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是一部讨论珠江文化的重要文集，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找苦吃”转入珠江文化研究领域结出的“甜果”。我欣赏黄伟宗的“自讨苦吃”的精神，赞扬他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与时俱进的韧劲。
　　
　　读罢《珠江文化论》，感到其中的倡导、创新、求实精神，特别值得我学习。“珠江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虽然见诸于1926年郭沫若写的《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中参见司徒尚纪：《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第5页，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但以后则较少见学者论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黄伟宗从珠江文化批评切入，撰写了《论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陈残云》等论文，从文学领域跨进了珠江文化研究领域。他倡导开展珠江文化的研究，并身体力行；他结合珠江源流的探讨，推动现实发展的需要，到珠江流域各地考察，将许多新的发现转化为科学的开发策划和建议；他创建并主持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各种力量，系统地、跨学科、全方位地进行立体研究，与世界文化学研究，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研究对接。《珠江文化论》贯串着创新精神，提出了不少创见，如舜帝是珠江文化的始祖，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哲圣，海上丝绸之路丰富了珠江文化，广东封开和广西梧州是“古广信”所在地，是“岭南文化古都”，珠江文化发展的五个时期，珠江文化的特质，现代珠江文化的特征，等等。书中还体现了求实精神。书的作者积极组织和参与珠江文化的实地考察，并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建设珠江文化工程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都收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黄伟宗对于现代珠江文化的特点，也不是一味肯定，而是同时指出它的不足。如谈到“敏感性与浮动性并驾”时，指出“敏感性往往伴随着浮动性，即活跃、易变、不稳定、不持久，表现为不断更新，不断变化，往往新潮乍到，风行一时，虎头蛇尾，很快便以新的更替。”又如谈到“发展性与保守性相克”之时，指出“在发展性中的保守性表现”之一，“是所谓 ‘精仔’意识。‘精仔’即聪明人之粤语称谓，其意思是会投机，不做出头鸟，不吃眼前亏。”“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大都奉行‘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的哲学，这既与政治环境有关，又与‘精仔’意识有关。经济实践上不断突破，不断创新，而在理论上则小心翼翼。”“科学研究也是重自然科学与现代科技，轻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则是重古轻今，重实用学科，轻基础理论。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多半侧重于通俗性的娱乐文化及现代技术，较少引进西方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珠江文化保守性的表现。上述保守性如不逐步克服，不仅不利于珠江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到广东“文化大省”的建设。
　　
　　综观全书，我觉得它有如下特点：（一）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论述珠江文化。书中运用文化学、文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海洋学、气象学、建筑学、生物学、美学等理论与知识，探讨珠江文化的界定、形成、发展走向，以及它的特质、风格、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等，“找出其历史与现实和将来的结合点，并以多学科的并行和交叉研究论证的方法，将这些契合点科学化、综合化、立体化、实用化，使其可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出发点，作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或具有可操作性的方略，具有可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理论或文化精品。”黄伟宗：《珠江文化论》，第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二）宏观描述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第一部分“珠江文化概论”，侧重从宏观方面论述珠江文化的源流、形成、发展、总体形象、特征、风格及其始祖、哲圣等。第四部分“珠江文化批评，”则主要从微观方面评价当代珠江文化一些代表作家、作品和某些文学现象（如“打工文学”），从个案方面来充实第一部分的论述，并显示珠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走向。没有第四部分，则第一部分会显得不够充实；没有第一部分，则第四部分可能会被看成一般的文化批评。但作为“珠江文化批评”，绝大部分篇幅放在文学批评方面，似乎欠全面。这方面仍有补足的余地。
　　
