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上，准确、生动地论述珠江文化，揭示珠江文化的特质、内涵和精神？黄启臣主编的《广东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黄伟宗着的《珠江文化论》（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司徒尚纪着的《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出版）三本巨著作了精辟、详尽的回答。三位着者分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地理系著名教授、学者，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他们从事史、地和文化考察研究多年，掌握的材料十分丰富、翔实和准确。许多史料鲜为人知，不少观点有独创性。尤其是他们各自旁征博引，精彩地论述了广东人民“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渊源。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里程碑，擦亮了珠江文化这一极其重要的品牌。
　　
　　珠江文化是什么？它有何地位？这些问题多年来或被忽视，或被曲解，就象一颗闪亮的珍珠一样被尘土遮掩着。同时是《珠江传》的作者司徒尚纪教授研究珠江文化颇具匠心，他告诉人们，珠江文化的提出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6年，郭沫若来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在《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中说：“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郭沫若不仅提出珠江文化一词，而且高度评价了珠江文化的作用。到底如何区分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道出珠江文化的真正含义？司徒尚纪教授从六个方面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出现时间比较；涵盖地域范围比较；海洋性比较；系统性比较；起源比较；地域文化之间比较。比较的结果，司徒尚纪教授认为两个文化概念各有其优势，可以视具体场合分别使用或混用。如突出某个政区文化，特别是它全部或大部在岭南这个地域范围内，宜使用岭南文化。如属跨省区文化，则宜使用珠江文化。从与时俱进的形势看，他认为使用珠江文化概念或许更能贴近现实和利于它的发展，使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同并立而毫不逊色。在对珠江文化的视野、品格、气度、境界、形象等方面作了分析、展示之后，黄伟宗教授在多篇文章里论述了珠江文化特质所具备的多元性、相容性和开放性。他明确地指出：“多年来，我们以‘岭南文化’称谓华南文化，在世界上知者甚少，也在于此概念不够确切，又未能与世界水文化观念接轨。如果明确以珠江文化的称谓和概念取代、扩大和包括岭南文化，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能够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江河文化并列和对接……”，这些建议是颇有见地的，既符合珠江文化的特质，也顺应了时代和潮流。司徒尚纪和黄伟宗教授独具智慧的分析和建议，得到了历史学家黄启臣的呼应和证实。他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地理”章节中指出：“广东省是中国的一个海洋大省，全省海洋国土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个海域海洋国土面积472.7万平方公里（台湾省以东的海洋国土面积缺）的74%。”还指出“三江来水，八门出海”的珠江，形成了海洋和内陆交通的枢纽。这些水域自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备条件，同时也就决定了珠江文化的多元、相容、开放的品格。追溯到5000年前的咸头岭文化、距今4800年至4300年的石峡文化和距今5000年以降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都与江海有关，隶属于水文化范畴。无疑也具备了珠江文化的多元性、相容性、开放性品格。历史、地理和人流决定了文化风格。三本巨著可贵之处是依照地域的本来面、历史的变迁事实，以及人类的生存形态来评判珠江文化的特征和品格，达到了珠连璧合的境界。三者以大量的史实和地理环境、人流变迁的情况，相当完整、准确地概括了珠江文化多元、开放、包容、重商、务实、创新的文化风格，和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以及自强自立、反抗外侮的民族精神。由此，找到了广东与世界接轨的灵魂。广东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条件也就完全具备了。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形象也自然凸现出来。
　　
