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关于“海外关系”的论述，既是对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总体状况及其本质的高度概括，又是我国新时期侨务工作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文革”后，邓小平同志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的决定性环节，就是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强大思想武器，从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而在侨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就是确立了“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10月2日就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说法和做法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针对“海外关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说“海外关系”是个坏东西，邓小平同志讲是个好东西。对“海外关系”的评价就是这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理论，标志着我们党侨务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一、彻底为“海外关系”正名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侨务政策受“左”的影响是很深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从思想认识上对“海外关系”一直就有不正确的看法。这还不只是在“文革”林彪、“四人帮”时期，包括“文革”前，人们对“海外关系”都有一些偏颇的认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对“海外关系”在公开场合虽不讲坏，但也不说好。实际上，在组织内部的人事部门和安全保卫部门，是要对有“海外关系”的人进行严格审查的，要求有“海外关系”的人要进行详细的登记，以便进行审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实行的是这样一套做法。
　　
　　解放初期，包括五、六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实行包围和封锁，其间有各种渗透和颠覆活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党在处理“海外关系”的问题上严格、谨慎一些，这有它合理的、必要的一面。但确实有不够信任的“左”的倾向。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对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一直都存在“左”的错误认识。
　　
　　人们都很熟习过去一些反特老电影中的经典特务对白，特务们在开会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海外来人了”。只要讲到海外来人了，与会的特务们都很兴奋，感到蒋介石反攻大陆有了新的希望。海外来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企图要对新中国搞颠覆破坏活动的美蒋特务。这是五、六十年代，国产反特老电影中的一个典型情节，这个情节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拍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当然不会有意地去诋毁“海外关系”。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国内外反动势力也确实在利用“海外关系”搞颠覆破坏活动。但这个电影情节太经典了，给人们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以至于长久地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海外关系”不是个好东西。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我国确立的侨务政策有两个基础：
　　
　　一是承认中国有几千万海外华侨这个群体的客观存在，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来为他们服务。为侨服务的思想，这是在很早就确立了的。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朱德同志。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仅三个月，朱德同志就在华侨联欢会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华侨服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论侨务》第38页）的思想。
　　
　　二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认为华侨华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中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有对我友好的，也有亲台的，敌、我、友均有。所以，对这个群体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在具体工作中要分别对待他们。
　　
　　因而，在阶级斗争为纲（在多数时间里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指导下，“左”的影响一直在侨务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被林彪、“四人帮”推到了极致。他们将“海外关系”与“里通外国”相联系，以“海外关系”为罪名，残酷打击、迫害国内归侨侨眷，对海外华侨华人则采取戒备和敌视的态度。一时间，“海外关系”成为反动的社会关系，人们不敢承认有海外关系，断绝了已有的海外关系，甚至到了谈“海外关系”色变的地步。
　　
　　在十年“文革”的浩劫当中，这种破坏是致命的，全国涉及到因有“海外关系”而受到审查、遭到迫害、送去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狱的人非常多，有的被迫害致死。他们在上学、工作、入伍、入党，甚至在结婚找物件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侨务机构被取消，悬而不决的侨务问题堆积如山，不仅损害了几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的利益，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1978年11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时指出：“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把侨务方面的政策搞得乱七八糟。在国内，不管华侨还是华人的亲属都遭到摧残，动不动就说是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是叛国，不少人被捕入狱。华侨、华人不能到中国探望亲属，也不能互相通信。这方面在中国国内牵涉到几千万人。”（《邓小平论侨务》第10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文革”时期侨务工作遭到破坏的一个概括性描述。1989年12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侨务工作也曾经有过失误，在十年文革动乱中，海外关系成了归侨和侨眷的一种罪名，严重地挫伤了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江泽民论侨务》第4页）江泽民同志在接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不久，就精辟地总结了“文革”对侨务工作的破坏和我们党在侨务工作上的失误。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央有关领导就已经开始强调要正确对待“海外关系”的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曾经驳斥“海外关系”这种提法是“怕鬼”；周恩来总理也提出“要正确对待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问题，对于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归侨、侨眷，我们应当欢迎他们，信任他们”。廖承志同志也曾指出，“海外关系”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分析的，是有害的，是主观主义的。为了纠正在对待“海外关系”问题上的错误，中央还专门发过正确对待“海外关系”的文件。
