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多江河的文化。
　　
　　黄河、长江之外还有珠江。除此，北有黑龙江，西有雅鲁藏布江。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多元性中的一元。珠江，原指广州以下河道入海的名称。从广义来说，是西江、北江和东江的总称，西江发源于云南，其主干流全长2190多公里，经贵州、广西、广东，在珠海的磨刀门融入南海，还有崖门、虎跳门、鸡啼门和泥湾门都是西江的出海水门，北江，是武水（源于湖南）和浈水（源于江西）在韶关汇合后形成，全长468公里。东江源于江西省南部，全长523公里，流入广东在虎门入南海。
　　
　　珠江，是我国第三大长河，水流量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八倍，其流域包括:滇、黔、桂、粤、湘、赣、港、澳八省区，辐射福建南部与海南岛。
　　
　　珠江下游是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结合部，是中外文化的结合部，中外文化意识在此碰撞与交融。自汉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开海，继陆上丝绸之路后又开辟了一条海上对外贸易的通道，史称“海上丝绸之路”。她的始发港是在今日徐闻的三墩岛。自此以来，两千多年来珠江人民对外贸易与对外文化交往从未断绝，即使在明清之季几度封海，广州仍然是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她接受海洋文明的洗礼比黄河、长江来得更早。
　　
　　珠江文化属多元文化，自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原文化成了儒学的代名词。珠江流域另有一番景象，这里是百越人聚居之地，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珠江文化具有二重性，它承传百越文化的基因与汉文化相融合，并大量汲收海洋文化的养分。湛蓝的海洋颜色就是珠江文化最具个性最独特的颜色。它离中原较远，古代交通不便，又为五岭所隔，长期处于边缘地带；而她面向海洋，汉武开海之时竟凭手摇桨橹的小船，沿着海岸航行，那时尚未发明指南针，也未发明风帆，是沿着越南海岸到达马六甲海峡，再南往印度、斯里兰卡等。沿印度洋沿岸到达阿拉伯地区及欧洲大秦国（即古罗马帝国）。自古以来，珠江人的商贸意识比中原更优。珠江文化是开放性文化，商业意识根深蒂固。珠江人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是大海陶冶出来的。
　　
　　珠江流域的汉化，尤其是广府地区的汉化，都伴随着多次北方战乱大批汉人南迁和中原朝廷向岭南用兵而来。
　　
　　“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于西元前219年，派屠睢率大军50万分兵五路南下。其中一支驻扎江西余干，一支扼守江西南野（今南康）；一支把守九嶷要塞（今湖南宁远境内），一支把守镡城之岭（今广西桂北越城岭）。以上四支都未能深入到岭南腹地。只有一支直下湟溪，顺北江而入番禺。由于这里处于多元化政治格局，各属自己的君长，互不统属，力量分散，迅速被各个击破。”引自谭元亨着《广府海韵》。
　　
　　主帅屠睢战死后，新任主帅任嚣、赵佗。新主帅既善用兵，更能笼络越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善于做“统战工作”。秦平定岭南之后，按秦建制置南海郡（今广东的大部分地区）、桂林郡（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和象郡（今越南北南部和广西一部）。把中央集权加于岭南，又由南海郡统制桂、象。参看谭元亨着《广府海韵》。
　　
　　这是历史上首次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百越之地以强制手段推行汉人的政治体制。以汉人的政治文化改造这里的政治生态环境，为今后越人汉化作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10万汉人大军，留在越地，加上以后赵佗向秦廷要求从北方调来数万妇女为军人缝补，这些妇女以后与军人结合就地生根，这期间还有约二十万被谪移民南来。这是第一次大移民，自然也带来了中原文化。
　　
　　汉人挟着政治优势，带来首次大移民，改变着这里的政治生态环境，自然产生中原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大碰撞与大融合，这仅仅是开始，两种文化的整合的路是漫长的。
　　
　　任嚣死后，赵佗接任南海尉。趁中原楚汉相争之机，在粤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王，定都番禺。番禺之越语意为“越人之村”（或“越人聚居地”）。赵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统帅，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一方面推行中原的政治文化，传播中原的价值观念——“礼”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是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人民，他仿效越俗，自称大蛮夷长，以取得土著人的认同，他没有一点大汉主义和大北方主义的庸人气味，这一点可说是他成功的秘诀。
　　
