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上一篇文章讨论〈异化的九二共识〉，但是两岸关系异化的部分绝非仅有“九二共识”而已，台湾对于自己的史观与认同也发生了显着的改变。本文描述两岸从“我者”到“他者”的转变过程。
　　
　　史观与认同的异化透过两条路径进行。一是政治人物的话语，一是历史教科书。政治人物没有办法修改宪法的史观与规范，但是却不断发表一些违反宪法的话语，再利用选举与政治操作，使得两岸对于“一中”、“主权”等概念产生模糊或不清的认知。透过“同心圆史观”的历史教科书，中华民国1949年以前的历史放在“中国史”，以后的发展则是放在“台湾史”，而“台湾史”的源头不是尧舜禹汤，而是原住民、荷兰、西班牙。中国史因而从“我者”变成“他者”，使得年轻一代在史观上出现了两岸为“一边一史”的认知。
　　
　　政治人物的话语透过媒体与选举产生了社会化的效应，历史教科书则是从根本上转移了下一代的认同，这使得两岸关系逐渐往“两国关系”滑动。文中呼吁，马政府应尽快调整教学顺序，也就是应该先教中国史再教台湾史，并重组课纲委员会，从根本上修正现有会造成“一边一史”的同心圆论述，另外就是政府在表述两岸关系定位时，要特别谨慎用语的表达，不要陷入异化而不自知。
　　
　　前言：李白还是“我们”的李白吗？
　　
　　最近藉上课与演讲的机会，在几个地方，分别在台湾大学、再兴中学、交通大学，问了个同样的问题。李白是“中国诗人”、“我国诗人”或者“两者皆是”？在台湾大学问的对象是政治学系的高材生，在再兴中学的对象是高中学生，在交通大学则多是一些学理工的学生。
　　
　　如果这算是一个简单的抽样，答案就很清楚了。台湾目前的青年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政治、社会、资讯状况，“我国”不再等同于“中国”。李白已经从“我者”变成“他者”了。
　　
　　在我读书时候的认知，毫无疑问的，“中国”是“我者”，“中共”才是“他者”。曾几何时，“中国”与“中共”均已从“我者”变成“他者”。为何如此？众多因素中，政治领导人的引导，以及青年朋友所接触的教科书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一个异化的史观自然就产生了异化的认同。本文想探究这个问题。
　　
　　理论探讨：由“我者”到“他者”的建构方式与路径
　　
　　在讨论教科书的史观以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与地理概念的基本不同。历史是个时间顺序的概念，而地理则有着空间的特性，因此我们在认识地理时，可以从身边最亲切的地方开始认识。例如，一个台北人可以先了解他的居住社区，然后是台北市、台湾、中国大陆、东亚、世界，也就是以自己居住的地点为核心，发展一种同心圆的认识方式。
　　
　　可是在认识历史时，往往是用一种时间的顺序方式来进行。如果在叙述自己的家族史时，会先了解自己的祖先从哪里来？自己是第几代？在谈论一个国家的历史时，经常会先溯及自己历史的源头，然后依着时间到现在。
　　
　　历史是过去的事，而论述历史者却是活着的人。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史观，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诠释历史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相较于地理的客观，历史本身就具备主观的内涵。因此，有权势者建构史观，然后将其当成有色眼镜送给他人，期望众人能够像自己一样来看过去的历史，如此才方便引导他们追随走向未来。
　　
　　史观不同，认同则必然相异。同样的，去其认同必先去其史观。“亡其国”还不如“亡其史”来得重要，国亡还有可能再复，史亡则众人失去灵魂，不再知归处。当人民对于自己的过去都没有共同认同时，这个国家民族就像一个瓷器，掉在地面，自然就碎了。
　　
　　民主化以后的台湾，在认同问题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透过武力的暴力手段，而是经由民主化的种种程序。认同的转变程序是在中华民国的体制内进行。“自亡其史”在历史上的确不多见，但是却在台湾活生生地出现。台湾所进行的“自亡其史”不是将自己消灭，而是把自己从中国历史中的“我者”变成“他者”，建构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史观，自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同。
　　
　　从“我者”到“他者”是如何进行的？一个新国族认同如何建构？首先，当权者藉着创造议题，引发冲突，从而刺激原本稳定的空间，再以崭新的扩张论述将原本的说法吸纳，降服敌对者之余，使反对者处于尴尬的位置，只能选择加入或逃离其论述的新结构。
　　
