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会士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中国内地，1589年到韶州和南雄传教长达近6年之久，本文拟就利氏在这两个地区传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活动历史进程作一阐述，以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确实是明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功不可没。

　　明清之际（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外历史上最重要、最大规模的一次，其载体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而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之东马切拉塔（MaCerata）一个药剂商人家庭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2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是沟通这次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严格地说，此时期中西文化的实质性接触和互动，是从利玛窦正式开始的。利玛窦自1583年（万历十一年）9月10日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和沟通中西文化第一站的广东肇庆（1583年9月10日-1589年8月24日）；第二站韶州和南雄（1589年8月25日-1595年4月18日）；第三站南昌和南京（1595年5月31日-1600年5月18日）；第四站北京（1601年1月24日-1610年5月11日）共27年零8个月，最后在北京逝世。利玛窦在第一、三、四站的传教和沟通中西文化活动，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深入研究和发表无数论著。本文拟就利氏在第三站（韶州和南雄）的5年8个月期间的传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活动作一阐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初期，随葡国商船而来澳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开始在澳门传教，但由于当时采用要入教的中国人葡萄牙化的传教方法，加上语言不通，所以未能进入内地传教。直至1583年（万历十一年）9月10日，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得两广总督郭应聘批准进入肇庆，并得肇庆知府王泮允准在西城外江滨“小市石顶”九层高塔傍建筑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和教土寓所，“从是时起西士在中国传教之事业可谓奠基矣”〔1〕。此后，6年多时间，利玛窦一人独自坚持在肇庆传教，吸收一批中国人入教，据统计，“在1584年中，天主教信友，只有三个。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个；1586年，有四十个；1589年，有八十个”〔2〕。从而得到耶稣会东方传教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赞扬，说肇庆“这些自动入教的教友，较别的国内的两万教友或日本的四万教友，有同等的价值”〔3〕。利氏还以“与中国儒士交际当以学问为工具”〔4〕，向肇庆的文人官绅介绍天文、算学、理化等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带来的自鸣钟、天球仪、玻璃三棱镜、世界地图陈列室内，任人参观。同时，利氏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请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始稍著书，发明圣教”〔5〕。利氏在肇庆还结识了官绅学士如王泮、徐大任、滕伯轮、郭子章、蒋之秀、王应麟、钟成録等。可以说，利氏在肇庆传教是旗开得胜的。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从梧州来肇庆视察时，在文人谭君谕等挑唆下，看中了坐落在风景优美的仙花寺和教士寓所，决心将之购买改建成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生祠。他遣下属向利氏献银700两，作为购买仙花寺的价银，但利氏不愿受价，说：“以敬天之地不宜以买卖”。刘继文见利氏不领情，大怒，于1589年8月3日下令，限三日内，要利氏离开肇庆回澳门，并给60两银子作路费。利氏只好被迫离开肇庆，但也不愿受60两路费。之后，刘继文怕清朝官员非议他假公济私，霸占教士会所和教堂，故又令人追回已扺达广州的利氏，幷亲自召见。这时，“素与利氏友善”的南雄知府王应麟便出面斡旋，对利氏说项：

　　“总督不欲霸占（会所），故欲先生受价。利氏曰：若准我在南雄随地择购，可拱手让也。”

　　于是，刘继文答应利氏要求。不过，刘建议利氏是否可先到韶州的佛教圣地南华寺去看一看，是否合适居住；如不合适，再去南雄府择地，也不为迟。并当场把来肇庆公干的韶州通判吕良佐介绍给利氏，要吕在路上保护利氏平安前往韶州。

　　1589年8月15日，利玛窦偕麦安东（Antoniod Almeida）一起，离开住满6年的肇庆，经三水，逆北江而上，经过八天行驶，于8月24日到达南华寺。韶州通判吕良佐派人迎利氏到寺里，找地方给他们安放行李。