　　赵佗，治理有方，经济发展很快，他在南越期间，对外，北面挡住了中原的战乱蔓延至此。对内，团结了百越各族人民，赢得了93年稳定、和平发展时期，——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发展啊！赵佗靠的是百越人民的支援。
　　
　　在意识形态上，中原人强调的是“礼”。“礼”的功能是规范人类的“尊卑贵贱”和等级的；而百越人是崇尚自然，性格豪放、独立。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是如此鲜明，它们互相碰撞与交融注定是一条漫长的路，中间有起伏、有困难、有挫折和痛苦。仅在西汉和东汉就有过两次对越人大用兵。一次是汉武平南越国，一次是东汉马援征交趾。汉人大军南下，搬来了中原的官制，推行郡县制，与秦汉体制相吻合。这种官文化只停留在上层社会，而广袤的越土仍然是土著文化的天地。尤其是在赵佗南越国的时期是如此，这种官文化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土著文化包围之中，连嫡系的居于统治层的汉人也被感染与熏陶。就连尊贵的南越王赵佗也“土著化”了。西汉重新统一后，派使者来游说赵佗，乍见时连汉使也惊呆了，他一身的行状打扮竟与当时的土著夷长全无分别。
　　
　　赵佗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自北人南来之后，他们虽然挟着政治上的优势，以统治者的身份“君临”越地，而他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受到越地文化侵蚀和熏陶。这些事实说明，越地文化是一种强大的文化，相形之下，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力是如此单薄。
　　
　　越地汉化，取得较快的进展和稳定，是在“广信时期”。汉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征服南越国，战后的番禺已是一片断壁颓墙。把岭南首府从番禺迁至广信，即今日之封开梧州一带。这个时期从汉元鼎六年到东吴景帝永安七年（即前111年至西元264年）共375年。
　　
　　“广信”名字的来历，是汉武平定南越国后要推行皇政，在他的诏书中有一句话：“广布恩信”，从其中摘取“广信”二字。以后才有广东、广西的名称，广信之东称广东、广信之西称广西。此是后话，在此不赘。中国到了汉武时期才真正形成了稳固的统一局面。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思想上定儒术于一尊。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岭南汉化的进程与深化，自然超越前朝。珠江文化也从此定型，从此发展。中原文化向珠江流域的辐射也更为强大。南北文化的整合与交融也从此开创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局面，其前景无限广阔与光明。
　　
　　我们从珠江文化的定型期可以看到她先天性的特质。她既有本地文化的活泼与开放，也具有中原文化的厚重与庄严。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长久地保持着她的庄严性与鲜活性，才能使她永远年青，意气风发，永远前进。这是一种文化的先进性必须具备的特殊气质啊！假如一种文化泥古不化，不愿进取，不论它当日如何强大也不免走向消亡。世界民族文化多如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地布满太空。自古到今，世界上又有多少种文化从这个灿烂的星空中殒落消失了。
　　
　　珠江文化不能理解为中原文化的附庸，不能理解为中原文化所派生。这里没有父子尊卑的关系。她是灿烂的华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具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同姓中华。任何一种文化也必具有自己的个性，没有个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中原文化的个性是带有浓重的内陆气味，因为她是生长在一个农耕社会深厚的土壤之中。珠江文化的个性是带有斑澜的海洋色彩；自她定型时开始两千多年来，海洋供给她养分也从未中断。所谓海洋文明，简言之，就是商业文明。珠江流域的人含他们的祖宗百越人，他们的重商意识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强烈。
　　
　　20世纪著名电视片《河殇》作者的错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看到中华文化的另一面——海洋性的一面。出现如《河殇》这样的错误并不奇怪，也不是孤立的。因为忽略中国文化这一面的不是个别，只是《河殇》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更有棱角也更刺人而已。所以，它一旦出现，一时为不少人所认同，其原因也在于此。在上世纪，有一位学者曾说过，他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大陆文化。他甚至把“海洋文化”也归入农耕文化。这不奇怪。我猜想，这位学者所看到的大概是一种古老的渔业，甚至连现代渔业他也没有见过，乃把这种渔业看作是海洋文化。当然，这种渔业，是农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河殇》的观点，在海内外都有共鸣者，而且也不是《河殇》作者自己的发明。早在19世纪德国一位伟大哲学家黑格尔，他的学说曾为普鲁士王国定为国家哲学，一时风靡欧洲大陆。马克思哲学中的辩证法就是从这位哲学家的学说中用革命性的方式把它改造而继承过来的。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印度、巴比伦都已经进展到了此种耕地的地位。但是占有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到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它们寻找和研究出来。”
