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28日，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暨珠江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珠江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这一中心议题，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探讨。现将部分论文和发言摘登，以飨读者。
　　
　　司徒尚纪：珠江文化地域范围与特征雏议
　　
　　史学大师谭其骧教授说过：“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又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这些论断，可以讨论，但对肯定地域文化的存在和开展研究的意义却是无可置疑的。以珠江命名的珠江文化即为我国区域文化之一，它在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研究珠江文化的立足点。
　　
　　作为一个水系，珠江由西江、东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网河四部分组成，它们集水范围构成的整个珠江流域，应是珠江文化覆盖的范围。但一种文化形成以后，总是不断向外扩布的，可以把周边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地理上不属黄河流域，但黄河文化形成以后，以高位势能向外辐射，率而北京也归入黄河文化覆盖范围。所以近年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主编《黄河文化》一书，北京不仅在黄河文化范围之内，而且是黄河文化在元明清和近现代的中心。基于这一范例，珠江文化对流域以外韩江流域和海南岛文化有深刻影响，并使之成为自己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珠江文化范围要比珠江流域广大，即还包括韩江流域和海南岛，地域上连成一体。
　　
　　近年“文化热”在全国蔚为风气，辽宁教育出版社近年推出一套地域文化丛书，全国被划分成24种地域文化，属于珠江文化所及范围的即有滇云文化、黔贵文化、八桂文化、岭南文化和琼州文化五种，它们作为珠江文化的亚文化，也可以作为研究的一种框架。文化是历史的投影，时间积淀的产物，通常流行以方言和风俗作为划分文化区的依据。按照这一准则，珠江文化或岭南文化又被分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这也为珠江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建构。可见，珠江文化的组成可从不同角度或层面划分，皆可以研究目的不同来选择适宜分类，这也显示珠江文化内涵丰富多样，地域特色非常明显，可归纳如次：
　　
　　第一，珠江文化是一种热带亚热带类型文化。从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这个意义出发，珠江文化孕育、发生、发展于热带亚热带地理环境，在物质、制度和观念（精神）文化各个层面上都反映了与这种地理环境感应关系，例如种植水稻，住干栏（近世则骑楼），嗜食水产、以龙、蛇为图腾，流行以水神为主题风俗神话传说等。文化人类学者（如华南师大地理系曾昭璇教授）曾将我国东半部划为三大文化地理区，即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区、华夏季风农业文化区及岭南热带海洋文化区，珠江文化区相当于后者。
　　
　　第二，珠江文化应属海洋文化类型，根据有三：一是珠江是外流河，注入南海，仅出海口在珠江三角洲就有8个，海河相连成一体；二是珠江流域沿海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所经，有众多港口。它们腹地深入流域各地，使内陆、沿海和海外构成一个不可分割地域体系，不同文化交流、互动即在这个体系内发生；三是珠江文化自古就与海外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深受海外文化影响，并使之吸收、整合为自己一部分。曾昭璇教授曾说：“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即海洋性是岭南也是珠江文化特点之一。
　　
　　第三，珠江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三江交会于广州，以及江海连接地理形势，加上独特民族、历史进程等因素，珠江文化组成成份非常多样，乃以越族（南越、骆越、闽越等）文化为本底，融合华夏文化、汉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以及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还有近世西洋（西方）文化等构成，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其他地域文化。最近著名人文地理学者北京大学胡兆量教授信告笔者：“广东是世界上历史文化十分复杂，因而也是十分典型的省份，加上海南岛，自成一个历史文化区域，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这也说明了珠江文化多元特性。
　　
