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2008年底胡锦涛先生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三十周年时，发表了胡六点的谈话。胡六点陈述了未来两岸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上可以推动的原则与立场，展现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持续和平发展的期望。胡六点反覆陈述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但是对于两岸合理的政治定位为何，却没有着墨。是在等待台北的呼吁？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定调？没有人知道。台北方面一直没有对胡六点做出回应，两岸的政治性协商也没有启动的迹象。
　　
　　做为一位忧心两岸关系的学者，再次看到了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2009年春假前后，我与昔日的伙伴黄光国教授、谢大宁教授、好友郑旗生多次商讨，决定再度邀集台湾内部学术菁英，共组“两岸统合学会”，以期结合海内外知识社群，共同为促进两岸和平、推动民族统一而努力。
　　
　　我们主张两岸可以在“统”、“独”、“维持现状”之外，选择另一条道路，即“统合”。由于长期在欧洲工作，对于欧洲统合自然别有一番体悟。从1992回到台湾，在政治大学外交所兼任教职起，即开设欧洲统合的课程。在1998年完成《欧洲统合：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一书，对欧洲统合的理论、进程、政策、发展做了探讨。该书并获得当年度行政院新闻局重要学术奖及出版补助。在讨论两岸统合时，欧洲统合是我重要的思想启发。欧洲统合自然不同于两岸统合，因此，我习惯用“欧洲统合经验”一词，而非“欧洲统合模式”或“欧盟模式”。
　　
　　欧洲统合是以每个成员国主权独立为基础，并不一定以统一为目标；两岸统合则是主张在整个中国内部开始统合，为最终统一创造合理且双赢的进程，简单地说，两岸统合可以做为国统纲领中程阶段到远程阶段的过渡，也可以做为和平发展期的两岸结构与共同政策形成方式，以发挥两岸重建或巩固两岸重迭认同的功能。我希望给“和平发展期”一个制度性的名称，称之其为“统合期”。
　　
　　本文是两岸统合学会成立以后第一次向外界具体建议两岸关系应该努力的方向。该文主张两岸可以从七条路径着手，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本文也正式揭示出了两岸统合学会未来的七大工作方向，也是我们的七大梦想，期盼两岸有识之士共同推动。
　　
　　前言：为历史做一点事
　　
　　2009年初春，在台北，两岸统合学会的成立，代表着在两岸与华人社群中竖立了一面迈向统合的鲜明旗帜。
　　
　　飞扬的旗帜传达出两个重要使命。第一，如何建构两岸人民对于整个中国的认同，让未来两岸和平框架不只是个框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让未来的两岸合作不只是个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一个有助于强化两岸人民彼此认同的一条最理想的路径。第二，如何让散居于全球的华人社会能够更便捷与紧密地统合在一起，共同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尽一民族之力。
　　
　　从学会的中外文名称可以看到以上的两个使命，中文名称是“两岸统合学会”，着重的是两岸的统合，外文名称是Chinese Integration Association，着重的是全球华人的统合。所以称之为学会，表示这是一群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我们愿意在思想上提供拙见，带头挥舞着旗帜，但是更希望认同此一目标者能共同参与，或在其自己的岗位上共同努力。
　　
　　学会的图案是一个“动态的太极图”，它是从最具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太极图所延伸而来，突显两岸之间的“合中有分、分中求合”，华人世界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极讲究的是阴阳调和，上下内外浑融一体，正如同两岸统合与全球华人统合从内在认同做起，由民间推动，当统合的太极开始转动时，两岸与全球华人将融为一体。
　　
　　为什么认同很重要？
　　
　　我们可从法律的角度为国家找到组成因素，包括人口、领土、政府、与其他政府交往的能力；也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以语言、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来为民族作只定。而有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却常被法律及人类学者所忽略的，就是“认同”。如果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民族间的“认同”已经断裂，或者已经消失，那么，国家将不再是个“命运共同体”，民族也不再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它们将只是一盘没有共同目标的散沙而已。