　　这套方程式应用在台湾时，原本稳定的空间在两岸间是“一个中国”、在台湾内部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创造议题是创造两岸与台湾内部对立的议题，包括在国际间用加入联合国来引发北京的反弹，凸显“二二八”来切割国民党与台湾人民的距离。促使“反对者”，包括反对加入联合国的菁英变成支持北京的统派，从而失去在台湾民众的支持；也包括质疑二二八事件伤害性与死亡人数者成为威权者的帮凶或不人道者，从而失去道德的正当性。因此，无论是理性探讨两岸关系者，或是希望理性看待国民党统治时期者，不是只好选择加入新的论述，就是选择逃离。李登辉任内的国民党的多次分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
　　
　　新的论述创造者必然会用新的话语，一个可以与传统抗衡，一个可以让人民感觉骄傲与尊严的话语来引导人民。“台湾主体性”、“台湾优先”取代了“一个中国”与“两岸互利”；“新台湾人”取代了“本省人”或“台湾人”；“民主”与“自由”成为“我者”的政治符号。
　　
　　新的论述者除了在创造新的政治符号时，还会将新的符号与旧的符号混用，以逐渐消解原有符号的意义。“台湾”与“中华民国”的混用，让地理名词的前者与政治名词的后者最后汇流，让中华民国必须等同于台湾。“中华民国”与“中国”的混用也只是为了安抚旧有者的心理投射，并透过“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的庞大话语压力，让他们最终选择放弃“中国”的话语。
　　
　　民主化以后的台湾，认同就在这样的路径与策略下，逐渐由原有的“我者”变成“他者”，产生了新的“我者”。
　　
　　这些改变的方法，有的是透过政治人物的行为，有的是藉由教科书的书写。我们先来谈谈从“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到“新台湾人”的过程，以及背后的思绪因素。
　　
　　用政治话语转化认同：从“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到“新台湾人”
　　
　　1994年李登辉接任总统大位已经六年，在主流与非主流一役中，成功地击败了非主流。李登辉权力已经可以定于一尊。这一年的4月，李登辉在接见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时发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事后，李登辉再补充他所说的“悲哀”，“什么是台湾人的悲哀？台湾在外来政权统治下，根本没有自己的政府，这和摩西为什么要带那些人出埃及是一样的原因。我说，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外来的政权。那是我第一次讲外来政权……台湾人长久以来就是这样让人压迫，不能自己管自己，这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张炎宪主编，《李登辉总统访谈录(三)：信仰与哲学》，台北：国史馆，允晨出版，2008年，第108-109页）。
　　
　　这个“悲哀”不是一种国弱或民穷的悲情，也不是中华民族史观下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恨铁不成钢式的伤痛，而是一种没有办法当家作主的悲哀，他要表达的是一种台湾长期被殖民的悲哀。
　　
　　从近的来看，李登辉所说的悲哀的加害者与被控诉者是外来政权的国民党，但是李登辉的晚年，把这个悲哀拉到台湾无法独立的悲哀。这个悲哀的故事，他们决定从台湾四百年史开始讲起。
　　
　　1996年李登辉通过直选的考验，他成为台湾四百年来第一个民选的总统，他的正当性如旭日中天。一个民主化的台湾给予李登辉巨大的能量，他选择杜正胜来执行他的新史观建构工程。
　　
　　1992年杜正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即从一个独身学术场域的研究者，转向广泛的历史议题，及社会评论者。他的敢言特异风格，使他成为教育部的顾问，甚至成为1997年公布的《认识台湾》课程〈社会篇〉的编辑主任委员。
　　
　　生长、生活在台湾的人，当然应该充分的认识台湾，但是《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历史篇〉却不是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史观。一个尝试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原同为“我者”，切割为“我者”与“他者”对立的史观。
　　
　　1997年8月《当代》杂志开辟了“历史教育与历史意识专辑”，并刊登由杜正胜所撰写的〈一个新史观的诞生〉一文，该短文详述同心圆理论的发起，他认为当前历史教科书内容中，缺乏对亲身土地的理解，也缺乏跨区域的历史知识。因此，对于新教材的编订，应该循着台湾－中国－世界的顺序写作。
