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海洋文明的书，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海洋文明予以论证的历史报告。
　　
　　因为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称，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不影响他们的文化”，而这部书，便是对一武断予以证伪。
　　
　　自然，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那么，事实是什么？
　　
　　事实便是，从中国南方形成的，业已绵延了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
　　
　　事实便是，作为世界上3000年长盛不衰的大海港，商港的，仅有两个——一个便是中国南方的广州，另一个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广州，作为一个海港与商业城邦的架构，并非内陆农业城镇的格局。它位于喇叭状的珠江口的北端，连通大海与内河的商业贸易，有着天然的良港——这是从地理而言。而从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哲学的意义上看，那就更为丰富多彩了——以商业文明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使广州以及广东人，在其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与中原人迥然不同，并对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发生、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方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影响，可以说，它带来了与内陆文明完全不一样的文明。广东的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与有史以来的这种海洋文明的深厚底蕴是分不开的。
　　
　　因此，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关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所推动的东方“文艺复兴”的书。
　　
　　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不酝酿着东方“文艺复兴”，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广东始终在潮头上。而这清晰的历史脉络，难道不正是以海洋文明来显示的么？
　　
　　不正是海上丝路所带来的么？
　　
　　“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文明的历史推动，凭此便可以看出来。
　　
　　沿着海上丝路，我们可以看到由其孕育出来的一系列声名赫赫的商贸之都——人类物质文明的命脉。
　　
　　西端是亚历山大港；
　　
　　东边是广州——东西两端的“海上丝路”的“双城”；
　　
　　沿中国海岸，可以历数徐闻、合浦、雷州、湛江、阳江、广州、汕头、泉州、明州、青岛、烟台、天津、大连……
　　
　　而在近代，广州一侧还冒出了个香港。
　　
　　在珠江口上，也来了一个“双城记”。
　　
　　探询海上丝路的历史沿革，也就不能不叩问这历史上特异的“双城”现象。
　　
　　而探询“双城”，也是不能不首先叩问：
　　
　　城市是什么？
　　
　　尤其是，作为海港商贸城市是什么？
　　
　　城市对未来更意味着什么？
　　
　　欧亚大陆两端的回答，竟是如此大相径庭。
　　
　　在东端，城市，首先是以物质的城墙所拱卫出来的，它标志着皇权政治。北京城的中轴线，天坛、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地安门……南北轴线的延伸，显示着自古以来坐北朝南、南面为王的赫赫威权。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而后，才是军事中心、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后一个中心还得打上疑问号，因为，其经济作用上的意义，远在政治、军事的意义之下，置之全国，与占人口90%以上的小农经济相比，更微乎其微了。
　　
　　然而，在大陆的另一端，城市，却是由于商业活动而兴起在地中海之畔，从一开始，便是作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飞地”，与奴隶主、封建领主相抗衡。尤其是到了千年黑暗王国——中世纪的后期，正是商人、手工业者们，也就是市民们，更将城市作为依托，向封建制度宣战。其结果则是改变了这个蔚蓝色星球的人类历史，宣布了现代史的开始。城市，更成了现代文明的箭镞，刺向了腐朽、落后的旧时代。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会想起，欧洲的革命往往是从城市暴动开始并得到成功的；而在东方，却不得不“以农村包围城市”，当年的广州起义等城市暴动为何每每归于失败——当然，历史不会这么简单作结论。
