各话：如大陆强调“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但是李登辉从“七块论”又跑到“国与国，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种论点上去。
　　
　　从这个论点的角度上说，是有所倒退。但是我认为还是不能仅仅看他的言论，还要看两岸关系实际的进展。比如说现在接触越来越多，几年前我们能够像今晚这样坐在一起谈论这些很敏感的话题吗？去年辜振甫来，今年汪道涵是不是去还不知道。但是一旦去，就是进行政治对话。其实辜振甫先生到大陆讲了很多的政治问题，从大陆的角度看，很多问题包括被台湾认定为事务性的谈判，也不能完全看作是事务性的，其中包涵着政治性的内容。比较而言，从隔海对骂到单方喊话再到各说各话这么一个历史进程来看，还是前进的。
　　
　　李登辉使台湾转向独立
　　
　　王晓波：如果从四百年的历史来看两岸关系，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六六二年郑成功到台湾来，中国势力进入台湾，把荷兰的势力驱逐出去。当时郑成功能够到台湾来，意味着中国的势力驱逐外国势力。郑成功虽然是中原的败军之将，但是居然把荷兰人驱逐出去。从比较历史的观点看，当时的荷兰海军还是世界第一流的海军。
　　
　　后来，郑成功被满清统一，再到甲午战争，日本作为外国势力打败了中国势力，台湾脱离了中国。到一九四五年，中国的势力打败了外国势力，台湾光复，国民党到台湾来；韩战之后，第七舰队到台湾来，外国的势力插进台湾海峡，然后海峡两岸分裂至今。
　　
　　从这样的历史来看，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或者说是模式：中国势力强大的时候，台湾是中国的；外国势力强大的时候，台湾是外国的。这四百年，台湾成为外国势力和中国势力争夺的焦点。从一九四九年或者一九五○年之后，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又因为国共内战加上国际的冷战，形成了冷战和内战双重结构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到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冷战体制开始变动。原来冷战体制是中国和苏联作为一个阵营，同美国、西方结成的阵营对抗的一个冷战体制。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从中国的亲密战友变为中国的主要敌人，而美国变成了次要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美国的以中制苏的战略与毛泽东的反霸统一战线的结合，正因这样的结合才有一九七九年的北京同美国关系的恢复。
　　
　　在冷战的结构中，台湾被划归美国的这一边；而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中国合作对付苏联，当时口口声声说中美有共同战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两岸关系就有点糊涂了，这种糊涂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九年中美关系正常化。
　　
　　但是这里请注意一个历史的时间：中共此时也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开放沿海城市，然后也就有所谓的《告台湾同胞书》。有了中美的合作和建交，对付苏联，然后才有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然后才有《告台湾同胞书》，那么从解放台湾变成了和平统一。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一九八七年的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一九八八年蒋经国逝世，他等于是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之后不久就死了，而且是七孔流血而死。在这二十年的阶段，我们认为是从一种降低两岸敌对，然后到开放大陆探亲，打开了两岸之间的这个门。打开这个门之后，才有了后面的两岸交流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一九八八年到今天，应该又是一个阶段。
　　
　　如果说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两岸关系是趋向缓和的话，或者说是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打开一条路的话，但是自一九八八年李登辉接掌台湾政权之后，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从代理总统到他成为国代总统，此阶段他还维持着相当程度的蒋经国的路线向前发展；到了他成为民选总统之后，很多情况就出现了。其实在一九九五年他访美造势开始，他就有了一个不同的发展。这种不同的发展我想就不是迈向统一的发展了，也不是迈向两岸和解的一个发展，而是迈向一个使台湾转向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的发展，一直到他的“两国论”出来。
　　李登辉引导台湾向分裂发展
　　
　　郭照烈：大陆的领导人一直在讲，要结束战争状态。其实各方在李登辉上台之前，对结束内战状态都是很努力的。
　　
　　李登辉上台之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变的，现在情况可以说已经大变，李登辉集团有意让内战延续的观念逐渐淡化。尽管过去两岸风风雨雨，但是两岸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没有太大变化，同过去四百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一致的。
　　
　　但是最近十年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最近看了李登辉的《台湾的主张》，我感到他是想离开对中国的认同而转向对台湾的认同，到七月九日这种情况明朗化，就是要搞两个国家，这个论点，在同日本《产经新闻》、《文艺春秋》的对话中多次提到。现在很明显，李登辉是引导台湾向分裂的方向发展。
　　
　　政治本土化与经济密切化
　　
　　魏萼：我对这几十年的看法可以分为两点：
　　
　　第一点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这四十年，台湾是反共但不反中国；但是从一九八九年至今，基本上是反中国不反共。这是两个鲜明的对照。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叫逐鹿中原，就是对峙；从一九七九年是建立新中原。换句话说，前面还是文化中国，从面是经营大台湾。过去认为中国非中共，中共非中国，所以反共不反中国；现在认为中共即中国，基本上反中国。
　　
　　后来是逐渐转向两个中国，就是不改国号的台独，祇是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同原来意义的中华民国是不同含义，是一个具有台湾共和国内涵的“中华民国”。
　　
