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法，以移民文化和地域文化理论，比较澳洲及美国的四邑华人华侨的历史和今天，总结四邑背景华人华侨的文化特征。据澳洲及美国文献记载，四邑华人华侨是19世纪最早到达澳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从19世纪初期至今天，四邑华人华侨对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少四邑华人华侨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不忘家乡，通过各种方法积极支持祖国发展。作者对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实地考察悉尼五邑关帝庙、会馆和当代四邑华人华侨生活，并比较美国四邑华人异同，总结出他们的文化特征：团结、爱乡、认同和发扬传统文化。

　　【关键词】海外华人华侨　四邑　文化认同

　　一、地域文化、移民文化与四邑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发展、资本的扩张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刺激了国际迁徙。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移民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全球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移民学研究。自从19世纪以来，中国移民就成了世界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国务院侨办编着的《华侨华人概述》，21世纪初中国有海外华人3890多万人。而在中国乃至全球移民史的坐标里，“四邑”是个独特的名词，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现象，一段独特的历史和一种独特的文化。

　　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西部，有一片广袤的土地，这里气候宜人、山峦纵横。这就是四邑之地：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因为人多地狭，加上社会历史因素，这里的人们，很早就飘洋过海，扎根世界各地，逐渐形成独特的移民文化。早在19世纪初，四邑地区即开始大规模移民。1998年在世界各地的四邑背景华人华侨约有215万人，其中台山旅外华侨华人约86万，分布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澳洲、东南亚及欧洲等地。四邑地区的移民人数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历史之悠久，在全球移民史里是极少见到的。与其他地区的移民相比，四邑地区的移民有何不同？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以地域文化理论、移民文化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为背景，对四邑地区移民的历史和现实作一梳理和总结。

　　本节首先审视地域文化理论和移民文化理论。什么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就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里，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的共用作用，这里的人们长期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心理、思想、习俗和价值体系等。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由于相近的历史经历、地理条件、政治变迁等，黄河流域各民族的人们就初步形成了黄河流域文化，他们具有相近的心理、艺术观、价值观、生活习惯等。后来，长江流域文化也逐步固化。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珠江文化开始孕育。9世纪以来，珠江流域人们进一步融合了长江、黄河流域文化，创造出独特的珠江文化。近代以来，吸取世界先进文化精华，珠江文化兼容幷包，博取众长，中西合璧，逐步独步于世界。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珠江流域，珠江文化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在中国和全世界发出绚丽的光彩。由于珠江流域近海，珠江文化有着浓厚的“海洋性”、“外向性”特征。正如文化学家黄伟宗教授所总结的，珠江（广府）文化有四性：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共时性的特点。珠江（广府）文化还有四个先：敢为天下先、得世界风气先、领时代潮流先，从历史到现实都是领潮争先。

　　珠江文化博大精深，有不少亚文化分支，它们在总体相同的情况下，也有一些相异，四邑文化就是其中一个分支。四邑-新会、台山、恩平、开平分布于潭江流域，自古以来，这些的人们相互交往、融合，清朝时，四邑的新会、台山属广州府，恩平、开平属肇庆府，四地相接。相同的地理环境、相近的文化习俗，形成共同的四邑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相似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孕育了外向型的四邑移民文化。

　　说起移民文化，当今世界、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学者从事。比如，英国学者 Robin Cohen在1997年发表了《迁徙学》(Diaspora: An Introduction)，从理论论述了移民的政治经济背景、所在国对移民文化的影响。在移民繁多的美国，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观察移民文化的嬗变。比如，Rios 和Gaines研究西班牙背景的移民们如何通过使用传媒保持西班牙文化，还有学者研究非洲人和非洲文化在美国的“遗传与变迁”等。在对海外中国移民文化的研究中，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周敏教授取得一定声誉。她深入考察了纽约唐人街的历史和变迁，审视中国移民的过去和现在，比较中国移民与其他种族移民的异同。通过比较和总结，她证明瞭唐人街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使华人移民保持了特有的文化传统，为他们在美国的安居乐业并最终融入主流社会提供了一条代价较小且切实可行的途径。从微观的角度说，四邑华人在海外又创造了一种怎样的移民文化呢？审视澳洲的历史和今天，可以明确看到：团结、爱乡与文化认同，是他们的突出特点。