　　
　　东、西方的城市，其建城的初衷，其内涵的意义，竟如此相去甚远。东西方的文明，也有着不同的轨迹与印记。人类，也许只有在这多元的取向之比较中，才会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城市是人类建造的，也就系上了人类发展的命脉。
　　
　　命脉！
　　
　　不错，当年野蛮人攻下了罗马古城，洗劫了三天一夜，并从此开始了千年的黑暗王国之际，一位教会作家耶洛尼姆斯便在他的诗中这么哀叹道：
　　
　　当最灿烂的光芒熄灭了的时候，
　　
　　当罗马帝国的头被砍掉的时候；
　　
　　说得更准确一些，
　　
　　也就是当全世界在一座城里灭亡的时候，
　　
　　我片语全无，张口结舌，
　　
　　感到空前未有的侮辱。
　　
　　在这里，“城市”成了文明的世界的代表——“世界在一座城里灭亡”！
　　
　　今天，也许很难体会出当年古希腊罗马文明骤然断裂给那个时代的智者造成的巨大的、世界末日式的哀伤。从这，去理解大陆西端城市的文明的意蕴，不难意识到，因经商而兴起的城市代表的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命运。
　　
　　但在中国，商人之低贱，却是无法想象的，还在周朝，也就是古希腊文明鼎盛的时期，各级官员及其夫人，都是不可以进入商品市场的，否则，便得课以重罚。市场上，更有士兵驻扎，不停巡视，如同军营。
　　
　　……
　　
　　于是，欧亚大陆两端内涵不一的城市，上演了一出几千年经久不衰的《双城记》——东城与西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时至今日，这一出《双城记》仍在热闹非凡地演下去！
　　
　　“双城”中的不同人物，也许正如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所说，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夸大其词，以耸人听闻——
　　
　　这是最好的时刻，这是最坏的时刻；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前边什么都有，人们前面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登上天堂，人们正在坠下地狱。
　　
　　——总之，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以至那时声名最响的某些作家对于它的批评，说好说歹，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而不用比较级的字眼。
　　
　　这是《双城记》第一部“复活”开头的一段文字。
　　
　　这也正是“双城记”的戏眼所在，各执一词，否则，便没有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
　　
　　东西之间的戏剧冲突！
　　
　　永恒的“双城记”！
　　
　　其实，在这片广袤的人类栖息地上，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大大小小的“双城记”。
　　
　　狄更斯的《双城记》，写的是贵族的伦敦与市民革命中的巴黎“双城”，一个哀顽感艳的爱情故事，一个革命与人道相冲突的悲剧，一面伟大的历史时代的镜子……少年时代，当笔者读到它时，也就曾想过，应当写一部自己的“双城记”。
　　
　　然而，现在笔下的“双城记”却是群体的人，是历史的追叙，而非人物的故事与悲剧。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学术专著《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好在笔者已有数十部中长篇小说如《客家魂》之类弥补了“非故事与悲剧”的遗憾。也许，用这种方式去写作为广府文化中的“双城”历史，较之写小说什么的更为适宜，也更有典型意义。
　　
　　广州与香港——处于广府文化区域腹地的“双城”。
　　
　　也同样是处于东西方文化交叉点上的“双城”。
　　
　　南中国的“双城”。
　　
　　……
　　
　　还有更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的“双城”。
　　
　　而当年香港的屯门，一直便是广州的外港。
　　
　　如旧城、古城广州与新城、今城香港这一“双城”等等。
　　
　　其实，就是广州，其自身也是“双城”。
　　
　　被称之为平民市长或“搏佬”（对农民的戏称）市长的前广州市长黎子流，在他的报告中是这么概括广州的——
　　
　　……广州建城历史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214年），任嚣筑城，至今已有2207年（注：此报告作于1993年）。由于广州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发展长河中，曾是南越、南汉、南明三个封建王朝的都城，是历代王朝统治南方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发源地之一，对外开放的主要口岸；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起步较早的城市和近现代革命策源地之一……广州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的前列，无疑是得益于这一历史的承袭和发展。