　　从一九四九年到七九年是经济本土化；而过去二十年不但是经济本土化，也是政治本土化。
　　
　　第二个方面，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台湾进入日本经济圈；第二阶段从日本经济圈走向美国经济圈，是一九七○年至一九九○年；一九九○年之后，台湾走向中国经济圈。其实这是大形势，不仅台湾人、美国人、日本人和犹太人都在抢夺大陆市场。最近二十年尤其最近十年，两岸经济关系变得相当密切，经济关系变化迅速。
　　
　　如同两家公司有意合并股权上层谈不拢但最下层交往多
　　
　　龚鹏程：对两岸不妨做一个比喻：如同过去的一个大公司，后来分裂成为两个子公司，过去一段时间两个子公司互相视对方为对手，以打倒对方为目的，争相拉拢其他公司的势力互斗。
　　
　　但是八○年代以后，两个公司可能都觉得他们面对的世界已经有所改变，所以就有些像台湾两间正在准备合并的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当公司发现市场越来越大的时候，会认识到自己的资本额太小，经营幅度太小，公司需要并购合组一个新的公司，以便面对更大的市场，加强竞争力。八○年代以来大陆进行调整以面对世界，大陆经济形成之后，过去的两个子公司重新考虑如何合并，以求如何在资金、人力、资源、业务方面提供更大的开拓能力。
　　
　　二十年来在讨论公司并购的过程中，发现上层讨论经营权和股权的部分争论很大，谈不拢。其下一部分基本没有谈，就是假如将来要合并，其整个运作模式、公司的结构要调整；这个部分因为上面谈不拢，其下也就没有谈。但是最下层的人讨论的比较多，就是公司的资金如何合并，以及人力、业务的部分反而交流很多。就如同市场的运作在业务员这个层次谈得很多，但是上面却有很大的障碍。所以等一下我要谈具体的部分如何来做。总的来说，我愿意用这种比喻，就是两个公司合并对未来在二十一世纪会有更大的竞争力，而最大的争吵是在最上面的股权和经营权上。现在我们应该扩大中间部分的讨论，增加下面的业务交流。
　　
　　两岸在过去二十年得到很大的和解
　　
　　宋东文：我自己经营着一些企业，我倒是觉得二十年来两岸的发展是巨大的。祇是说从过去的军事对立，发展到今天另外一种对抗的模式。
　　
　　对于这个模式如果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首先承认今天的台湾社会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力量确实多元化地分布、现在台湾没有一党一派或者哪个政治人物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时候，我认为今天发生所谓“两国论”及所谓走向台湾主体的问题，事实上祇是对抗的另外一种形式。对抗的形式在过去二十年是处在变化中的，可以说发展巨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一些人基于过去斗争方式的惯性思考，或者是一种正统观念的思想，而认为某些事情是严重的、是距离两岸的统一和合作更加遥远的。其实我觉得可以对此再做深入一点的研究。
　　
　　我觉得两岸在过去二十年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和解，但是两岸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走向“和平统一”或者“一国两制”的方式。其中对抗的形式和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二十年，大陆在对待一些问题上，比如对某一个领导人的看法，看作是可以引导台湾的主流政治势力，从而加以打压或者打击；而这些势力又利用了这种打击，更加强化其在台湾内部的影响力引导台湾民众意识的转换。其实我认为这都不是大的主流，两岸二十年来还是逐步走向统一的。
　　
　　两岸如同恋爱要求条件不同但向结婚努力
　　
　　吴志良：两岸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主权再分配的问题。早期无论反攻大陆还是解放台湾，那个时候都是理想化的时代，从谈恋爱来说是单恋或者暗恋阶段。那个时候表面上大家都是说一个中国，想把中国统一，实际上你中没我，我中没你。经过七九年至今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理性化的时代，无论如何已经开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始真正谈恋爱了。大家在谈恋爱的阶段，互相发现有很多问题存在。
　　
　　应该说，二十年来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有很大的进展。比如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当局，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不能不考虑对方的反应，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大家都在考虑解决问题，让谈恋爱成功，然后结婚。当然目前大家谈的条件和提出的要求都不一样，之所以不一样还要谈到外国势力的问题，因为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某种意义上说，外国势力在起很大作用，就影响到了主权的合一或者说“股权的合并”。尽管生意上大家都有来往，股权分配的商谈还是受到外国势力的很大影响。
　　
　　台湾四百年来长期有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角力
　　
　　黄俊杰：两岸关系是战略问题，是关系两千多万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关系十几亿中华民族的人民在二十一世纪有没有前途的大问题，是关系整个亚太地区能否和平、安定、繁荣的大问题。
　　
　　从八○年到九○年这二十年，中国大陆从黑暗的文革走向改革开放，台湾开始走向民主化如容忍反对党、废除戒严令、开放大陆探亲、民众直接选举领导人等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些如果放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祇能说是波浪，而不是水的本质。
　　
　　我认为，要考虑这二十年来的在历史上的定位，要将之放在整个中国人的特点和中国历史问题的特点之上来看，其意义才会彰显。意思就是说，海峡两岸的华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双方没有分享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经验。所以当台湾的人讲到台湾要独立的时候，是走的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人，活得要有尊严”，不愿意过那种政治不合理的日子，要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可是在中国大陆的十二亿人来看，台湾要独立是数典忘祖，想到台湾要独立就想到帝国主义在这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侵略等等。
　　
