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和国内一些报刊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我研究珠江文化的报道。熟悉我的同辈或后辈看到这些资讯，纷纷向我询问：你已是六十大几、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属于无论是职务或职称都不能再予提升之辈，还如此卖力地去研究本来不属你的本行，并且担负学术带头人和跨学科组织者的重任，这不是自找苦吃吗？还有知交甚久的朋友直截了当地说我：你那屡犯不改的“自找苦吃”的老毛病又犯了，甚至更重了！老兄，好自为之呵……
　　
　　说实在话，对于这些关切的盛情我是衷心感激的，同时也启示我对自己数十年来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自找苦吃”的历程进行思索和回味，竟然发现：当每次“自找苦吃”之时，确是苦不堪言；但当苦过之后，则是其乐无穷！一次比一次地体会到“苦尽甘来”这句众所周知的平常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同时也似乎形象生动地看到这“自找苦吃”的学术历程，正好像宋代诗人杨万里所写的两句诗那样：“飞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也正是我在拙着《浮生文旅》跋中所写的：“山重水复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的境界。
　　
　　“自找苦吃”的往事
　　
　　为什么老朋友说“自找苦吃”是我屡犯不改的老毛病呢？主要是指我从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文坛以后，闯过多次大“祸”，小“祸”不计其数。闯“祸”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力求自己多做些事，求新、求实、求真，乐于打抱不平。为此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例如：1959年我刚大学毕业，到羊城晚报社任文艺副刊编辑。本来做编辑不一定要写文章，当时也明知文艺上不允许有带人情人性和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当我先后读到欧阳山新问世的具有浓厚广州味、人情味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以及《乡下奇人》等揭露阴暗面的短篇小说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写出评论文章，支援这些作品，以致在“文化大革命”批判欧阳山时，我也被列为“黑秀才”之一，同时受到批判，深受其苦；“文革”后欧阳山及其作品获得了平反，受到高度评价，我重新写文章，并连续写出了《欧阳山创作论》和《欧阳山评传》两部专著，受到好评并获奖，从苦而转为甜。后来我又从欧阳山《一代风流》所体现的创作现象，提出了多卷长篇小说往往“后不如前”问题，支持者众，我也引以为甜。
　　
　　1979年初，我应邀回到母校——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职责是教书，当时并没有写文章的硬任务；我却在教书之余，密切结合现实文艺发展潮流，持续不断地写出针砭时弊的文艺批评文章，对现实文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虽然辛苦，但见到对现实起实际作用，心也是甜的。其中难忘的是1980年春，我根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的创作特点，从创作方法上概括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并且主张将这种文学及其创作方法，与其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都并行发展，提倡创作方法多样化。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虽有异议，却也好评如潮，被海外报刊称为“新学派”代表理论之一，但没多久却又被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代表观点之一而受批判，至今仍不了了之。但从80年代至今的文学创作实际上看，绝大部分作品，特别是一些深受群众欢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作品，莫不属于社会主义批判现实和创作方法多样化的范畴，事实上创作实践证实了我的理论预见。值得写上一笔的是：由于我当时对受批判不服，埋头几年，写出了《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两部共达70万字的理论专著。这项研究过程及其成果，使我从对文学现象的一般批评进入了更深更高的理论层次，写出了这两部被称为“填补空白”的专著；随后我又从文学进入美学与哲学领域，写出了被称为“前沿性、交叉性”的“自成体系”之作《文艺辩证学》。
　　