　　
　　当然，这是报告。这位顺德龙江土生土长的农民市长的高度概括，与笔者，也同样是原籍顺德龙江，却已在下南洋好几辈、读过洋书甚至给洋人讲过学问的教授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无疑，这段话中，包容了广州的“双重身份”——即是封建政治中心，又作为过商业口岸，融东西方“双城”于一体。
　　
　　最典型不过的，莫过于当年南天王陈济棠试图在广州建立他的“中轴线”壮举。本来，广州过去的“皇城”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关、十三行等发达的商业区，也就是说，本世纪初，广州已基本上是商业城市的格局，因舟楫之利而建立起各种街市。陈济棠却建了自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中央公园，直到海珠桥一线的“中轴”，不惜摧毁了大量的民房与街衢，将当年偏安一隅的经济繁荣化作其巨大的政绩。功耶？罪耶？自有后人评说。可这毕竟正是一种“双城”的文化现象，一个东西方交互而成的不尴不尬的建构。
　　
　　那时候的香港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老弟，不仅，而且无法取代广州在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上，包括商业上仍稍逊一筹。它超过广州是在30年后，国内的三年困难时期与“文革”。而现在它的经济实力是广州的10多倍，如不是改革开放，更曾是几十倍。没有人去作这样的比较。历史在上演南中国这出“双城记”时，给人们在无意中揭示出多少玩味不已的东西。当然，这已不是中轴线与商业街的“双城”了。
　　
　　它包含的历史意蕴，自然也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更重要的，恐怕不仅是人类学、哲学、以及跨学科上面，当然，少不了政治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学，等等……
　　
　　“双城”永远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现象，也是历史文化的象征。
　　
　　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历史上叠现的“双城”——北京与南京，是再典型不过了的；而当年的长安与洛阳，也逃不了这一格局。古都、新都，乃至陪都，连在近邻的日本，也有东京与京都。这里，有新与旧，古与今，也有南与北、由历史到文化的沿革或分野，当然，地理上的因素总是最早的基础，随之便是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相继凸现。
　　
　　也有把北京与上海视为一组“双城”——京派与海派，作为我国文化的一种分野。不过，今人也有称，广派或港派正在崛起，成三足鼎立势，这也是论述其“双城”一书中说的。
　　
　　而经济格局上，上海与香港，也一度被当作太平洋西岸的“双城”。无疑，当年作为“十里洋行”的上海，并没把香港看在眼里。而在香港这一特别的历史飞地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商人，也非得要在上海创业，方得以正名，才算在国内商业上站住脚，最有名的莫过于先施、大新等“四大公司”。它们均是在香港注册开业，可在上海的公司却是办得最旺的。以至于过去粤语版的电影影片的翻译，不在广州，而在上海，因为上海开埠的商人，大都是说粤语的，老“四大公司”的成员，从老板到雇员，无一不是粤人。由于历史原因，上海不少大亨，后来又撤到了香港，这一来，如今香港不少白领，也操上了一口吴侬软语，成为一大风景线。
　　
　　这是大格局上的“双城”。
　　
　　而北京与作为入海口的天津；南京与上海，甚至可以有渖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成都与重庆……等等，也都可以构成不同意义上的“双城”——在一定的区域内，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也可能于一定的文化格局里。
　　
　　如同当年狄更斯将伦敦与巴黎视为“双城”一般，如今，东西方文化的“双城”的差异，更大于狄更斯笔下所表述的一切。文化的多发性、多元化，使世界的格局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景。纽约与华盛顿，可视为一类“双城”，约翰内斯堡与开普敦，又是另一类的“双城”，而彼得堡与莫斯科，当年的东西柏林、巴西利亚与里约热内卢……等等，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双城”例子，形形色色、丰富多彩。
　　