　　
　　同心圆理论的脉络逻辑是，从地理的立场与框架来写历史，把台湾放在东亚或世界的角度，而不是放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书写台湾历史。
　　
　　一般而言，历史教科书做为一种官方书写架构下的作品，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在于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它是打造国家与民族认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作为。从此，伴随着同心圆理论，台湾青年开始接受一个新的史观。
　　
　　杜正胜是这样界定他的史观的：“我要提出三点：一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台湾还有原住民的历史，二是不能忽略海商或海盗与台湾的关系，三是自西元1600年以后，台湾历史必须放在东亚之局势之中，被殖民的角度思考”（杜正胜，《走过关键十年》，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第170页）。
　　
　　很清楚地，杜正胜是从“殖民史观”来讲述台湾的历史。与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一样，为了赋予独立的正当性，他们的历史也是从原住民开始，以彰显这个地方原来是个“似无主地”，然后再讲述殖民政权的进入，最后完成了切断与殖民国的关系，走向独立建国。
　　
　　美国是经过独立战争才实现独立，无论在地缘上或政治经济上，台湾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全新的独立方式在实质上并不可行。那么要如何做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壳上市”，即把中华民国改造为一个不再属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国家。让中华民国与中国从“我者”变成“他者”关系。“同心圆理论”于是成为了台湾这个“我者”与中国这个“他者”切割的历史书写方式。
　　
　　伴随着历史教科书的是“新台湾人”论述的出现。李登辉充分了解到狭隘的“台独”主张不可能实现，以否定中华民族为内涵的台湾民族不可能成为台湾内部的共识。他因而采取了用“地理疆界”界定“国族主义”的策略，于他在任末期，也是权力高峰之际，他创造了一个有别于“外省”与“本省”的传统民族成员图像：“新台湾人”的概念。
　　
　　李登辉日后是以如下的谈话来界定他所说的“新台湾人”：“在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长、生活的我们，不论是原住民，是数百年前或是数十年前来的，都是台湾人，也都是台湾真正的主人”（李登辉在1998年北高市长选举前的台湾光复节前夕的谈话）。“‘新台湾人主义’就是不分先来后到，不分语言地域，共同在此地为台湾、为中华民国打拚、奋斗、奉献的一切人民，做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新台湾人’的提出，并不是只是着眼于选举，更是基于整个族群的融合、社会的建设、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而言，为了我们后代子孙的远景”（1998年12月8日李登辉列席第三届“国大”时综合答覆）。
　　
　　在“新台湾人”的论述中，已经不存在“本省人”或“外省人”的“他者”关系，两者均融合为“我者”。相对于“台独”主张者将中华民国视为“他者”，李登辉的“新台湾人”将中华民国视为“我者”。那么，谁是“他者”呢？答案很清楚，一个经常打压台湾的中国大陆是“他者”，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中共政权是“他者”。
　　
　　“新台湾人”论述的提出，代表李登辉开启了新国族建构的工程。这个“新国族”的梁柱，不是“文化”或“民族”，而是“民主”与“自由”。自此，他以“新台湾人”来界定在台湾的所有族群，以“民主”与“自由”来取代“文化”与“民族”的认同。即使国名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但它已是一个“新国家”。
　　
　　李登辉日后在答覆日本作家时称：“吾人应该尊重逃到台湾的人并不是要作统治者君临天下，而是要建设新国家的精神。在建设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社会时，一定要在‘自由’与‘民主’中寻求基本精神。无论我们的根源是‘客家’、‘外省人’或‘台湾人’，如果在政治上作这样的区别的话，一定会立刻自陷于自我定位的危机之中”（日本《诸君》月刊1999年2月号刊登作家深田佑介访谈李登辉专文）。
