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决策，无疑是审时度势的一个英明之举， 是非常切合当前广东的实际及历史诉求的，人心所向！显而易见地，文化的变迁与演进，对于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提升人的素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广东经济上的腾飞，是举世瞩目的，但不在文化上来个“先着一子”，其发展是必受到约束。譬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所以，对于进入新世纪的广东，这一号召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唯有树立这一宏伟目标，方可使广东形成新的文化优势，并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在理论与实践上，全面提升广东文化的品位，探讨并扩充其当代容量，是摆在广东学者、专家面前一个无可回避，也是责无旁贷的重大课题。
　　
　　由珠江文化研究会集合的一批学者、文学家，迅速对此作出了响亮的、且颇有力度的回答。
　　
　　最早，第一批推出的《珠江文化丛书》，六卷，即《开海》、《千年国门》、《广府海韵》、《交融与辉映》、《东方的发现》及《海上丝绸之路诗词选》，当是从历史层面上，发掘作为文化大省广东的众多深厚资源，为日后的理论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点上，作家们功不可没。如此大气、宏观的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纪实性作品，在国内也不多见。作家笔下，几千年南国史摇曵生姿，让人激赏不已，回味无穷。
　　
　　紧接着，是今天推出的煌煌三大卷的理论巨著。这便是——
　　
　　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
　　
　　司徒尚纪的《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
　　
　　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
　　
　　可以说，两大批《珠江文化丛书》，是从历史及理论两大层面上，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作出了相当出色的贡献。尤其是第二批三大卷，高屋建瓴，在理论上有诸多创新，展示了广东文化的新风韵，新哲思，以及全新的境界，值得无论是决策阶层还是实践部门，认真研读并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
　　
　　本文试图对后三卷书作出一些探讨，见仁见智，乞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关于广东文化的认识，须首先解决一个参照系的问题。无疑，认为广东是“文化沙漠”的历史偏见，所依据的参照系仍是传统的农耕文化、正统文化或儒家文化，这样，广东文化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广东人也就成为了“化外之民”，充其量，把广东文化视为所谓边缘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其背后隐含的意思，实质上就是广东无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正宗文化，诸如此类。
　　
　　然而，当我们换个角度，用另一个参照系来看，广东文化，却不乏先进文化的色彩，而且具有精英或高品位文化的特质，甚至几度超前于整个中国文化——这话，文化大师郭沫若几乎在80年前就讲过了：“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请注意，他这里已早早有了“珠江文化”的提法了。不久前，著名作家陈忠实也惊呼，寻访“五四”期间，尤其是二十、三十年代的文坛，几乎大都是来自广东的作家、学者。可见，广东文化在近现代史上一点也不“沙漠化”。
　　
　　是的，当我们以先进文化、现代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作为参照系之际，广东文化或珠江文化的亮色就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如果不存偏见的话，在中国新文化的历史进程中，21世纪初的广东，也同样会似20世纪初的广东一样，完全有可能带来一个令人惊喜的转折，写下有力的一笔。不是么，今日广东出现的一幅幅历史新画面，特区、“光谷”、城市群、等等，不比当日的上海滩，香港地的历史画面壮阔得多，其文化意义也深刻得多。如同梁启超100年前所说的，唯有把广东置于世界的视野之中，才可能真正认识广东的价值，不再视为“鸡肋”。同样，不再视为“文化沙漠”。
　　
　　确定了这一基点，我们再来评价三位著名学者、教授在各自的力作中的突破、创新以及历史贡献。
　　
　　二
　　
　　首先，我们来读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
　　
　　如前所述，“珠江文化”这个概念，80年前郭沫若就已经用过了，只是当日戎马倥偬，郭沫若尚未能把这话题深入下去。而后80年间，使用这个词的，也不乏其人，但深究其中的意义者，则颇为难找。也有“新珠江文化论”的，但大都停留表层上，且是狭意上的，因此也没能引起多大反响。
　　
　　而黄伟宗这部大书，包括他多年来力推珠江文化的大声疾呼，则为这一“论”，切切实实地提升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上，极大地丰富了其之内涵，使之形成全新的、同样也是全面的理论格局，引起了不同层面、尤其是决策层与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树起了一根坚固的支柱——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不可不充分认识珠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珠江文化论的哲学提升，不仅仅在于指出它的多元性和相容性、敏感性和争先性、实效性和适应性、民俗性和大众性——这些黄教授均已作了专论的；也不在于其开放、重商、务实与创新——黄教授也是早已经阐释过了。
　　
