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联组会议上指出：“做好侨务工作，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这一论断，明确地指出了侨务工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突出作用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历史定位，阐明了侨务工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重要体现。这一论断，既是经过理论和实践反复印证的科学结论，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移民的普遍性和长期性，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侨务工作必然性的前提。经济全球化从近代起始，经历了三个阶段，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移民性质的三次重大转变。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产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移民是暂居者
　　
　　经济全球化第一个阶段的中国移民，是为了适应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被“拉”出国门的被迫移民。
　　
　　众所周知，近代产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了技术革命。技术革命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从而产生了规模经济。技术革命和规模经济的发展则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出大批量的各种产品。这种产业革命发展的结果，就使得一个国家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新的生产力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越出国界去寻找新的出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便由此开始。
　　
　　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直接产物，是欧洲国家生产力发展之后，社会本身的一种内在要求，是资本主义为解决自身矛盾而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欧洲的一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把人口“推”向了国外。
　　
　　由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准相对低下。因而，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就不得不适应欧洲资本发展的要求，中国移民也就被迫被“拉”进了这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就是近代经济全球化第一个阶段，中国移民的基本特点——他们是被当作“猪仔”拉出国门的，他们在国外不打算长期居住，他们是暂居者，他们的主导观念是“落叶归根”。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移民是定居者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打仗的原因要叫历史学家分析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国际市场。既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以英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说了算数而定下的。已有的国际市场已经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有，瓜分完毕。而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必须通过拓展国际市场来解决自身的矛盾。在一些办法都不能为实现拓展国际市场开路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但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如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愿。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除美国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大伤元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直接导致了殖民地的解体。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资本主义各国为抢占国际市场而争夺殖民地的争斗停止。英国这个所谓日不落国，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个小岛上。
　　
　　二战后，百废待兴，各国都需要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争得国际市场的份额，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争夺——经贸谈判。谈判的结果建立了三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这三个国际经济组织成立以后，就建立起解决国际间经济问题的机制，于是也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二战前的那种损人而又不利已的暴力扩张行为，让位于双赢和共赢的发展模式。
　　
　　这种机制的建立，使得国际经济交往成为一种利益趋动的走势。缔约方的各国，在各自的比较优势中都是赢家，都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各个国家的发展却极不平衡。这种所谓的互利和共赢，又是极不对称的。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在国际经济领域，这种不等利的现象普遍、长期地存在着，而且程度在加剧、差距在扩大。
　　
　　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新特征，直接导致了第二阶段国际移民的新特点——国际移民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往发达国家主动流向的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导致了新一轮人口的国际迁移。由于发展机遇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扩大所造成的国际人口的单向迁移，成为人们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发展最快化、工作和生活条件最优化的一种选择。
　　
　　中国伴随着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出现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国第一次移民潮的主要成员是被迫而为的契约华工移民。第二次移民潮的主要成员则是主动而为之的家庭团聚、留学深造的移民，以及商业移民、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第二阶段中国移民的特点，是变被动移民为主动移民。并成为在国外长期居住的定居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落地生根”。
　　
　　（三）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移民是跨国者
　　
　　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全球化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日益趋同，即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都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等等——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在这个大前提下，贸易应该是自由的，投资应该是自由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应该是自由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三阶段，国际移民作为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的主要方式，又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他们经常从事着跨国界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活动。其主要形式是跨国网路、跨国公司、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跨境、跨国界的文化团体等。这个阶段的中国移民逐步由定居者转化为跨国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称之为“世界公民”。
　　