　　
　　1998年台北市长选前最后一夜，李登辉与马同台“演出”下列的对话。李登辉先问“你是什么地方人？”马英九回答“我是台湾人，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新台湾人”，李登辉再作球发问：“你要走什么路线？”马英九回应“李登辉路线！”
　　
　　马英九接受了李登辉的“新台湾人”认同，也赢得了大选。赢得选举后的马英九并不能够真正明瞭自己获胜的主要原因，反而是积极地接受李登辉的新国族认同的建构工作，他成立了“新台湾人基金会”。
　　
　　2008年马英九执政，他启用了李登辉的爱徒赖幸媛担任陆委会主委，虽然他的确开启了两岸的大交流时代，但是那只是对一个没有政治谋略、缺少智慧，会让台湾陷入孤立的陈水扁激进路线的修正而已。如果不是李登辉在卸任前，急于框住未来台湾的定位选择，喊出了“特殊国与国”，暴露了新国族建构的最终目标，因而激发了大陆的警觉，否则两岸关系仍然会在“新国族认同”建构的土壤上缓慢成长。
　　
　　众人以为，马英九执政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特别是激进台独与民进党对于马英九“终极统一”立场的批判。包括他父亲马鹤凌先生骨灰坛上“化独渐统”四个字，更助长了外界认为马英九“统派”的色彩。马英九急于摆脱这样的图像，于是“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不统、不独”等话语相继在他与他的团队中出现。
　　
　　这些“话语”到底是马英九的“政治语言”还是“真正认同”。我不是他，无法回答。但是从他的作为来看，他其实早已进入了李登辉的“新国族认同”结构中，无法也无意跳脱李登辉为他结的网。他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李登辉最忠实的信徒，他的确照着他在1998年时承诺的，即使是在2008年以后，仍然走着“李登辉路线”。
　　
　　历史教科书就是一个例子，他缺少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判断，又缺少拨乱反正的勇气，一个“新国族认同”的“独台史观”就这样渐渐地侵蚀所有年轻人的心灵。
　　
　　用历史教科书转化史观：“独台”史观的形成过程
　　
　　所谓“新台湾人”，表面上是为求台湾四大族群“外省”、“闽南”、“客家”、“原住民”的融合，但是其背后的真正意涵在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民族或国家认同。透过新的历史教科书，“新台湾人”是“台湾史”的住民，与大陆已是“他者”的关系，透过历史教科书，他们要学习或认识属于台湾的历史。
　　
　　一个以“殖民史观”为基础的《认识台湾》于1997年下半年列入了国中的必修课程。这一年，杜正胜在《当代》杂志（第120期）发表〈一个新史观的诞生〉一文。高中部分则从1995年教育部公布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并将高一本国史分为“中国史上册”、“台湾史下册”。“台湾中国，一边一史”的结构虽然已经开始形成，但是还是没有改变先教中国史、再教台湾史的时序脉络。
　　
　　接续李登辉的是陈水扁。陈水扁政府成立后，进一步着手将这套《认识台湾》课程编入正式历史课纲的工作。由于陈水扁在统独立场上鲜明，社会力量容易聚集。在国民党与学者透过媒体经常表达声明，所以推动过程并不顺利，一直到黄荣村担任教育部长后，才开始启动后来称之为“九五暂纲”（“九五”指民国95年，即2006年）的修订工作，并依照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做为历史课纲的指导原则。
　　
　　“九五暂纲”初稿出炉后，社会又有反弹，黄荣村先生非常迟疑，课纲迟迟未能上路。2004年陈水扁连任，扁政府改组，当时行政院长游锡堃干脆将黄荣村换掉，直接改以杜正胜担任教育部长，并强力贯彻此一课纲。在杜正胜蛮横地坚持下，由于社会上并没有一股由政党坚持的力量反击，社会的反弹力量显得异常脆弱。
　　
　　按照教育部的惯例，课纲十年修正一次，前一次的课纲修订是民国88年（1999年），所以2004年修订的“九五暂纲”只能称为“暂纲”。而依照惯例，98年（2009年）应该要有新课纲产生，于是在2006年，扁政府就开始了“九八课纲”的修订工作。依照该项课纲的历史课纲，就是一部完整的“去中国化”的“一边一国”、“一边一史”的课纲。
　　
　　其中九年一贯的课纲修订完成后，就在扁政府卸任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由杜正胜公告。当时对高中课纲原本也要比照办理，但手续稍微晚了一点，没能来得及上路，扁政府就卸任了。
　　