　　南华寺原名宝林寺，是佛教六祖慧能的禅坛，座落在韶州城南60里的曲江曹溪。于南朝天监元年（502）为印度和尚智药三藏所建，唐龙朔元年（661）改名为中兴寺；三年（663）改称法泉寺；宋开宝元年（968）才改称南华禅寺。慧能在寺内说法36多年，发展禅宗南派，影响深远。利氏扺南华寺时，方丈出迎，引入客房，预备斋饭。方丈极赞利氏为西僧大德，承总督遣来，愿以全寺相献。利氏亦谦让不已，答曰身为远客，暂借住寺房。见面相谈之后，方丈听利氏自称仅来寺作客暂住，心中安然。之后引利氏参观寺院，见利氏每过佛堂并不顶礼膜拜，心以为异。利氏看到天主教与佛教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所以在南华寺住了一个晚上，翌日即由方丈随同乘马入韶州城，向兵备道表明不欲住南华寺，请求去南雄择地建堂的要求，但兵备道却安排他们先住韶州城外的光孝寺。光孝寺位于武水之西，建于唐代开元二年（714），名曰开元寺，后更名大梵寺，宋崇宁三年（1104）改称法泉寺：致和中称天宁寺；绍兴三年（1133）改称报恩光孝寺。寺前有旷地数顷，兵备道示意利氏请准在旷地建立教堂及住所。于是，利氏向两广总督提出购地建堂所的要求，经总督批准，用80多金币购买了光孝寺前旷地，修建一座中国式样的住所和教堂，史称：

　　“为避免敌意的指责，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犹如他们在寺院里所做的那样，所以这所房屋是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房屋完工后，下一步是在附近盖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因为他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的新信徒。”〔8〕

　　1590年秋天，光孝寺前的住所落成，利氏、麦安东和范礼安从澳门派来韶州协助利氏开展传教的新会籍和澳门籍耶稣会辅理修士钟鸣仁（Sebastiano Ferdnando）、黄明沙（Francesco Martinez）四人遂侨迁入新居，并开展传教活动。

　　（二）

　　利玛窦在韶州站稳脚跟之后，积极开展传播天主教的活动。

　　首先，利氏于1590年1月1日，将在澳门受过天主教教育和培养的钟鸣仁和黄明沙两青年洗礼加入耶稣会，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进一步扩展传教事业，史称：

　　“这两个人扺达后不久，就加入了耶稣会，在韶州度他们的望道期。他们是第一批被接受入会的中国人，正如本书所将谈到的，他们将证明对于神父们是一大帮助，在他们可贵的协助之下神父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和障碍。”〔9〕

　　利玛窦为发展两名会员感到非常高兴，他庆幸天主教将在中国内地不断传播开来。

　　为了能在韶州更好地传播天主教，他主张入乡随俗的适应性策略，自己蓄发留须和穿绸袍而不穿袈裟，从而使中国人易于接受，以取得成效：

　　“因此利玛窦神父对视察员神父说，他认为如果他们留胡子并蓄长发，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他解释说，那些人按规定要剃得光光的，头发要剪乾净。他还说，经验告诉他，神父们应该象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10〕

　　与此同时，利玛窦又“以传播科学知道为布道手段”〔11〕，“现示给中国人他是精于数学，精于制造钟表，及日晷，精于物理学，绘画学，精于雕刻术及绘制地图术，但是他隐蔽他信德的品格。他单是用博学者的活动，为开启纯正宗教的接近工作”〔12〕。他这种用博学者的才智以传播天主教创造有利条件的科学文化活动，在韶州和南雄的6年多期间，最显着的表现是向瞿太素讲学上。

　　瞿太素，名汝夔，江苏常熟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幼年已博览群书，聪明睿智，但不求仕进，恃其父景淳为官户部尚书，而热衷于周游各省名川大山，追求炼丹之术。当他游至广西，往访两广总督刘继文和岭西道尹黄时雨时，得知利玛窦的西学知识博大精深，无比欣羡，便往肇庆竭见利氏。后至利氏定居韶州光孝寺时，适瞿寓居南雄，又赶赴韶州，在光孝寺租得一室居住，拜利氏为师，要求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于是利氏先教他学习《同文算指》，后学《浑盖通宪图说》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瞿太素从利氏学习，十分努力，日以继夜；听课时，勤力笔记，回到寓所，再整理笔记，重抄一遍。一年后，已翻译了《几何原本》第一册。“然后他学习绘制各种日昝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和他所归功的老师赢得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他日以继夜地从事工作，……他还为自己制作科学仪器，诸如天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及其他这类器械，制作精巧，装饰美观。……经验证明，神父们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白费时间……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13〕。瞿太素还进一步向利氏学习天主教义，一连数天，听之入神，反复诘问，心悦诚服，请求利氏洗礼入教。最后于1605年由王素丰神父（AlfonSo Vagnoni）批准领受洗礼，正式入教，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成为利氏的一个“忠实的朋友和真诚的崇拜者”〔14〕。利氏也通过这位忠实的朋友结识兵备道邓美政、韶州知府谢台卿、曲江知县刘文芳、南雄知府黄门等地方官员，并结成好友，为他进一步开展传教创造良好条件。