　　目前，这个转化过程还在继续之中。他们进行跨国交流的主要工具是互联网、高速飞机和非常便捷的通讯器材。有了这些现代化的交流工具，人口大规模地、频繁地跨国流动就成为了现实。在现代化交通运输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内，高速飞机就可以随时把你送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现在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瞬间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9.11事件发生十五分钟后，就在凤凰卫视上出现了现场的画面。在今天的网路世界中，不论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只要在互联网上发布一个消息，全世界都能知道。只要受聘者自己觉得合适，拎着包就可以前去应聘。
　　
　　在目前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许多华人的家虽然在美国，但他在印尼有投资，在泰国有投资，在台湾有投资，在中国大陆也有投资。他一年当中坐着飞机到处跑，哪个地方能发展他的事业，他就去那个地方。这样的跨国者，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跨国者的出现，就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个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向前推进，移民现象将更加长期和普遍，中国移民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江泽民同志强调侨务工作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其基本的理由，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移民现象将长期、普遍地存在。移民现象的长期性和普遍性，就决定了侨务工作是中国政府生生不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建立侨务体系，是国际移民的必然现象
　　
　　建立侨务体系的思想，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中国侨务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有移民现象就必然要有侨民工作，这是肯定的。但各国的情况又各有不同。在这一节中，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侨务工作一简略的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观中国建立侨务体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以色列国非常重视侨民工作。以色列是个很特殊的国家，它的国家曾经被灭亡过。直到1948年，才重新建立起以色列国。当初建国时，全国人口还不到一百万。以色列国的侨务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尤太人都吸引到以色列国来，特别是一些尖端人才。1989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以色列的侨务工作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在五个月之内就吸引了前苏联一万多人的尤太移民，其中科技人才就有5万人。据世界尤太人大会的统计，现在全世界大约有1300多万尤太人，以色列国本土的尤太人大约有530万，而在美国的尤太人侨民就有600多万人，比以色列本土的尤太人还多。除了美国的以色列侨民，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尤太人还有200万。大部分尤太人都被吸引回了以色列国。
　　
　　以色列是个很小的国家，而且身处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如果没有海外尤太人侨民对他的支持，以色列国是很难在中东地区立足的。以色列政府侨务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努力做好在美国的尤太人侨民的工作，通过他们直接游说美国议员，接受尤太人的观点；积极参加总统大选等政治活动，争取相应的政治地位；大力开展德国法西斯对尤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爱国主义教育，广泛进行西伯来语的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等等。
　　
　　印度也是一个海外移民众多的国家。印度近代早期的移民和中国差不多，也是被当作“猪仔”卖到海外去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苦力型移民。海外印度人社会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相比，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来源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一带沿海地区；海外印度人社会的来源也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海外印度人社会的结构比华侨华人社会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印度人信奉多种宗教，人的等级又分为多层种性（印度长期实行的是种性制度）。印度的种性制度是很严格的，不同种性的人之间是不能交流的。所以，印度海外移民活动的圈子范围非常小，也更加分散一些。但熟习英语却是印度移民的一大优势，因为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在这方面，印度人移居海外要比中国人方便。
　　
　　印度从独立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府都没有什么侨务政策。当年的尼赫鲁总理，实行的是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奉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外交原则。他认为，在海外的印度人应该积极地加入当地国籍，应该融入当地社会。这一点和中国当年的政策类似。但不同的是，印度政府对当地政府排斥印度人的行为，采取的是不理会的态度。认为这些人已经成为当地人，他们的问题应该由当地政府来管，印度政府完全可以不闻不问。这一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印度政府是不一样的。直到九十年代，印度政府才认识到印度在海外的侨民对本国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了一些保护海外侨民的政策。2000年9月，印度政府正式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海外侨民事务的部门，名称叫“高级委员会”，是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专司侨务工作的机构。专门的侨务机构建立之后，做了许多为侨服务的工作，为印度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
　　
　　日本的海外移民时间不长。从1868年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开始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据2000年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日本在海外的侨民，即拿日本护照的国外日本人有81.1712万人。日侨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巴西、英国、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包括港澳，不包括台湾）有45977人。
　　
　　日本的侨务部门是外务省的领事移住部，下设保护科和政策科，负责日本海外侨民权益的保护工作和侨民子女的教育工作。外务省还下设一个组织，叫做“海外移住审议会”，此会直接向日本外相负责，是有关日本侨务政策的谘询和决策机构，是专门负责制定侨务政策的部门。日本战后侨务政策的走向主要是：通过侨民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侨民为桥梁和纽带来加强日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他们把为日侨服务的重点，由第一代移民转向第二、三代移民。加大了对海外日侨社会的支持力度；加强了与海外日侨的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了同海外日侨文化方面的联系；加强了海外日侨学校的建设；加强了海外日侨力量的整合与联系。
　　
　　以上介绍的三个国家侨务工作的情况，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越来越认识到，本国在海外的侨民，是促进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与世界各国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所以，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开展着为侨民服务的工作。当然，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移民虽然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建立相对独立的侨务体系，却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建立侨务体系，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观点，在第二章中已作过系统的论述，在此不多赘述。