　　第四，珠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语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珠江稠密水网作为交通孔道，沟通海内外，自古以来，物质、人员、资讯等交流，互通有无从未中断，即使明清严行海禁，珠江流域沿海各地与海外联系或明或暗仍在进行，所以长期对外开放，在珠江文化各个层面上都留下深刻印记，从作物品种、器物、语言、饮食、习俗等无不如此。
　　
　　第五，珠江文化具有鲜明的相容性。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河流的交通作用将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在流域内找到自已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在珠江文化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在内地看来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事物，在岭南见怪不怪，从明末以后从西方传进“奇技淫巧”到近年改革开放各种新鲜事物都无不如此。
　　
　　第六，珠江文化发展到近现代，已成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经过历史长期积淀，珠江文化吸纳海内外文化精华，使自己得到提升，发展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在文化各个层面上充分显示出这种时代特色，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到现代改革开放，珠江文化都处在全国地域文化前列，在多方面起到领导文化潮流作用，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所以它作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应受之无愧。
　　
　　第七，珠江文化是以广州为单中心文化，三江交会地理格局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使广州成为一座二千年不衰城市，珠江流域最大文化中心。其经济和文化地位从来没有动摇。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够充当全流域文化中心角色。这种单文化中心格局，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黄河文化中心，在汉唐为长安，在北宋为开封，元明清至今为北京，随时代而转移，没有一个文化中心贯穿整个历史；长江文化中心，当今被认为是上海，但它历史毕竟有限。过去哪座城市是长江文化中心，是南京、武汉，抑或重庆、成都？都有待讨论。但广州作为二千年来珠江文化中心城市，无可置疑，这对珠江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言以蔽之，珠江文化特色，可用多元、相容、开放、变通、热带海洋文化来表示。（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教授）
　　
　　杨式挺：对珠江文化研究的两点思考
　　
　　一、珠江文化研究的定位
　　
　　珠江文化是一种以河流流域为载体的文化，其对应就是黄河、长江、黑龙江、辽河文化。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珠江也是我国南方的母亲河，珠江文化是一种有它特定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文化特色的流域文化。它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缔造了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多元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文化。
　　
　　珠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者乃因珠江口有海珠石（今犹存，待保护），扩而大之，珠江口之众多岛屿，犹如点缀在南海之滨的颗颗明珠；广义的珠江，乃是西江、北江和东江汇合的总称。它的起源可上溯至云贵高原，流入浩瀚的南海。珠江上游有深远的腹地，可与长江相通，珠江有八个出海口通向南海，这是很独特的。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看，南海要比东海、渤海、黄海更为广阔、深远。一提母亲河，人们的思想感情更为亲切，饮水思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珠江流域的水土。哺育着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各族儿女，谱写过多姿多采、可歌可泣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位差”，古人类学、考古学发现的“时差”，导致了人们传统观念的“视差”，珠江文化的研究未能受到学术界和领导者的足够重视。不过，这种落后面貌正在随着考古学等学科的新发现而发生很大改观。
　　
　　曲江县“马坝人”头颅骨化石的发现，表明广东有人类生存的历史，可以到达12.9万年前，“马坝人”至今仍是华南最早的“智人”。研究还表明，“马坝人”是黄色人种的原祖之一，从那个时候起，南方人种与北方人种就有了分化和差别。从10万年至1万年，两广地区又有“柳江人”、“罗沙岩人”、“黄岩洞人”和其他旧石器地点。
　　