　　台湾因为历史的断裂，没有分享大陆一边的历史经验，反之亦然。我们知道郑成功在台湾有两个称号，第一个称号叫做“延平郡王”，是南明给他的。第二个叫做“开山圣王”，是跟随他来的这一批闽粤各省的移民给他的称号。“延平郡王”代表台湾对中原的向心力，“开山圣王”代表一种离心力。这两股离心力和向心力四百年来在台湾一直拉锯，直到这十年，李登辉先生弄了一个“国统会”，然后再搞一个“国发会”。在我看来，就是四百年来台湾的领导人离心力和向心力之战的一种表现。祇要是台湾领导人，恐怕都很难逃离历史的宿命。我认为要这样来看，两岸之间复杂问题的历史文化本质才会清晰起来。
　　
　　认同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文化认同，一种是政治认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两者中间有不可分割性，又有一个内在紧张性。所以考虑今天台湾人现阶段拒绝统一于大陆那样的政治体制下，可能要更多地同情、谅解台湾历史上离心力和向心力的拉锯战。要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看待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我认为对两边才比较公平。
　　
　　二十年内两岸能统一吗
　　
　　黄枝连：刚才是第一个回合，大家都知道两岸关系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两地自身的发展，涉及亚太地区多个强大的国家的利益和影响，而这种利益和影响通常发挥着干扰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台湾在中国历史上进出多次，因此大家必须对此有一个合适的历史观，从宏观的角度来评论最近二十年发生的事情。
　　
　　搁置主权争议强化具体交流
　　
　　建立两岸一体化概念
　　
　　龚鹏程：过去两岸在“股权”或者是“经营权”上的争论很多，当然这种争论各有各的历史条件和背景。
　　
　　但是我现在想提醒，在这个部分的争论有很多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等，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多强调一些具体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而少去谈那个敏感的部分。对于那个部分应该尽量少谈，对那个部分应该能够尽量谅解、消除、淡化。但是对于有些操作性的东西，可以具体来做。
　　
　　很简单，我们现在谈两岸关系，以台湾来说，谈戒急用忍这个理论对不对是一回事。但是很具体地说，过去我们定的那个两岸关系条例，到底这个条例中包涵的那些问题解决了没有？比如海上的大陆劳工、偷渡进入台湾的大陆人产生很大的问题不能解决，还有两岸通婚的问题、大陆人到台湾就学等等，过去在两岸关系条例里面其实都定了一些许可的办法，但是具体的实行细则必须由主管官署来确定。可是到现在为止，主管官署制定的实行细则，按照我们自己的法律，大概有一半连实行细则都没有。换句话说，就是两岸关系里面有很多具体可做的事情，我们都陷在过去概念性的争论之中，而对很多具体事情都没有做。
　　
　　我的建议是，第一，对于主权的争论要尽量大家互相谅解，但是底下有很多可操作性的东西要加强。
　　
　　第二，两岸之间的环境应该要求正常化。比如学术的环境能够正常化，两岸学者的来往包括学者的会议、学者的研究，应该能够正常地加以运作；而学生的就学、学历的承认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像这种敎育环境能不能也正常化。因为祇有这些正常化了，其他方面的正常化才谈得上。否则怎么相互沟通和瞭解呢？双方差距会越来越大。
　　
　　第三，我们应该改变思维。以我的比喻来说，两岸公司为甚么要合并？就是因为合并之后会面向更大的市场，关键是说两岸要有一个具体化的概念，不是以对方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比如两岸之间能不能在外交问题上提出一种新的思维，如在国际上如何协调。比如对待南海问题，两岸之间到底能不能采取一个比较共同的态度加以处理？在外交、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上，希望能够有一个一体化的概念。内政问题也要讨论，不能说你台湾不要干涉我大陆，如果公司要合并的话，内部结构就是一定要调整嘛。一定要讨论内政、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这是一个一体化的概念。唯有具有一体化的概念，才能面对二十一世纪。
　　
　　两岸不交流台湾没出路
　　
　　大陆不改革中国没希望
　　
　　魏萼：根据我前面所讲的逻辑延续，前面二十年是从“一个中国”到“两个中国”；那么未来的二十年是相反的，是从“两个中国”到“一个中国”。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过去是从文化的隔离到文化的冲击，再到文化的调和，这是一个过程。政治到二○二○年也是这个趋势。经济上是甚么趋势呢？是从两地的互相依赖到共同体。这是不同的：相互依赖是相互利用，而共同体是合力争取利益。以经济理论来说，从相互竞争到相互合作，再到共同体，这是一个共同体产生的形式。大的环境，大的世界潮流，与小的区域整合，这是必然的现象。就是说一个中国，两个经济体相互趋同，这是一定的。
　　
　　文化方面，会回归中国文化，所以我提出以中国文化振兴中华。在政治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会出来，但绝对不是西方的那一套，中国人不适合国民投票和全民选举，但是某种形式的民主会出来，叫做为民主再造中国。还有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
　　
　　两岸不交流，台湾没出路；大陆不改革，中国没希望。交流的基础在于大陆的改革。这是我根据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的一个某某人的决策文讲出来的，当时是孙运璇接见中美大陆会议的学者，我当时在场。
　　
　　至于最后怎么做？政治方面会从认同到沟通。在经济方面，我要强调一点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两岸之间应该签订策略性的经贸协定。所谓策略性的经贸协定，包括三通，其中通航最重要，当然直航不是香港和澳门所高兴的。还有，两岸一定要设立经济办事处。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分层次的商务合作会议，就是政策性的会议，涵盖大陆台湾的经验，从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种领域和层次的合作会议都要展开。这也就是前边我所说的经济从相互依赖到共同体的一部分。
　　
　　分享历史经验促进文化重建
　　
　　黄俊杰：未来二十年，延续刚才我所说的，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应该要做。
　　
