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行政区划来代替文化分区,这是人们通常比较简洁而且较实用地概括地域文化时所采用的方法.广府文化是数百年甚或千年积淀的成果，地域性特征显着；佛山文化源于广府文化，又是适合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地域文化。无论广府文化，还是佛山文化，两文化都有明显的时空性。正是广府文化与佛山文化时空性不一，应不断丰富其时代性内涵。

　　广府文化是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岭南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命名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强烈的时空特征；佛山是明清四大名镇，其文化是当时手工业和商业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在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前，即佛山未设同知署前，佛山是广州府南海县所辖的一大名镇而已。而今佛山文化主要是概括今佛山市所辖的五区文化，以行政区划来代替文化分区。无论广府文化还是佛山文化，两文化都有明显的时空性。今天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整理和挖掘两文化的时代新涵义，认识其历史时期乃至今天的时空特性十分重要。本文试作剖析，还请方家正之。

　　一、广府文化是数百年甚或千年积淀的成果，地域性特征显着

　　广府文化是现今人们为整理岭南地域文化，根据珠三角洲甚或更大地域的方言、家庭制度、宗教信仰、风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学艺术、历史传统等而命名的一种富有浓厚岭南地域特色的文化。这一族群（或有人作民系）源于先秦时期的南越人，经过秦汉以及东晋南朝移民后，至唐宋时，其文化已纳入中央王朝的文化版图中，成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有学者以北宋时广南东路的客户数量超过当地人口，时珠江三角洲、西江和漠阳江流域，成为广府系地区的主体，遂认定为广府系定型于唐宋。此成果大致可信。实际上，唐宋时，特别是宋代，国家观念逐渐被地方所接受，南下和迁至珠三角洲一带的地方宗族社会逐具端倪，珠三角洲一带文化习俗和风气逐渐形成，“广府”已成为岭南特别是广南东路的代名词。韩愈《潮州表》及《唐大诏令集》中，都以“广府”为单独称谓，宋时已列入岭南“景物”之一。这种在岭南湿地稻作与基围堤塘基础上形成的商品经济文化，及至后代而形成了珠三角洲一带的“蔗桑（果）鱼基”的开发模式。也是从唐宋时开始，外来文化在广州等珠江三角洲一带发展，“蕃坊”、“蕃学”、外来器物与宗教、制度，乃至近代西方科技等，都以广州为基地而影响内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其文化带有十分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正是经过千百年的积淀，特别是明清乃至近代，广府一系列文化风俗的定型及发展，“广府文化”的概念逐渐形成，被人们所认可并接受。

　　当然，上述“广府”只是一种省略式的称谓，是广州都督府或广州总管府的简称，与今天人们所称的“广府文化”的“广府”所涉地域不完全一样。隋唐时都督府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地方性机构。宋时广州等属广南东路管辖，元时广州等属江西行省管辖，宋元时广州辖境有所盈缩。从明时起，“领州一，县十”，分别是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连州、阳山、连南等十一州县。清时，连州、阳山、连南析出，新增龙门、新宁、新安、花县、从化、三水等县。今人整理地域文化，暂把距现在较近的明清广州府所辖的州县的地域文化，以行政区划名代替文化分区名。实际上，这种指代并不确切。“广府文化”不应仅指代明清广州所辖地域的文化，而应还涉及部分肇庆、惠州等地域。广府文化所涉及地域大，以明清广州府所辖州县为主，兼及临近地区。

　　另外，广府文化主体以广州为中心。广州历来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明清广东省的首府。其“广府文化”与其他周围地区文化比较，具有优越性，其高势能的文化逐渐向近旁的低势能文化渗透，进而影响其他地域文化。而且，从唐宋时开始形成的“广府文化”，具有明显的时空性。唐宋时，广府文化以广州为代表，“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婚丧嫁娶不合礼仪，“巨室父子或异居焉，兄弟骨肉急难不相救”。这些礼仪与中原有别，但重商风气却使广州外贸不断延续，广州形成了别样的文化区，“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与“海药”、“广药”、“广香”一样，广州的“南食”、“南烹”有名于世，其他异域的“蕃商”、“蕃坊”、“波斯妇”、“昆仑奴”等也成为这一文化的另一道亮丽的风景。明清时期，广府文化如火如荼地发展而达极致。“广州帮”名闻海内外。大量书院修建，白沙学派名贯学林，明清广府所辖各州县的举人、进士均占到广东省一半以上，“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岭南四家”张锦芳、黄丹书、黎简、吕坚等，也都是广府人。广府的粤乐、粤曲、诗画、书法等形成自己的特色。包括佛山石湾陶瓷在内的陶艺文化、“广彩”、“广绣”、牙雕、木雕等手工艺品文化也有地方特色。侨乡文化也呈现地方特色。近代，广州领天下风气之先，“柯拜船坞”等全国最早的工业企业修建，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的修建，使这里成为近代中国产业城市的代表，广州骑楼及一系列十三行附近的“鬼楼”、石室天主堂等西方宗教建筑新修，具有中外特色的岭南园林也成为中国三大园林类型之一。特别是西方的天文、数学、医学以及近代报刊都以广府为据点，向内地传播。而制度文化的引进与传播，广府文化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区域文化的代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康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近现代中国三大革命策源地都在广府文化所辖地区内，成为近代中国求新、求变的先行军。广府文化对内地文化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和重要影响，其时空特征彰显出明显的优越性。