　　
　　三、做好侨务工作，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正因为移民现象的普遍性和长期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中国建立侨务体系，既是国际移民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才得出了“做好侨务工作，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可以从以上的理论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而且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江泽民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改革开放以来，侨务工作在引进国外资金和智力中所做出的贡献，都是世人有目共睹的，笔者在这里不多赘述。那么，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在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走出去”战略中，侨务工作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就此问题，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一）我国整体实力大大提高，使得“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成为可能
　　
　　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一直到1998年底这二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以“引进来”为主。资金引进来、技术引进来、智力引进来等。虽然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都在用，但主要还是采取各种手段开发国内市场。我们侨务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主要任务也是引资和引智。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连续十几年在利用外资的规模上名列世界前茅。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准、经济实力、综合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传统意义上，体现国家整体实力的指标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1999年底江泽民同志提出“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我国的GDP是82000亿人民币，约10000亿美元。当时这个数字排在世界的第七位。这项指标在20年前的数字，我国要排在世界第一百多位之后。第二个指标是外汇储备，1999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是15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当时的世界第三位。到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到3160亿美元，翻了一番多，这个数字已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个指标是人均国民收入，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1999年底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接近800美元。作为综合国力在经济方面的这三项主要指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目前这种经济状况下，我国完全有能力和实力“走出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走出去，是成规模地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这是国家发展最现实的需要，侨务工作必须着眼于满足这种需要。
　　
　　（二）“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艰苦的经济结构调整期。就生产领域而言叫做产业结构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完成的。
　　
　　从1993年开始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时间。按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的情况，还需要调整十五年到二十年才能基本理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2020年以前，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这个调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要淘汰旧的、改造旧的、置换新的，使我国整个产业结构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上一个新的台阶，并达到绿色GDP的要求。
　　
　　在这种调整和置换的过程中，我国非常需要另外开拓市场。比如森林伐木业、纺织业、家电业和一部分军事工业等，包括他们的上下游产业。我们有现成的科技力量，有现成的加工生产能力，有现成的设备。有的设备就是九十年代的水准，并不落后。但我们中国本身的市场已经容不下这些行业的现有生产能力了。如果不开拓出新的市场，再生产下去就会压库，继续发展就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开拓出新的市场，才能把这种现实的压力释放出来。
　　
　　这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必然要寻求新的市场。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资源的全球性优化配置。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早已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形式的国际移民的流动。过去的中国，只能被动地适应其中，不得不进行这种流动。这种流动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过程，就是中国移民被人欺侮、被人看不起的过程。而今天，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富起来了，还要走出国门继续发展，使自己更加强大。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是在主动地参与国际移民的流动。并在这种流动中，积极地推动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健康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侨务工作的与时俱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199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签发了17号档，其内容就是鼓励国内企业利用成熟的技术、设备到国外去建厂进行加工贸易。200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签发了11号档，其内容是强调侨务工作的主体在国外。这两个配套档，一个是讲“走出去”战略的主体是企业，另一个是讲侨务工作的主体在国外。这也就是说，企业要走出去，侨务工作必先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服务。在落实“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侨务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组织，他们对当地社会有深入的瞭解和广泛的联系，他们完全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搞市场调查、广告宣传、筹资融资、招工建厂、产品行销、解决纠纷、法律援助，以及克服各种困难。侨务部门对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的情况熟习，也完全可以像引资引智一样，在促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只要侨务部门把线牵上了，桥搭好了，企业在国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展起来了，侨务工作就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既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利，又对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有利。这是侨务工作“为侨服务”和“为国服务”这两项基本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江泽民同志关于“必然要求”的理论，把侨务工作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个高度来认识，是对侨务工作重新定位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的论断。同时，也是给侨务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