　　一个是超越海峡两岸的官方，从人民出发，特别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的已经断裂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的分享与交流，以便重建海峡两岸深受创伤的文化内涵。台湾是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台湾文化受到市场经济、商品化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由于台湾没有经过文革，是为台湾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价值。但是有资本主义的毒素在那里，所以说海峡两岸都是中国文化的浪子。因此历史经验的交流重新促进文化的重建，大概是未来中国人的一个出路。
　　
　　二十年内可望实现统一
　　
　　李家泉：我首先想到未来二十年两岸关系的目标是甚么？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还是统一。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大陆想统一而台湾不愿意。因此我想今后二十年应该为统一创造条件，应该争取在二十年内解决两岸统一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定就能解决，但是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这里则想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日本学者有一次在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就两岸问题作报告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台湾现在自以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姐，看大陆如同一个很穷、素养不高的粗俗汉子，越追她，她就越害怕，就是不愿意跟大陆谈恋爱怎么办？他就有一个建议，就是大陆现在不要急于谈统一，首先要完善自己、创造条件。
　　
　　我想，大陆的确在一些方面同台湾比有差距，但是经过近十几年建设，也确实有新的进展，两岸问题的解决也应该在发展中解决。现在的问题是，首先大陆要将自己的经济搞上去。顺应大家的“两岸恋爱”说，大家在一起过日子，首先要有一点家底呀，要有一点物质基础呀；太穷，人家小姐就是看不上你，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是说长像，我看大陆也不坏，自然资源丰厚，自然风光美丽，但是“素养”不怎么样。所谓完善自己，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有一点物质基础；第二祇是自然条件不错还不行，还要提高质素。
　　
　　可以这样讲，在今后的十五至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会有新的发展。二十年之后，虽然我们在人均收入方面还是赶不上美国，但是有人计算，中国到二○一五年和二○二○年之间，会在经济总量上大体同美国相当。就是说，大体在二十年内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同美国平起平坐。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外交、国防现代化都会有新的发展，再加上相互交流加深瞭解，会使台湾民众的恐统畏统反统的情绪有所和缓。在这种情况下，两岸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完善。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以及其他条件的完善，有可能在二十年内解决两岸统一问题。
　　
　　两岸应善意看待对方
　　
　　郭照烈：我认为，有史以来特别是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的意识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台湾还是占统治地位的。虽然中间日本曾经想从根本上切断这种意识，实行皇民化，但是并不成功。
　　
　　李登辉先生讲台湾的认同问题，我认为他讲的是政治认同。文化的的认同是不成问题的，很自然的。我自己可以说又是大陆学者，又是台湾学者，我是台湾生台湾长，后来才到大陆。我可以说既爱中国，也爱我的家乡，我希望我的家乡能够在中国之内有着光荣的未来。如果将大陆和台湾定位为“国与国”关系，这同我的愿望不一致，我很不愿意这样。而且我想，中国和日本是两国，各个方面的关系都很发达，但是无论如何发达，双方的关系都是平行线状的，而不会交叉。但是大陆同台湾不同，尽管现在两岸有很多差异，希望慢慢有一个交叉点。但是如果是“国与国”关系，不但不会交叉，甚至平行的可能都没有，会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这是我的担忧。
　　
　　双方都有缺点，最好都能用爱护对方、理解对方，以善良的愿望看待对方，不必过于绝对地对一些解决方法加以否定。
　　
　　需要放弃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
　　
　　吴志良：两岸从经济上考虑就是如何建立共同的经济利益，其实在这个方面已经行了很大的一步了，前二十年公开交往也好，私下交往也罢，共同的利益已经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我的估计可能比较乐观，就是三五年内三通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实现三通之后，相互的经济利益就更大了。
　　
　　刚才黄俊杰敎授说台湾经验的问题，提到历史的断裂，我认为这不是海峡两边的历史的断裂，而是中华文化的断裂。两岸的经验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里面，是觉得台湾的经验是比大陆的经验要占优势，或者认为台湾的经验代表了某种革新的力量，大陆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力量。
　　
　　刚才大家都是比较接受谈恋爱这种比喻，而不是以前那种父子关系的不平等。谈恋爱可以成也可以不成，但是起码在谈的时候是平等的。两岸分割五十年，国共两党还不到一百年，国共两党的祖师爷是谁我们很清楚，完全是从苏维埃那边过来的。是同宗、同思维、同模式出来的。因此如果不放弃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从政治上要达成统一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认为可以先从经济上着手，然后再达到政治上的统一。由于有着共同的利益在里面，所以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比较容易，而建立政治的共同体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可以看欧盟。欧盟在二战结束时设立，整整五十年欧盟才真正建立起来，祇是拥有统一的货币，军事、外交、国防还是独立的，政治上的统一还谈不到。但是如果欧盟五十年可以谈得成，我们从七九年开始算，根本用不了五十年，为甚么？欧盟国家的文化异质性相当大，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当年加入欧盟的时候心里很害怕，到现在还是忧心忡忡。为甚么？葡萄牙觉得自己的五盾旗马上没有了，货币也看不到了，有愧于祖宗，他们觉得葡萄牙比较弱小，马上要被欧洲的法国或德国吞并了，他们就是担心这个东西。在文化异质性那么强的地方，欧盟好歹建立起来了。所以在今后二十年，从七九年开始算四十年，到二○一九年，两岸的统一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四九年至今两岸就是“一国两制”
