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和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一书，近日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共分9章51节编写，共61万言，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部巨型专著。全书以丰富翔实的中外文献资料阐述自西汉从广东徐闻、合浦港口出海贸易，和魏晋南北朝由广州港起航，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2000多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容包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线、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地域的国家和地区、贸易管理体制、海外移民、中外文化交流以至社会经济的变迁，等等。通读全书，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第一、 阐明广东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本书以具有进出口贸易业务内容为界定，说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广东省。这就是《汉书》卷28下《地理志》记载的、约于元鼎六年至后元二年（前111-87年）期间，汉武帝派遣属于黄门（皇帝近侍）的译长与应募者组成的官方航海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物品，从徐闻、合浦港口出海，经南海到印度洋，最后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全程约3500-5300海里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此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时期2000多年的广东一直是（除元代延佑至正年间［1314-1367年）的53年之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而省会广州则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从广州出海航线已到达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且经久不衰。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海外贸易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贸易史上亦是十分罕见的。
　　
　　第二，突出广东（也是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地位
　　
　　本书一反过去西方贸易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一历史阶段的商品贸易全球化的高度，阐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地位。本书在贸易商品结构的篇节中指出，根据外国学者研究，直至清朝嘉庆二十五年（1820），从经济规模看，中国仍是经济先进的国家。据统计，康熙三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00-1820年）期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1%至32.4%（安古斯?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所以直至19世纪20年代，就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商品流动来说，是有赖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丰富精美的商品的。可以说，中国实际上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商品中心市场。其时，西方国家根本拿不出像样的商品来广东（广州）为中心的环南中国海贸易圈同中国进行贸易，而是运来大量白银到广州贩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回西方国家销售。据统计，从1553年到1830年，西方国家因到广东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5亿两以上，甚至到1910年，大约有11亿墨西哥银元在中国市场上流通使用，占当时中国货币总量的43%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所以，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通过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仍然是出超的，从而成为当时全球贸易的中心。整个“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的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0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三，发现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的
　　
　　本书将郑和下西洋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加以阐述，指出郑和下西洋与当时唱主角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郑和第一、三、四、五、六、七，六下西洋，从江苏刘家河（今太仓浏河）出发后，一定经广东沿岸和南海航线，即从刘家河泛海后，到福建五虎门扬帆，沿福州、泉州、加禾千户所（厦门），到广东的南澳山（今南澳岛）、大星尖（今广东惠东县东南小星山岛对面突出之海角处）、独猪山（即独川山，今海南岛万宁县东南之大洲岛）、到七洲洋（南海七洲列岛），然后到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锡兰）、古里（今卡利卡特，Calicut）、旧港（今巨港）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二次下西洋（1407）是从广东出发的，根据是郭棐编纂的《万历广东通志》卷6《藩省志六?本纪五》记载：永乐五年（1407）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起。”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发现，十分值得学术界重视。
　　