　　珠江三角洲发现有全国著名的石器制造场和“西樵山文化”。年代距今6500-3000多年。
　　
　　1973年以来，在曲江马坝发现了内涵丰富的“石峡文化”。被列为中国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4年以来，在全省发现了500处以上的青铜器时代遗址和墓葬，出土青铜器达1500件左右。年代从商、西周至春秋战国，证明了“南蛮”并不蛮。广东也有自己特点的青铜器时代。
　　
　　已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1975年底来广东指导考古工作，他在广泛考察了广东发现的主要考古材料之后说，广东“有自己的青铜时代，有自己的夏商周”；“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既不同于太湖流域，不是吴越文化，也不同于长江流域，不是楚文化，与江西也有个界限。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从更大范围看，有肩石器从岭南向西经云贵高原直到印度河，欧亚大陆古文化在那里分界，有段石锛则联系着环太平洋地区直到新西兰岛，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可见，岭南考古是个大题目，可以越作越大”。（《岭南考古开题——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苏秉琦教授高瞻远瞩，精辟地指出什么是岭南文化的特色，以及岭南先秦考古的重大意义。很值得我们岭南考古界同仁的继续努力工作和探索。
　　
　　二、珠江文化的研究方法和途径
　　
　　珠江文化既是一项巨大的科学研究工程，我想应当采取多学科交叉分工协作才能完成。 
　　
　　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在《中华文化辞典》序言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文化人类学以整个人类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物件，它研究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进化，还研究和比较各类不同的文化，有它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它是一门足以引起人们兴趣、直接有益于决策的富有生命力的学科。现在有些国家视这门学科为决策科学，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常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参加。”
　　
　　那么，什么是文化人类学呢？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叫《长江文化研究三议》（载《长江文化》杂志2000年第1期），文中引用了一个图表，言简意赅地说明什么是文化人类学及其组成的学科以及文化表现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哲学思想。援引如下：供研究参考。
　　
　　人类文化的构造及其学问体系（本文作者是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罗康宁：从“天人合一”看南北文化之差异
　　
　　季羡林先生在论述东西方文化之差异时指出：“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东方文化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不能讲什么‘征服’。只有在瞭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这样，人类的前途才有保障。”（《<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他还引述了钱穆先生的一句话：“‘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我们研究珠江文化的特征，也应抓住其基本思维方式，抓住“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分析中国南北文化之异同。中国南北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在“天人合一”上，无疑是一致的。然而，各个地域的“天”，即大自然，有所不同，尤其是黄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差异甚大，天人如何合一？对此各有不同的思路。黄河的洪水，黄土高坡的风沙，使人与大自然和谐关系受到了挑战。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就成为那一带人们的千载话题。古代流传至今的神话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都是这个话题的产物。“补天”也好，“治水”也好，“移山”也好，都是改善自然条件以达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的一种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始终无法得以实现，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黄河儿女为之奋斗，从而孕育了独特的黄河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可用《周易》中“乾”卦之“象”来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是在“自强”之中又包含着几分浮躁。