　　
　　两岸人民毫无疑问的都是炎黄子孙的一分子，原本也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于“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民族认同。而1949年以后，则由于两岸分治，两岸人民各自拥有自己的宪政秩序，分别建构了自己的“国家”认同。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认同”是可以被政治人物建构的。“认同”作为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判定，从正面来看，“认同”可以凝聚人民共识，风雨同舟、共度艰难；从负面来看，“我群”与“他群”的“分别心”，也很容易将仇恨插入人民的生活，使得民族或国家内部、民族或国家之间发生悲剧性的灾难。
　　
　　有理想、负责任的政治菁英应该是要建构或巩固自己民族与国家间的认同，在不同民族与国家间建立重迭认同。以欧洲为例，从17、18世纪起欧洲的菁英就在思考，如何为整个欧洲人建构共同的认同，但是少数欧洲菁英的努力仍旧无法抵抗各国领导阶层对于权力与利益的贪婪。两次欧洲大战所带来的生灵涂炭，才使得欧洲人开始真正的思考，如何建构欧洲人民对于同属欧洲的认同，用以化解彼此间的“分别心”。1950年代起，欧洲菁英用欧洲共同体的方式创造了主权与治权“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欧洲。迄今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同属欧盟成员的土地上还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在欧盟内部，人员、货品、劳务、资金已可以自由流通，绝大多数政策领域也受到欧盟内部超国家组织的规范，而绝大多数的欧盟成员国间使用的是同样的货币，从某些角度来看，欧盟虽然仍不是个国家，但是已经很像一个国家。
　　
　　欧洲人是政治联合体的发明者，17世纪他们发明了“民族国家”，二战结束后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联合体“欧洲共同体”，后者是为了解决前者引发的灾难。欧洲共同体这种新政治联合体的精神正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我们暂不论欧洲统合的其他成果，也暂不谈两岸与欧洲情形有何不同，这种在“分”的现实基础上追求“合”的共识与可能，的确足供两岸借镜。
　　
　　很可惜，当新的思维已经产生时，两岸走的还是19与20世纪的老路，仍旧停留在主权与领土之争。冷战以前，台湾与大陆争谁是正统；冷战以后，台湾不仅放弃正统之争，也没有在“合”的方向继续努力，反而从1993年起开始往“分”的道路上快速奔跑。
　　
　　两岸在1993年以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远远超过台湾人，以当时官方陆委会的统计资料来看，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有48.5％，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为16.7％，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为32.7％，总合来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81.2％，台湾人的为49.4％。
　　
　　1993年起两岸认同开始折裂
　　
　　两岸在认同方面的折裂，大致从1993年李登辉推动加入联合国开始。李登辉的策略很清楚：只要推动进入联合国，北京一定会打压，只要北京一打压，北京就会被形塑成一个打压台湾的“他者”。李登辉借用北京打压台湾，转而打击当时支持“一个中国”的国民党非主流派，同时也藉强化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敌意关系，来巩固其权力基础。而其后果就是两岸认同开始折裂。“台湾意识”这个原本属于乡土认同范畴的用语开始与“台湾主体性”连在一起，共同成为两岸“敌我、他者”论述的工具。
　　
　　随着李登辉在其任内的政治操作，1994年开始，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与台湾人的比例便发生剪刀型的转折，而且迄今再也没有逆转过。1996年中共的飞弹试射、1999年李登辉主张“特殊国与国”的“两国论”，都使得两岸认同分歧扩大。2000年民进党执政，持续强化台湾主体性的论述与政治操作，并于2002年主张“一边一国”，2004年与2008年举办公投来彰显台湾与大陆的不同。整体来说，在李登辉与民进党长达十余年的政治操作下，两岸的认同是愈走愈远。