　　“双城”，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差别，有的是地理上的，有的是历史上的，也有文化诸方面的，没有差别，没有冲突，便构不成“双城”的戏剧性，海洋与内陆、古代与现代、开放与封闭、贵族与平民化、上升与沈沦、虚幻与实在、理智与情感、有序与紊乱……种种，均可以构成“双城”的对峙与矛盾。有了矛盾与对立，才可以碰撞出火花、激溅出浪花，才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美不胜收。“双城”本身也就具有了哲学、美学的深厚意蕴，就有了无穷的韵味。
　　
　　当然，“双城”之所以能共存，也同样有着其互补的成分在里面。南北对立，也同样又互补。如鲁迅对中国南北人性的比较，“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他认为“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人如此，城又何尝不如此呢。“双城”的存在，可以互为参照，互为借鉴，取长补短，优胜劣汰，这样，才可以共存共荣，前程无限。
　　
　　所以，“双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现象，还会继续演绎下去，谁也不可能取代一方。一定时期内，此荣彼衰或此落彼起，这完全有可能，但完全取代掉对方，恐还没有先例。这种相辅相成，对立互补，也许正是其生命力的表现。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比南中国这一“双城”中导演出的一幕幕壮剧、悲剧更让人扼腕，更教人荡气回肠的了。
　　
　　它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聚集。
　　
　　广州三元里英雄豪壮的抗英斗争，是不少诗人、文学家笔下写不完的素材。同样，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更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它几乎同时发生在“双城”中，虽说香港当日还不能称之为城。
　　
　　而由港澳渐入的西方思想，包括宗教思想，却激发了广州花县的落第秀才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太平天国差点掀翻了大清皇朝，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的序幕。而被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平民革命的纲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正是因在香港深受熏陶而写出来的。
　　
　　从康梁，到孙中山——中国革命之父，无一不在香港滞留过，孙中山更直言不讳，说他的革命思想是来自香港。从而在广州及周遭地区，打响了推翻封建王朝的第一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永远是这场革命在广州留下的伟大纪念碑。
　　
　　由于相应摆脱了封建帝王的箝制，中国人的商业在香港这一飞地中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以此为基地，迅速向广州、上海乃至北方发展，“四大公司”便是个最有力的证明。于是，以民商抗衡“官商”或“洋务”，则成了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经济导火线。而这一观念，直到10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仍作为民营企业的理论基石，从而在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成为无以替代的一支生力军。
　　
　　至今仍保持其“世界之最”的省港大罢工，无疑是广州与香港民众血脉相连的一段最感人的历史。人称当年的罢工委员会，完全是一个革命的政权，它所行使的一切，比当年在巴黎公社更为彻底，更为权威，不仅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将近两年之久。来自香港的工人，均得到了广州方面的最好的接济，让英帝国主义为之瞠目结舌。
　　
　　30年代末，由于日寇入侵，数十万的广州难民涌入了香港，自然，他们得到了香港人民的回报。随后，40年代初，日军攻陷香港，近百万香港难民又涌回了广州周遭地区。惨绝人寰的“东方奥斯威辛”——南石头难民所正是设在广州南郊，日寇以舟楫为诱饵，骗了上10万香港难民到这里做细菌战的试验品，迄今，南石头的“邓岗斜”、白云山二坑的“鬼窝”，日日夜夜，吟啸的正是上10万粤港难民的冤魂！
　　
　　……
　　
　　“双城”的历史沧桑，恩恩怨怨，远不是这么几个历史片断便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惨烈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来，从中，我们能读到的又何止是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还有理性、人性以及当代众多的人文主题。它无疑是解读一部中国近代史的钥匙，中国近现代之城的入门的“城市之钥”，更是中国19世纪至20世纪革命之金钥匙。
　　
　　城市是有灵魂的。
　　
　　“双城”更有着其躁动的、感奋不已的、高傲的灵魂。它为既往的历史而沈思，而低徊，也为未来而亢奋，而飞扬！