　　2008年5月20日马政府上台，才上任四天，因为九年一贯课纲已在稍早公告，所以当时马政府的教育部郑瑞城部长，胡里胡涂地就宣布九年一贯课程将正式实施。当时社会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大家都还沉醉在对新政府的期待中，以为它一定会“拨乱反正”。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马政府已经为扁政府的“一边一国”课纲背书了。
　　
　　随后，因为高中的“九八课纲”也实施在即，教育部必须尽速完成法定程序，郑瑞城原本要将扁政府时修订的“九八课纲”原封不动地推出。此时引起了我们一些关心历史教科书朋友们的注意。当时两岸统合学会的朋友串联了一些人，经过了两三个月的努力，终于迫使郑瑞城暂不公布国文和历史两个课纲，并重新修订。当时郑瑞城保证会在半年内完成该项工作。
　　
　　但是从2008年11月郑瑞城部长宣布重修文史课纲后，历经四个月却没有组成课纲小组。后来在各方压力下，被迫组成了小组，但多数成员仍然都是扁政府时代课纲小组的原班人马，后来加入小组的王晓波教授，反而是绿丛中的一点异数。
　　
　　在这样的人事结构下，整个2009年可谓是除了吵闹以外，一事无成。王晓波使尽技巧，想办法拖住决议，以免整个课纲仍照原来“九八课纲”的内容通过。
　　
　　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仲孚教授是如何看待原本的“九八课纲”。2009年2月13日，王教授在出席监察院谘询会议时称，“九八课纲”已经违背了宪法精神。他说：“历史课纲把数千年中国历史浓缩成一册，课时仅有一学期每周二节而已，更为严重。中国史的课时，还不如英国殖民地时代的香港高中，也不如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学。其他具体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台湾史‘日据时期’（硬性规定必须用‘日治时期’）需用日本天皇纪年；中国史不仅大砍课时，且行文不准使用‘我国’；武昌起义必须改为中性名词‘起事’；强调1943年‘开罗会议’无效，台湾地位未定。凡此，皆背离国家立场与主体性，也违反宪法精神。严格地说，这是违宪的课纲亦不为过。”
　　
　　直到2010年，吴清基部长改聘了一些立场公正的学者，稍微平衡了人事结构后，小组才终于有了一些进度。
　　
　　即使如此，还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直到2010年的下半年，才终于完成整个修订工作，端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课纲版本。但是，很不幸的，整个课纲只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了修正，修正的部分包括：(1)王晓波坚持加入一些史料，来证明中国在三国时代就已经发现了台湾；(2)王晓波也坚持在写日本殖民时期的历史时，要加入更多台湾同胞抗日的叙述等；(3)王晓波也要求在课纲中注明，中国史在1949年之后之所以只写中共的历史，是因为中华民国的部分，已经写在了台湾史之中了；(4)去除“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论述，确定台湾属于中华民国；(5)把“中国史”课时增加为一个半学期。
　　
　　这样的修正看起来有些进展，但是放在历史结构的脉络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肯定王晓波在课纲委员会的努力，但是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谢大宁教授多次提醒王晓波这个核心问题，但是王晓波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个关键的严重性。修正后的课纲，即马上任以来的第一份课纲，并没有真正动摇原本“一边一国”、“一边一史”，以同心圆精神来撰写的殖民史观。
　　
　　举例来说，前面说的第三点，在课纲里有注明为什么“中国史”中不讲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在实际的教学上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课纲中即使有这样的“注明”，但是在编写教科书的实质内容时，是不会把这个“注明”写进去的。所以学生读到的教科书，仍然是清楚的“一边一国”架构。另外，笔者后来看到依据新课纲教科书所撰写的书本时，却发现并没有多少课本有三国时代已经发现了台湾的介绍，也没有写多少抗日的伟大事迹。原因在哪里？这种见树不见林的修改方式，因为审查教科书的又是一批人。
　　
　　整体而言，马政府对原来“九八课纲”的修订，并不认真，王晓波所建议的修改只是触及历史的细节问题，而没有调整原有的殖民史观与同心圆理论的顺序脉络。王晓波他自己也承认是只有做到“拨乱”，而无法“反正”。
　　
