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都将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并以孔子和老子分别作为传统领袖，但却忽视了作为第三大河流的珠江文化。甚至西方现代文化的理论和观念也认为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是封闭和落后的。珠江文化研究的发起人——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经过10几年的发掘、研究和论证，认为珠江文化是代表着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开放和进步的文化。
　　
　　黄伟宗教授认为，珠江文化形成于西汉初年，从内涵上是指整个珠江流域及其辐射地域，除作为珠江主干流的西江、北江、东江流经的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的大部分地区之外，还包括相邻的韩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南渡江流域的雷州半岛，北部湾，以及隔海相望的海南岛；还包括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的发源地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的部分地区。从大文化的视野来看，这地域人们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着许多相同或类似的特征，可以用“珠江文化”的概念来表述。这同时也符合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多元一体的江河文化实际，并可以与世界通行的水文化相通。
　　
　　舜帝是珠江文化的始祖
　　
　　如果黄帝是黄河文化的始祖，炎帝是长江文化的始祖，则舜帝是珠江文化的始祖。因为在开创中华民族文化的祖先——三皇五帝中，只有舜帝到过中国南方的珠江流域地区，并在这地区逝世，而又葬于这“苍梧之野”。同时，从舜帝开始，才有“中国”之名，而且，他由此开始，将珠江流域的南方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属于中华民族聚居地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舜帝开发和统一南方，事实上早于秦始皇、汉武帝开发和统一南方起码千年以上。这意味着通常称的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才有实际依据；也意味着这5000年的文明史，不仅是黄河文化从发祥到兴旺的历史，而且包含长江、珠江等诸多江河在内的文化史。这些江河文化，也早在“三皇”、“五帝”的开创时代已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文化的缔造工程；同时也意味着早在原始部落向国家社会的转型期，也即是以舜帝为标志从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折期，在偌大的中国疆土上的北方、中原与南方的地域文化，或各种氏族、民族文化，也从冲撞而开始了交流和交融。这就是说，南北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历史篇章，远在舜帝时就已揭开了。舜帝的划时代贡献，不仅在于开发和统一南方，更重要的是自他开始才有比较明确或自觉的文化意识，去架构职责分明、赏罚严明的雏型国家制度，并以此意识去开发、统一并管理南方。
　　
　　舜帝以伦理道德规范全民之道德，自然也以此规范他亲自开发和统一的南方地带，使这片未受到过道德规范熏陶的“南蛮”地区，受到了道德文化的滋润和启蒙。这对于珠江文化地域来说，是有文化开创意义的。舜帝在开发和统一南方的进程中，在运用武力和国家法制之力的同时，也运用德教和诗乐之力，至今在南方各地，苍梧、乐昌、韶关、英德等地尚有舜乐之传说和古迹，说明舜帝既是中华民族德教和诗乐之开创之祖，也是珠江文化德教和诗乐之祖。
　　
　　秦汉为珠江文化打下基础
　　
　　秦始皇统一岭南，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交融的开始，为珠江文化的形成打下基础。汉武帝在广信（今广东开封与广西梧州之部分地区）设交趾部纠劾岭南各部，以行政管治的一统化，促使了岭南经济文化的一统化，珠江文化也就有了雏形。其后，作为当时岭南首府的广信具有经济中心的地位，也意味文化中心的确立，珠江文化就有了凝聚和辐射的中心，出现了以陈钦、陈元为代表影响全国的“古文经”学派；东汉的牟子，在广信完成了《牟子理惑论》，在中国的佛教史写下新的一页；南汉名将苏章，发展了《孙子》的军事学；葛洪以《抱朴子内篇》发展了《老子》的道家玄学等。这些学派的出现、承袭和发展，标志着珠江文化的形成。
　　
　　灵渠在秦始皇时的开通，开辟了南北交通的要道，使中原的经济、文化进一步促进整个岭南地域繁荣发展。汉代以后，除了陆路和江河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海上运输也逐步兴起和发展，使得岭南不仅引进中原经济文化，也引进了南洋和外国经济文化，岭南的经济文化因此逐步由西向东转移。经过各朝代的发展，大体上由西北向东南转移，也即是从广信向肇庆、曲江、潮州、佛山、广州（古番禺）转移，使得珠江文化由形成走向成熟。
　　
