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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文化情写天涯



  初访黄伟宗教授是在3月初,很大的雨将天与地弥合作一处,素雅的书房内黄教授在讲“茫茫九派流中国”,相映成趣。我对面是一墙书,显眼的位置上满是黄教授的著作,以及收录过他的名人辞典。教授讲到兴起,每每离座,从那一墙书中抽取几本翻给我看,以佐其言。再访黄教授,已是4月中,时值他的新著《珠江文化论》出版,我又有幸得接清芬。
  
  黄教授的散文《浮生文旅》跋语颇奇,是以4首诗来概括他学术研究的一生:
  
  既是从文之旅,
  
  又是以文照旅;
  
  双文化情写天涯,
  
  一心耕耘度浮生。
  
  天生我材必有用,
  
  别人不用自己用。
  
  山重水复路何方?
  
  走得一程是一程。
  
  超前创启冒风雨,
  
  事后功成薄利名;
  
  力以水文润业地,
  
  开花结果见识情。
  
  生不逢时又逢时,
  
  路未走对又走对;
  
  自感知足又不足,
  
  问心无愧又有愧。
  
  天生我材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山重水复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
  
  记者:“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化用唐人成句,后面这句“别人不用自己用”真是好出彩的句子。在《中国作家3000言》里也收了这句,影响很大呢。
  
  黄伟宗:朋友说我这两句,抵得20年著作(笑),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也确实是我人生思考的一个总结。人这一生,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太多了,特别是想要做的事情得不到支援,这个时候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心态呢?这就要“自己用”,不能自己躺下来。正因为我能够坚持下来,才会有这么多的著作问世。比如讲我的《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出版的时候是1986年……
  
  记者:那个时候您应该只有40来岁?
  
  黄伟宗:是啊,写这两本书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正是在批判我,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被列为广东第3号精神污染人物,造成我的处境像是被锁在雪柜里冷藏,我那时候已经是全国有点名气的批评家了,很多场合要我去开会,他们就不准我去,也不许我做报告,就这样冷藏了我一两年,我就写出了这两本共计70万字的著作。为什么我要提出这题目呢?就因为我提出了那个“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概括了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文学模式。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注意这种创作方法,所以造成了过去的文学只是歌颂的文学,不能揭示生活中比较真实的东西,所以我才要提出这个观点。这样就被批判了。当时美国一所大学请我去开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学术会议,并委托我代邀另外一个作家同去。当时我提出邀请一个是秦牧,一个是王蒙。秦牧不去,王蒙去了,但是我不能去,因为当时正在批判我,不允许我出去。人被“不用”的时候总是有的,这时候就要“自用”。被冷藏的这两年我没有浪费,写出了这两部后来被称为“填补了历史空白”的著作,被海外某些辞书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惭愧!。
  
  “文化大革命”我在干校的时候,也想过改行算了,去当工人,我在《文艺辩证学》后记里详细写了那时候的心态。但是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树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研究文艺辩证学理论。因为我的“罪状”是宣传《三家巷》,宣传欧阳山,所以我“文革”后第一部著作就是《欧阳山创作论》和后来的《欧阳山评传》。后来有人说我是欧阳山专家,我说我不是,我在做更大的学问,关键是要“自己用”。山重水复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走得一程是一程”,这个“一程是一程”,是说能往前走的时候一定要走,不要停,能多走一段是一段;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走过一段路程就有一段的成绩,一步一个脚印。
  
  超前创启冒风雨,事后功成薄利名;力以水文润业地,开花结果见识情
  
  黄伟宗:“超前创启”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超前的,开创的,那就必然要冒风雨。为什么“文革”时期欧阳山受批判?因为那时候都在讲阶级斗争,他在写生活、写人情,这就是超前。我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也是超前,现在看来,近20多年受到人们欢迎的作品,如《苍天在上》等,大都是属于这种文学。我提出许多建议,都是走在时代之先的,比如80年代初,我最早提出中山大学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中文刊授中心,为多少人解决了文凭问题啊?华南文艺大学也是我提出来创办的,还有现在“珠江文化”这个概念也是我提出来的,现在公认我是开创了一个学科或领域。这些都是超前。超前开创是很辛苦的。那些“风雨”里有创新时必然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也有很多是人为的。你以为我现在日子好过呀?唉。有很多人……说不清楚的……唉,中国人……有很多人在背后搞你,那个妒忌……
  
  说到这里,黄教授连连叹息,不愿深谈,开拓者的艰辛与“出头鸟”的痛苦,大约每个国人都能想见。黄教授很快转移了话题。
  
  黄伟宗:“力以水文润业地”是说水文化。
  
  记者:珠江文化是从水文化里面来的。
  
  黄伟宗:对,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进行水文化的研究,水决定人的意识和生产力。
  
  记者: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视片《河殇》影响很大,它的主要观点就是:西方文明是蓝色文明海洋文明,因而是开放的流动的;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内陆文明,因而是封闭的凝固的……
  