　　为了传教，利玛窦还在瞿太素的陪同下，应英德县令苏大用的邀请到英德，“去开导他的七十二岁的父亲”，“老人很高兴地听到关于基督教教义和神迹的解说，他愿意当时当地就领洗”〔15〕，可惜他80岁时就在南京逝世了，未能如愿以偿。利氏在英德几天中，又应县令之请去游览了碧落洞（Pelotum），“在这里遇见南雄城的前任副佐……现在是巡视官”〔16〕的王应麟，然后由他陪利氏一起返回韶州。

　　之后，瞿太素又劝在南雄经商的江西泰和县富商葛盛华到韶州拜见利氏。葛盛华听劝亲到韶州拜会利氏，并“在教团住了一个月”〔17〕，听利氏传道，当听到动心之时，便双膝跪下，向利氏叩头致谢。听完要理，立刻领洗，诚心入教，取名葛若瑟（GiuSeppe），然后返回南雄，成为在南雄入教的第一个天主教耶稣会士。

　　1592年春节期间，瞿太素利用到韶州接受利玛窦赠送礼物的机会，邀请利氏去南雄游览及宣教。利氏答应，并同瞿一起前往，在南雄进行传教活动，史称：

　　“利玛窦利用他的访问，趁机随他一起回到南雄。……利玛窦渴望把若瑟全家人都接纳入教。……不久之后，利玛窦一行人登程，到了离城还有一段距离时，若瑟和他的一些朋友已在路上迎侯。他已在家里给他们准备好了住宿处，但瞿太素认为自己的家会更好些，因为官员和知识阶层到这里来拜访，比到商人家里更容易。一到达镇上，他径直去见副长官（南雄知县王玉沙），他在官府里殷勤招待他们，大家说了一阵各种事情。在同一天，他回拜了神父，各种常礼都齐备，穿戴着全副衣冠，这里官员在自己辖境内拜访绅士时的排场。瞿太素为这次接待举行盛宴。当地的官员和显贵几乎一无例外都仿照副长官的榜样。他们的拜访必须一一回拜。当利玛窦从一家到一家时，不仅全家人而且所有邻居都出来看欧洲人是什么样了。”〔18〕

　　当利玛窦在瞿太素家与地方官员一一接触后，就搬到葛若瑟家去住，以便更方便进行传教活动。葛若瑟在家中设置一间厅堂，每天早晨都作弥撒。他还邀请亲戚朋友来家中听利玛窦宣教，夜不能归时，即宿住葛家。利玛窦根据听者各人所懂的教义程度，则分别给他们洗礼入教，先后共接纳6人入教，史称：

　　“新入教的若瑟成为上帝之道的先行，他已经刊布了各种介绍基督教的手册。大批前来的听众之中，只有六个人受到充分教诲可以接收入教。其他很多表现有良好愿望的证据的人，则被列为预备入教的一类，延期接纳，其中有这家的四个儿子（按指葛若瑟之子）”。〔19〕

　　（三）

　　利玛窦到南雄传教，虽有成绩，但他害怕当地人士疑忌，不久即离开南雄返回韶州。在这里，确是获得一些传教新成果：“几个新信徒已脱离伪神的专制而走入基督的阵营。其中一些获允住在教堂里的人，表现出为上帝服务特别热情。有一个人因为信奉基督教，被他父亲痛打，但怎么也不能劝服他再去礼拜他过去所奉的鬼神的丑象，另外一些信徒偷偷到寺里去打烂佛象的手足”。〔20〕

　　可是，正当利玛窦为在韶州、南雄传教活动顺利进展而高兴的时候，l892年7月，却大祸临头。一天半夜，一伙赌徒10多人无端持斧执棍闯入会士寓所抢劫，砍伤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会士及利玛窦之手。利氏从窗跳入菜园跌伤一脚。利氏向知府告状，虽然得知府将贼人各杖二十板而胜诉，但很难打消赌徒及附近居民对利氏的怀恨。所以，他只好暂时停止宣教活动，转而继续努力学习中文，译著书籍，沟通中西文化，以便进一步更有效地传教打下基础。

　　首先，他完成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bus），和重新编写一本《要理问答》（即后来著名的《天主实义》）的工作，他于1593年12月10日写信给总会长的信中说：