　　唐宋时期的张九龄、韩愈、刘禹锡、苏轼、杨万里、文天祥、包拯和书画家米芾，以及唐代第一状元莫宣卿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和文化意识，六祖惠能的革新佛学思想等，使珠江文化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明代著名的岭南学者陈白沙、屈大均等所代表的现代文化意识；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进入肇庆，在中国首次传入天主教，由此影响全国；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文化思想也传入岭南，使珠江文化因中原、本地、海外的结合，而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色彩。接着下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黄埔军校、中山大学、粤剧、广东音乐、岭南画派等，都是该时期的珠江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和具有领潮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经济腾飞而促使文化发展，珠江文化的现代文化意识走在时代的前端。
　　
　　海上丝绸之路丰富了珠江文化
　　
　　根据《汉书》之《地理志》记载，西汉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派出官方船队从（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出海，沿着中南半岛航行，到达现在的斯里兰卡。东汉时航线进一步延长到大秦，实现了东罗马与广东的直接通商，形成了横贯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一直到南宋前期，广州都是东方的世界性大港。随着南宋迁都杭州，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元代更跃居为第一大港。此后，中国近百年闭关锁国，但广东则一直保持了对外开放。明清时期，中国曾经几度实行海禁，但唯独不禁广东的对外贸易，广东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合法贸易的省份，广州又恢复了第一大港的地位，于是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后上海才取代广州第一大港的位置。一部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大部分就写在广东的记录。
　　
　　广东沿海港湾众多，两广（广东与广西）沿海都有一些独流入海的河流，与珠江水系形成一个方便的水上交通网络。使珠江直接面向海洋，较之其他河流拥有更多地与海洋交流的机会。从而，珠江文化得以更多地接受外来文化，融合为自己的一部分，除了接受外来文化，岭南居民多从海洋走向世界，在鸦片战之后达到高潮，两广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之数是全国各省之首。因此比其他地域文化更具商业性、开放性、多元性、海洋性和相容性，成为珠江文化的最主要特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语言的演变可看出珠江文化的发展。在全国七大汉方言中，广东就有三种，另外还有不少地方土语。岭南的语言经历了从古百越语到汉语古方言的演变过程。现在的粤、客、闽方言，都是汉族移民传入的。“百越”意为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边的人。据人类学家容观琼考证，百越族体的先民在新石器晚期与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南岛语”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因此，古百越人拥有当时的海洋文化。秦、汉平定南越之后，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将汉语传入岭南，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今天的粤语。岭南人自古以来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就如拜龙母、拜妈祖的风俗。古百越与海外各种交往不仅没有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而中断，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发展成为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并随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使中国与海外的交往越来越广，外来词语也就不断地通过广东方言进入到汉语中。同时，汉语也在交往中被外语借用。从而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大陆的、保守的文化，而是海洋的、开放的文化，中国同样具有海洋文明的传统。
　　
　　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经济文化交流之路。首先是物质文化交流，接着是精神文化交流。印度的佛教、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等传入中国，在中国的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留下深刻痕迹，并被融合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汉朝的强大与盛唐的出现，均有赖于对外交流的拓展。利玛窦等来华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商贸为载体，传递文化、和平与科学技术。海外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融入珠江文化，而又影响中国。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又充实了珠江文化。在珠江文化的历史上，文化对抗绝少发生，表现出极大的相容性。其多元性特质，是有别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又融合其两者，是中国文化组成的一部分。
