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需要”的原理是“双重关系”原理的逻辑延伸。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双重关系”，是由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双向需要决定的，既有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需要，又有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需要。只有“双向需要”才能形成“双重关系”。“双向需要”的原理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内容。
　　
　　一、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发展需要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侨务
　　
　　移民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移民对祖籍国并不是都有需要，即使有需要，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需要和需要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们先来看欧洲国家的移民。历史上欧洲国家的移民是在国家强盛时期的移民，是欧洲各国为了满足对外扩张的需要，在强势外交条件下的移民。在这种状况下的移民，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在强势外交的前提下，海外侨民无须专门的侨务机构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宗祖国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殖民国，即使是在所谓平等的外交谈判中，欧洲国家也占据十分有利的地位。因而，历史上欧洲国家的移民就可以仰仗祖籍国的各种优势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二是当殖民宗祖国海外移民的实力强大到能够建立起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要摆脱祖籍国的控制而建立起新的国家，从而不再需要祖籍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建国就是这么形成的。从对欧洲移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过程。
　　
　　我们再来看非洲的移民。非洲移民是十五、十六世纪贩卖黑奴形成的。由于非洲大陆的黑人在被迫移民之前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非洲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中还没有真正形成国家的概念，甚至还没有形成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所以，他们虽然也遭受过百般的奴役和压迫，但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祖籍国的概念。非洲各国是在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瓜分中形成的，美洲的非洲移民对他们的祖籍只有洲际的概念而没有明确的国家概念。所以，非洲各国的海外移民谈不上对祖籍国的需要，非洲移民也比较容易认同当地社会。
　　
　　中国移民对祖籍国的需要是很强烈的，这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中国的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中国国力极度衰败的晚清时期。华侨被迫到海外谋生，他们与祖国的命运是一样的。华侨在海外遭受欺凌，他们的祖国也在遭受列强的掠夺。祖国越是受人欺负，华侨在国外就越是被人看不起。所以，华侨在切身的感受中深刻地体会到，他们要在海外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否则就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出非常灿烂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曾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哪一种文明能够像中国这样绵延了数千年的时间而没有被中断和毁灭过。看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情况：创造古埃及文明的埃及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宗影；创造古印度文明的印度人也不知上哪并不是现在的印度人；创造古希腊文明的希腊人也不是现今的西方人。只有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还依然是创造我古中华文明的中国人的后裔。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最成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海外华侨华人是非常珍视中华文明史的。
　　
　　海外华侨华人不论走到那里都为自己的祖籍国有如此优秀的文化传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海外华侨华人的心目中是深深扎根的。即使是在西方列强侵略、欺侮、掠夺，使中国处于极度贫弱的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也没有动摇过对祖籍国的信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在耳濡目染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中也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仁人志士，在他们身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根深蒂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曾经在历史上非常强盛，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找回来的。中国不可能总是衰落，中国一定要振兴，也一定能够振兴。
　　
　　振兴中华的口号，从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开始到现在，海外华侨华人已经喊了一百多年了，他们对祖籍国抱有深厚的爱国之情。他们一直都把中国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为了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始终都给予了积极地支持和全力地帮助。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人有人，甚至可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为代价。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祖国富强了，华侨华人在海外才能挺直腰杆做人，祖国的贫富强弱与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也需要通过中国侨务来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和繁荣需不需要通过中国侨务来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历代的中国政府在认识上是有差异和反复的。
　　
　　近代的产业革命，把中国拉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和几百年来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却并不认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现象。最初的晚清政府，把由之产生的中国华侨称为“叛民”和“弃民”，并加以排斥。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清政府才开始认识到海外华侨的作用。从那时起，中国近代史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几乎都在试图做侨务工作，都在尽力地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帮助和支持。
　　
　　1862年，晚清政府在其设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设立了专门的侨务机构。在当时那种“弱国无外交”的总态势下，晚清政府在保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和推动国内的洋务运动中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后来维新变法中的改良派也通过侨务工作争取到海外华侨的支持。特别是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就是从海外华侨中产生的，孙中山通过海内外艰苦、具体的侨务工作集聚了革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封建势力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1894年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以及其后多次的反清武装起义，均通过侨务工作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内也有专门从事侨务工作的部门。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同样重视侨务工作，直到现在的台湾当局对侨务工作依然重视。中国共产党更是重视侨务工作有加，在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侨务工作都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得到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在中国近代史上，侨务工作始终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富强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十年“文革”中，中国政府取消了侨务机构。究其原因，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之外，也有人们观念上的问题。中国实行取消双重国籍的政策之后，人们就对中国与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华侨华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在认识上产生了偏差。认为中国实行取消双重国籍的政策以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华侨都加入了当地国的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就不再具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外籍华人也不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做什么事情。再加上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把海外华侨华人与地、富、反、坏相等同，自然也就不会让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再做些什么。
　　
　　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不存在了，中国侨务也就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从而也就不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那时候流行着一种说法，叫做“建立侨务就是为了取消侨务”。意思是说，中国侨务完成了取消双重国籍的历史任务，侨务本身也就不应该再存在了。侨务机构被取消后，使得侨务问题堆积如山，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当然，在“文革”后期，对全面否定侨务工作的错误有所纠正。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曾经出台了一些保护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权益的侨务政策。但真正彻底纠正自土改以来在侨务工作上的“左”的错误，恢复建立侨务机构和广泛开展侨务工作，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指引下，彻底纠正了极“左”思潮给侨务工作带来的危害，重新确立了中国侨务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很快就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继而使中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富裕和强大，绝对离不开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需要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
　　
　　三、“双向需要”必然产生中国侨务
　　
　　这是一个结论性的认识。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强烈地希望中国能尽快地富强起来，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国的富裕和强大作后盾，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援作保证，需要中华民族的团结振兴为荣耀；另一方面，中国的富裕和强大也特别需要华侨华人在当地健康、稳固、繁荣的存在和发展作为资源宝库，需要华侨华人的帮助和支持作为民族团结、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需要华侨华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作为中国联系世界、走向世界的推动因素。这两种需要相结合，就形成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会产生把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联系起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侨务体系。
　　
　　有了这样的历史条件，没有侨务体系会建立起侨务体系，侨务体系被取消了还会再被重新恢复起来。建立侨务体系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不以某种政治力量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中国选择建立侨务体系的必然性所在。
　　
　　既然中国侨务是华侨华人需要祖籍国，祖籍国也需要华侨华人这“双向需要”派生的，那么，中国侨务一旦产生，就必须服务于“双向需要”，并不断建构出与时俱进的、新的“双向需要”的关系。这就必然引伸出侨务理论的另外两个基本原理，即“两个服务”的原理和“侨力资源”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