　　
　　中华民族和她的文化的存在，是靠像他们这样的民族“寻找和研究”才出来哩。
　　
　　《河殇》的作者没有把这段话引入自己的解说词，而是引用了黑格尔另一段文字：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的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看来，“海洋文明”，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也各有自己的定义，可以赋予不同的内涵。在黑格尔眼里，走向海外掠夺，不管是商业性的或非商业性的掠夺都是“海洋文明”。马克思对这种“文明”给予这样的评价：它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出来的。
　　
　　所以说，海洋文化既不等于渔业文化；更不等于殖民主义，不等于带有侵略色彩。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殖民扩张便否定中国具有海洋文化，就“没有分享到海洋赋予的文明”。
　　
　　中国自汉武开海以来，中国对外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都是和平的、友好的。中国的对外移民，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走的。中国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3400万；还有华人血统的人不下5000万。在华侨华人中广东占了一半，加上珠江流域的人数就更多了。中国向外移民都是和平的，不须靠战争、侵略与掠夺来开路。广东向澳大利亚移民是在古代“海上丝路”时开始的，比欧洲早得多。目前在澳洲的华侨华人有120万。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和平友好贸易之路，是和平友好文化交往之路。经济上不掠夺别人，文化上也不强迫别人去崇拜孔圣人。儒学传播海外，是友好文化交流的结果。最近翻看到一份资料，说美国的西点军校在20世纪曾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当然不是中国人强迫的。和平友好的对外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直延至今日更发扬光大。
　　
　　珠江文化与中原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互相汲收、互相补充、互相影响的。在古代，中原文化的强大，加上在汉人控制的中央政权的推动下，南方的珠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汲收比中原文化对珠江文化的汲收来得更多。在中原人看来，珠江文化这概念是模糊的。因为她不那么显山露水。虽然这种文化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但从北方人士眼里，这里只不过是“蛮夷”之乡。只有中原文化才是正统的，这种排他性不能不说是中原文化一个致命的弱点。它长期把自己封闭起来，妄自尊大。到了近代，一旦西方文化思想如潮水般涌进来时，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自尊走向自卑。他们其中一些人从“文化卫士”一下又变成自我否定的先锋。在新的形势下，这种思想表现带有时代的特征。他们在全盘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表现得比任何人更加开放，更像个改革派。《河殇》的表现就是这副模样。
　　
　　珠江文化既与中原交融，也与大海交融。
　　
　　南北朝时期，珠江“蛮夷”首领冼夫人支援陈霸先北上夺取了政权，建立陈王朝。冼夫人成为陈朝在珠江的重要支柱。这是南方部落支援汉人入主中央政权的首例。在历史舞台上珠江“蛮夷”可说是初显锋芒。
　　
　　西元七世纪后叶到八世纪初叶（即唐朝武则天时期至唐玄宗初期）珠江名僧惠能和尚领导的宗教（佛教）改革运动，他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宗教界这个圈子。在佛教改革过程中，他巧妙地把玄学和儒家揉合在一起，继承和发展了儒学。玄学具有反儒学“礼教”的叛逆精神。他借来这一精神，但不针对儒学，而是针对天竺佛学。又借来儒学的“仁爱”学说，尤其是它的核心思想——“孝”。以儒学的“忠孝论”为武器，来破除天竺教的教条；把“孝”注入佛经，还把以“孝”为中心的“四报恩”也写了进去。所谓“四报恩”就是儒学的仁爱思想。创造有别于天竺传来的佛教经典——《坛经》。这是唯一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佛经。从此，他把天竺传来的佛教改造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教自创自传是从此开始的。禅宗因之得以新生，也得到世俗的欢迎。