　　
　　更何况在伟大的1997年7月1日呢！
　　
　　香港回归，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祖国伸开了双臂，迎回了自己的亲骨肉。从此，广州——香港“双城”更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已经卸任的市长黎子流，在临离任前，也就是香港回归之际，曾为广州地铁一部报告文学写下过热情洋溢的序言。
　　
　　序言中说：
　　
　　 
　　
　　……大家知道，广州地铁及整个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是会继续向前延伸的，它会连接上深圳，连接上香港，也会连接上佛山、顺德以及珠海、澳门，我相信这一天终会成为现实，历史将作出证明。今天香港人乘广州地铁不会有陌生感，因为今日的广州地铁与早些时开通的香港地铁不相伯仲，在某些方面还更现代化一些。
　　
　　说这一番话，是需要巨大的经济底气的，广州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第三大城，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无疑，已在进一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黎子流这一番话，预示的正是一个举手可触的、并不遥远的前景。双城，在地铁与轻轨的联击中，在直通车与高速公路的连接下，已经在、或者很快就要发生历史的拥抱，从而连成一体！
　　
　　亢奋的灵魂要迸发出新的呐喊！
　　
　　广州是个古老的灵魂，它已经躁动2000多年了，由于濒临大海，它不曾似内陆城市与人那么厚重，海浪的拍击使它总要踮起脚尖去眺望那边的世界，于是便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诞生，更有了一度作为中国惟一的开放口岸的侥幸的历史。义的束缚，对这座古城也许是最小的，而利的诱惑，则几乎没有停止过。于是，以“重义轻利”而着称的民族，到了这里却有点不那么循规蹈矩了。更由于远离皇权中心，它更多了几分自由度。所以，历代中央政权对它是不那么放心，过那么一段也就要对它整肃一次，可到最后，终于有了康、梁，有了孙中山，它成了整个封建王朝最早的掘墓人，来自中心的箝制走向了反面。
　　
　　香港却年轻，这里是说作为城市的历史很年轻。但它毕竟一直是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炎黄之魂中剥离出的一个新的活体。香港被割让，是这个古老民族最耻辱、也是最悲愤的年代。毋须去回忆当年香港九龙至新界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割地求和，也毋须去回忆二战中，中英两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谈判中，积弱的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再度受辱；更毋须提起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英国竟然可以违背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命令，派军队进入中国战区范围再度攫取了香港，从此又长达半个多世纪……那里是罪恶的渊薮，当年，向中国倾销鸦片，正是以它为走私基地；而贩卖中国劳工——即“卖猪崽”的可耻勾当，也大都在这里进行。殖民主义者在这里横行无忌，殖民地腐朽文化更泛滥成灾。然而，它又由于其独特的处境，摆脱了封建集权的控制，成为东方一大自由港，中华文化在此也就有了不同的演进。近代几大革命运动因而得到相对的自由庇护，在这里酝酿与发展，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飞地。尤其是当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封锁中国，实行禁运之际，香港更奇异地成为唯一的通道，为内地提供物质作转移。同样，香港一度被外国势力利用对中国进行颠覆，可中国也用香港进行了自己的外交活动去获取各种国际情报资讯。它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而它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参照系，屹立在共和国的南大门，成为中国土地上一个经济先驱！以至邓小平也要说上一句，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再造几个香港！
　　
　　一旦这两座城市的灵魂在下一个世纪发生耦合，将会产生怎样的放电效应——今日的“珠三角”经济区，自然是把穗、港全纳入其中，这也是历史的题中之义——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者，对此，又将触发怎样的感慨，引出多少可能研究的课题，众说纷纭，是必又来个“世纪之战”。
　　
　　古老而又年轻的广州，年轻而又古老的香港，“双城”将上演出又一出怎样的壮剧。
　　