　　
　　珠江流域又称“岭南”。“岭”即横贯这片土地北部的五岭山脉，它犹如一道屏障，阻拦北来的罡风，使得这里气候温暖，四季如春。虽然珠江也会造成水患，但跟“黄河之水天上来”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珠江流域尤其是西江一带的人们将消除水患的希望寄托于镇守江边的龙母，而不去作那种“治水”之梦。）至于“补天”或者“移山”，这里的天完好无缺，补它作甚？这里的山青秀可爱，移走岂非大煞风景？况且，珠江流域不少老百姓的祖先，当年就是为了追求和谐的 “天人合一”境界而离开北方移居此地的，正如广东作家杨干华的小说《天堂众生录》所描述的“寻找天堂”队伍那样：“他们也许悟到了什么，又看这个地方也不错，便姑且把这里当作天堂，埋葬先人，安顿家小，开山种杉，垒埂筑田，斩竹围园，繁衍子孙……”可见，他们对眼前人与大自然基本和谐的关系十分珍惜，决不愿意抛弃这一切去追求虚无飘渺的梦境，禅宗六祖惠能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他认为，舍弃眼前的一切去寻觅“菩提树”，实在没有必要。由此可见，在天人如何合一这个问题上，珠江流域的人们所考虑的并非对大自然的改善而是“顺应”。黄河流域改善大自然的“自强”精神固然可嘉，但若过了头，“改善”便有可能变成“征服”，变成向在自然“开战”。回顾20世纪60至70年代，北方大地上不是曾经出现“战天斗地”之狂热，出现大寨那样的“典型”吗？岭南则没有这种狂热，没有这类典型，顶多也是迫于政治压力而应付一下而已。与黄河文化崇尚“自强”不同，珠江文化崇尚的是“自然”，即自然之“道。”
　　
　　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之所以屡遭破坏，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那里一直是我国的政治斗争中心，又是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之地，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场战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将希望寄托于“真命天子”，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历代王朝大多数建都于黄河流域，也使得文化上的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江南地区与珠江流域的自然环境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江南曾经多次成为割据对峙之地，居住在那一带的人们也就对黄河流域的正统文化有着一种抗衡态度。这种抗衡主要表现于以“柔”制“刚”。因此，江南文化的“阴柔”与黄河文化的“阳刚”形成强烈的反差。传统京剧男扮女，传统越剧女扮男，便是一例。这两种情况粤剧都不存在。珠江流域由于远离统治者争夺的中心地带。加上有五岭之隔，“山高皇帝远”，人们对那些争夺鞭长莫及，淡然置之。有人据此而断言珠江人“不关心政治”，其实，珠江人并非不关心政治，只是不关心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更叠罢了。梁启超就说过：“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睿知为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灵鱼肉，肝脑涂地，宗社亦随而亡。”（《共治篇》）因此，他们没有北方文人那种时刻不忘“魏阙”的正统心态。对正统文化既不依附也不抗衡，是珠江文化的一大特点。延续到今天广东的改革开放，这种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试以广东省政府参事张元元等在《顺德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与思考》中一段描述为例：“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底，在为期一年半的时间内，顺德市进行了一场‘悄悄’的产权革命，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当别的地方还在为如何把‘野鸭’打下来和打下来后怎么个吃法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顺德人已经把‘野鸭’打下来了。”70年代末以来广东的许多改革措施，就是这样“悄悄”实施的，事先既没有什么舆论，也没有什么“模式”。这不正是珠江文化崇尚“自然”之特征及其魅力的生动体现吗？（本文作者是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助理巡视员）
　　
　　邱立诚：先秦时期珠江文化的土著性和相容性
　　
　　珠江流域自距今一万年起出现陶器，至秦以前，主要的炊器圜底釜，与中原地区的主要炊器鬲有很大区别，在这段时间的考古文化主要是陶釜（炊具）与石斧（工具），圜底陶釜流行了整个先秦时期（出现陶器起），至汉代才演变为圜平底、平底。圜底釜一度成为先秦越人的标志，如太湖、钱塘江水系的越人炊器也以釜为特点，这与岭南越人的传统是一致的，宁镇地区的吴文化在春秋早期突然以釜取代了鬲，被认为是越人进入并使之越化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百越族最具传统的文化特征——釜文化，这是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鬲文化”最主要的区别。