　　
　　但当时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总体是错误的。正是由于这一根本性错误的存在，即使国家有关主要领导人对“海外关系”的错误说法和做法进行过一些批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对“海外关系”的错误认识。这种状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同志上任后才得到彻底的改变。邓小平同志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好”字，使“海外关系”得到了彻底的正名。
　　
　　二、“海外关系”是一支强大的爱国力量
　　
　　为什么“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首先是因为海外华侨华人非常爱国，这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一个优良传统。从晚清时期中国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开始，中国移民就有这个传统。海外华侨华人普遍都有一种心理，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也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他们，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都心系祖国。
　　
　　为什么是这样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近代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与中国的屈辱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移民从国力极贫极弱开始，华侨在国外饱受欺凌不可能出人头地。而中国本身也在被掠夺、受屈辱。海外华侨华人从切身感受中体会到，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这在海外华侨华人心目中是深深扎根的，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从心底里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华民族应该振兴、必须振兴，也一定能够振兴。
　　
　　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也不论他们的信仰和政治理念如何，都希望中国强大，而且是非常真心诚意的。尽管在“文革”中，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他们仍然对祖籍国的热爱痴心不改。有一位菲律宾老侨领曾经这样说过：“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伤心、痛心，但我们并不死心，因为祖国终归是我们的母亲啊！”这个话非常感人，也是发自肺腑之言。很多外国人不太理解华侨华人的这份感情，但同时又非常羡慕中国有这样的“海外关系”。
　　
　　三、“海外关系”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海外关系”之所以是个好东西，还在于他们能打开各方面的关系，这也是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
　　
　　在抗日战争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时期，这个“海外关系”对于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不健全、投资环境不成熟、各项服务不到位，国外的一些大财团都采取观望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最早走进来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参与我们新道路探索的就是这些“海外关系”。是他们帮助我们打开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许多外国企业纷纷撤资。当时坚持不走、后来又纷纷大批进入的也是这些“海外关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务院侨办有一个统计：我国三资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资金总量的百分之七十，都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直到现在，这个比率仍然是占多数。而且，我们还不能仅仅从数字比率上看这个问题。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和在我们条件好了以后、市场逐步成熟起来的时候来投资赚钱，情况是不一样的。海外华侨华人就是在我们国家最急需帮助，而西方发达国家又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帮助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海外华侨华人帮助中国打开了各方面的关系，在与我们共同探索着救国和富国的道路。
　　
　　四、“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理论，是侨务工作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理论，是侨务工作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呢？因为这个论断抓住了侨务工作物件的本质。
　　
　　有人说：“海外关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应该做具体分析。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虽然是错误的，但海外华侨华人毕竟是个复杂的群体，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能一概而论，都把他们说成是好东西。”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因为，此认识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现象，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个论断的基本含义应该是：有海外关系比没有海外关系要好，海外关系多比关系少好，关系深比关系浅好，关系宽比关系窄好，关系长比关系短好，关系近比关系远好。这个论断并不是指“海外关系”中那些具体人和社团的好坏。这就和我们办事情一样，不管是办公事还是办私事，是不是有关系比没关系好，关系多比关系少好呢？当然是。但由此能不能说，我们在办具体事时，遇到的都是好人呢？当然不能。
　　
　　同理，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海外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论你是否喜欢，他都客观存在着。有这种存在当然比没有这种存在要好。因为有这样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对我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存在可能暂时有不利的方面，但他不能代表这种关系的总体。就像我们每个人交朋友，朋友也有不同的层次。你很可能交友不慎，就让朋友把自己给坑了。这种情况很普遍，经常会有。难道出现了这种事情，交朋友本身就不是好东西了吗？关系多就不好了吗？当然不是。今后慎重交友就是了。不能因此就认为交朋友不好，从此就不交朋友了。
　　