　　
　　2008年3月台湾变天，政治上，两岸终于暂时摆脱掉走向台独所带来的危险；经济上，随着而来的两岸协商为两岸经贸交流重新开启新机，两岸关系看似应该可以风平浪静，重新出发。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虽然取得大位，但是由于本身的外省情结、国民党生态与选举考量，即使重新开启两岸经贸交流，但是在台湾主体问题的论述上仍然不敢突破，马英九认为，“多（只）谈经济、少（不）谈政治”最符合其巩固政权与选举的利益。
　　
　　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虽然对外宣称“不独”，但是也表明“不统”，虽然不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但是继续延续李登辉与陈水扁的台湾“主体论述路线”。此一结果使得“台湾主体性”不断强化，也因而继续拉开台湾对大陆的认同距离，而使得两岸彼此愈来愈像“他者”的关系。“台湾主体性”或“台湾意识”原本应该只是个乡土的认同，但是在政治的操弄下，“台湾主体性”与“台独”随时仅有一线之隔。
　　
　　经过长达15年的政治操作，两岸认同差距愈拉愈大。台湾著名的《远见》杂志在2008年10月份的“民众的自我概念”调查报告称，台湾人民中已有高达95.9%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只有46.6%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低于对“亚洲人”（73.5％）的认同。在统独立场方面，67.5%的人民反对终统（即“立刻统一”与“维持现状后走向统一”），50.6%的人民赞成终独（即“立刻独立”与“维持现状后走向独立”）。另外，在“民众终极统独立场”方面，有67.5%民众并不赞成两岸最终应该统一，赞成的仅有19.5%；有50.6%民众赞成台湾最终应该独立成为新国家，不赞成的有34.1%。其实不只是远见杂志的这份报导，其他民意机构也有类似的民调，而且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
　　
　　这份民调反应出“台独”的底层能量已经愈来愈强。因为台湾有选举考量，政治人物多有随势逐流的倾向，如果台湾内部没有一股将两岸拉回“中国人”或走向“统合”的声音，两岸即可能愈走愈远，而未来要将这趋势拉回来的政治成本也必将更大。
　　
　　台湾缺乏强化两岸认同的主张与行动
　　
　　在马英九主政下的两岸关系，目前台湾仅有两种主流声音：
　　
　　一是“两岸关系物质化”，即台湾方面仅愿意多谈经贸、金融，但是仅限一般技术性的互动，不存在着新功能主义所称的“扩溢”（spillover）可能，在文化、社会的交流上仍持保守态度，并以商业收益做为交流的思考。
　　
　　二是“强化台湾主体性”。“两岸关系物质化”固然有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但是并不必然能够加强两岸的认同巩固，有时可能反而会更加深两岸认同的分歧，而“强化台湾主体性”的论述，固然有其历史因素的背景，也有政治选择的需要，但是，这两种主流论述汇流将极有可能让两岸在心理认同上逐渐愈来愈远。
　　
　　一个最显着的例子就是，虽然已经由海基会与海协达成观光客来台等四项协定，但是两岸的认同差距却没有减缓的迹象。这显示出，只有经贸交流，并不一定能够为两岸建立共同的重迭认同。2009年开始，台湾内部又将开始选举，“强化台湾主体性”也必定又将是个被朝野政党拿来凸显“爱台湾”的说词，因而使得两岸的认同差距有再加大的可能。
　　
　　对于政治有基本认识的人应该都了解，如果两岸之间缺少了共同“认同”，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是平稳的，两岸未来的政治统合也将是缘木求鱼。两岸认同愈折裂，未来要付出的成本就愈大。两岸统合学会就是希望从民间立场，为如何促使两岸人民强化彼此对于同属中国，同为中国人的认同而努力。这项神圣的工作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在台湾目前仅有的“两岸关系物质化”与“台湾主体性”两种声音以外，开拓另一种主流的诉求，简单地说，就是将追求“共同认同”发展成为两岸的一股重要声音；另一则是具体提出未来工作方向，呼吁与影响两岸政府透过制度性的安排，促使两岸人民强化彼此对于同属中国、同为中国人的认同，让两岸认同得以依循此一方向以获得强化与巩固。
　　
　　如果两岸和平框架是未来两岸的骨干，那么两岸认同就是两岸的血肉，唯有认同强化巩固，两岸和平框架才能稳固。没有共同的认同，所有目前的物质性交流，都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扩而大之，华人社会何尝不也是如此，如果彼此永远只是停留在血缘与文化上的认同，中华民族不能算是走向统合，也无法发挥中华民族对于全球贡献的集体力量。再则，两岸统合与华人统合两者也存在着共生与相辅相成的关系，两岸认同的巩固有助于全球华人认同的强化，而全球华人认同的强化，又有利于两岸未来的政治统合。
　　