　　经过了上面这一冗长的过程，历史课纲一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终于完成了全部程序，公告实施。然而随着总统选举的展开，在胜选的考量下，国民党也避免碰这个问题，我们对于教科书的批评，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在担心马英九选情的考量下，大多数人选择了暂时停止批评，一切等待马当选再说。
　　
　　马英九赢得了选举，但是新的“九八课纲”也即将于今年9月份正式上路。结果会是如何？依照王晓波引述郝柏村前院长的看法，他看了他孙女的教科书以后，说了一句：“我不成了亡国之人了吗？”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即将上路的历史教科书课纲是如何书写。
　　
　　教科书书写方式：将中国史视为“他者”的历史
　　
　　新的历史教科书课纲的脉络结构是以台湾－中国－世界的顺序书写，即先讲“台湾史”，再讲“中国史”，最后讲“世界史”。将台湾放在世界与东亚，而不是放在以往为“本国史”，现在称之为“中国史”的脉络中来书写。
　　
　　“台湾史”课程分为四个单元，分别为“早期台湾”、“清朝统治时期”、“日本统治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当代台湾”四个单元。“早期台湾”又分为“十六世纪中叶以前的台湾与原住民”、“国际竞逐时期”、“郑氏统治时期”。
　　
　　“十六世纪中叶以前的台湾与原住民”的大纲重点放在“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与“台湾的原住民”。课本实质内容包括“说明台湾的地理环境和考古发掘所呈现的史前文化。探讨台、澎早期历史的文献记录。介绍南岛语族的概况：利用文字记录、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简介原住民社会与文化及其对汉人的影响”。
　　
　　同心圆理论将原住民与南岛语系视为根源的起点，一个新“我者”的起点。代表着教科书用“地理疆界”来看待民族的源起。“原住民”自此成为新国族建构的工具，并以“共同被压迫者”的身份进入台湾民族的族谱中。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158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这段条文内所称的“民族精神”，应该不是以“原住民社会与文化及对汉人的影响”开始。但是历史教科书很明确地将“台湾史”的源头拉到“南岛语族”，从而为未来所有来这块土地上的“外来政权”记述其历史。
　　
　　在介绍“十六世纪中叶以前的台湾与原住民”后，接着的就是进入“国际竞逐时期”，重点包括以欧洲史观为基础的“大航海时代”与“荷西治台”。“大航海”是欧洲殖民的载体。如果从中华民族的史观来看，占据台湾南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短暂占领北部的西班牙都是殖民国基于本身利益在台湾的剥削，但是在“早期台湾史”部分，都是用“中性”的表述，将荷兰与西班牙都放在与明郑、清朝同等的地位，与“郑氏统治时期”、“清朝统治时期”一样，都是对台湾进行他们的“治理”工作。
　　
　　同样的，教科书也是用“日治”，而非“日据”或“日殖”来陈述日本人在台湾的作为。国中社会课本迄今却仍然称清朝治理台湾时期为“清领”（清朝占领）。在历史的脉络上，“当代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延续“日治”，而非是延续“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
　　
　　对于一个被殖民者而言，所有的外来政权在本质上都是大同小异，因此，被殖民者会基于他的需要而重新诠释外来政权的功过。在这样的思维下，荷兰可以是帮助台湾进入东亚贸易中心的政权。日本是个帮助台湾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政权，而国民政府则是迫害台湾人民，还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政权。
　　
　　对于一个以殖民史观为基础的“台湾史”，直接把台湾历史与东亚历史或世界历史接轨，因此，台湾不再是中国的台湾，而是世界的台湾。台湾人自然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最多只是华裔或华人而已。原来的“他者”，包括日本在内，现在却已成为“我者”过去的一部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曾经被日本殖民的国家对日本殖民事迹仍存有憎恶，在台湾却受到推崇的原因之一。从2011年5月7日马英九高调出席日人八田与一纪念园区在乌山头启用，并感念他为台湾水利做出贡献的场景，我们更可以明瞭台湾史观的影响力。
　　