　　珠江文化的魅力何在？三本巨著以很大的篇幅作了极富诱惑力的阐述。司徒尚纪教授以珠江特有的气贯长虹的气势写出珠江的惊人气度和历史责任感。形象如猛将驰骋疆场——“大河如扇广开网脉，异风奇巧八口往来”。这是浩气、豪气、勇气汇成的永恒大气；胸怀似宇宙坦坦荡荡——“兼收并蓄，独树一帜”。这是相容、宽容、包容构成的广阔胸怀；视野辽远清晰——“融通中外，莽莽苍苍”。这是智慧带来的真知、远见；胆略盖世过人——“商朝滚滚，奔腾千载”。这是意志引出的活力、青春。珠江文化难道不是一种具有大气、智慧、活力的青春文化吗？在描绘这一文化特征的时候，黄启臣以及其他合作者，则具有精雕细刻的功力和抽丝剥茧的耐力。他们参考的书目便有1000多本。他们列举的“大事记”跨越六、七千年。由珠江到南海、印度洋等海域；由广州到达阿拉伯海、红海的巴士拉港，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长达14000公里。顺着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详细地展示了由汉代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及民国等久远年代的兴衰风貌、自然生态、人文地理、历史变迁等都考察得清清楚楚，引录史实十分详细、明瞭。譬如，汉武帝为什么组织这次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即《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记录船从徐闻、合浦出海的史实）？为什么选择从广东出海呢？当时出海港在哪里呢？这些问题一直没有人作过系统而中肯的论述。黄启臣等教授通过考察运用了考古和多方研究的成果，作了精辟的论证，回答了历史上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不解的问题。黄启臣教授认为：一，由于西汉时期航海技术欠发达，造船技术还落后，从番禺启航的航船，在白天向西南方向依靠沿岸地物、夜间靠看天体星宿确定方向沿着海岸边行驶。二，因为要等候季风才能出海，于是须在徐闻等候季风，也可顺便补给淡水、食物和再补充货物。三，《汉书?地理志》也提及“番禺，其一都会也”，因此番禺也是始发港之一，出海港在徐闻、合浦、日南。这些重要见解说明：珠江出口至各大海域，抵达西方各国，证明了珠江文化的开放性特质。这种特质有别于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跨越的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活动，都展示着珠江文化的开放姿态，带着水文化的浓烈色彩。一部海上丝绸之路史，实质上是珠江文化对外辐射的历史。这部历史的完整、精细和独具海洋文化的韵味，直接显示了珠江文化的无以伦比的魅力。难能可贵的是，在论述珠江文化的历史沿革和思想渊源的时候，黄伟宗教授的分析中有新的发现。《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和《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给人的印象是，立论新颖，史料充分，分析透彻。他说：舜帝开发和统一南方，事实上早于秦始皇，汉武帝统一南方的时间，起码1000年以上。这意味着：通常称的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才有实际的依据；也意味着：这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不仅是黄河文化从发祥到兴旺的历史，而且包含着长江、珠江等诸多江河在内的文化史。珠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恢复到应有的高度。黄伟宗教授关于惠能应是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说，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他即分析了惠能禅学形成的珠江文化背景，又指出惠能禅学的珠江文化特质。他的发现有四：一是惠能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强调自身的解脱超脱自主精神，正是新兴思想文化意识和力量的体现，也因有这种意识和力量而使得珠江文化具有创新性、开放性、灵活性的特质。二是惠能的“人人心中有佛”这一理念传达了禅宗思想的大众意识和平等观念，这正是珠江文化大众性、多元性、平等性特质的体现。三是惠能的“无念”、“无相”、“无住”、“三无”、“三十六对法门”和“顿悟”的修行法，与珠江文化的浮动性、变通性、敏感性的特点相吻合。四是惠能关于“农禅合一”的修行主张与珠江文化的实用、相容、平民性相同。因此，黄伟宗称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也就有了根据。
　　
　　综观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凡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在文化与物质两方面是并重的。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也是这样。就广东省而言，经济发展很快是事实，文化呢，也有相当高度。这便是文化与物质并重的典型事例。近年崛起的珠江文化之所以闪现出品牌的光辉，是与经济发展的映衬分不开的。文化光辉自然也直接着影响经济的亮度。近些年来，珠江流域得改革开放之先，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前列。雄厚的物质基础，引发了关于文化的深入思考。探究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广大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珠江文化是数千年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品牌定位是由同时并进的物质，即经济实质来促成的。如果物质都上不去，谈文化有何作用，有何前景？如果文化已衰落，其物质又怎能长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广东领导层提出搞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是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远见性的。这种文化与物质的并重，决定了广东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和经济繁荣的美好前景。
　　