　　
　　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哲圣
　　
　　通过不断发掘研究，黄伟宗教授觉得，惠能不仅是佛教禅宗的六祖，而且是中国禅学文化的创始人，是中国和世界思想史、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哲学家。特别是惠能创始禅学文化，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的传统特质，体现了珠江文化在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标志着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明显区别，创造了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并驾齐驱、广传天下的完整哲学——禅学。
　　
　　惠能生于广东新州（今新兴县），因家贫从未读过书，不识字。但在他未入佛门前，就先得佛之“顿悟”，这是与他当时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有关的，同时也是他以自己的特殊才能而将自己不自觉地对珠江文化特质的感受，去理解和创造佛理的结果。惠能的时代是兴旺的唐代，此时的岭南经济与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具有鲜明的海洋色彩的工农生产、商品经济、海外交通与文化的繁荣。
　　
　　佛教的名称是东汉岭南广信人牟子所取，他将佛教所尊奉的“浮屠”转为“佛”，而“佛”字之义是指看不清楚的人，即山越人的祖先神。这可谓珠江文化改造外来文化的创举。佛教分别从“海上和陆上两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由于所传的所在地的文化背景不同，对佛教的理解和传播也有不同，造成了南北所传的佛教相异。惠能所承传的佛教禅宗派，是印度人菩提达摩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在与北方信佛的梁武帝见面后，却“话不相机”，随之下来的传承也一代接一代，则河南、安徽、江西、湖北一直向南转移，最后在珠江文化的土壤上扎下根，并且开枝散叶，影响全国，进而影响世界。这是珠江文化的开放性、相容性、发展性、进步性的又一体现。
　　
　　惠能禅学影响的珠江文化色彩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很大，康有为称诗坛的“唐宋两代皆六祖派”。王维、孟浩然、柳宗元、苏东坡等所尊崇的禅寂禅境，恰恰是珠江文化自主性和超脱性的艺术和美学体现。所以诗中的禅风有明显的珠江文化烙印。惠能禅学既是珠江文化的产物，反过来又对珠江文化风气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了一些历代南来文人（如韩愈、柳宗元、苏东坡、刘禹锡、王维等）和岭南文人（张九龄、屈大均、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等）。从而发展了珠江文化，同时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禅学不仅影响中国，还影响了世界，海外各地和各国也都有许多自认为的禅宗支脉，除亚洲外，还包括法、德、英、俄、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各国。甚至佛教的发祥地印度也承认和接受惠能改造和再创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这是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包融性和改造性的表现。西方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媒体，将孔子、老子、惠能与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列入“世界10大思想家”之中，尊为“东方文化三大圣人”。一方面说明了三位哲圣在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受到举世公议；别一方面，也包含着对这三位哲圣所分别代表的学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并列尊重的因素，从而印证了其分别创立的儒学、道学、禅学所内涵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的三种文化底蕴是并列的。
　　
　　珠江文化为中国文化正名
　　
　　如果黄河、长江是两条巨龙，自西向东在神州大地蜿蜓，具有浩浩奔腾的气概；而珠江就像众多小龙簇拥着的龙母，带着她不同性格的孩子欢快地奔向宽阔的海洋，同时，条条小龙又像从龙母胎出而向四面八方雀跃地欢腾，显示了其既多元凝聚而又辐射开放的独特形象。黄河、长江气势浩大地奔腾，掀起阵阵烈风，吹向四周，也吹向岭南；宽阔博大的海洋涌起的层层巨浪，拍打陆地，也拍打珠江。但他们在珠江流域的大地上却缓缓地交汇融合起来，而又和风细雨地渗入黄河、长江、飘向海洋。珠江文化的这一独特的多元性和相容性，开放性和发展性，实效性和适应性，民俗性和大众性的特质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显示出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大陆的，而是开放的、海洋的，从而改写了将中国排除在世界海洋大国之外的世界文化史，纠正了黑格尔所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的“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和“海洋不影响中国的文化”等观点。珠江文化的发掘研究，证实了中国也曾作为一个海洋大国而立于世界之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