　　“统合”（integration）两个字，大陆方面是用“一体化”表达。两岸统合学会未来的工作方面，以强化两岸认同为主轴，做为一个民间社会学术团体，将在文化、社会、经济、金融、国际空间、两岸和平协议方面推出一系列的“两岸统合”构想，以促使两岸未来发展的一体化。以下就是未来推动的七项构想，于此我就称它为“七个梦想”吧！其目的在以强化两岸与华人的共同认同为目标：
　　
　　七个梦想
　　
　　(一)文化统合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书同文”是任何政治统合或统一的最基本条件。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一套相同的非拼音文字，使多方言的中华民族能够超越语言的藩篱，而在各种历史的风雨中，始终凝聚而不坠。这也就是说，在文化的凝聚力上，文字恐怕比语言更具有重要性。因此，尽管两岸语言相通，但无可否认的，两岸这些年来文字书写上的差异，已然成为了两岸人民一个区隔我群与他者的重要符码。所以只要两岸文字仍有“简繁”之别，即使这差别并不算大，但两岸认同也将因之而失去连缀的基本凭藉。而且由于近年来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华文也逐渐成为了世界性的语言，学习华文也成了世界的趋势。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对比，世界上的华文学习，几乎都以大陆的简体字为基准。而这样的形势，某种程度上也形成对台湾人民的刺激，这也就是说，繁简字体越发成了拉开两岸认同的触媒。
　　
　　其实平心而论，文字涉及现代与传统的接轨，因此台湾的坚持使用繁（正）体，相当程度上使台湾维持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的优势，或者也可以说，它正是维系台湾在文化认同上的一条最重要的纽带。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台独人士千方百计想要推动一套新拼音系统的缘故。因此，如果说大陆真的想要增进台湾对中国的认同，文字其实正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事实上大陆当年推动简体字的一些基本考量，随着今天电脑的普及，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而无可讳言的，由于简体字的使用，也的确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接轨，形成了某种不利的影响。综合这些状况，“两岸统合学会”乃认为两岸很可以考虑以推动“两岸文字趋同化”作为文化统合的首要重点工作，这一工作未必是舍繁就简，或者是去简归繁这样的选择题，而是希望能够结合两岸与全球华人对于中国文字、文化有造诣的专家，依汉字的造字原则重新检讨文字之简化，同时也考虑书写的简便性，据此讨论是否可以“读繁写简”为基础，或者以逐步回归正体为原则来使两岸的文字逐渐走向整合之路：一方面方便传统与现代的接轨，一方面藉以增进两岸的文化整合。
　　
　　(二)货币统合
　　
　　货币为认同的重要象征。“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建立“第三货币”，以成立“华元”（Chinese Dollar）做为与两岸（可包括港澳）现有货币外的第三种货币。欧洲共同体在推动欧元的经验可以做为两岸的参考。
　　
　　“华元”可分三个阶段推动。第一阶段“华元”以“中华货币单位”（Chinese Currency Unit,CCU）的身份出现，仅用在企业间报价、结算，以节省交易成本；第二阶段推展消费使用，从“中华货币单位”晋身为“华元”，成为第三种货币，与两岸（可包括港澳）现有货币共同使用；第三阶段则是仿照欧洲使用共同的货币，使用单一“华元”。
　　
　　货币统合并不需要以两岸为限制，可以扩展到港澳地区。换言之，在两岸四地可以开启货币的统合，以节省两岸四地的交易成本，也方便全球华人之间商业往来，并经由共用货币来强化彼此的重迭认同。未来如果其他东亚国家愿意参与“华元区”（Chinese Currency Region），自然欢迎。
　　
　　(三)经济统合
　　
　　我们对于任何有助于两岸人民利益的经济与贸易便捷化与无障碍化均应表示欢迎，但是仅有贸易便捷化并不能够带来政治上的认同整合。以两岸是否要签署“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或“经济合作架构”（ECFA）为例，虽然这是一个对台湾有利的协定，但是台湾内部即有担心被大陆经济控制或消化的疑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本来就存在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逻辑，小的经济体在与大的经济体互动时，往往会陷入如何不被吸纳、依附的困境。对于欧洲的小国而言，如何透过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制度安排，远较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公平竞争更符合本身利益。因此，1960年成立的EFTA内几乎每一个小国，包括英国自己最后都选择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离开自己所创立的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对于欧洲大国而言，如何经由共同体与小国分享权力，也是凝聚整个欧洲认同、创造欧洲集体利益的必要决定。