　　“同心圆理论”清楚地陈述其“被殖民史观”。依照“台湾史”教材的顺序，在原住民以后，荷兰、明郑、清、日本，乃至国民党都是一个“外来政权”，台湾是个被殖民者。加上了“我者”必要的“民主”与“自由”两个因素后，只有全面民主化，不论是1992年的国会全面改选，还是1996年的总统直选，台湾才有了真正的本土政权。
　　
　　在同心圆理论与殖民史观的脉络里，1945年以后来到台湾接收的国民政府，由于没有得到台湾人民的合法授权，他们其实只是一个流亡政府。民进党的蔡英文不就是持这样的看法吗？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史”的书写方式。“中国史”分为六个单元，依序分别为：“先秦时代”、“秦汉至隋唐”、“宋、元、明与盛清”、“晚清的变局”、“中华民国的建立与发展”、“当代中国与台海两岸关系”。
　　
　　前面四个单元不讨论。第五单元“中华民国的建立与发展”分为“中华民国的创建与民初政局”、“统一建国与抗战”、“战后复员与国共内战”、“社会经济与文化”四个部分，其时间从1912年推翻满清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
　　
　　接下来就是第六单元的“当代中国与台海两岸关系”。这一部分介绍的是“中共党国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中共外交政策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变”。
　　
　　在这样的书写脉络里，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是放在“中国史”，中华民国与中国两者均是“我者”。1949年以后是放在“台湾史”。这表示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已经不属于“中国史”，而属于“台湾史”，中华民国不仅与中共是“他者”，与中国也是“他者”的关系。史观上的“一中一台”因而成形。
　　
　　就史观来说，新的历史课纲已经违反了宪法，这与两蒋时期的立场是完全相左的。这也等于自我放弃了中国的正统地位与话语权，自我否定了1971年以前在联合国维护席位、与北京争夺正统的作为。
　　
　　中华民国的宪法仍为“一中宪法”，主权涵盖全中国，《国统纲领》也是如此表示，两岸在1992年建立的互信，后来称之为“九二共识”中，台北方面也对北京做了如此的表述。但是在新的历史教科书看来，这些都已经不算数了。虽然仍然是援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但是它的本质早已改变，他的国名没有亡，可是国史已经消失了。不只是中国从“我者”变成“他者”，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也从“我者”变成“他者”了。中华民国已经自我异化了。
　　
　　结语：两岸共同努力导正异化的史观与认同
　　
　　一般没有受过政治学概念的人，很难区分“主权”与“治权”的差别。“主权”其实是一种“所有权”，“治权”则是一种“管理权”的概念。台湾在历史教育与政治人物的话语中，刻意将这两者混淆，以致于“我者”也变成“他者”了。北京将“所有权”独占的做法，也造成台北逃离而寻求“他者”自我定位的结果。
　　
　　两岸分治是内战的遗产，双方均坚持全中国的“所有权”，但是“管理权”目前确实由双方各自管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主权涵盖全中国。换句话说，中华民国迄今对于全中国仍有“所有权”，只是目前的“管理权”在台澎金马。如果依照现有历史教科书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不再属于中国史，那么目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可以返还给中国大陆了，因为那只是属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不是现在的中华民国的文物了。
　　
　　同一件事，不同的参与者会有不同的记忆与诠释方式。在台湾，“台湾史”还是放在“殖民史观”为基础的脉络中书写与论述，因此，如何争取或证明自己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变得很重要。在大陆，由于迄今仍然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很难唤起台湾人民两者均为“我者”的认同，这也给了台湾政治人物创造异化史观与认同的空间及机会。
　　