唐代士大夫为他撰写碑文就有王维、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三人。《坛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禅学成为世界学者重视和研究的一门学说。惠能既具有南人的机智也具有北人的厚重，他领导这次佛教改革运动本身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唐朝的名僧多得很，但这次改革运动的领袖偏偏就落在这位南方和尚的身上。《坛经》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不足三万字，在上世纪中叶竟有人把惠能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相提并论。毛泽东说：广东有两位伟大人物，一位是古代的惠能，一位是近代的孙中山。
　　
　　揭开中国的近代史，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带有西方民主主义色彩的中国近代农民革命。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不是西方的上帝，是中国人自创的上帝。
　　
　　太平天国运动，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冲击宛如急风骤雨，几度震动清廷；而文化思想的冲击，同样是急风骤雨呀。“天下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姐妹。”太平天国反对歧视妇女，女人可以当兵，可以为将，可以考科举，当女状元，可以当官。资本主义的平等观念广为传播。儒家的“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已到达“礼崩乐坏”的境地了。一时令名教色暗。
　　
　　当清廷惊魂稍定，其中有一个人看出了太平天国理论上的破绽。这个人就是太平天国的劲敌——曾国藩。“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姐妹。”好啊！你这套东西都是从洋鬼子那里搬来的。你们不是砸祠庙，毁神像，碎祖宗的神祗牌位吗。连中国人心中的偶像，“忠义”的象征，关云长老夫子的神像你们也敢毁。轮到我“出牌”了。
　　
　　曾国藩重新祭起儒家仁爱忠义的理论进行反击。主要抓住两条，一条是指责太平天国是不要祖宗，不讲忠孝，是反人伦的乱民恶魔。一条是死死咬住太平天国是洋鬼子的代理人。这两条正切中太平天国的要害。中国到底是被儒学统治了两千年，“名教”思想根深蒂固。况且，那时离鸦片战争相隔只有十年记忆犹新，对洋人的仇恨心理普遍存在。现在经曾国藩一点仇恨之火自然又燃烧起来，而且直烧到太平天国的身上。此时，令洪秀全在理论上毫无还手之力。相反，越到晚期，太平天国理论上的革命性逐步消退，迷信的成分越来越重。太平天国的失败，在理论思想上输的最早，也输的最彻底。后期内讧，“兄弟姐妹”互相残杀。信仰危机已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军事上失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演到这里，应是落幕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把惠能与洪秀全作比较。前者机智，眼光远大，后者不及。惠能把外来的“佛”改造为中国的“佛”是彻底的。惠能也讲佛语，但其内涵不同了。当他讲“佛性”的时候就是讲人性。他在《坛经》中把“孝”注了进去；“孝”就是人性，“四报恩”就是人性。洪秀全把西方上帝改为中国上帝，但不彻底，不够中国化。砸神毁庙，破旧立新，看来很革命，但与当时的实际离得太远，有点像红卫兵。初期确实起很大的作用。当敌人清醒过来时就难予抵挡了。两人的气质也不同，惠能本人是和尚，是所谓“世外”之人，却讲人性。洪秀全虽创上帝会，但是天王，应是“世内”之人，却越来越相信“神性。” 
　　
　　太平天国虽失败了，而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深刻的。它确实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意识，例如平等意识。对儒学，尤其是对“礼”的思想的冲击之大之深，已深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再想回到往日的“独尊”局面已不可能了。这为日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作了不少的铺垫。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功绩仍是不可没的，也是伟大的。
　　
　　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机智及民主主义思想又大大超过了洪秀全。当然，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共产党诞生前，是最系统和最先进的思想。它形成一种物质力量，把腐败的清廷赶了下台。
　　
　　近代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其策源地都发生在珠江流域。可以说，近代史开端以来，珠江文化代表海洋文明。她向内陆农业文明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重大冲击。她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谭元亨教授对珠江文化在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作如下评价，他说：“（珠江文化）亦从其边缘性、地域性与非主流文化地位，成为中华文化整合的主角。他日益向内陆渗透，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中的重要一元。”