　　
　　仅仅是自由流动，对两岸均有不足之处。对台湾之不足在于有可能失去政治自主，因而两岸重迭认同并不会因经贸互动频繁便捷而强化；对大陆之不足在于倘经贸交流不理想，更加深台湾人民对于大陆的不信任。因此，“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具有“共同体”（community）性质的两岸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而非仅是贸易便捷化或自由化的共同市场，方是上策。
　　
　　推动两岸共同体可以从简到难，逐步进行。除了长期呼吁的“两岸经济共同体”外，举例而言，基于近来两岸对于食品安全多有疑虑，而引发了不必要的政治争议，可以由两岸共同成立“食品安全共同体”，由双方政府机构共同组成，以后行销至两岸的相关产品必须经由此一两岸共同机构核发通过检验标准文件，在产品上印有“合于标准的图识”。“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任何一个统一国家不可或缺的制度，目前全球在一些相关产品上已有统一的标准，两岸基于“与民谋利”的精神为两岸人民把关，相信可以得到广大共鸣，而这也将直接强化两岸人民对于“共同体”的信赖与需要，对于强化彼此认同会有很大助益。
　　
　　(四)身份认同
　　
　　身份本即是“认同”（identity）的同义字。基于历史因素，两岸目前各有其政治上的身份归属。即使大陆对台核发“台胞证”，也是等于同意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不同，一种“他者”的认知随着不同归属而日渐强化。为了建立两岸间的“身份认同”，“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两岸人民在现有认同之上的第三认同，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中国人）的认同，促成“中华卡”（Chinese Identity Card，简称“华卡”或“C卡”）的实现，两岸政府可以在审核后核发“中华卡”，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均可持该卡，免签证进入另一地区，并享有一定的权益。基于两岸人口、幅员差距，台湾方面的忧虑可以理解。因此可由中国大陆率先推动。在“台胞证”外另发行“中华卡”，或考虑以渐进方式取代“台胞证”。“中华卡”的发放可以推展至港、澳地区，甚而包括全世界的华人。
　　
　　持有“中华卡”代表着整个中国的认同。笔者在前一期（三月份）《中国评论》月刊〈论两岸与中国的关系〉一文中，曾提及“同一性理论”一词。中国大陆如果在宪政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为同一，那么亦应接受任何认同“中国”，但是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者，均应拥有身为中国人的权利。
　　
　　两岸政府目前的宪法均是“一中宪法”，主张与中国为同一，因此，“中华卡”的发放完全合乎宪法。至于“中华卡”可享的权益，容以后再讨论。先提出一点，如果两岸政府在政治上可以容许（宪法上没有问题），“中华卡”甚而可以扩展至政治上的参与。
　　
　　“中华卡”制度的推展对于两岸认同的巩固，与全球华人认同的建立，将产生关键性的重大影响。如果在权益上扩展到政治领域，它将是中国大陆或台湾可能在政治市场上对外开放（目前两岸政治市场均是封闭，即只有持自己国家护照者能参与国家治理）的一个选择。想想看，在春秋战国期间，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寻求治国机会；卫国人卫鞅至秦国为相，在周天子的世界无国籍之差异（周天子时代的政治市场是以文化民族为基础，当代的政治市场是以国籍为依据）而也因此，秦国卒能强大。未来持“中华卡”者，虽持他国护照，亦可为两岸政府合法贡献，不受“单一国籍”之限制，两岸政府如此可广纳天下英才，共同为中华民族而努力，这不是一个足资传颂的美谈吗？
　　
　　“有容乃大”是中华民族的古训，社会愈是开放、民族愈能包容，民族与国家愈易壮大。中华民族在全球拥有无数人才，两岸政府谁能够对其开放，谁将优先获利，如果两岸共同开放则是巩固共同认同的最有意义抉择。
　　
　　(五)安全认同
　　