　　我以为，首先在纵的角度上，他先行论证了早在汉代，封开、梧州所在的古广信，曾作为南方古都之首，使两广的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失落之后又重新寻回，从而理清了珠江文明的重要脉络：即沿西江流域文明的逐步推进，这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其间，他指出了舜帝南巡在南方开化起到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论证了惠能作为珠江文化之圣哲的重大意义。诚如世界上尊奉的中国三大思想家，孔子当是黄河文化的代表，老子为长江文化的代表，那么，惠能则当之无愧是珠江文化的代表。而这三大哲人各自的思想体系，无疑是与各自所在流域所滋生的文化分不开的。珠江人讲直觉，亦即顿悟，且务实，这都在惠能的思想中得到反映。黄教授对此作出了精辟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及至对近代史上，著述上千万字，其《新民说》被视为中国“人权宣言”的文化大师梁启超的再认识，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自舜帝——广信——惠能——梁启超，可以说，珠江文化的思想走向，则一目了然，所达到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尤其是哲学的高度，也都为人所公认。
　　
　　而横的方面，即珠江文化与海洋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他也作出了相当深刻的阐释。而这些关系，则有力地说明了，为何珠江文化那么充满活力，那么富于创新性——他在台湾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当概括了上述内容：
　　
　　孙中山凝聚了珠江文化的精华，并将这种精华与全国民族和世界的文化精华相融合，同时又由此而体现了这个时期珠江文化的最高峰，并将这高峰推向全国和全世界。
　　
　　没有黄伟宗从多角度、全方位对珠江文化的哲学提升，近年来珠江文化的影响与认同也就不会这么大，黄伟宗充分发挥了他能融贯多学科上的优势，并身兼学者及当年新闻传播活动家之长，极大地促进了对这一文化的研究，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力度与深度，我这里只是点到为止而已。
　　
　　黄伟宗在《珠江文化论》的代序中，提出“在当今文化时代，经营文史事业，要有文化的视野、品格、气度和境界。”可以说，他在经营珠江文化理论之际，正是具备这样的视野、品格、气度和境界，所以才硕果累累，不同凡响。
　　
　　与他同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司徒尚纪，亦推出了《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两人从不同学科领域出发，对珠江文化的研究，可谓殊途同归，共同提升了珠江文化的品位。
　　
　　该书的首篇《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比较》，引经据典，证实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预见了“南学”必定会超过黄河流域的北学：“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是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所谓“南学”之南，自是指华南，更可包括珠江学这一南方河流域之学。在这一篇文章中，作者对文化概念出现的时间作了比较，更对文化涵盖地域范围作出了比较，尤其是文化海洋性的比较，认为“珠江文化因以江河命名，更突出了它的水文化内涵，便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对接和沟通，至少在形式上比岭南文化显示更多海洋性——显然，珠江文化概念比以山地命名岭南文化概念在表达区域人文精神风貌方面要胜一筹。”
　　
　　紧接着，他在“文化的系统性比较”上指出，作为水系，珠江文化概念不仅系统性强，而且更富生机和活力。为此，他追溯到了文化的起源上，过去，人类文明均发祥于大江大河，即尼罗河、恒河、黄河及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而在中国，文明起源则是多元的，有黄河、长江，亦不可忽略珠江，这样，用珠江文化的概念更有其优越之处，与人类文明起源相接轨，更易认同。以地区命名文化，远不及以河流命名文化这么方便，在对应关系上这么清楚。
　　
　　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证，埃及文明以尼罗河为源，巴比伦则有两河流域，印度文明自有恒河，而华夏文明则以黄河、长江、珠江多元为起源，这样的话，无疑更科学地，也更有说服力地提升了珠江文化在世界文明起源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立，且与世界上所有大江大河之文明源流平起平坐而毫不逊色——本来，珠江文化一般博大精深，这点，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已讲得非常有力了。
　　
　　如果说，黄伟宗是在人文科学上对珠江文化作出了哲学的提升的话，那么，司徒尚纪则是在自然科学上，对珠江文化作出了科学的论证——一个在高度上，一个在广度上，一个在思想上，一个在物态上，都对珠江文化的架构，作出了充分的揭示，相得益彰，交互生辉。
　　
　　司徒尚纪对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更有着深刻、独到的论述，指出其为一种热带、亚热带类型的文化——这是从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这一意义上出发的；而后，他更进一步论证了珠江文化应属于海洋文化类型，其理由是珠江八门入海，河海一体，珠江流域上有众多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港口，自古以来更与海外文化密切交流，故有“岭南亲海，热带民风”一说。
　　
　　当然，司徒尚纪的论述，并不就停留在物的层面上，他也有专门论述《珠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文章，从历史地理出发，去探究珠江的文化精神，即便在讲地域特色之际，亦讲到其多元的文化体系，其开放性、相容性及至先进性或前瞻性。如此紧密地把物性与人性或精神特质紧密联系起来论述一种流域文化的，司徒尚纪在这部专著以及之前的《珠江传》中，都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敏捷思路及过人的学识。
　　
　　一部《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的建树，远不止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其对城市、海疆、区域的研究，均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了。