　　二、历史时空中的澳洲四邑人

　　近代以来，四邑人是最早到达澳洲的中国人。1818年，四邑人庄世英到达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并被澳洲海关记録在案，这是澳洲海关记録的第一个到达澳洲的中国人。此后，到新南威尔士州的四邑人日益增多。1820年，四邑人雷三妹到达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由于维多利亚州发现金矿，雷三妹便回乡告诉乡亲们：“澳洲这里有金！”于是，大批四邑人便飘洋过海来到澳洲“淘金”，将墨尔本叫作“新金山”，以区别于美国的“旧金山”。

　　19世纪中期以来，在新南威尔士的四邑人，主要从事农业和低端服务业。在悉尼，四邑人主要集中于郊区的Braidwood、Tumut、Young、Wellington 和Bathurst种植水果和蔬菜，有些人则在悉尼市区从事洗衣、饮食、农产品流通等行业，以及其他苦力等。在昆士兰州，特别是维多利亚州，四邑人主要在遥远而荒凉的山区从事工矿业，包括采金业。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至中期，总体上四邑人的经济地位比19世纪中期提高了，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由“工人”转变成“小老板”。还有些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比如律师、医生，甚至从政等。然而，与其他澳洲华人一样，他们的政治地位从1901年起大大下降了。这是因为“白澳政策”。由于华人既勤勤恳恳，又聪明能干，威胁到不少欧洲背景的澳洲人，特别是欧洲工人的利益。再加上华人与西方人在文化、历史、生活上的差距，使得澳洲主流社会雠视华人。最终澳洲国会在1901年制定了“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根据这一法案，澳洲政府又逐步剥夺了华人的许多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以至华人成为受歧视的“二等公民”，直到1973年才正式废除这些政策。

　　由于澳洲华人移民的特殊性，使得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四邑华人们都成了澳洲华人的主体之一。20世纪50年代后，澳洲的移民政策虽然总体上没有改变，在局部却有所松动，有的四邑人还从香港等地来到澳洲。1973年澳洲政府才废除“白澳政策”并开始多元文化政策，很多华人从东南亚或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来澳，这样才打破澳洲华人以四邑人为主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四邑人不断移居海外。今天在澳洲的四邑人，既有落地生根的年老一代，又有新移民和留学生。他们有的已经功成名就，在澳洲过着舒适而富足的生活，有的家庭和睦、乐也融融。但是，有的人却还在贫穷线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还有的人，可能还在为一张永久居民签证而努力。他们对澳洲的态度各异，既正面也有负面，然而，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却大同小异，从历史到今天，不少四邑人，对家乡都有一份感情。

　　三、团结、爱乡与文化认同

　　在中国移民乃至世界移民史的坐标里审视四邑海外华人华侨，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团结、爱乡与文化认同。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以同乡会为人际关系纽带，以关帝庙为文化符号，以四邑人为圆心，认同、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这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是非常特殊的。悉尼四邑关帝庙正门（图略）

　　早在19世纪中期，日益增多的四邑同胞，就开始在墨尔本、悉尼等地建立同乡会。在1854年，墨尔本的“四邑会馆”就已经建立。建立同乡会不仅是联结家乡、传递亲情的需要，也是现实和生存的需要。严峻而残酷的自然环境，敌视和陌生的社会环境，迫使四邑同胞在异国他乡组织起来。十九世纪末，随着不少四邑华人摆脱了贫穷，在澳洲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四邑同乡会已经初具规模，架构更严密、功能也更多样。