　　1949年以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视中共为“他者”，但是视中国为“我者”。李登辉以后的台湾，视中共与中国均为“他者”。李登辉用“新台湾人”、“台湾主体性”来抚平他内心那段“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历史，用“民主”、“自由”唤起台湾人的骄傲。不过，他的智慧与格局也只停留在用“一个打压台湾的他者”、“一个不民主的他者”来强化台湾“我者”的自我认同。
　　
　　李登辉或许认为他成功地异化了台湾的国族认同，但是他应该更清楚地知道，这个异化认同背后的代价必然是永远依附美国，以及可能的潜在冲突风险。
　　
　　如何解开这个异化的局，两岸政府均应该做些努力。
　　
　　台北方面，在历史教育方面，应该清楚地回到中华民族的史观，而不是一昧地将台湾从中国历史中抽离。马政府目前可以做的，就是尽快修正现有教科书的史观论述。由于今年9月上路在即，恐已无时间全面修订，我们建议：在现有的教科书基础上，不要再区分“台湾史”与“中国史”，而统以“本国史”称之。在教学顺序上，将先教“台湾史”后教“中国史”，调整为先教原先的“中国史”，再教“台湾史”，以还原正确的历史书写方式；第三，将原先“中国史”的“当代中国与台海两岸关系”（即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增加中华民国的政治发展，而不只是仅介绍中共的发展而已。至于1949以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社会、经济方面历史，则可以放在原有的“台湾史”中讲授。我们估计，这样的做法只要再开一、两次课程委员会就可以确定了。动一手而利天下，马政府何乐不为？
　　
　　在政治论述方面，台北要清楚地分清“主权”与“治权”概念的差别，两岸在“管理权”上可以暂时是“他者”关系，但是在“所有权”上，两岸是一体，这其实也是台湾的资产，也是台湾的权利。
　　
　　北京方面，也应明瞭到国族认同必然还是要仰赖文化的支撑，近年来中国大陆在文化上加紧传统中华文化的深化，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对于同样中华文化的记忆与拥有，将有助于未来两岸在史观上的再融合。另外，“民主”与“自由”一直是台湾在建构“新国族认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北京可以在现有的政治改革中继续前进，政治社会愈开放，台湾“新国族建构”的需要就愈为减弱。
　　
　　强化两岸现有的交流是必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如何在文化交流上，将两岸不同的史观汇流，让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脉络，看来是首要之务。
　　
　　举一个例子，两岸统合学会去年尝试在这一方面做了些微薄的努力，我们拍了一部《百年中国：迷悟之间》的纪录片。这部将两岸放在中华民族共同或分别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中来讲百年来的中华民族的故事，既不是站在“我善他恶”的国共“内战史观”，也不是立足于“当家作主是唯一真理”的“殖民史观”来陈述过去。从我在台湾二十多所大学放映演讲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史观是可以得到绝大多数青年支持的。
　　
　　没有一个清晰的两岸政治定位论述，现有已经异化的史观与认同几乎难以回归正常。两岸政府与菁英必须为两岸和平发展时期思考一个可以兼顾北京与台北政治立场的主张：即使两岸在“治权”方面仍是“他者”关系，但是在整个中国主权、中国历史上，两岸应该共为“我者”关系，并在主权共为“我者”的基础上，让“治权”的“他者”关系，逐渐向“我者”关系靠拢。
　　
　　“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主张里，“一中三宪”就是这种“我者”与“他者”关系的并存与融合设计，“两岸统合”更是两岸从“他者”到“我者”的统合过程。曾经提过的“文字趋同化”、“华元”、“中华卡”、“平等不对称的国际参与”、“两岸三席”、“安全互信机制”、相关议题的共同政策或“共同体”都是值得去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要修正台湾现有的异化认同与史观，还有太多的事可以做。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就不再继续。目前我只有一个忧虑，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异化下去，两岸变成了完完全全的异己关系时，结果会是如何？希望有识之士，一起大声呼吁与努力。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评论》，2012年4月号，总第1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