　　从珠江文化批评切入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代文化学随着先锋派传入中国，以“寻根文学”为领先而掀起了“文化热”，从文学而蔓延到社会生活与学术界各个领域。作为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能不研究这种学问和现象。在研究中我发现，西方学者通行的水文化观念和理论，是中国早已有的：他们所强调的海洋文化先进论，不无道理，但以此而自我标榜和贬低中国，将先进与落后、开放与保守视若地理水文条件所天定，则是偏颇的；将民族传统文化与地域本土文化的观念和理论对文学的影响，视若带根本性的出发点和归宿，将文化作为文艺批评的参照系之一，也是别开生面的。我部分地吸取了这些理论，并开始用于对广东作家的作品研究和文艺批评。在80年代中后期，我撰写了《岭南文学形成的条件》、《论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陈残云》、《秦牧创作的民族文化意识特征》、《欧阳山和民族的大众的现实文学》、《论民族文化的兼融性及其典型作家杜埃》等论文；并且从文化学角度，发现和倡导新的文学现象，如“特区文学”、“打工文学”、“特区军旅文学”等等。随后又进入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批评，写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观照》等长篇论文。这些命题的研究和写作，是我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跨越出来，进入现代文化批评的结果和标志，也即是从珠江文化批评开始，从文学领域进入珠江文化研究领域的启步。
　　
　　真可谓“一山放出一山拦”，当我从一般文学批评的巢臼中“放”出来，进入文化批评的时候，马上发现自己文化学素养和多学科知识的短缺，尤其是对哺育自己成长的民族传统与岭南本土文化的历史知识和世态风情知之甚少，于是便下功夫去认真学习和吸取，又进入了一个“自找苦吃”的阶段。
　　
　　珠江文化概念和理论的明朗化
　　
　　虽然我在80年代初已有较明确的文化意识，有了着力于对广东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的自觉性，但在地域文化观念上，我只是将岭南文化与珠江文化的概念混同、混用的；而且，也是未曾打算或预想到要对珠江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对此萌发研究“野心”的契机，是在1988年看了电视片《河殇》之后。当时这部电视片轰动一时，主要原因是这部政论片首先以西方现代文化学的理论和观念，评析中国长期封闭落后的原因，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讲述的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思想，如：“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灵”；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不影响他们的文化”等观点，将中国视为山土文化之国，是注定封闭保守的；并且说，作为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其实是将中国大地冲刷成一派贫脊的黄土地，所以中国是注定贫穷落后的。这些说法，当时对我刺激很大，可谓有轰动效应：一方面是从文化学的角度透视中国社会封闭落后的原因使我新奇；另一方面却又使我纳闷，难道中国没有海洋文化吗？黄河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难道中国只有黄河文化，其他江河文化没有任何作用和地位吗？由此，我开始意识到认真地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对珠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正好在这个时候，广东学术界兴起了岭南文化研究热，几个学术会议均邀请我撰写学术论文，我应约对岭南文化的现代特征进行全面研究，又由此进入对其传统特征及其源流追踪探寻，写出了两万余字的长篇论文《现代岭南文化特征》。接着又先后写出了《珠江文化特质及其源流略论》、《珠江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总体形象》和《论珠江文化创新特质及其源流与发展》等论文，后来作为《珠江文化论》专辑，收录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作为其中的三项主要内容之一问世。
　　
　　也正因为进行了这样的全面研究，我逐渐感到将“岭南文化”与“珠江文化”两个概念等同或混用，是不科学的，应当将两者明确界定和区别。我从水文化的理论上考虑，应当以“珠江文化”取代、扩大和包括现行的“岭南文化”的概念为好。首先是因为“岭南文化”的概念，虽然是地域概念，但以山（五岭）为界，有“岭南文化”的说法，却无“岭北文化”之称谓，无对应则概念不明；严格地说，五岭之南只是包括两广中部的地区，广东的东部和广西的西南部，应不属这地域，实际范围不大，而且在概念使用上越来越小，逐步变成了广东的代名词，将广西也排除在外了，这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从珠江文化概念的内涵上说，它是指整个珠江流域及其幅射地域，除作为珠江主干流的西江、北江、东江流经的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的大部分地区之外，还包括相邻的韩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南渡江流域的雷州半岛、北部湾，以及隔海相望的海南岛；还可以而且应当包括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的发源地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的部分地区；如此偌大之地域，是为珠江水系所覆盖和沟通，当然只能用“珠江文化”的概念表述。而且在历史和地理上，正因为“同饮一江水”的缘故，这个广大地域自古以来是息息相通的。真可谓“人杰地灵”，互通灵性。孔子说：“近山则诚，近水则灵”，珠江文化的主要特质，就在于“灵”。同时，以珠江文化称谓，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概念对接和并列，符合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多元一体的江河文化实际，也因此而可以与世界通行的水文化相通。当然，区别岭南文化与珠江文化概念，不等于取消岭南文化概念，在某些场合下仍是可以混用这两个概念或使用岭南文化概念的。这些考虑，促使我更感到将珠江文化作为一个领域进行研究的必要；同时，意识到这也是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块得天独厚的基地和“风水宝地”。