　　在1896年，四邑同乡会的多位领袖就商量，建一座庙宇，这是对家乡的怀念、精神世界的寄托、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继承。意见一公开，大家都非常赞同。经过讨论决定，关公是三国时代的名将，在他身上，体现了忠、义、勇的中国古代文化价值。关帝庙，也是四邑地区供奉的庙宇。所以，同乡会一致决定建立一座关帝庙。善款很快就筹集到了。经过多方选址，第一座关帝庙在悉尼市区西部Glebe区的Edward街2号，于1898年建成。第二座庙在1900年在悉尼市唐人街附近的高本街建成，后来因各种原因无法维持。 

　　关帝庙重修落成纪念碑（图略）

　　而第一座关帝庙，则历经一百多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三次失火，又三次重修，幷且在1952年、1955年、1977年、1982年大修。由于历史悠久，关帝庙逐渐闻名全澳。至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四邑地区的人们前来朝拜，其他地区的中国人，甚至越南、东南亚地区的人们都来进奉。1998年，四邑关帝庙百年纪念，连总理霍华德都发来贺电。在海外，四邑华人们供奉的不是释加牟尼，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关公。这代表着四邑华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肯定、继承和发表。所以，四邑关帝庙，不是四邑在澳洲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文化在澳洲的文化符号。它表达了旅居海外四邑地区的人们对家乡的怀念，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关帝庙内部鸟瞰（图略）

　　澳洲四邑背景学者Keep Fong对关帝庙进行了中肯的评价：“The temples became cultural centers for the Chinese. They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assistance, social contact, religious observances, celebration of festivals,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and funeral arrangements.”他说：关帝庙不仅仅是一座庙宇那么简单，它还是中国人在澳洲的文化中心，照看着澳洲华人生老病死：在庙里华人们可以获得互助的机会，联系社区和家乡，进行宗教仪式、欢庆节日和举行葬礼。

　　如果说四邑关帝庙是四邑地区的文化符号，体现文化认同团结、爱乡的话，四邑庙信托委员会同样体现出这一功能。早在1897年，四邑庙信托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它表面上看，只是一座庙宇的管理机关，而实际上，它是一个政府，带有经济、文化、政治功能的为四邑华人服务的“微政府”。经济上，四邑庙信托委员会将筹集的善款用于维持四邑庙日常运作，支持四邑籍的困难同乡。文化上，维系文化认同，巩固家乡纽带。政治上，为利益受损的同胞出头，排解同乡之间的内部纠纷。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届四邑庙信托委员会共运作了31年，从1967年至1998年，无偿为形形色色的四邑乡亲服务。从四邑同乡会和关帝庙的历史和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四邑人独特的移民文化体现：团结、爱乡与文化认同。

　　从另一方面来说，从历史到今天，澳洲的四邑华人华侨的义举同样体现出团结、爱乡与文化认同。历史上，澳大利亚第一位华裔参议员朱俊英（1866-1923）就是一个突出例子。朱俊英祖籍台山三合镇，在维多利亚矿区出生。1909年当选为塔斯马尼亚州议员，1913年当选联邦政府上院议员，1917年和1922年两度连任，后被当选为副议长（相当于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澳大利亚华人中唯一获此殊荣者。朱俊英还担任过多个委员会主席职务。根据澳洲移民学者Shirley Fitzgerald 研究，他不仅忠诚于澳大利亚，还积极维护华人利益，反对种族歧视，是华人正当权益的代言人。朱俊英不仅是澳大利亚，而且也是海外华人参政的先行者之一。他逝世后，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在唁电中赞誉他是“澳大利亚最能干最忠诚的政治家”。 