  黄伟宗:正是《河殇》给了我最初的触动,它第一次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和透视中国社会封闭落后的原因,在此之前还没有这样做过,这是很好的,但是它有两点我很怀疑:第一,它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文化;第二,它认为西方因为接近海洋所以注定是先进的,而中国因为不是海洋文化就注定了落后,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因为黄河把肥沃的土壤冲走了。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后来经过研究,我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两点。第一,中国有海洋文化,2000多年海上丝绸之路史为证!还有珠江文化具有海洋性,珠江是八门入海、江海一体呀,这不是海洋文化的特征么?再一点:黄河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但只是中国文化的组成之一,我们中国是多江河的文化。毛泽东说“茫茫九派流中国”嘛,中国称为“九洲”是什么意思呀?“洲”就是“水边”啊。所以《河殇》从反方向给了我研究珠江文化的刺激。这是说“水文”,再说“润业地”,这是两个意思,“业”是学问、事业,“地”是地方,所以我给好些地方出了不少开发建设的建议。
  
  记者:您的散文也有《澳门之门》、《深圳之窗》、《珠海之珠》……
  
  黄伟宗:这都是给这些地方寻找文化定位,而采用的塑造形象方法,效果明显。比如徐闻,当全国专家学术会议肯定它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时,它一下得到5个亿的投资啊。我提出南雄搞寻根文化,结果南雄得到一个亿的投资。现在说要建设文化大省,很多人只是理解为要建设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其实最重要是要利用各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和人的文化素质。
  
  记者:所以现在各个地方都请您去给他们定位、策划,也是“开花结果见识情”了。
  
  黄伟宗:(笑)“识”是我的见识,“情”是我的情感,我做这些事,是希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小到为每个地方的建设,做一点事情。
  
  既是从文之旅,又是以文照旅;双文化情写天涯,一心耕耘度浮生
  
  黄伟宗:“以文照旅”,就是以文化的眼光来观照我的人生之旅。“双文”既指文化与文学,又指论文与散文。
  
  记者:散文是要讲“情”这个好理解,您的散文《情恋瑞云》很多人看了掉眼泪的,难道论文也要讲“情”?
  
  黄伟宗:这就是学者之情。80年代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甚至发表文章说“中国文化要后继无人才行”,说“香港经济发达是因为做了殖民地”。这个话我很恼火,非常恼火。
  
  记者:说这个话的简直是浅薄之极,那么台湾的传统文化保持得更为完好,又该何解?
  
  黄伟宗:所以我很气愤,当即组织我的研究生写文章在《羊城晚报》批评他。对此,香港的《争鸣》杂志报道说“全国不闻争鸣之声,惟有《羊城晚报》发文章出来反驳,不知道后台是谁。”正好华南农业大学请我去做讲座,我就谈到这个事,当众说“后台就是我”!你说我有没有情?我有这种民族的情,我经常在外国学者面前觉得我比他高大!我这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
  
  记者:北方有些学者曾表示,您致力于研究珠江文化,是一种狭窄的地域情结……
  
  黄伟宗:我是有珠江文化的情结。外国人讲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不讲珠江文化,是不公平的!珠江文化是不可抹杀的嘛,它明明有它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有它的存在,为什么不承认?我就要把这个事实提出来让大家看到,如果这个是情结,我讲我有这个情结。近百年来广东影响中国不大吗?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出在广东啊,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北伐战争,都是在影响中国啊?为什么不承认呢?更甚者公然讲广东没有文化。广东怎么能没有文化呢?所以你说我有没有情结呀?中国一些文学奖的评选,也更多地是从黄河文化的视角出发,没有观望到其他水域文化,没有从多元文化和文化开放性的角度去看;国外一些人也是这样。
  
  记者:尤其是国际汉学界,提到中国就联想到孔子儒家,根本忘记了屈原的楚地文化,还有岭南的惠能禅宗文化……
  
  黄伟宗:为什么现在我要提出惠能是珠江文化哲圣呢?
  
  记者:这些已经存在的文化组成失去了话语权力……
  
  黄伟宗:不只是说失去了话语权力,现在是要给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恢复本来的面貌。为什么我关于舜帝和关于惠能的文章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呢?我提出来两个不可抹杀的文化证据。舜帝开创了中国文化意识和国家形态,也开创了珠江文化。
  
  记者:诗礼治国。
  
  黄伟宗:对,孔子只是“教”,舜帝是感化人的心灵。现在外国知道中国有三位圣人:孔子、老子、惠能。孔子代表儒学,是黄河文化的代表;老子代表道学,是长江文化的代表;惠能代表禅学,是珠江文化的代表。我的这些理论,有些北方学者有异议,是必然的。正常的学术争论,这也可以说是情结,是学者的感情。
  
  我这个人是不计较回报的,只是想做些事,所以“一心耕耘度浮生”,就是这句话了。我现在68岁了,我57岁做参事。我本来就是正教授等等,我图什么呢?还想升哪儿去呀?我只是想多做点事,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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