　　（三）对古代珠江文化的描述与提出发展当代珠江文化的建议相结合。本书第二部分17篇文章，多数是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有所发现、有所思考后，向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提出的宝贵建议。如《开发和建设“岭南文化古都”——封开》，是作者于1996年带领多学科专家到两广交界地考察西江文化源流时，有新发现而提出的。这一建议提出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在国内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又如《开发南雄珠玑巷和中华姓氏文化的建议》，是作者在2000年，再次到南雄珠玑巷考察后提出的。早在1993年，作者偕同几位专家到粤北考察北江文化之源时，发现珠江文化的这个源头，不仅与中原文化，而且与海外文化密切关联，于是向当地提出了以珠玑巷后裔的联谊和寻根方式，将海外华侨与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关系联结沟通。这一建议，受到全国政协一些领导人和地方领导的支援，成立了联谊会，港澳台同胞和华侨纷纷前来寻根问祖，捐款投资，使其成为新的旅游热点和经济增长点，2000年，作者再到珠玑巷，看到它有了很大变化。根据珠玑巷的传统文化特征，就它的进一步开发和更好地发展姓氏文化问题，他又提出了8点建议。再如《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这是作者于2000年夏率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赴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考察后写成的向省政府提交的建议。文中指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出口港是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并提出了“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8点建议。此建议受到广东省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成立专题专案研究开发组，统筹进行系列的研究开发工作。
　　
　　（五） 论文的论证方法与文学的描写手法相结合。本书的第一部分，多属于论说文，主要使用论证的方法。第三部分“珠江文化散文”则不同，是理论与形象的有机结合。作者“在对各地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将每个地方的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的特点结合起来，对其构成的文化特质进行科学的定位，并且将这个定位的文化内涵化为艺术形象，用文化观照的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黄伟宗：《珠江文化论》，第599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如《深圳之窗》、《珠海之珠》、《清远飞霞》、《仁化丹霞》、《高州三树》、《河源四源》、《肇庆五气》等。这种发表研究心得和写作方式，使作者“放开了多年从事理论研究和学术论文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束缚，得心应手地将研究成果与心灵感受画龙点睛地凝现出来，可谓给每个地方塑造出文化品位的艺术形象。”黄伟宗：《珠江文化论》，第599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
　　
　　（六） 
　　
　　本书的第五部分“增录”，乍看起来，似乎与《珠江文化论》这一书名没有什么关系。但细读之后，我也同意作者在第600页“附记”所说的：“‘增录’者，乃在本书命题内容基础上增之篇什也。这些篇什，是对我历来著述和学术活动的评析，是学术价值和社会效果的返照，更是对我所进行的学术探讨作出有力的补正和发展。所以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附录’，而是‘增录’，是增加内容之录。”不仅如此，“增录”中评论到的黄伟宗的著作，虽属不是直接讨论珠江文化的论著，但是作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当代广东学者的代表作，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当代珠江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于其中的《珠江文化考察散记》、《珠江文化，引领风骚》、《抒写海洋文化的辉煌》、《为珠江文化喝彩》、《黄伟宗：倡导珠江文化的著名学者》等，更是与本书命题密切不可分了。
　　
　　《珠江文化论》作为一部探讨珠江文化的文集，读后很受启发，得益良多，但仍感到有些不满足。关于珠江文化，似乎还有许多领域值得继续探讨。我希望黄伟宗再接再厉进一步深入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写出一本《珠江文化专论》来。这本专论的内容，除应包括珠江文化提出的依据，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历史外，还应有：珠江文化内部几个分支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华侨文化、移民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相互关系，珠江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向等等内容。
　　
　　黄伟宗在本书《代跋》中说：“我逐渐感到将‘岭南文化’与‘珠江文化’两个概念等同或混用，是不科学的，应当将两者明确界定和区别。”我同意此看法。但他接下去说：“我从水文化的理论上考虑，应当以‘珠江文化’取代、扩大和包括现行的‘岭南文化’概念为好。”这我就不敢苟同了。关于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区别问题，司徒尚纪曾撰有专文讨论。他从六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后，认为“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使用已久，深入人心。前者近年更为热门，为珠江文化所不及，但两相比较珠江文化概念又有其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文化概念宜视具体场合分别使用或混用。如要突出某个政区文化，特别是它全部或大部在岭南这个地区范围内，宜使用岭南文化。广东的情况即如此，以致不少人干脆把岭南文化等同广东文化；如属跨省区文化，则宜使用珠江文化”。司徒尚纪：《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第3页——第9页，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司徒尚纪的上述意见，考虑较全面，又能从实际出发，估计能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至于有学者提到“岭海文化”的概念，也可略备一说。查旧《辞海》“岭海”条：“谓两粤之地，其地北倚五岭，南临南海，故有此称。韩愈《谪潮州剌史谢上表》：‘虽在岭海之陬，一如几甸之间’。”看来“岭海文化”与“岭南文化”两者涵盖的地域范围相近，可以混用或互相取代，但不能与“珠江文化”这一概念相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