　　在具体的侨务工作中，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是敌对势力，可能现在就不是了。海外亲台社团过去一概都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不是了。因为亲台社团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赞成祖国统一的，因而他们就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暂时不赞成统一的，我们也不能一概都把他们当敌人看。即使现在被认为是海外敌对势力的人和社团，将来也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在侨务第一线工作的同志，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人在国内可能表现的很不怎么样，但到了国外，他可能就表现的非常爱国。过去，中国人出国要受到很多限制，正规管道很少。目前在海外的许多华侨华人，当初出国时或后来应该回来时，都有某些不那么合理合法的行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国外都非常爱国，而且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甚至有些非法移民，不论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合法身份，他们也都非常爱国。
　　
　　侨务理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侨务工作的本质就是一个“情”字。侨务工作源于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之间“民族认同的情感关系”，这个“情”字，就决定了侨务工作要特别强调动真情去做人心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侨务工作就是在做化敌为友、化邪为正、化错为对的转化工作。侨务工作者面对这一复杂的工作物件，就是要用真情实感，把各类华侨华人都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贡献力量和才智。
　　
　　所以，我们在做侨务工作的时候，必须首先确立一个指导思想，即“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不仅应该是侨务工作的理念，更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以至于中国近代史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许多外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在对中国发展原因进行分析和评论时，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侨务工作者来说，更应该坚定不移地树立“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侨务工作指导思想。
　　
　　在这个大前提下，具体问题当然还要做具体分析。因为海外华侨华人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上到世界级的富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家公务人员；下到穷困疗倒的非法移民、各类犯罪分子和各种敌对势力。侨务工作的物件什么样的人都有，侨务工作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到。侨务工作者什么人物都要接触、什么事情都要经历。只有这样，侨务工作才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把“海外关系”确定为是“好东西”，这是侨务工作指导思想层次的理念，它与在具体侨务工作中把华侨华人这个群体区分为左中右、敌我友并不矛盾。华侨华人虽然是个复杂的群体，但在实际工作中，侨务工作又必须首先要把这一复杂的工作物件都假设为好人，即把“海外关系”都看成是“好东西”（虽然他们并不都是好人）。这是由侨务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正如公安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公安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首先假定每一个涉案人员都有问题（虽然他们并不是都有问题）、都有作案的可能、都需要怀疑一样，否则案件侦破工作就无法开展。
　　
　　侨务工作也有同样的道理，侨务工作是做人情和人心工作的。在工作中，侨务工作者必须要倾注全部的热情。如果在做具体的侨务工作之前，首先想的是“阶级敌人会不会干扰破坏”，“这个人的人品会不会有问题”等等。如果总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话，侨务工作是无法开展的。非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展工作，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侨务工作了。
　　
　　所以，“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理论，不仅是侨务工作总的指导思想，也是具体侨务工作的指导思想。侨务工作要动真情去做，这一点是无条件的，不论对任何人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工作的方法和策略。至于要对侨务工作物件进行具体的、客观的分析，那是具体工作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虽然这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它毕竟不是指导思想层次的理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侨务部门就是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一指导思想来做侨务工作的。首先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通过侨务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很快就把加在归侨侨眷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统统都拿掉了，彻底解脱了他们的历史包袱，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侨务部门所做的大量的、艰苦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给了国内外一个明确的信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有勇气、也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
　　
　　在不长的时间内，我们党不仅从观念上彻底纠正了对“海外关系”的错误认识，还在实际行动上，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后，给予归侨侨眷以应有的社会地位。近十多年来，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安排了大量的归侨侨眷参加人大、政协和各级领导班子。许多人走上了教育、科技和各级政府的领导岗位。通过这样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快就得到了海内外侨界的信任，从而赢得了侨心、争取了侨心、凝聚了侨心，取得了侨务工作的发展之源。原上海市侨办主任同志，在全国侨务干部培训班上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上海市的侨务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们要特别感谢广东、福建侨乡的各级侨务工作者，没有他们当年在拨乱反正事业中的辛勤工作，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到上海来投资，也不会有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的今天。”袁主任的这番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代表了全国侨务工作者的心声。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两件对于中国人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第二件事情是，在洛杉矶的“唐人街”，美国的华侨华人第一次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是海外华侨华人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侨务拨乱反正工作的最好肯定和回报。
　　
　　改革开放以来25年的实践反复证明，没有侨务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并通过拨乱反正对侨心的争取和对侨力的凝聚，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大批量、多层面、多波次地到中国来投资合作、捐款捐物、促进交流，也就很难设想中国能有今天这样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