　　目前两岸政治上的争议之一在于台湾方面质疑中国大陆为何不放弃武力犯台；大陆方面则质疑台湾从来没有放弃走上台独的可能。面对这个问题，“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两岸和平阶段化与相对化”的概念与政策。“阶段化”意为两岸安全宣示以四年为一期；“相对化”意为在台湾领导人正式做出“四年任内反对台独”的宣示，大陆领导人也做出“四年内放弃武力与武力威胁”的保证。“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两岸和平相对化与阶段化”，以逐渐解决彼此的疑虑，为双方建立友好互信创立基础，以达强化彼此认同之功（至于这一相互的宣示与保证需不需要、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客观的查证机制，以免纷扰，这当然可以容后讨论）。
　　
　　在讨论政策过程形成中，有“制度论”的学说。“制度论”可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三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告诉两岸，在中国大陆的眼中，战争与台独是同义字，因此基于安全与稳定，台湾必须理性地放弃台独选项。“社会学制度主义”告诉两岸，当追求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认知，一种习惯时，没有人会尝试挑战这种论述，人民会自然而然地因为避开战争，而选择放弃台独。“历史制度主义”告诉两岸，当“确保和平”已经成为一个行之多年的政策时，人们也不会再尝试选择另外一种未来不确定的政策。这三种制度理论，都告诉我们一个有正面结果的答案，即只要“两岸和平阶段与相对化”一开始启动，两岸和平的大门就打开，而再也不容易关上了。
　　
　　在台湾内部，我与黄光国、谢大宁等教授曾共组“民主行动联盟”，在2004年开始推动“反6108军购”时，即同步发展“两岸和平论述”，当时并由七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共同联名发表。2005年起，提出台湾应建立成为“台湾和平岛”的论述，以“和平主义”寻求两岸和解并节省经费用以发展台湾，而非依附强权，以购买军购交保护费的“乖乖主义”（扈从主义）方式追求台湾的真正安全。未来“两岸统合学会”仍然会持续此一立场，继续推动。
　　
　　(六)国际参与
　　
　　如前所述，两岸认同的开始转折与断裂就是起因于1993年李登辉先生推动重返联合国开始。众所周知，无论是“重返”、“参与”或是“加入”联合国，牵涉到国际政治的现实，绝非台北一厢情愿即可。这一个议题之所以在台湾历久不衰，即使马英九先生获得执政，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退缩，显示出“参与国际活动空间”的确是台湾人民的一项需要。但是，对有心政客而言，此一议题的不断炒作，将可有效将中国大陆塑造为一个打压台湾主体性的“他群”，进而拉开两岸人民的认同。我们虽然对于政客们利用此一议题操弄认同不予苟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存有高度的操弄利润。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空间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两岸认同将长期受制于政客的操弄，很难真正的建立。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两岸能够在国际参与问题上找到解答，将有助于彻底地解构台独人士利用“悲情”的可能。
　　
　　北京方面当然也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愿意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事情上让步，胡六点就已经做了表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但是这种仅是同意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而不提“参与国际组织身份”的方式，是否能够满足台湾人民的需要，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否能够防杜政客们操弄此议题？答案想必不乐观。但是在北京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上，又不可能接受台湾以正式会员参与国际组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两岸统合机制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参与国际组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与主权国家参与；另一种可以容许主权以外其他国际法人参与。我们暂且不创造国际法，也不自行分类，就用欧盟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来举例。
　　