　　
　　总而言之，黄伟宗与司徒尚纪，在珠江文化研究上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这一学说的内涵，拓开了全新的局面。我们在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之际，不廓清在文化理论上的迷雾，抓住其中的内核，就难以避免事倍功半的尴尬。而珠江文化理论，可以说正是提供了这么一条纲，纲举而目张，很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绝非书生之见。
　　
　　三
　　
　　上述关于珠江文化的阐述，已经多次提及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显然，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难分难解。那么，怎么样才讲得清它们之间的关联呢？
　　
　　明眼人不难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对珠江文化的影响之深，超过其他任何事物，也就是说，珠江文化的海洋文化特质（与中原的内陆文化相比较）、商业文明的表征（与内陆的农耕文明相比较），以及海外拓殖的冲动（与传统安土重迁之比较）……等等，无不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有关。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镕铸珠江文化的重要成份，乃至重中之重，是核心，是骨干，同时，更也是珠江文化绰约的风姿！
　　
　　但是，海上丝绸之路也并不完全等同于珠江文化。
　　
　　珠江文化是一个流域的概念，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整个海洋的概念，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它串连起了五大洲四大洋，——整个蔚蓝色的星球！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独特的一环，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根纽带！
　　
　　是它，滋养了珠江文化众多优秀的方面，离开了它，珠江文化便会失去其最夺目的光彩，失去了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整个中国文化，也会失去其海洋文化的一面，失去其多元一体的格局。
　　
　　但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也不能完全涵盖掉珠江文化。
　　
　　毕竟，珠江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它同样深受华夏整体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有它的向心力或凝聚力，肩负有重塑或改造整体文化的历史责任——20世纪初的革命是如此，当今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从理论上来说，珠江文化与海上丝路文化，是有交互、重合、相互依存与制约的一面，但谁也不可能取代谁，谁都有独立存在并发挥影响的理由与作用。它们可以说是共存共荣，相互促进的。
　　
　　因此，我们讲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之际，不可不讲珠江文化，更不可不讲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这样一个更具世界性，更具可操作性的文化理论问题。
　　
　　广东，本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拥有多个海上丝路的始发港，沿海几千里的港口，如一串闪亮的珍珠。随着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及即将到来的2005年瑞典“哥德堡号”商船重走海上丝路驶往广州，一波接一波的友好交往活动，在这2000年绵延不断的水路上，将缔结一条怎样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纽带？
　　
　　为此，广东省政府专门立项，成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开发”的专案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撰写一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在这之前，则已在湛江召开了一个全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并出版了厚厚一本论文集。而前边提到的六卷《珠江文化丛书》，也全部是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而展开的——这也说明珠江文化与海上丝路文化之间的难分难解，这均是为会议而准备的。
　　
　　在这一紧锣密鼓声中，由著名史学家黄启臣担纲，洋洋60多万言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历经数年的奋战，终于脱颖而出了。
　　
　　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海上丝绸之路史，对于世界，专题研究已经不少，但作为整体的研究，尤其是史的规模，至少在我而言，则未曾见到，虽说我所涉猎这方面的中外著述已为数不少，参编了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几本书，不至于太孤陋寡闻吧。
　　
　　四
　　
　　还在10年前，我在瑞典参加国际会议，会议组织了与会学者到颁发诺贝尔奖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去参观。那里巨大的窗帘，均是用丝绸制作的，带队者反复强调这是从中国来的，与会者亦欢声“China”一词。当时我就深感到，中国丝绸的影响，可谓历史悠久了。当读到黄启臣教授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前言中所概括的：
　　