　　
　　要允许中国大陆势力进台湾
　　
　　王晓波：我们从台湾历史上的中国势力和外国势力的争夺规律来看，很坦白地说，今天还要继续争夺。就像黄敎授所说，中国如果没有实力，甚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国三制”通通都是废话，甚么民族感情都是废话。就今天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要和平统一的话，至少台湾岛内应该给中国势力和外国势力自由竞争提供环境。先不用谈军事、政治，祇是从文化和商业来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台北街头可以看到很多日本货、美国货，但是祇有在中药铺里面才可以看到大陆货，或者在地摊上才可以看到廉价的大陆货。
　　
　　刚才也讲到资讯交流的问题，双方对此也许都还有一些顾忌。台湾三十八年戒严，我们很多人也长期受白色恐怖迫害，对此我们都能够理解当权者的一些恐惧。但是直接三通，这个东西应该没有甚么了不起吧？今天已经有大量台商到大陆投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有陆商到台湾投资呢？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势力，不一定是官方的，才能够进入台湾。就是说即使中国这个支那族再不行，也应该让这个支那族在台湾有一个竞争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后面二十年，如果台湾开放，使中国势力和外国势力能够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能够在中国势力和外国势力发生冲突的时候，避免演变成一种激烈的状况。如果将来想要和平统一，就必须使台湾具有中国势力和外国势力自由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凭良心说，对于今天的大陆，如果从商业来看，大陆可以开放台商投资，台湾根据第三地转货每年赚取大陆超过百亿美元的顺差，反正是很多钱就是了，没有这个顺差台湾的对外贸易就是很大的赤字。如果中国强大起来，而且中国势力在台湾同外国势力又不能自由竞争的话，最后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不会是很和平的，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又由于两岸的不同，台湾对大陆的瞭解其实相当的封闭。主要在于台湾所谓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是采取另外的一种控制。如同美国一样，是一种传播帝国主义，是以大众传播当作一种看不见的独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去问“你是主张马上统一还是马上独立”，多数人还是会说“算了，我们还是维持现状”。这些人可以接受“维持现状”，但是你如果说“一国两制”则他们绝对反对，当你把“一国两制”的条件越开越多的时候，赞成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一国两制”就是维持现状嘛。
　　
　　但是台湾老百姓所瞭解到的“一国两制”就是“中共统治”，不仅是“中共统治”，还要“实行社会主义”。所以有人在台湾说“社会主义”如何如何，我就讲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就算是天堂——当然不是我以为如此，不要给我扣红帽子——基督徒死了之后都要进天堂的，但是从来没有人高高兴兴进天堂的，都是哭哭啼啼进天堂的。为甚么？就是因为，人对于未知的未来是充满了恐惧。因此，为甚么维持现状在台湾会有那么高的民意，就是这个道理。
　　
　　现状是甚么？从一九四九年至今，现状就是“一国两制”嘛。从一九四九年，包括其前的国共内战难道是两个国家吗？当然是一国嘛，祇是军事或者说政权的冲突而已。这当然是“一国两制”，一个是共产党统治，一个是国民党统治；一个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所谓的三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状就是“一国两制”。那么现在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甚么？“和平统一”祇不过是把两岸的现状合法化嘛。
　　
　　但是在台湾，整个的理解通通不是这个样子。因此在这里，两岸要资讯交流，我认为至少应该能够把真实情况的传递开通。也很坦白地讲，由于一方面的反宣传和一方面的国际势力的鼓动，台湾造成了一种主观愿望的提升，如果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差距太大的时候，那就会导致悲剧的产生。
　　
　　两岸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两岸存在打一场战争的可能性
　　
　　李家泉：我想我们不要对未来二十年过于乐观，两种可能都要估计到。一种的可能性大一些，就是和平解决。
　　
　　第二种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还是存在打一仗的可能性。为甚么？理性地来看，李登辉的想法并不祇是他一个人，而是代表一小群人，当然还有国际背景。从对司马辽太郎的谈话，到“七块论”，现在又搞成“两国论”。如果这样下去，加上外力支援，大陆这边可是接受不了啊！你想想，一百五十年来外国势力欺压中国，现在还想借助外国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定会引起极大的反弹。我认为这对中央领导人比如江泽民来说，他的压力也很大，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讲出来对大家也有好处，让大家都有所警惕。
　　
　　黄枝连：我现在就要求大家谈一个问题，就是两岸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是在未来的二十年里面一定要解决的，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我认为未来二十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战不和。
　　
　　要做打的准备
　　
　　李家泉：总的来说，和平的趋势占据压倒优势。我的意思就是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方面，两岸是战是和，我选择和平。
　　
　　第二个方面，如果台湾就是要搞分离，就是要搞“国与国”的关系，我愿意选择战争。
　　
　　我相信最后不会真正打起来，但是必须要做打的准备。
　　
　　历史上台湾得失都是用武力
　　
　　最好不用战争但近几年危险
　　
