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把郭沫若同志论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印发全党，作为学习文件，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引为鉴戒，警惕因为胜利而骄傲，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今天，当我们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国上下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仍然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论文，详细地记述了我国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历史，分析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一六二九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在陕西米脂县举行起义，在整整十五年的浴血奋战中，农民军的纪律是极端严明的，规定上下“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薄绵”，“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李自成本人更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他不好酒色，不贪财利，与军民共甘苦。因此，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于一六四四年攻陷北京，颠覆明室，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

　　但是，进了北京城后，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则犯了胜利时骄傲自满和腐化、轻敌的错误。李自成进了皇宫，称孤道寡；丞相牛金星整天热衷于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则忙于拶挟降官，搜刮脏款，严刑杀人。其他文官武将也都陶醉于享乐，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天下太平了。对反动势力丧失了警惕性。特别是对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明朝最后的反动武装吴三桂残部和清兵，全不在意。山海关重地，只派了几千兵力去镇守。领导集团又发生内讧，互相残杀。牛金星为了削弱刘宗敏的势力，谋害了接近刘宗敏的李岩，极大地破坏了农民起义军的内部团结。结果，明朝总兵吴三桂四万精兵和十万清兵联合起来，乘机向北京大顺农民政权进攻。李自成虽然亲自率领士卒作战，但士气低落，一败再败，进京不到四十天，就被迫退出北京。李自成本人最后被清军穷追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最后为地主武装所杀害。这样，持续十多年的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遭到了失败。

　　历史上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胜利骄傲享乐则是重要原因之一。骄傲了，必然妄自尊大，脱离群众；骄傲了，必然忘乎所以，麻痹大意，丧失革命警惕性，以致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陷于被动，导致失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许多干部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多做工作，少取报酬，为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民群众正是从我们党的老干部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上认识我们党是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党，从而自觉地跟着我们党干革命，使我们党迅速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解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多数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严于律己，遵纪守法，为国操劳，为民分忧，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本色。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典范。《人民日报》最近报导的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星五同志，也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不谋私利的好干部。但也要看到，由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地位和环境变化了，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的教导，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多年，他们把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搬到党内来，毒害和影响一些干部，使“封建秩序所遗留的特殊化、走后门、压制民主等歪风邪气，至今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二次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些歪风邪气严重地腐蚀着我们党的健康肌体，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它会涣散团结，瓦解士气，动摇信心，挫伤广大党员和群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是党和国家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任其泛滥。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今天，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以李自成的失败为戒，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自觉地纠正特殊化、走后门、压制民主等不正之风，同一切歪风邪气作坚决的斗争，把我们党的作风整顿好，切实防止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本色。只有这样，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才能担负起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新长征的重大责任，并在新的长征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原载《思想解放》197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