　　无疑，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对内地的影响几乎说不上，对广州的影响也很有限；而以改革开放为标志，香港文化却以新的姿态，产生了相当大的辐射作用，以至有“港派”一说，有人说它是殖民文化，有人说它也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存在与影响。积极面是不可低估的，如机制效率方面的文化，如民主意识、商业动作等等，但负面也同样不可否认。香港人一般是看不起内地人的，不仅仅是因为钱，还因为人的独立意识与自主观念等等；内地人也有看不起香港的人，说他们只是经济动物，扒钱机器……乃至于“文化沙漠”。当然，都免不了有点失之公允，却也看出了回归后仍继续要存在下去的差距。如同柏林墙倒了之后，东西德的融合仍需时日。当然，这里的柏林墙是另一种含义。
　　
　　于是，南中国“双城记”，也便赋予了一种最现实的历史意义。
　　
　　这便是“一国两制”。
　　
　　一国“双城”，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却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它们也将长久地共生，以各自的差异去知照对方，如同万花筒一样，变换出无穷无尽的花样与色彩，而古老的炎黄之魂，也将在这种变换中更快地剥离旧体，焕现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追溯历史，是叩问一个：我是什么？我曾是什么？我将会是什么样？
　　
　　离开了历史，我们将会不认识自己。
　　
　　离开了历史，我们更不知道去向何方？
　　
　　对“双城”的追问，也同样如此。
　　
　　但历史不是太阳，充其量只是个过去，是月亮，照耀着影影绰绰，并不分明的旧的遗址，永远是消逝了的昨夜的情景。
　　
　　只有未来才是太阳。
　　
　　太阳方可以照彻我们的前景，照亮我们奋斗的目标。人类只是为了未来共同的目标才可能走到一起，香港“五十年不变”，其保证应是内地五十年间迅速后来居上，而不是永远滞后；是内地出现更多香港这样的经济发达大都市，而不应只有一个香港……五十年，香港更是一个更贴近的、更具体的参照系。换句话说，中国，需要这么一个独特性的香港，五十年不可移易。
　　
　　香港是独特的，但不是孤立的。
　　
　　所以，它今天与广州构成南中国的“双子星座”，也与上海、构成太平洋西岸的“双子星座”；与大洋彼岸的旧金山、洛杉矶、乃至温哥华，也各自可上演不同的“双城记”——长期以来，海外华人，都以香港作为一个“中性”的陪都，更多地接受来自这里的资讯，进而形成的价值观、历史观。这里不仅仅是600万中国人的香港，也是几千万海外华人的香港。多少华人的投资，正是通过香港，才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香港让他们感到亲切、可靠。一个中转的港湾，可以躲避任何风风雨雨。要建立这种信誉，殊非容易。这是通向未来之路，通向母亲之路，一条不可以切断的路——因此，要懂得百倍珍重。
　　
　　正因为在众多的“双城记”中，它作为不可或缺的一方，少不了的主角，我们也就不能不对其倍加青睐。
　　
　　虽然，我们只在这里研究仅作为南中国这一独特的、也是海上丝路上的“双城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城市，记载了人类文明史的命数。
　　
　　城市，拥有生命，更拥有生生不息的灵魂！
　　
　　一座城市的兴衰，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兴亡史。
　　
　　而一座城市的荣辱，更是一个民族的深层的心理史——它留下无穷的历史密码，不可能只靠物质去破译。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在北回归线侧这南中国的“双城”，随着历史的流驶，在洗却血腥、泪水之后，将会只有欢乐与阳光，而不再有痛苦与求索么？
　　
　　谁能回答？
　　
　　谁能回答？！
　　
　　只有岁月才可能作出真正的回答。
　　
　　但我们也不能不交出自己的答卷。
　　
　　只要有求索，便会有痛苦；而没有痛苦，也就不会有欢乐，更迎不来阳光。太阳在东海上磅礴而出之际，是必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我们许诺阳光，也就同样得许诺痛苦，只是希望今后的痛苦要尽可能少一些，不要像过去的历史那样。我想，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毕竟，新的世纪已在门坎上。 
　　
　　广州——香港！古代至近代这“海上丝路”催生的“双城”！
　　
　　这包含有多么厚重的历史意味！
　　
　　南中国已经为你辉煌，也将为你更加辉煌！
　　
　　中国也将为你而辉煌！
　　
　　民族精神的再造，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也必定要最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足迹，也沿着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足迹，从上世纪一直通向下一个世纪！
　　
　　五羊古城与东方明珠，注定要在这再造中燃起涅盘之火！
　　
　　永恒的“双城记”，昭示的正是一个古老民族可信的明天！
　　
　　（本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