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那么，珠江文化的始祖则是舜帝，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在开创中华民族文化的祖先——“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和“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中，只有虞舜（即舜帝）到过作为中国南方的珠江流域地区，并且在这地区逝世，而又葬于这地区的“苍梧之野”。
　　
　　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在接受尧的禅位后的当年，先后到东、南、西、北方巡察，到达南方的时间是五月，到达南岳后，像到东方祭祀岱宗（即东岳泰山）那样祭祀南岳。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此后，他坚持“五载巡守”，即每隔五年到四方巡守一次，一直到死，可见他到南方的次数是不少的。“他三十岁被尧征召任用，三十年后接替了尧的帝位，五十年后逝世于巡狩南方的途中”。见李民、王健《尚书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4页。
　　
　　司马迁《史记?本纪第一?五帝》载：舜“践帝位二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皇览》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皆相似，故曰九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即尧之女娥皇、女英）不从。”《山海经》曰：‘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前引均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史记》简体字体本。
　　
　　明代的《梧州府志》载：“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之山”。清代的《苍梧县志》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从也。苍梧于周南越之地，今为郡”。而“苍梧之野”包括哪些地方呢？广西出版的《广西历史地理》（黄体荣编着）中认为其所指的现代行政区域是：“北起广西全州，湖南宁远；南到广东信宜、罗定；西到广西大瑶山；东到广东肇庆、连县”。该书还指出：“研究者有一说认为，舜为禹放逐，葬于苍梧之野，即今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地带，具体范围尚在争议中，未有定论”。但这地带，属珠江（主要是西江、北江）流域地区，恐怕是不成问题的。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葬于阴。汜林方三百里，在猩猩东，猩猩人名，其为兽如豕面人面，在舜葬西。猩猩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神异经》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为人很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名曰灌兜也。”从这些记载可见，舜帝当时所巡狩的南方，是很原始的野兽为猖的山林地区。舜帝多次到这带地区巡守，甚至连嫔妃也不愿随从，仍坚持南来，最后葬身于此。这不是很有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勇气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么？这不就是舜帝是珠江文化开山鼻祖的有力史证和最好说明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舜帝开始，才有“中国”之名，而且，也由此开始，将珠江流域的南方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属于中华民族聚居地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尚书?舜典》载：“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即分为十二个州管辖地方，疏通河道。又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能迩；悖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即是说：任命十二个州长，为四方首领，兢兢业业，安抚百姓，以德服人，蛮夷地区的人也归顺了。同时，对为乱者也以征伐，“分北三苗”，“窜三苗于三危”，好对南岳一带的苗乱亲往征讨，并将三苗迁至“三危”（即今甘肃敦煌一带）。司马迁《史记》云尧禅位于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对这段话，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可见这些话，是指天子、帝都位于四方之中而言，但从其以文德感服蛮夷，以武力征伐三苗，使四方归于一统的做法而言，不也是有将南方归于中国版图、将少数民族并入以华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之意味么？
　　
　　舜帝开发和统一南方，事实上早于秦始皇、汉武帝开发和统一南方的时间，起码千年以上。这意味着：通常称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才有实际的依据；也意味着：这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不仅是黄河文化从发祥到兴旺的历史，而且包含着长江、珠江等诸多江河在内的文化史；这些江河文化，也早在“三皇”、“五帝”的开创时代已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文化的缔造工程；同时也意味着：早在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型期，也即是以舜帝为标志的从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折期，在偌大的中国疆土上的北方、中原与南方的地域文化，或各种氏族、民族的文化，也从冲撞而开始了交流和交融，这就是说，南北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历史篇章，远在舜帝时就揭开了。这也是远比历来史书所写的自秦始皇、汉武帝开始的记载，大大提前的。舜帝的划时代贡献，不仅在于开发和统一南方，更重要的是：在“三皇五帝”中，自他开始才有比较明确或自觉的文化意识，去架构职责分明、赏罚严明的雏型国家制度，并且以此意识去开发、统一并管理南方。《尚书》记载，尧命他“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他继位后，前往尧的太庙和四方诸侯谋划政事，大开明堂四门宣布政教，使四方人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将天下划为十二州，由君长管理，要求诸侯、君长安抚民众，亲近和信任有德善良的人，疏远小人；将伯禹、弃、契、陶、垂、盖、伯夷、夔、龙等人，分工负责平治水土、农事、司徒、刑狱、百工、虞宫、祭祀、音乐、纳言等职务，对他们每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考察三次，罢黜昏庸、提升贤明的宫员。参见李民、王继《尚书译注》13—24页并且宣布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事。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黑而天下咸服”。据《史记》载，舜接位后，“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等法规。从这些记载可见，舜帝的治国方略是鲜明得体的，其文化意识是自觉而明显的。
　　
　　如果说，这些行政管理和赏罚制度作为国家职能和文化意识的体现尚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舜帝继位前后所实践和规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准则，则是很能说明其文化意识及其自觉性的。《尚书?舜典》中记载，舜被尧用为接班人，是因为他真诚善义地履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使人们也能遵守这些规范。司马迁《史记》还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久有小壕，则受罪，顺事父及母与弟，日以骂谨，匪有懈。……舜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这些记载，说明舜之所以能继帝位，是与他躬行伦理道德规范分不开的。显然这些规范，是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的。舜帝以此而规范全民之道德，自然也以此规范他亲自开发和统一的南方地带，使这片未受过道德规范熏陶的“南蛮”地区，受到了道德文化的滋润和启蒙。这对于珠江文化地域来说，不也是具有文化开创意义么？
　　
　　从《尚书》记载中还可见，舜接帝位时，命夔管典乐，并提出了发挥文艺教育作用的看法，说典乐可“教胄子，直而温，宽而粟，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中国最早的诗乐理论和倡导盛况。另据《史记》载，舜帝自施行严明的国家管理制度后，天下大治，“十二牧行而九州草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请注意：交址是古代对南越也即岭南之统称），北发、西戎，析枝，渠瘦，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乐长，乌夷。四海之内，咸载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段记载，既将舜帝时的中国土扩大和氏族归顺的盛况作出了详尽描绘，又将舜帝以诗乐辅以道德和文化教育之普及，以及用以歌舞升平的作用和盛况，写得淋漓尽致。这些描写，无论是对诗乐的功能的论述，或者是对以诗乐而明德的作用及盛况的描绘，都是当时文化意识的自觉性和明朗性的体现。尤其是“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语，更明确地指出了舜帝在德教上的奠基作用，也证实了舜帝开发和统一南方的进程中，在运用武力和国家法制之力的同时，也是运用德教和诗乐之力的。至今在南方各地，苍梧、乐昌、韶关、英德等地尚有舜乐之传说和古迹，就是明证。而这，也说明舜帝既是中华民族德教与诗乐之开创之祖，也是珠江文化德教与诗乐之祖。
　　
　　（原载《岭南文史》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