　　珠江文化到底有何美好的前景？它未来的辉煌有何物质的基础？它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在未来岁月里如何确立领先的地位？这一重要命题，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中得到完满的解答。该书认为，江海文化形成了商业流通的活力。一条珠江，八门出海，最早打开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通道。秦汉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商贸的强悍生命力，在世界成了亮点。中国古代经济的对外辐射，珠江起了重要作用。珠江文化在中外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多元、开放、相容品格，无疑成了经济发展壮大的一种精神动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成功之处在于始终把文化的活力隐藏于各个朝代的经济之中。文化因物质而亮丽，物质因文化而厚实。第四章“隋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指出“广州通海夷道”航线空前延伸的史实。那时，对外贸易相当繁盛。唐前期，国内政治开明，政局相当稳定，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了物质的发展。那时的广东也相当繁华。《全唐文》卷八二七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称：“涨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唐朝经济的发展，促使文化昌盛，唐诗代表着唐文学的新高度而名扬千古。珠江文化不但发展着儒家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诸国文化因数，充实自己的文化内蕴。因此，在大唐时期，珠江文化与整个大唐文化一样已具备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自秦汉到民国时期，黄启臣教授等在谈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经济兴衰的同时，必谈文化的兴衰。通篇贯穿着“文化”与“物质”的主线。读者可以从中理解珠江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其成为广东品牌的必然过程。司徒尚纪教授在触及珠江文化品牌的前景这一问题时，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揭示地域、城市（特别是广州）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规律，精辟地论述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还把笔触伸到各种文化领域，恰如其分地分析了珠江文化与广府、客家、福佬文化的差异和相互关系，找出了互动规律。这里，司徒尚纪教授的视野广阔，历史的、区域的、生态的、旅游的等等，许多“物质”都提及并作了论证。他的结论是，珠江文化的过去是美丽的，珠江文化的行进是阔步的，珠江文化的未来是辉煌的。作为为珠江立传的第一人，司徒尚纪教授因为对珠江的历史与现状有极其深刻的瞭解，所以他有着如珠江八口出海的扇形思维，辐射面特别广。他道出了这样的事实：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珠江都不是孤立的，正如千水汇江，江流出海一样，它是一位巨人，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珠江文化也决不是单一而孤立的。它相容而及多元，它流动而及开放，因多元、开放而得活力。因此，可以断言，珠江文化这个品牌光明无限。在这些情形下，珠江文化的升华是十分重要的。读黄伟宗教授的《珠江文化论》，就强烈地感到作者不同凡响的理性升华。他对珠江文化研究所表现出的痴迷和热情，值得钦佩。对珠江文化的视野、品格、气度和境界的精心研究，使他这本巨著现出光彩。他创立的珠江文化理论，经历了许多艰苦历程。如果说，《珠江文化概论》是就文化方面展示他的理论才华，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话，那么《珠江文化建议》，则是从“物质”的角度表达了他注重实践，寄厚望于改革的智慧。他的“概论”旁征博引，令人惊喜；他的“建议”几乎全部被政府以及各地所采纳。研究、考察和开发相结合，使他的《珠江文化论》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统一体。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历史与现实统一的研究方法，使珠江文化更具魅力。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学者和文学评论家，黄伟宗教授的突出成就还在于他对珠江文化的形象思维。一条珠江以及珠江所波及的辽阔地域，在黄伟宗教授的眼里简直是活力无穷的龙。他多年来在珠江水域考察，不辞劳苦，写作了许多关于珠江文化的散文。这些散文在对珠江文化的形象塑造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澳门之‘门’”、“香港之‘风’”、“深圳之‘窗’”、“深圳之‘龙’”、“深圳之‘鹏’”，生动地道出珠江流域的改革开放的姿态；“珠海之‘珠’”、“清远飞霞”、“仁化丹霞”，精巧地写出珠江文化的光亮；而“河源四‘源’、”“肇庆五‘气’”、“徐闻涛声”、“乐昌乐音”、“南雄雄根”、“韶关文流”等等，则写出珠江的浩气、豪气和阳刚之气。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珠江文化论》、《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三本著作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呼唤中适时诞生，无疑是广东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大喜事。如此及时、集中、全面、透切地论述珠江文化的方方面面，笔者认为前所未有。这些著作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在于擦亮珠江文化品牌，而实践中必将为我省乃至我国的经济建设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