　　……一百多年来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进程事实，说明此是国内外专家借连接东西方陆上和海上交通道路的名义研究陆上和海上交通、经济贸易、国家关系、政治、文化、历史、地理、宗教、科学、技术、移民等学科的内涵极为广泛和丰富的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而且被绝大多数国家的学者所认同了。
　　
　　自然，更深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涵盖面之广，历史与现实意义之深了。
　　
　　这部海上丝路史，既从空间上，全面阐述了广东海上丝路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地理，即中国南海的历史地理区位、丰富的海洋国土资源与深广的经济腹地，又从历史演进的时间上，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咸头岭文化，先秦时期，即4000多年前，古越先民已在南洋乃至南太平洋岛屿上的漂流，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形成，直至隋唐五代海上贸易的兴盛，宋代的持续，元明清至民国的几起几落，广东如何得天独厚，仍获得高度发展……其间，对贸易商品的结构、政府对其之管理，如市舶使的创设及其管理体制，对海外移民的作用，尤其是对广东以及中外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有着较深入的探讨，参阅了近千种的典籍及文献资料，旁征博引、论证详实，可见治学态度之严谨。同样，也反映着著述者视野之开阔，功力之深厚。如此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多年的积累。
　　
　　毫无疑义，这是一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典籍，虽说其名冠之为“史”，但历史与文化却是不可以截然而分的，一如许德衍先生所说的：“过去的文化是历史，今天的历史是文化。”这部史，便是海上丝绸之路“过去的文化”了。这是一种文化史观，注重文化对历史的作用。而海上丝路文化，对广东历史的推进作用，当是显而易见的。它影响到广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制度设置上，更不说思想观念上的了。
　　
　　一部海上丝路史，让我们看到的是其中贯穿的一种文化精神。纵然历经曲折、反反复复、大起大落，但海上丝路上的演义，则体现了人类的整体合作精神，一种宽容、团结、互助、融合的生命精神。它可以涵盖东西方那种完全可以共通的和平交融、文化启动、双赢互利的历史与未来指向。
　　
　　这是几千年来，在海上丝路（当然，也包括陆上丝路，只是这里仅评述海上丝路史）上滋育出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作出很好的发掘、研究，并加以发展与弘扬。
　　
　　这部海上丝路史同样证明，广东人早早便拥有海洋文明的传统——应当说，海上丝路的文化精神，自然包含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这也是海洋文化之必然。所以，100多年前，一位法国的学者便已经认为，广东人具有经营大商业、大交通业的才干，与中国内地的不同。这，其实正是海上丝路文化的体现。
　　
　　海上丝路文化，当然可以涵盖商业文明的内容，这是毋须解释的。同样，它也可以包括华侨文化，因为几乎是全部的华人华侨，都是从海上出去的，来来往往，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
　　
　　海上丝路文化，更是一种进步的开放的文化观，是人类整体迈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之引导。它打破了东西方各自为中心的自恋情结，让西方看到拥有丝绸及四大发明的东方文明古国，推动了“文艺复兴”；同时，也让东方看到西方近现代的突飞猛进，得到先进文化的滋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成长，以及迅速更新、拓展的现代文化，都离不开这一条康庄大道上无穷周转回旋的人类资讯，离不开世界先进文化的深刻影响，东西方的这种相互发现，只要不固执己见，这是必会产生积极的、双赢的结果的。
　　
　　以史为镜，以丝路为镜，我们当会重新认识自己，同时，在思维方式上来一个更新与飞跃、开放与拓展。
　　
　　当然，一部海上丝绸之路史，给予我们的启迪还可以有很多、很多。无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历史上，堪称广东立省之基，今天，更是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一根重要的支柱，不可以小觑！
　　
　　五
　　
　　正因为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其涵盖面非常之广，足以覆盖住颇有广东特征的多种文化——如商业文化、华侨文化、海洋文化或水文化，等等，因此，抓住这两条，以此作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两大支柱，当是切实可行，且有科学性、系统性、延续性，乃至前瞻性。
　　
　　一种文化理论的确立，不在于称其怎么完整、怎么高明、怎么深刻，说得天花乱坠，而在于它的实践性，也就是其可操作性。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带启蒙性的论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因此，我们应尤为注重珠江文化、海上丝路文化的实践层面。
　　
　　应当说，这两种文化的理论构架，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将之化作可操作的系统工程——这就不仅仅出几十本书的问题了。
　　
　　这需要使之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一种历史自觉，是一种主动的历史精神的唤起。这一自觉，本就是历史地产生的，上接珠江、海上丝路源远流长的历史，下接今日广东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建设文化大省的大潮涌起。可以说，这本就是一种“自知之明”，对已有的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对今天的发展有理性的审视与实在的把握。
　　
　　有了理性的审视，那就无论是在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是庙堂文化还是民俗文化，均可以在珠江——海上丝路这两大品牌上铆足劲头。
　　