　　第一种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粮农组织（FAO）、一些国际性的渔业组织、欧洲复兴发展银行（EBRD），欧盟成员国与欧洲共同体（EC）均为组织的正式成员。在另一些组织中，例如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ECOSOC）、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欧洲共同体是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如果北京担心台北的参与有可能造成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可以“两岸三席”的方式处理，即北京代表团、台北代表团与两岸共同体代表团（第三席）共同出现在该国际组织中。两岸共同体代表团是由两岸共同组成，它的存在将使得，即使台北以正式成员（或观察员）身份参与，也不会在法理上造成台湾独立的法理事实。
　　
　　第二种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ICJ）、国际货币基金（IMF）等，只有欧盟成员国，而没有欧洲共同体参与。如果两岸签署的和平协议中，有保证不分裂中国的条款，那么在国际法意义上将不存在着两岸分别“出现”，会造成两岸分裂的法理事实。
　　
　　“中华卡”的创立可以作为处理国际参与问题的另一种思考。由于两岸在宪政上均采“同一性理论”，视自己为中国，因此，持中华卡者在法理上有资格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非两岸政府所能独享”，这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共识。以联合国这种高敏感的国际组织为例，北京可以任命持“中华卡”者担任驻联合国大使或其他工作。也就是说，这位持“中华卡”的工作人员，可以同时持有中华民国护照而无妨，而不是以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为唯一条件，因为他在联合国内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的利益，包括台湾与大陆。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这样的状况，我们相信历史也会永远赞许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创意。
　　
　　“中华卡”与“两岸三席”在国际组织中的运用，可以做更细致的安排，本文只是提出初步的构想。就功能上来说，这样机制的出现，一方面顾及到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的需求，另一方面两岸在国际组织中的认同也能开始建立，这对于两岸人民的认同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大转变。看起来，北京好像做了过多的让步，但是事实上却是进了一大步。这也许正是老祖先“能舍乃能得”的另一种现代诠释吧！
　　
　　(七)基础架构
　　
　　两岸建立和平框架，方能从结构面上彻底为两岸创造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胡锦涛先生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讲话时，第六点即强调“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并“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马英九先生也多次提及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构想。
　　
　　两岸和平框架，应该是个综合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框架，还是个基础性（以政治为原则）的框架，在中国大陆内部有不同的见解，两岸和平框架应该以“先易后难”（先其他后政治），还是以“先根后枝”（先政治后其他）为推动原则，两岸知识社群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的浅见是，“和平框架”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但是“和平协议（定）”最好是一个基础性的协议，用以规范两岸定位与走向的基本原则。在推动两岸综合性的和平框架上应该“易难并进”、“根枝并重”。简单地说，不放弃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任何有利机会，也不放弃创造两岸和平发展的任何有利可能。
　　
　　先前所提到的“文化统合”、“货币统合”、“经济统合”、“身份认同”、“安全认同”都是属于创造两岸认同的范畴，本身可以是未来两岸和平框架的骨干，更可以成为让骨干更为稳固的血肉，它们就是“综合性和平框架”的应有内涵。至于两岸和平协议，本人在《中国评论》2008年10月号已为建议的“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作一刍议，请参考，此处不再多提。
　　