　　魏萼：我四月份做了一个手术，一个瘤子被打掉都不知道。未来战争的方式可以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不会像以往的战争形态，可以限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内。
　　
　　但是历史上有很多意外上演。如一六二三年荷兰人打台湾，一六六一年郑成功、刘国轩打台湾都是通过武力，一六八三年施琅打台湾也是使用武力，一八九五年日本也是使用武力占领台湾，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也是通过武力。所以过去两岸的结合与分离都是通过武力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但是我同意李家泉敎授的讲法，不要用武力，要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理性化、现代化、两边都要改革开放。
　　
　　中国历史上有多个盛世，如唐代太祖、太宗、高宗、玄宗四个皇帝；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四个皇帝，都是通过文化整合达到一种强势，这几个朝代四邦来朝，有如此强大的中国，哪有甚么分裂的西藏？哪里有分裂的新疆和蒙古？有强大的中国哪有分裂的台湾呢？从文化的角度上说，中国强大，台独自然消失。因此，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来统一中国，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讲到武力我是很痛心的。但是有时候小鬼跑掉了，要去做流氓，父亲还是要抓回来打的啦。甚至将来关起门来打屁股都是有可能的。
　　
　　我想，还是应该沟通致共识，理性致祥和，祥和致和平，和平促统一。
　　
　　祇要中国不断改革开放。在二十一世纪贸易发达、经济进步，就如同李敎授所说，有钱一点、文化素养高一点、漂亮一点、另一方自然而然就嫁了嘛。
　　
　　最近几年是危险期，但是危险期过了就好了。
　　
　　郭照烈：我认为从世界的发展来看，保持和平摒弃战争都是共识，两岸都要争取不要发生战争。
　　
　　首先两岸应该坐下来商谈如何结束战争状态；第二，台湾的问题不用外国来干涉，不要使其国际化。这就要求两岸加强交流，通过交流加强瞭解。
　　
　　以两岸目前实力看两岸“成事有余败事不足”
　　
　　王晓波：我当然反对打，因为我住的台大宿舍后面就是作战时期的军事设施，肯定是封杀的目标，一炸不好就炸到我家院子了。我家离那里还不到五百公尺，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当然反对打，战争打到我家来问题就大了。打到你家对我来说是小事，打到我家对我来说就是大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
　　
　　第一在主观愿望上，我认为绝对不能打，一打我家就危险。在客观上来说，还有几个月的危险期。哪里有李登辉这么狂的狂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嘛。你就是要搞台独，也不要说好不好？说了被北京听到何必呢？
　　
　　为甚么说没有见过他这么狂的人，从他的《台湾的主张》之中也可以看出来。（李家泉插话：如果他的思想在他在位的时候是这样，而其接班人也是这样的思想的话，两岸难办）我给你讲，包括陈水扁都不会这样。
　　
　　李登辉是因为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他在道场打坐，而且在厕所扫厕所，你要晓得他是通过这些方式锻炼出来的意志力。
　　
　　认真地讲，以今天中国的国力来说，要排除国际干涉、和平统一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但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要将台湾从这种同中国还有一点主权联系的状况下，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也是没有这个能力。比较形象地来说，人民解放军跨不过台湾海峡，就不要吹牛统一，也就是跨不过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样，美国的爱国者飞弹挡不住中共的东风三十一号，也不要吹牛台独。
　　
　　现在是在一种僵持的状况下，我相信太平洋两岸的当局，就是大两岸，因为台湾当局还没有所需的聪明智慧，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如果照目前发展的趋势来说，中国的国力如果持续上升，这样的一种平衡的状况应该会发生变化。
　　
　　其实站在台湾的利益和立场来讲，今天台湾在大两岸之间能够扮演的一个角色，对于小两岸来说，我有八个字，叫做“成事有余败事不足”。就是说，今天的两岸当局，有这个力量和条件来促成两岸的和解，甚至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以今天台湾这样的力量，然后以整个中国的这种持续上升的国力来说，统一祇是迟早的问题，其祇不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制造一些障碍和麻烦而已。在这种“成事有余败事不足”的情况下，李登辉要想拿诺贝尔奖其实不难。
　　另外还有一点，刚才两位大陆学者说不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其实本来就是已经国际化了。不要国际化祇是中国人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今天国际政治的现实。李登辉要想在整个国际上真正具有更大的立场和更大独立空间，他应该保持与北京和华盛顿的等距离。在这种等距离状况下借力打力，借力制衡，台湾才是真正耍“小国外交”，才能维持其发挥力量的最高点。
　　
　　现代战争不再是小米加步枪
　　
　　吴志良：对于统不统一，好像很容易，实际上统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两岸分割了半个世纪，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其差异性，两岸分割当时是决然分割的，目前已经有了二十年的交流，我相信再有二十年的交流，会创造更好的条件。
　　
　　台湾要独，我估计很难。刚才王敎授也说了，以目前中国大陆的国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就算台湾宣布独立了，其在国际上也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那么宣布独立有甚么用？如同一个人在自己家里自称为王，是没有用的。就算真的独立，它对于台湾的人民并没有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既然其不宣布独立，北京也说就不会有战争。
　　
　　另外，以现代科技的发展，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再发动传统的战争，再大米加步枪地去打。我想，现在的战争，谁也承担不起这个后果。北京为甚么对港澳的收回采取“一国两制”的政策？就是需要港澳两个地区。对台湾也是同样，台湾要统一，并不仅仅是国土回归的问题，还有台湾的功能和作用在那里，如果祇是要国土，很简单，导弹核武器打过去，铲为平地，收回一个荒岛有甚么用处？现代人还是比较理性，以利益为重。所以打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通讯发达，资讯是可以得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更相信年轻的一代，不一定愿意给你去打。他们不一定就是崇尚和平，但是新一代的人都是围绕利益打转，我不相信新一代愿意去打。