　　
　　在土著文化发展的同时，外来文化的进入也是推动本土文化进步的重要途径，这就体现了文化的相容性。在南澳岛象山发现一批细小石器，属于沿海地区一种考古学文化，其中心区域在漳州地区，被命名为“漳州文化”，年代为距今八千年以前。后来在丰顺汤屋山、番禺飘峰山也发现了相同的石器，这既是漳州文化西渐的证据，也是当地文化相容性的显露。尤其是西樵山的细石器，更是华北地区细石器工业南传的结果。这两种石器工业的出现，一改珠江流域打制砾石石器的落后面貌，我们可以看到，西樵山的双肩石器，其制作工艺虽然不属于细石器工业传统，但同样闪耀着细石器某些工艺的光芒。而在五、六千年前，环珠江口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一种颇具特色的彩绘陶器溶进了土著文化之中，经研究， 这种文化因素来自于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由于大溪文化的渗入与影响，使珠江流域这时期的文化显现了与中原地区大体同步的文化现象，即本地区也有相当发达的彩陶文化。此后，我们看到了来自东南地区的有段石器与岭南的有肩石器相互结合，使之成为有肩有段石器，这也是文化相容的产物，这种石器在粤北的石峡文化中发展得最为典型，在粤中地区也有相当的影响，但在粤西这种影响则明显地弱得多。还应注意石峡文化中的三足陶器，如各种盘鼎、盆鼎、釜鼎，这是来自东夷文化传统的影响，与中原地区的三足陶鬲有一定的区别，这类三足器与本地的圜底器、圈足器传统文化揉合而成为具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石峡文化，这在当时珠江流域是较进步的农耕文化，因此而受到各地居民的欢迎，由此，石峡文化逐渐分布到粤西的封开、粤东的河源、梅州以至揭阳等地，其三足器甚至深入至粤中的三水银洲遗址和沿海的珠江宝镜湾遗址，这说明带有华东地区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因素的石峡文化在岭南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外来先进文化的因素与土著文化相融合，有力地推动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
　　
　　延至夏商时期，北方地区以龙山文化为代表，其黑陶风格给予岭南相当的影响，石峡遗址中层文化、高要茅岗遗址、东莞村头遗址等，黑皮陶器是很鲜明的特征，虽然有的已脱落，属于制作不太好的部分，但也有一些磨光黑陶很成功，如村头遗址黑陶圈足盘；在器形上，此时陶器流行的折肩风格，也是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在揭阳、增城、香港等地发现的石质或玉质牙璋，在中原，这是一种礼器、神器，岭南出土的牙璋属于本地制作，说明其时岭南的上层人物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中原地区使用牙璋的观念，联系珠海堂下环遗址商时期文化层出土铸铜石范，这时岭南在岭北的影响下已开始有了铸铜业，证明此时珠江流域逐步进入了青铜文明时代。
　　
　　两周时期，受中原地区的影响，珠江流域也逐步进入土邦小国你争我夺的战争状态，为数众多的青铜兵器和工具的出土，是各种姓越人为争夺财富与资源的见证，就兵器而言，越人主要使用剑和矛，尤其是各式短剑，铜戈主要是战车上的长武器，这里的丘陵山地是不大适用的，在珠江流域出土这种兵器，看来是显示性多于实用性，如广州暹岗、惠东大埔顶山、博罗横岭山、乐昌对面山等地出土的铜戈，器身铸有精美的勾连雷纹，并用之于随葬，证明不是投入战斗的武器，而是表达一种拥有武装力量的观念，这种意识来自于中原地区。由此可见，铜戈也是珠江文化相容性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越国被灭，“越以此散”，流行于华东地区陶器上的米字纹、重方格交叉纹由此进入珠江流域并广为使用，此时珠江流域越人与东南地区的越人在文化上有了更多的共同点，虽然有许多各自称王的小方国，但在考古文化上仍显示出较多的一致性。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广东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对而言较为单纯，仅见砾石石器文化。而在旧石器晚期，广西地区已有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广东地区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如英德发现的几件硅质岩石片石器，与砾石石器大不相同。自此以后，珠江流域基本上处于一个较为开放的状态，北方与华东的各类文化都先后对珠江流域予以各种影响，其背景应是陆续有各地的人群迁徙岭南。在这种比较开放的环境下，来自各方的文化自由地传播、输入与输出，故而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珠江流域冲突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考古文化，东、西、南、北各有不同，但在不同之中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这正是文化交流所形成的结果。在青铜时代中，珠江流域的越人虽各有“种姓”，但在考古文化内涵上却逐步形成大同小异，尤其是两周时期，夔纹陶器与米字纹陶器先后成为岭南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特征，这是当地各族群文化交融相通的反映，并由此奠定了族群间融合的基础。这正是这个群体基础，在南越国建立之时成为南越族的主体。可以认为，珠江流域开放性的文化交流使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较顺利地走向融合之路。珠江文化这种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特征，其后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本文作者是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伟铿：岭南土著民族不立文字对珠江文化发展的影响