　　第四， 充分反映中西国家的文化交流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本书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绿色纽带，充分反映了中西方国家的文化科学的交流。首先，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的指南针的西传。据朱彧在《萍洲可谈》一书追述他父亲朱服于元符元年至崇宁元年（1098-1102年）在广州当官时，已见到航行海船用指南针定方向的情况。到13世纪，阿拉伯人来广州贸易，从中学习中国掌握罗盘的使用，以后经阿拉伯传至欧洲，于是义大利商船率先采用中国的罗盘，说明指南针航海技术是经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西传欧洲国家的。又如中国雕版印刷术也是经阿拉伯人到广东经商而传至欧洲的。到了明代景泰五年（1434），德国麦恩茨（Mainz）古藤贝格（Gutenberg）用中国活字印刷术印成首次拉丁文字母的《圣经》。之后，荷兰、法国亦先后试用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印刷随海上丝绸之路西传欧洲，对欧洲社会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款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儒家哲学思想、重农思想、十进位制数学的西传欧洲，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法国重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也随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而东渐广东以至全国各地，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也逐渐向近代化推进。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环球贸易的发展，西方近代的天文学、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地图学、医学、建筑学、水利学等等，不断传入广东以至全国各地。例如，明中叶以后，利玛窦经澳门入肇庆、韶关、南昌、南京和北京传教，曾带来《万国舆图》，是为近代西方地理学和地图学传入中国之始。又如耶稣会士卡内罗（Melehior Carneiro）于隆庆三年（1569）最早在澳门开设拉法医院（又名白马行医院），此为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又如1805年（嘉庆十年），葡萄牙商船Espanza号从马尼运来一批牛痘，由英国医生皮尔逊（Aledander Pearson）取其痘苗在澳门种痘成功，然后传入广州，以后传入内地各省，对于中国预防天花病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如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建筑学、语言学、绘画艺术、音乐等随海上丝绸之路相继传入广东以及中国内地，其反映在耶稣会士的大量著作上。据不完全统计，从万历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584-1758年）期间，他们译著各种文化科学书籍达到187部，其中明代出版的102部，清代出版的85部。到了近代，中译的西方科技著作就更多了。
　　
　　第五、肯定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本书根据贸易是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制，和对外贸易与近代民族国家的繁荣之间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在各章节注意描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开发和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明清时期更为明显。据统计，自永乐三年（1405）南海县商人梁道明等出海往爪哇贸易而移民定居始，至正统年间（1436-1449年），广东商人到爪哇定居已有“约千余家”。到了清光绪二年（1876），移居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侨华人达4万人，几乎全是广东人，其中四邑人（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占82%；香山人占7.9%；三邑人（南海、番禺、顺德）占7.3%；客家人占2.8%。光绪十年（1884），移居暹罗的华侨华人达到1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潮州人。在这些移居海外的广东商人中，有不少在当地经商发财，成为当地的百万富翁，显赫一时。如香山县前山镇梅溪村商人陈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夏威夷经商定居，至光绪初年已成为百万富翁（总资本额超过100万美元），并娶了夏威夷国王架喇鸠（David Kalakaua）的义姐朱丽亚（Julia）为妻，被誉为“商界王子”。本书进而根据江泽民主席关于在嘉庆元年（1796）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学习时报》2000年7月7日。的论断，阐明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移民定居外国对当地经济推动作用和贡献，指出：广东商人移居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运用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共同开发和发展各国的社会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广东商人移居美国，对开发美国西部和繁荣美国社会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特别是美国于1863年动工修筑横贯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所用的华工基本上是由台山华商陈宜禧在西雅图招收数万名广东华工参加而使铁路提前7年完成（原定计划是14年）的，这份功劳美国也是承认的。1964年，在中央太平洋铁路所穿过的内华达州纪念建州100周年大会上，美国政府还为修路华工先驱竖立一块永久性的纪念碑以资纪念，碑文用中英两种文字刻曰：“华人先驱，功彰迹伟，开矿辟路、青史名垂。”
　　
　　从以上五个特点来看，说明本书是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置于全世界的大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和编写的。这是独具慧眼的，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以来，哥伦布（Colombo）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和1497华斯哥?达?伽马（Vasco da Gama）打通了东方航线以及1519-1522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实现环球航行之后，航海活动开始超越内海及沿海的局限，成为飞跃全球的远航；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本书正是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阐述把中国商人与世界商人在这个世界历史大舞台中的出色表演结合起来，从而凸现了广东以至中国对世界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贡献。
　　
　　本书不仅内容丰富和观点新颖，而且资料也十分丰富翔实，图文并茂。据统计，全书参阅古今中外重要书籍达730多种；直接引用的资料2000条，图片65幅（有些图片还是从外国档案馆收集而首次刊用的）。计所引用的资料包括正史、政书、实录、会典、会要、方志、档案、碑刻、笔记、族谱等。如此旁征博引，使全书的论述具有扎实的坚固的基础，真正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据必足证，具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不足之处仍然存在。诸如在资料方面，本书比较缺乏现在散存在欧美国家档案馆的大量的清朝对外贸易的中外文档案。如果将来编写者有机会到欧美国家去收集这方面的档案加以补充，那就锦上添花了。再有，海上丝绸之路史，是否要写到民国时期（1911-1949年）呢？也还是值得讨论的。但瑕不掩玉，本书毕竟是目前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最具规模的著作，值得学术界和从事外贸实际工作者阅读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