　　
　　考察历史源流提出发展建议 
　　
　　1992年，我被聘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这是一个带荣誉性、谘询性的职务，主要职责是为政府的工作提供谘询。参事室由各种学科的代表人物组成，多是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名专家、名教授。分工我负责文化方面的考察研究工作，这与我决心研究珠江文化的打算不谋而合，简直可以说及时提供了适当的条件和机会。因为我感到进行珠江文化研究，不能停留于书本，不能局限于书斋，要实实在在地到实地考察，要找出其文化源流和现实动态所在，要找出历史的特质，找出能够付诸实施的发展方案和建议。
　　
　　也正在这一年，我应邀赴香港、澳门讲学，并先后在武汉和海口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随后又作为专家考察团成员到西欧五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德国进行了文化考察。在这些学术交流活动中，我倍感提高文化意识、进行文化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切身感到现在世界的确已进入文化时代。在这些场合我还听到一些外国学者称：如果到中国文化旅游的话，一千年前的文化，看西安；五百年的文化，看北京；一百年鸦片战争后的资本主义文化，看上海；二十年改革开放文化，看广东。这个概括，是有道理的。其中说二十年改革开放看广东也是肯定广东先进之词。但这说法的另一方面，不就意味着在外国人眼中广东只有二十年文化吗？当时从国内到国外，都先后出现了香港、深圳、广州，以至广东都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我感到这些说法是不公平的， 是出于误解和不瞭解而产生的偏见。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对自己本地文化研究和宣传不力。于是我在对珠江文化的研究中，特别注重对古文化的发现和对其研究开发的工作。
　　
　　1993年，我首次以省政府参事的身份，偕同几位专家到粤北考察北江文化之源。在南雄县的珠玑巷，发现这是一条自唐代以来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汇的古巷：中国古代的百家姓氏，有140多个姓氏的人，是从中原越过江西与广东交界大庾岭的梅关，在珠玑巷小住，随后南迁珠江三角洲，再移民至南洋各地、以至美洲各国的；在唐宋之间就有三次100万以上群体移民，零散南移者难计其数。住在海外的许多华侨都称自己是珠玑巷后裔。我们以此发现珠江文化的这个源头，不仅与中原文化、而且与海外文化密切关联，于是向当地提出了以珠玑巷后裔的联谊和寻根方式，将海外华侨与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关系联结沟通。这建议立即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雷洁琼，广州市原领导人欧初、黎子流等的支援，成立了联谊会，港澳台同胞和华侨纷纷前来寻根问祖，捐款投资，达一亿元之多，使其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1996年，我带领多学科专家到两广交界地考察西江文化源流，发现广东、广西之“广”，原来就在广东封开和广西梧州的连接处，即桂江与贺江同西江之汇合点。这片地方，古称广信，是汉武帝于西元前111年统一岭南时成立管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所在地，是以汉武帝圣旨“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中取出“广信”两字而得名。后来以广信为界，广信之东为广东，广信之西为广西。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发现有出土不久的距今14.8万年的原始人类牙齿化石（比原认为是岭南人祖先的马坝人头骨化石提早2.8万年），而且是岭南地区主要语言之一粤语的发源地。由此，我们提出了将封开定位为“岭南文化古都”而进行研究开发的建议。后来又提出两广共同开发“古广信文化”的建议，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在国内外又引起强烈反响，最近已有个体资本家投巨资开发。
　　
　　2000年春夏，我们在“古广信”文化研究中，发现了汉武帝在统一岭南后，即派黄门驿使出海赴越南、印度的史料，接着又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看到汉武帝所派的船经“徐闻、合浦”出海，这即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记载。于是我们组织了由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文化学家等组成的多学科学术考察团前往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考察，果真在该县的讨网村找到三墩古港遗址。这个发现，意味着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1年承认的福建泉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了一千多年，匡正了历来教科书或多种读物所称的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偏误。