　　
　　黄枝连：若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必要进行这场战争？相信主要在于大陆如何发展，综合国力如何，怎样处理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其实这个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台湾本身条件的变化不是决定性的，不仅中国人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人目前也很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所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极端的主张在两岸都没有市场
　　
　　宋东文：如果发生战争，或者哪一个方面的领导人制造了一场战争，或者说迫不得已来推动一场战争，这都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因为两岸问题是不需要用战争来解决的，台湾也不是那么要走极端的道路，即使今天提出“两国论”或者接近“两国”，也祇是慢慢推，还保留着后退的余地。一个极端的主义或政治诉求，我相信在两岸都没有市场。在台湾极端的政治主张是没有市场的，不是主流，当然他可以用一定的形式和宣传在过往的基础上推进一点，但在一定的形势下还是会退回来的。
　　
　　未来二十年如果两岸的中国人之间为了甚么问题而发生战争，对我来说是不敢想像的。如果我们再观察两岸的经贸、工商界的往来，比如今天台湾的上市公司，如果在大陆没有一定的发展，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企业的，此中不管是外向型的还是内需型的，不管是高科技的，还是传统工业的，这个是确实的。这样一个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人民的密切往来，从浪漫的憧憬到失望，在失望之中再产生务实的做法，这是跨上一个新台阶。
　　
　　对于未来二十年，当然搞国际政治和区域政治的学者，在一定范畴之内可以产生一定的忧虑。但是总的趋势来看，我认为中国人是不会这么笨的，如同吴志良博士所说，新一代的人，我想在追求两岸的稳定方面会与现在这一代不同。长年经济上的融合、人员的往来、物质的流通，对未来的统合是一个根本的、基础的力量。
　　
　　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人士，其实我反而担心“一国两制”是统合的一个障碍。比如说“两制”必须有关税避垒，今天的香港经济如果是同中国处于一个关税区的话，香港经济可能又可以上来一些。由于政治的现实，香港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但是二十年甚至十年之后，两岸四地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如何取消两岸四地的关税的障碍？如何让两岸四地的货物更加顺畅地流通？如何让进出口更加容易？有这些作为基础，我相信一些极端的主张，一些离心力，就不大容易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主流力量。大陆方面如果看到台湾社会的主流力量是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时候，大陆方面的极端力量也就不大容易抬头。因此我对两岸未来二十年的关系，是抱有相当大的乐观的态度。
　　
　　港澳在未来两岸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黄枝连：现在转一个话题。大家今天坐到一起很不容易，所以请大家多谈一些。就是说港澳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对于未来二十年两岸关系的开发，能够起到甚么样的作用？
　　
　　港澳回归如保持繁荣稳定
　　
　　会消除台湾民众顾虑
　　
　　李家泉：就是实现“三通”，也必须由港澳先在台湾民众中发生一些良好的影响。当然台湾同港澳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是中国的地方，还是要按照“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这样首先要考虑台湾民众，因为民众总是不踏实，上面想的和下面想的不一定一样。上面想的是政治以及既得利益多一些，下面是不管谁是领导人，祇要我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如同香港这样“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对自己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而且过得很好，对我有甚么坏处呢？也没有甚么不好嘛。国际上对“一国两制”的反应也都不错。
　　
　　香港在政治上来说，比先前的预期还要好一些，但是经济上没有想到。澳门回归之后，“一国两制”也将会认真实行，情况相信会比回归前好。我看，港澳回归如保持持续的稳定繁荣，会消除台湾民众的顾虑。
　　“一国两制”内涵可接受模式名称可以调整
　　
　　魏萼：港澳回归这种形势，对于台湾来说当然会有一种紧迫感，台湾人会觉得事情已经到门口了。
　　
　　不过问题在哪里呢？台湾并不等于香港和澳门。可能是因为过去历史的因素，台湾同胞对于“一国两制”这几个字感到很刺耳，而其内涵经过进一步解释可能会慢慢被接受。不过，能不能就台湾的问题找出另外一个模式？过去台湾提出“一国两府”，大陆不接受；而大陆提出“一国两制”，台湾不能接受。那么能不能存同化异，比如“一国”，然后“两区”、“两制”，阶段性地走向一个中国。就是说可否提出一个新的模式，实施上同“一国两制”很接近，不过名称调一调，也许是一个解决办法。
　　
　　“一国三制”现在已经存在
　　
　　台湾可以成为第四制
　　
　　吴志良：邓小平当年推出“一国两制”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如果柴契尔夫人不是在一九八二年到北京去谈有关新界的租约问题，“一国两制”可能不是那么快地用于香港。
　　
　　从历史的角度说，“一国两制”是后来因为事态的发展，才率先在香港和澳门实施。我想“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本身还是发展的，因此我们不宜总是揪着这个字眼去看待这个概念。港澳两个地区成为特别行政区，真正是机缘巧合：历史发展过程中英国人占领了香港，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香港还有一个租约的问题。其实澳门没有租约，祇是因为中国的国势、国力强大了，迫使葡萄牙人放弃澳门。真正因为中国强大了，邓小平说中国要在本世纪结束前完成港澳回归的伟大事业、葡萄牙人最好接受。其实这还是国力国势的问题。
　　