　　当代，四邑华人华侨热心乡亲的突出例子是台山广海籍旅悉尼殷商、慈善家陈炳达先生。陈炳达在饮食业事业有成。当得知四邑同乡会没有合适地点时，陈先生立即将自己的“喜万年酒楼”钥匙交到同乡会余宜沧会长，并让他去计划装修。余会长问陈先生租金多少，陈先生很爽快地说：一年一元。同乡会全部装修费用25万元，陈先生支付了15万元，占60%。为了永志陈炳达先生的功德，同乡会授予他永远名誉会长的称号。 陈炳达的义举不仅仅局限于对四邑同胞，比如，他还非常热心于华人社区，支持悉尼建设唐人街的两座牌楼。牌楼建成后，陈炳达先生为其中一座亲书“四海一家”横匾，勉励悉尼和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团结如一家，共谋发展。现在这座牌楼耸立于唐人街，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标志性建筑。

　　四邑澳洲华人华侨对乡亲们的热爱和支持，不仅仅局限在澳洲，他们同样不忘祖国的发展。现在几乎每年四邑的澳洲同胞对四邑地区有各种捐赠。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到经济困难。在澳洲的四邑华人华侨得知后，十分关心。其实当时，许多人经济上并不富裕。然而，他们觉得：家乡的事情更重要。四邑同胞们在经济困难积极捐赠。1963年4月，澳洲四邑华人华侨与全球海外四邑同乡会共捐献1.2万元港币，由香港的四邑同乡会转交祖国大陆。这笔款项相当于现在的300多万港币。与以往捐款捐物支持家乡建设不同，从2004年起，四邑同乡会开始广东省“光明之行”医疗慈善项目。以“慈善义诊、医疗扶贫、播撒光明、博爱人间”为宗旨的广东省“光明之行”慈善项目，由澳洲的医生帮助广东省，包括四邑地区的眼科病患者，特别是白内障患者。

　　四、海外四邑人与文化认同

　　团结、爱乡、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澳洲四邑华人华侨的特点，也是全球许多地区四邑华人华侨，特别是美国的四邑华人华侨的特点。在19世纪，以台山籍为主体的四邑籍华侨构成了美国华人的主体。为了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那样一个复杂而又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互助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于是四邑籍华侨自觉地按祖籍地域或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这也是海外乡亲团结互助、共图发展的基本生存方式。

　　据美国的“西部铁路纪念馆”记载，第一个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人，就是四邑人，在19世纪初期到达美国。之后，千千万万的华工（主要是四邑人）被卖“猪仔”到，他们为西部铁路、为美国社会发展，贡献出汗水和生命。1849年，四邑籍华侨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纯地缘性的组织，即旧金山的“冈州会馆”，这是华侨在美国成立最早的地缘性社团之一。后来，就像在悉尼一样，同乡会也建立了关帝庙。同乡会为联结家乡、保护华工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旅美四邑人没有忘记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其中波特兰大市的阮陈彩莲夫人就是突出的例子。阮夫人系台山塘头乡阮耀腾之遗孀，她含辛茹苦，养育了儿子五人、女儿三人。他们八人，在学业、事业上皆有成就，因此，阮夫人被选为1952年度缅因州波特兰大市的模范母亲。这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四邑华人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承认。因此，1953年，纽约华侨为阮夫人模范母亲塑造铜像纪念。

　　除了在美国，海外的第一个四邑籍华侨地域性社团是1822年台山籍华侨在新加坡成立的宁阳会馆，这是目前所知海外华侨成立最早的地域性社团。1840年，四邑籍华侨跳出一个县的局限，把同一地区多个县的华侨团结起来，利用隋唐时期的“冈州”名称，成立了“冈州会馆”。1848年，新加坡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的陈氏华侨成立了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四邑陈氏会馆”。这里的“四邑”已突破了作为政区名称的冈州的行政范围，将恩平和开平全部包括进来。1919年日本横滨的“四邑公所”成为粤籍华侨 “亲仁会”下属的3个公所之一。1906年英国也成立了“四邑总会馆”。“四邑”这个概念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东南亚、美洲、澳洲和欧洲，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四邑地区民众的心目中早已存在文化地理区的认同，我们完全可以视“四邑”为一个民俗的、心理的、文化的地域的概念。推而广之，这就是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广侨文化的体现。