　　
　　 改革开放建立特区，选在广东和福建是明智之举。其他条件在此不赘，不少人只看到其区位优势。其实，它思想方面的优势更不能忽视。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假如缺乏这一条，其他条件多好，也会被消耗掉的。珠江，开放意识自古到今都比任何地方为优。古代越人的重商意识深深地埋在这片土壤里。虽经几度摧残，一遇气候又重新发芽。它在“左”毒横流的日子里，被贬斥为资本主义的“温床”。确是“野火烧不尽”呀！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这里的人民是顶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进行改革开放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宛如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从北到南刮得人们的眼睛也迷蒙了。但是，珠三角的农民任你刮什么风，他们已“洗脚上田”了，办起了小型乡镇企业。“孩子”已生出来了，姓什么？就让历史给他赐名吧。乡镇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近十年来，广东对外贸易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乡镇企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002年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十万亿人民币，广东占一万一千亿。广东成为经济大省和外贸大省。事实说明，正是对外对内贸易发展了，所有的经济细胞都被启动了。
　　
　　有人来到广东，在珠三角走了一圈，他们看了特区，看了“四小虎”，回到广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繁荣，文化沙漠”。你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他们对“经济繁荣”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否认真考察过，认真研究过？！如果不是，那才是令人遗憾的一种偏见，是中原文化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在新的形势下的再现。
　　
　　还有一种观点：广东人接受民主主义思想是容易的，广东人缺乏忧患意识。这是前后矛盾的说法。就按这种说法来考证吧，不用费什么语言，翻翻近代史便可以回答。如果懒于翻阅，还有一个简便方法，请走进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园，问问长眠在这里的烈士英魂是否认同？！还有，“接受民主主义容易”，下半句不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按受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就不容易了。有个建议，请游了黄花岗，再游游红花岗吧，也问问此地的烈士英魂是否认同？！
　　
　　珠江人既曾经热烈地接受过民主主义，可以同样热烈地接受共产主义。海洋文化的优势在于她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接纳世界上出现的新东西，接纳真理，不论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马列主义是从北方传入中国，而它的传播，首先就得到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支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一批共产党的精英被安排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一来，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主张都得以顺利传播。在中国传播马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文化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才是她的整体。从明清以来几度封关锁国，中华文化海洋性的一面受到压抑；一时曾沈寂下去，沈寂并不等于不存在。在新的形势下，商品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汐已悄然回归。时到今日，他已成为汹涌的大潮。
　　
　　商品意识的觉醒是中国人民第二次觉醒啊！第一次是阶级意识的觉醒，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商品意识的觉醒是促使中国富强。觉醒了的时代，觉醒了的人民，一定能够把中华文化蓝色的一面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必将以最灿烂的形象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