为此，我向广东省政府提交了《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的参事建议，受到省领导高度重视，批示成立专题专案研究开发组，统筹进行系列的研究开发工作。《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宣传媒体，向海外公布了这一发现，引起广泛注意。2000年底我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中山大学学术研讨会，接着在2001年4至5月又应邀到美国讲学，我都着力宣传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受到台胞、华侨和文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纷纷表示支援这项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开发。美国《世界日报》等多家报刊做了专题报道。2001年秋，香港《中国评论》月刊郭伟峰社长、王平副总编辑亲到广州，与我们共同组织了专家学者就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课题举办了“思想者论坛”，并决定在每期“文化大观”专栏中系列宣传珠江文化，此举受到台港和海外的欢迎和重视。2001年11月下旬，在湛江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再次证实和认同了我们的发现，并充分肯定“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证实珠江文化的海洋性、证实中国本是世界海洋大国之一、从而应当改写将中国排除在世界海洋大国之外的世界文化史的重要意义，我也由此而初步实现了纠正黑格尔所代表的西方学者偏见、《河殇》为代表的中国部分文化人在思想和文化学上偏误的宿愿。对徐闻县的经济发展更有直接意义，该地由于这个专案的轰动效应，争取到五亿元的外商投资。
　　
　　此外，在将近10年的参事考察过程中，我还对许多县市提出过研究开发本地历史与地域文化的具体建议，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对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从理论到实践，从规划到措施，都起到积极的、实际的作用，具有良好的效果。
　　
　　塑造文化定位形象组建立体文化工程
　　
　　在为各地方提出研究开发其本地文化建议的过程中，我逐步发现这些建议的思想和措施，虽受各地领导或部门所欢迎，也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但是其文化内涵恐怕不是都受到理解的，特别是尚未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同。于是，我又“自找苦吃”，找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也就是在对各地进行考察过程中，将每个地方的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的特点结合起来，对其构成的文化特质进行科学的定位，并且将这个定位的文化内涵化为艺术形象，用文化观照的散文的方式表现出来，连续在报刊发表。如：《深圳之窗》、《珠海之珠》、《清远飞霞》、《仁化丹霞》、《高州三树》、《河源四源》、《肇庆五气》等，都受到读者好评，被各地领导视为文化规划和开发的依据和蓝本，被文化学术界视若有文化理论内核的散文，被文艺爱好者视若一种新的散文文体。这种发表研究心得和写作的方式，也使我放开了多年从事理论研究和学术论文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的束缚，得心应手地将研究成果与心灵感受画龙点睛地形象地凝现出来，可谓给每个地方塑造出文化品位的艺术形象。由此，实现了将理论与形象结合的宿愿，尝到了进行这种结合的甘苦，以及写散文的效果和乐趣。
　　
　　尽管我自己有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经历，尽管我以自己熟悉的文艺批评、理论研究、策划规划、散文写作等方式，对珠江文化进行多层面的研究与弘扬，但个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我从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开始，即注意发动和依靠各种学科的专家和社会各种力量，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单位的各种人员，以他们各所能及的方式参与研究开发工作。除了省政府参事室和文史研究馆的多学科专家之外，我还按每项考察的需要，临时请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大专院校的专家和作家参与工作；随后，又在有关部门的支援下，成立了首个跨学科的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我被推举为会长，这样又使我增添了组织者的工作职务。将各种学科专家的知识和积极性发挥出来，团结起来，组建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文化工程，是一条跨学科研究的新途径。尽管前路还会继续不断出现“一山放出一山拦”的困境，我还是会始终坚持“走得一程是一程”地走下去的。
　　
　　（作者附记：以上这篇文章，是应香港《中国评论》编辑部之约而写的“心语”。因其较清楚地表述了本书的写作意向和过程，故以其为代跋。）
　　
　　（本书由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