　　台湾问题有点不同。“一国两制”最早针对台湾提出，现在又由香港、澳门率先实施，给台湾起示范作用。港澳既然已经先回归了，作为样板也好，作为缓冲区也好，都是可以的。所谓样板主要是政治上的样板，而缓冲区的意义主要在经济方面。就是说，是否可以先促成港、澳、台的经济一体化？我想对台政策方面是否可以在这个方面多考虑一下，在港、澳、台的经济整合方面多做一些功夫。
　　
　　“一国两制”其实从构思来说，应该比美国和德国的联邦制要高多了，因为在一个国家之中不应该有几个终审法院。未来如果真是两岸统一了，“一国两制”中有港币、新台币、澳门币、人民币四种货币，从经济的整合来说，这可能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按照一般的解释，香港、澳门“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我认为这是“一国两制”的比较低层次的东西。这对香港和澳门人可能比较适用，因为这两地的民众从来就没有真正同大陆分离过，是比较纯粹的经济动物，有经济、自由的基本保障就够了，以前香港市民根本就没有尝试到民主和选举的味道。而台湾，如果蒋经国先生在八七年就宣布两岸和谈的话，可能现在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后来台湾的民主发展得那么迅速，特别是在有些西方人士看来，台湾的民主是成功的，这就提高了台湾当局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对于台湾，就不能简单地用“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这个单纯的标准来衡量。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一国两制”有些片面的言吴解，统一是大前提，但是“一国两制”已经超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如同刚才所说的终审法院的问题。尽管《基本法》的起草委员是全国人大委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但是“一国两制”已经超出了现有联邦制国家的那种自治范围。在这个方面是否可以再发展，我觉得空间很大。至于用不用“一国两制”这个词，意义并不大。
　　
　　其实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现在已经是“一国三制”，澳门的法律制度同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四制一样也是可以造出来的嘛。我认为第四个制就可以在港澳运作的基础上，再设想一个新的模式出来。
　　
　　台湾人理解的“一国两制”
　　
　　同大陆的理解不太一样
　　
　　王晓波：我们理解的“一国两制”同大陆理解的不一样。我完全理解刚才吴志良博士所说的，“一国两制”其实比联邦制还要宽松，但是比邦联制要紧缩，主要是一个外交权的问题。
　　
　　我们所能够理解到的“一国两制”，如果按照中央公布的一些书面讲话、政策来看，台湾还有军队的防卫权、终审法院的问题，完全不是联邦制，所以当朱高正讲主张实行联邦制的时候，我说：“要命，你比我还要统啊”
　　
　　我们理解到的，包括军队的驻军权、防卫权，港澳都是没有的，而台湾是有的。祇是台湾的军队不能威胁大陆而已。
　　魏萼：我想大陆可否改变国家名称。比如蒙古人民和国后来改成蒙古共和国或者是蒙古，柬埔寨也是。那么大陆能不能改成中华共和国，这样的“一国两制”也许大家能接受。
　　
　　黄枝连：座谈会结语
　　
　　今天晚上大家谈了三个多小时，虽然大家在议题、主题、定义及框架上，还是存在着分歧，不过在各说各话之际，还是有很多共识。其实，作为专家学者和关注两岸关系的企业界精英，祇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两岸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不可能没有分歧，也不可能找不到共识、产生不了共鸣。
　　
　　显然，大家都十分关注李登辉的“两国论”和汪道涵访台能否成行。这反映出，在第二个阶段，各种主张和各种力量是进入了短兵相接，所以和与战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极其严峻的问题。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说，如何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解决两岸问题，是今后三、五年必须面对的。相信，在下一个阶段结束时，也即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结束时，便可得出问题的结果。
　　
　　我们大家都同意，政党政治和政治人物以及统治精英对于解决两岸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决策与行为一受国内外和境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二受境内民意民情的制约。换句话说，两岸关系既然关乎大陆十三亿人民和台澎金马两千多万人民的情感与利益，是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根本大计，那么任何人士及其集团的主张，如果不符合人民的总体利益，将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新阶段的新任务，在于使得统一成为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至于统一中的国际因素，特别是中美关系，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将取决于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改变中美力量的对比。如此，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
　　
　　评论员简介：
　　
　　李家泉：著名台湾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前副所长，研究员；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敎授。
　　
　　宋东文：台湾夏潮基金会董事长。
　　
　　吴志良：澳门敎科文中心主任。
　　
　　魏萼：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
　　
　　黄俊杰：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敎授兼共同敎育委员会通识敎育组主任。台湾通识敎育学会理事长。
　　
　　郭照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敎授，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一九二四年生于台中，一九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
　　
　　王晓波：台湾大学哲学系敎授，夏潮基金会董事。
　　
　　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