　　本人在〈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一文中所提的意见只是一位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希望对两岸和平发展所抛出的一块砖瓦而已。有关两岸和平发展绝非仅是两岸所可独断之事，而为整个中华民族、华人社会都有责任关切发言之大事。基于此项理念，“两岸统合学会”拟邀请包括两岸在内的海外华人社会相关知识菁英共同座谈、讨论以期以中华民族之智慧研拟一有关两岸和平协议之“民族版本”，以确定两岸的定位与走向，为未来发展奠定法制面的基础，俾供两岸政府参考。
　　
　　至于未来的和平协议到底要称之为“协定”还是“协议”，笔者并没有多少意见，原因在于：一、在法律意涵上，“协定”与“协议”是完全一致，英文都是agreement；二、就中文而言，“定”比“议”强一些。因此两岸都有学者认为，在政治意涵上，“协议”比“协定”非正式些，比较适合两岸的情形，可降低政治的色彩。笔者提出另一种观点，无论是“协定”或“协议”都是希望两岸遵守，用较有政治约束性意义的“协定”是否更好？中国大陆不会签一个不符合本身利益的文本，台湾亦然，因此关键在于文本内容，而不在于“协定”或“协议”之别。举例而言，本人所拟的文本中有“保证不分裂中国”的字句，北京难道会希望这句话不以强烈政治性的意涵来约束吗？因此，从遵守约定的政治性意涵角度来看，“协定”应该优于“协议”。
　　
　　结语：民族没有梦想，不会伟大
　　
　　一个人的心量有多大，他的世界就可以有多大。一个民族的认同有多强，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强。
　　
　　毫无疑问，中国大陆有强烈的意图追求统一，对统一路径的思考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属于一种“机械式的安排”，即先统一后统合，两岸先为一体再培养认同。台湾方面有一群人要离开中国，建立自己的认同，他们的诉求是“强化台湾主体性”，等待的是北京犯错或中共政权崩解；也有一群人，认为宪法虽然不排斥统一，但是他们对统一没有兴趣，因为他们与中国的认同已经逐渐断裂，他们的最高指导原则是维持现状，以“两岸关系物质化”为追求目标，对两岸关系的认知是，透过两岸“功能式的合作”，交流可以促进了解，互惠可以化解敌意，他们认为两岸可以透过“功能性的扩溢”而逐渐解决争议，现阶段要的是“不独、不统”，只要两岸关系正常化。
　　
　　统合理论的研究者早已提出了警告，功能性的交流虽然有助于彼此的关系，但是不必然会增加彼此的认同，有时反而会产生“溢反”（spill back）现象。要让统合不断前进的不二法门，就是政治菁英在合作过程中的有效疏导。
　　
　　从任何一个政治联合体的统合过程来看，都是大的一方必须扮演主导的角色。普鲁士透过关税同盟，建立一个日尔曼共同市场，最后促成了德国的统一。法德两个大国做为欧洲的火车头，带领着欧洲统合前进。从国际政治经济学来看，要做一个区域整合的领导者，最需要做的就是释放“公共财”（public goods）与建立规则。
　　
　　以上的七项构想，做为民族一分子的七项梦想，有的是两岸可以齐步努力，例如“文化统合”、“安全认同”、“和平框架”，但是有些部分是中国大陆必须释放出更大的“公共财”让两岸或全球华人参与。相较于德国对欧洲货币统合所承担的责任与贡献，中国大陆也可以在两岸的“货币统合”的过程中，主动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在“身份认同”方面，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大陆可以考虑跳脱传统西方的国家思维，而以“中国是中华民族之中国”为基础，率先发行“中华卡”。在“国际参与”方面，中国大陆更应该以宽广的胸怀，释放国际活动空间给另一块土地的2300万炎黄子孙。毕竟从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只要两岸同属中国，同为中国人，在这个基础上，没有什么不能谈、没有什么不能让。
　　
　　“两岸统合学会”未来几年，将以呼吁、推动两岸统合为主要工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大陆、港澳及美、欧、日、新加坡等华人较多聚居之团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期望结合两岸与华人知识社群，共同丰富两岸统合的内涵与寻找有效的途径。经由座谈会、研讨会、演讲、网路、出版品，将理念传播，共同为促进两岸和平、推动民族统合而努力，衷心期望所有认同此一目标者，共同参与及支持。
　　
　　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梦想过于天真。人生没有梦想，不会美丽，民族没有梦想，不会伟大；人生没有勇气，无法前行，民族没有勇气，终究衰败。格局决定了个人与民族的结局，让我们用大格局来编织梦想，用大勇气来使它成真。让我们开始吧！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评论》，2009年4月号，总第1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