　　
　　岭南原始人群有没有创立自己的象形文字或表音表意文字？至今尚无考古发掘的有力证据。今所见桂西南的花山崖画，是否早期的象形文字，至今仍是一个谜。而即使是，秦统一六国文字时没有把岭南土著民族的原台文字纳入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认为民情风俗（地域文化）与星宿分野一一对应。见于先秦古籍《帝王世纪》、汉代古籍《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以及《周礼?保章氏》郑玄注所录的星宿分野，不见有“粤地”的记载。只是到了东汉班固撰《前汉书?地理志》，才将今两广之苍梧、南海、郁林等郡列为“粤地”。但叙其风情沿革，却扯到不属粤地而属吴地的越王始封之地会稽等郡。班固的意思无非是说，粤文化曾受越文化影响，但后世由此却把“粤”与“越”混淆起来。其实粤字古音于，属鱼韵 ；越字古音戊，属月韵，古时并非同音字。据《说文》，粤字从寀从于，是个合体字，寀于即苍梧是也。粤字不见于东汉班固以前的古籍，说明以苍梧蛮（乌浒蛮）文化为基础，吸收中原汉文化形成的岭南汉族地域文化主体，广府文化雏型出现，比吴越、齐鲁等其他汉族地域文化都迟。这是岭南原始象形文字不在秦文与汉文规范时被考虑进去的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两晋南北朝隋唐时岭南土著民族文化渐趋成熟是在汉族出身的渠帅主导下实现的，元代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全面确立，也是在汉族出身的土司主导下完成的。这就使岭南土著民族只是借用汉字不单立自己的文字，也可以发展自己的文化成为可能。
　　
　　无字辞汇与有字辞汇相容，使珠江文化比起中原文化来，有缺少经籍文字规范的弱视点。这弱视点使得岭南有一部分文化因缺乏传统文化通过书本知识的准确传续和文字符号的概念规范而失于浮泛（在近现代，还发展出所谓“无厘头”文化）。但无字辞汇为主的土著文化在有字辞汇的帮助下得以发展，却有着它独特的优势。例如它善于选择文字以外的手段来传续文化，这些手段包括语言与表情传递，重视眼前实效显示以及强调个体领悟等等。而且，缺少经籍文字束缚的思维会比较容易释放人的意识潜能去升华文化，求得新意念。历史形成了珠江文化注重实证与独立思考，长于开放求新而短于文化规范的特色。
　　
　　珠江文化这一特色，为唐代岭南商僧惠能，石头希迁等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创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禅宗南宗，提供了历史的前提条件。它造就了广府文化在中华民族两次大规模吸纳外来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地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印度佛教文化东汉时传入中国，局限在少数知识份子中讲习。只是到了盛唐，才由六祖惠能成功地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西方景教（天主教）元代传入中国，局限在中原少数绅宦人家传播。只是到了明代中叶，利玛窦入居肇庆，才真正开始了中西文化交流。
　　
　　唐宋以后岭南文化以禅宗南宗为载体，加快了与中原、江浙等地的文化交流，使中原等地文化增加了开放度和活力，为儒家与道教文化的更新，特别是宋明理学、心学和宋元通俗文艺的兴起，为民族与地方文化的融汇，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
　　
　　但其失于浮泛的弱视点，也通过禅宗南宗为儒学道教所吸收，使带有个性解放意识的陆王心学和明清之际兴起的尝试向市场法制文化蠢动的社坛文化，在强大的封建宗法势力和皇权的压迫下，被扭曲成党争激烈、妖僧妖道横行、人心溃败而无能过渡到市场经济规范的“泛神”文化，葬送了积聚起经济文化实力已是世界强国的明皇朝。
　　
　　清初考据学的兴起，是对这种“泛神文化”的反思。其后，这种反思向经世致用学派转变，逐渐开启了由清初文字狱与“中西礼仪之争”而一度关闭了的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出康梁的变法思想，以及孙中山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珠江文化再次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为自身以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弘扬，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肇庆市政协副主席）
　　
　　（原载《岭南文史》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