　　在精神层面上，几千年来，在珠江流域，在海上丝路，惊风迅雷、暴雨骇浪，无论是艰苦创业，还是闯海开埠，都具有开天辟地之豪气，都一样在叱咤风云，不知留下了多少精神财富。诸如南越国的文明开化之风，又为南汉王朝兴也忽，亡也忽的历史教训。当然，近代的三大革命——太平天国、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均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学、艺术的重要大题材，更是思想、学术上须进一步深掘的历史材料。尤其是各大民系的文化形成及其价值取向，无疑对我们如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弘扬多元文化，有着无尽的、深刻的启迪。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给广东带来的无限的精神财富，我们所作出的总结还远远不够，身在宝山不知宝。改革开放至今天，我们文化的动作远远滞后于经济建设，恐怕还由于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来不及冷静、全面地思考与总结。今天，已不可以自诩“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了。得其反，这将化成一种悲哀。
　　
　　精神层面的开拓，还有很多，需要组织一支高水准的学者、专家队伍，才能极力地提高广东文化大省的挺进速度。这里，一是回溯历史，不知历史，也就不懂得今天，割裂历史，也就不会有未来，这便是文化之大旨；二是表彰，也就用全新的参照系，把我们今天已有的先进的、积极的文化成果展示出来，让世人所瞭解，而不至于让旧的参照系来否定，掩盖了它们，这本身也是对新文化的转变的一个有力的推动；三则很明白，那便是创新，事实上，广东文化本身，较之内地，已经有了很多的新质，如何将其发扬光大，上升为主导的东西，如同上世纪初郭沫若对珠江文化所抱的热望一样。
　　
　　明瞭这一切，精神层面上可操作的就很多、很多，这可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有计划、有雄心地全面推开，并调动各个精神文化部门的积极性——这当是大有可为的领域，当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而在物质层面上，可迅速推开的工作就更多了。迄今，我们还没有一个珠江文化的博物馆，更没有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其包含的藏品，当极为丰富，远胜于一般的考古、艺术等单项的博物馆，它当更有思想性、历史性、科学性——一句话，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体。
　　
　　尤其是海上丝路，在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创立了一个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港，西至徐闻、雷州，东抵汕头、潮州，如何打造好这珍珠般串连起的古港，重现当日海上丝路之风采，当大有文章可做，这对于旅游业，航运业，都是极好的商机。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打造几大侨乡古镇，如台山、开平、潮汕、梅州，都能找到相当完好且典型的范例。同样，珠江三角洲上，更不乏岭南水乡古镇，历史上各具特色。还有，对岭南三大民系而言，我也曾在传媒上，推出了各自代表的民俗古镇——顺德杏坛、南雄珠玑、梅州松口、潮汕樟林……
　　
　　“哥德堡号”不久的到来，已教广州荔湾区办起了十三行的展览；而“中国皇后号”，当年也曾到达黄埔村；还有，长洲岛上，有多少历史遗迹可开发，不独一个黄埔军校，东征誓师广场，还有伊斯兰墓地、柯拜船坞，……数不胜数。可惜，由于条块分割，我10多年前的呼吁，迄今仍未得到多少回应。本来，仅一个长洲岛，便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且不说还可以开发众多的旅游文化专案……
　　
　　包括岭南的古代与近现代建筑，本身也是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之瑰宝，闪耀着中外匠人与艺术家的智慧之光，岭南建筑之所以在中外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与文化是分不开的。
　　
　　在物质层面上，我们立即可以着手做的，实在是太多了。不做，则可惜了，会留下无尽的遗憾。当学者、专家们在理论上全面铺开之后，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便日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作为文化的自觉，更高的一层，当是人性的自觉。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更美好的生存环境，摆脱有形与无形的人的依附以及物的依附，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便是我在这里所讲的精神与物质两大层面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在近现代史上，广东几度能“先行一步”，这给我们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先机”。如果我们全面地揭示出“先行”的历史、地理诸方面的“时空之谜”，便毫无疑义地可以抓住这一“先机”，让广东迅速跻身于全国前列的文化大省之中。
　　
　　我们正在努力。
　　
　　我们更希望这一努力不会白费。
　　
　　我们这三大部理论典籍的“先行”，旨在创造文化大省的“先机”。 
　　
　　而所要揭示“先行”的“时空之谜”，当正是在珠江文化与海上丝路文化之上。
　　
　　因此，我们认为，珠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当成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两大支柱，做好这两大支柱的发掘，研究以及弘扬的文章。广东文化是必可以其鲜明独特、大器壮美的色彩，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版图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再领风骚！
　　
　　中国文化版图上，不再是京派、海派双雄争锋，当为京派、海派、广派三足鼎立之时，其现代化、多元文化的进程，将更璀璨多姿而举世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