　　“今年我们都在研究中文，是我念给目前已去世（11月5日）的石方西神父听，即四书，是一本良好的伦理集成，今天视察员神父要我把四书译为拉丁文，此外再编一本新的《要理问答》。这应当用中文撰写；我们原有一本（指罗明坚所编译本），但成绩不如理想。此外翻译四书，必须加写短短的注释，以便所言更加清楚。托天主的帮忙，我已译妥三本，第四本正在翻译中。这些翻译以我的看法在中国与日本为我们的传教士十分有用，尤其在中国为然。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尼加（Scncca）的作品，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21〕

　　其次，他还十分精心教石方西神父及刚到韶州协助传教工作的郭居静神父（P．Lazaus Cattaneo）阅读中国的“四书”，在同上信中亦说：

　　“今年一年，我们都用功读书，我给我的同伴神父讲完了一门功课。这门功课称为四书，是四位很好的哲学家写的，书里有许多合理的伦理思想，中国的学者，人人都熟读这四部书。……”〔22〕

　　在利玛窦的孜孜不倦的教导下，两位神父学习中文和中国哲学方面神速进步，“以致一旦克服了开头的困难之后，他们还有空余时间进行写作”。〔23〕

　　利玛窦在韶州和南雄传教和讲学虽然打开了局面，但由于上述1592年7月发生赌徒抢劫寓所和后来发展到民众200多人聚众闹事、声称驱逐传教士出境的事，使利玛窦心有余悸，感到韶州不是安身之计。万一再有地方民众再次反对传教士，岂不是被赶回澳门。这样，他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初衷和辛苦，将废于一旦。而且在中国传教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准，无论如何是不能进一步扩展的。加上韶州气候不佳，三年内（1591-1593）付出了麦安东和石方西两神父性命的代价，使他产生寻找一个新地点从而北上进入北京传教的想法，幷且日益迫切起来。所以，当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从日本返回中国澳门时，利玛窦于1592年秋到澳门向他提出另觅新教区的请求，“视察员神父认为这些请求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准。幷且亲自负责把每项请求都详细报告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也报告给圣父教皇”〔24〕。利玛窦的忠实朋友瞿太素亦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托商人萧欣我带信去支持他前往苏州传教，而在肇庆认识的兵备道徐大任则建议和答应引他前往南京。

　　一个机缘，1595年4月，适逢祖籍肇庆的兵部侍郎石星奉召经韶州上北京履新，因久仰利玛窦博大精深的西方学问和品德，遣人邀请利氏上船会晤。在谈话中，石星有意请利玛窦同船北上并顺便为其体弱多病、精神失常的22岁儿子治病。利氏认为这是难得良机，答应“愿把孩子带往江西省去旅游，希望在那里能使他恢复正常”〔25〕。石星欣然接受利玛窦的建议。于是“他马上命韶州长官发给旅行执照，盖上他的官印，给予利玛窦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权利”〔26〕。就这样，利氏和郭居静商议，决定郭居静、黄明沙、钟鸣仁继续留在韶州主持传教事务，自己带领两澳门青年巴拉达斯（Juan BarradaS）和弗南迪斯（DomingO FernandeS）以及两个仆人，于1595年4月18日，乘石星的官船出发，扺达南雄，受到南雄教友的热情迎接，并由年青力壮的教友帮助利氏挑担行李，沿着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梅关古道）越过梅岭，直扺江西南安，然后舍陆再登上石星的官船，一同沿着漳水扺吉安。石星又命吉安府发给利氏往南京、苏州和浙江的通行证，再乘舟北去，经南昌，入鄱阳湖，沿南康庐山而入长江，沿江东下，于1595年5月31日扺达南京，后来回南昌和南京进行第三站的传教活动。

　　利玛窦虽然离开了韶州和南雄，但经他在此5年8个月的宣教布道，为后来郭居静等传教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韶州和南雄两府入天主教的教徒达到800多人；〔27〕现在韶关市各县的天主教徒有1000人。”〔28〕

　　注释：

　　〔1〕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169页。

　　〔2〕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60页。

　　〔3〕〔12〕裴化行着、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311、2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73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5〕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

　　〔6〕〔22〕罗光：《利马窦传》第57、7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7〕李一鸥：《利玛窦年谱初稿》（5），载存萃学社编：《利玛窦研究论集》第132页，1971年版。

　　〔8〕〔9〕〔10〕〔13〕〔15〕〔16〕〔17〕〔18〕〔19〕〔20〕〔23〕〔24〕〔25〕〔26〕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3、244、247、276、274、250、262、264、274、276、2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

　　〔12〕裴化行着、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4〕《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359.

　　〔21〕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134-135页，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

　　〔27〕《曲江县志》第10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韶关市志》第2271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原载《珠江文化》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