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出发，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指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勋”。同时又指出：“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因此，他号召我们做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同现代化建设和国内外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这种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和倡导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如果有人说，有那么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毛泽东同志正是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的光辉榜样。

　　与毛泽东同志这种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相反，存在着一种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迷信态度，也就是当前人们常常提到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

　　两个“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实践割裂开来，否定了实践第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着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是五十多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结晶。可以说，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把来自中国革命实践而又受实践检验的毛泽东思想，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割裂开来，分离出去，使它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把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思想束之高阁，供在偶象前的玩物，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污辱。

　　两个“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否认毛泽东思想需要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也有在一定条件下，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作的具体结论。毫无疑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决不把它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真正的革命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种科学向前推进。在这方面，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俄国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观点，曾设想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来代替商品流通和贸易。根据这种设想，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关于商品直接分配的一些具体办法。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实践，到了一九二一年春，列宁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即把商品的直接分配改为商品交换，只是不通过货币的物与物的交换。可是实践证明商品交换也不行，到了同年秋天，列宁则明确指出：“以前的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必须向后退，“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3页）列宁在商品问题上，三次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确定的政策，说明列宁主义也是从实践中修正、补充和发展的。同样，毛泽东同志生前也曾多次根据实践发展修正过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如果象两个“凡是”一样，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圈过的，无论客观实际发生多大的变化一律不能动。这就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不能发展的“终极真理”，从而破坏和窒息了毛泽东思想，这那里谈得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

　　两个“凡是”把革命领袖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指示或个别结论絶对化，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叶剑英同志指出：“针对那种用本本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一九七七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旗帜。它的基本原理是普遍对的。但由于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具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许多具体结论和强调重点，也不完全相同，有时强调这个侧面，有时又强调另一个侧面。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和运用。如果把毛泽东同志说的每句话，作的每个指示，从其科学体系中抽出来，絶对化起来，概莫能动。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就被肢解了，它的革命灵魂也被阉割了，它也就变成了一堆既没有内在联系，又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教条了。这不正是贬低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的作用吗?

　　两个“凡是”神化了毛泽东同志，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毛泽东同志，是在群众革命斗争产生的，是在群众革命斗争改造自己，吸取群众的智慧，适应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出现的，决不是从天而降的神。因此，不应当要求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每一个论断和每一项决定都絶对正确。实际上，他的思想以及他主持制定的政策，作出的决定，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就可能有不够准确、不够完善的地方，甚至有个别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并不隐讳这一点。他在一九六一年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公开承认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缺点错误，并要求把他的缺点错误传达到各省各地去。后来，当他得悉许多地方没有传达时，就严肃地批评说：“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满。同志们，不能隐瞒。”恪守两个“凡是”的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要把毛泽东同志说成是高超于群众之上的“圣人”。这就从根本上割裂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使毛泽东同志变成孤立的神，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从上所述，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码常识的。它是一条桎梏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既然如此，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还有一些同志对它认识不清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完全肃清，没有从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最大的破坏就是从根本上篡改了我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们大力宣扬“天才决定论”，“顶峰论”，叫嚷什么“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把毛泽东同志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最后的永恒真理；大搞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和新奴隶主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一些同志分不清真假毛泽东思想。拿“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说，我们有些同志由于习惯了搞阶级斗争，所以当党中央根据我国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的实际情况，提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因而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就觉得是“离经叛道”，看到三中全会确定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就迷惑不解，半信半疑，觉得是“丢了纲”，不敢坚决贯彻执行。可见，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不可低估。

　　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也是一些同志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认识不清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这种看起来好象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我国是一个小生产广大的国家，我们党的党员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小生产的显着特点，是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因循守旧，不善于接受新事物，贾桂思想严重，容易满足于眼前利益，加上檏素的阶级感情，使得这些同志虽然主观动机是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却不能用科学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于是一听到说革命领袖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有缺点错误时，就觉得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这是降低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一提到要根据新的情况纠正或改变毛泽东同志生前的一些提法或决定，就误认是否定毛泽东同志。可是这些同志恰恰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等论述。党的三中全会和叶剑英同志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事实求是地纠正他自己没有来得及纠正的失误。这是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维护，最大的尊敬，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封建意识形态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是有些同志认识不清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一个因素。恩格斯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碍，是历史的惰力。”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皇权主义、专制主义、家长作风以及一整套封建宗法观念之类的东西，严重地影响我们的思想。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利用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来大搞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録歌之类的现代迷信活动，又加深了腐朽的封建意识的影响，使有些同志用“忠君”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同志，而把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看成是否定、反对毛泽东同志。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两个“凡是”错误观点桎梏一些同志头脑的一股绳索。有的同志患得患失，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他们总觉得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和威信，对于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采取一站二看三通过，甚至是一站再站不通过。有的甚至把两个“凡是”看成是自己的护身符，把推倒两个“凡是”看成是对个人名誉地位的威胁，从而有意无意地同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结下不解之缘。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影响是很大的。尽管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认识不清的同志，絶大部分是思想认识问题。但也要指出，就两个“凡是”的思想体系而言，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是一个东西，是“句句照办”“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已经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大障碍。因此，我们一定要响应叶剑英同志关于“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的号召，重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A、B、C，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传统观念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个人主义的思想牢笼解放出来，从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思想中解放出来，同心同德，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原载《思想解放》197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