　　 在全球移民的背景里，在四邑移民的历史时空中，总结一下四邑华人们的特点，就可以看出广侨文化的特征有如下几项：外向性、强烈的地区观念，同一地域中的人们的互相帮助，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世界主要移民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广侨文化的独特性。在美国的犹太移民文化，第三、第四项特征明显，然而犹太移民文化的政治色彩浓厚，在美国的西班牙移民文化，家乡、地域观念比较澹薄。而且，所有的这些移民，都不如四邑移民们分布广、人数多。所以，四邑移民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广侨文化，是珠江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延伸，是移民文化的一种新创造，是地域文化和移民文化的水乳交融，更是国际移民学的一个独特例子。

　　参考文献：
　　中文
　　1.黄伟宗：《从封开启步的探究广府文化的15年历史》，载《封开：广府首府论坛》，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1年，第31至52页。
　　2.黄伟宗：《珠江文化论》，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
　　3.黄伟宗、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4.徐杰舜，徐桂兰：《广府人起源及形成论》，载《封开：广府首府论坛》，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1年，第83至105页。
　　5.司徒尚纪：《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
　　6.澳洲雪梨四邑同乡会：《关圣帝庙百周年纪念特刊》，悉尼：澳洲雪梨四邑同乡会，1998年。
　　7.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8.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英文
　　1.Cohen, R. (1997).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ledge.
　　2.Collins, J. (2002).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Chinese diaspora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 8(1-2), 113-133.
　　3.Cunningham, S., & Sinclair, J. (2001).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 diaspora.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4.Damousi, J. (1998).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In W. H. Geoffrey (Ed.), Creating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5.DeVoretz, D. (2005). Triangular Movement of Chinese Diaspo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eople on the Move”: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Chinese Human Capital”.
　　6.Fitzgerald, J. (2007).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7.Fitzgerald, S. (1996). Red tape, gold scissors-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Sydney: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8.Hugo, G. (2007).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Chinese in Pacific, where to now? (held i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9.Inglis, C. (2011). Chinatown Sydney: A Window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7, 48-64.
　　10.Jones, P. (2005).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records on travel,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860-1975. Canberra: National Archives.
　　11.Jupp, J. (2001). The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Kuo, M.-f. (2009).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 336-363.
　　13.Liu, H. (2011). An Emerging China and Diasporic Chinese: historicity,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72), 813-832.
　　14.Liu, W. P. (1989).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Tai Bei: Sing Tao Publishing House.
　　15.Pan, L. (1994). Song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6.Rios, D. I., & Gaines, S. O. (1998). Latino media use for cultural maintenance. Journalism Quarterly, 75(4).
　　17.Rolls, E. C. (1996). Citizen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continuing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8.Rolls, E. C. (1992). Sojourners: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Samovar, L. A., & Porter, R. E. (2004).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5th ed.). CA: Thomson.
　　20.Shu, J., & Hawthorne, L. (1996). Asian student migration to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XXXIV(1), 65-96.
　　21.Sinclair, J., Yue, A., Hawkins, G., Pookong, K., & Fox, J. (2001). Chinese cosmopolitainsm and media Use. In S. Cunningham & J. Sinclair (Eds.),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 diaspora (p. 34).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2.Toynbee, A. (1932). A Study of history (1972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Wang, G. (2001).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s Press.
　　24.Wu, C.-T. (2003). New middle-class Chinese settlers in Australia an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 in Sydney. In L. J. C. Ma & C. Cartier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359-379).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5.Young, F., & Barneveld, N. V. (1997). Sources for Chinese local history and heritage on New South Wales. Sydney: Faye Young & Nicole van Barneveld.
　　26.Zhou, M. (1992).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7.Zhou, M. (2006).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Y.-j. Bian, K.-b. Chan & T.-s. Chuang (E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 1). Boston: Brill.
　　28.Zhou, M.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刘康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