　　二、佛山文化源于广府文化，又是适合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地域文化

　　佛山，明清是广州府南海县所下辖的一个镇，今有干隆、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为证。直至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之前，佛山一直隶属于南海县，没有独立的行政机关，所有事务都需交南海县处理。虽然此前曾设驻防官，但并非常设机构。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立“广州府佛山海防捕务同知署”，设置初衷，因“该镇绵延十余里，烟户十余万。五方杂处，易于藏奸。”而南海县距此五十里，“省会附郭，治理繁剧，一应稽查，鞭长莫及。”即是广州府同知署，与其他的五斗口巡检司、佛山都司、佛山千总署组成清佛山文武四衙，有助于佛山工商业市镇的发展。当时的南海县是广州府的附郭县，治所在广州城内；顺德、三水属广州府所辖，而高明则地属明清肇庆府所辖，明清的佛山文化，仅是工商业市镇文化，而非独立的区域文化，其仅是广府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地域、文化内涵与外延等都不能脱离广府文化，其文化源于广府文化，虽然明清佛山文化也有一些手工业行会、宗族、书院、北帝神等神灵崇拜，但都不能脱离广府文化的巢臼。其他顺德、三水、高明等，当时各县文化大同小异，与佛山并未形成独立的二级行政区划，不足以用佛山文化概括之。

　　真正的佛山文化是在佛山作为地方二级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特别是1983年佛山地区与佛山市合并，撤销佛山地区，划南海县、顺德、高明、三水属市，原佛山市属普君、祖庙、升平、永安四区合并置城区，兼管中山市（1988年，中山市析出）。只有在奠定了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过数十年的积淀，纔可能形成所谓的新型地域文化。佛山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佛山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新型地域文化，其文化内涵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今佛山市委、市政府以“古镇都市”文化作为品牌，其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古镇”内涵仅涉佛山禅城一区的文化内容，其他佛山所辖各区文化视而不见，范围狭小；“都市”文化，没有凸现地方特色，而有涉冷统，并没有顾及广州等地域文化等。笔者愚见，佛山地域文化在继承传统广府文化的基础上，应突出“历史名城文化”（包含武术之乡、艺术之乡、陶瓷之乡、美食之乡）、“名牌家电企业文化”、“和谐先进文化”等特色。

　　“历史名城文化”除整理原来佛山禅城区的祖庙文化、石湾陶瓷文化、佛山秋色、剪纸、冶铸文化、舞狮民俗等地方特色文化外，还应加上顺德区历史上有名的“蔗桑果鱼基”文化、花卉文化、“自梳女文化”、“食厨文化”、“清晖园”园林文化、“三字经”文化、锣鼓框文化、李小龙文化等；三水的大旗头名村历史文化、芦苞胥江祖庙民俗文化等；高明的历史名人文化等；南海区的西樵文化等，这些文化独具特色，是历史名城文化的重要内容。

　　“名牌家电企业文化”是改革开放后，以新兴“家电王国”顺德为代表的佛山文化的组成部分。这里有“容声”、“科龙”、“美的”、“格兰仕”、“华宝”、“万和”、“爱德”、“康宝”等驰名中外的品牌企业。优秀的企业造就了优秀的企业文化，这是佛山的宝贵财富。科龙全国各地分厂的厂庆活动异彩纷呈，美的运动会盛况空前，格兰仕企业文化活动日常化，企业内刊成为争相传阅的宝典。各个企业文化虽不仅相同，表现形式各异，但企业精神与文化成为企业生命力的坚强后盾。

　　“和谐先进文化”是佛山文化又一个新的突出的品牌。佛山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先后被评为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前10名，投资硬件环境40优和全国率先达到小康水平的36个城市之一。文化和社会方面，佛山也是珠三角洲“和谐先进文化”的代表，先后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市”以及联合国“人类住区优秀范例”等殊荣。人与自然和谐，顺德陈村花卉文化、南海松岗南国桃源文化、高明皂幕山水文化、顺德清晖毓秀，三水荷花文化特色明显，南海西樵人杰地灵，佛山处处体现这一和谐文化的内涵。而“双拥模范城”更是对人与人和谐的最好褒奬。顺德等区获得文化部一级先进文化站，国家级、省级的先进文化的各种殊荣，佛山都榜上有名，各种形式的志愿者频频见于报端，民众文化素质显着提高，佛山文化不仅要在“珠三角洲”和谐先进文化中做排头兵，而且应在全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三、广府文化与佛山文化时空性不一，应不断丰富其时代性内涵

　　任何文化都有时代性、地域性，即时空特性。文化的发展既是时间上的进展，更是空间上的分布。时代性所展现的文化，依时代更迭而不断变迁，而地域性展现的文化，则相对稳定，有着多元的特定模式和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相互关联，互相成体，互相补益，互相制约，构成了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机制。时代风云多变，赋予地域文化更丰富的内容，使地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并经过选择，稳定在地域上，成为地域文化的内容，使文化得以积累与存在。而稳定的地域内容以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和传统，为时代内容的变化提供基地，使文化不断发展，或独领风骚扩展为时代文化。

　　广府文化是对唐宋以来明清广州府等地域文化的概括，随着时代发展，今仍然称广州文化为广府文化有些不合时宜，广府文化是传统文化，是数百甚或千年传统地域文化的总称。今广州文化经过改革开放，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原来广府文化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在新时代中，广州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珠三角洲新型精神文明的代表。随着时代性变化，称广州文化，既兼顾历史传统，又赋予地域文化新的时代内容，广州市在打造经济中心的基础上，适时提出发展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构想，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广州文化发展的大图景已正在描绘，希望广州市委、市政府放下省会的身份，解放思想，要有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文化实事，像佛山一样赢得更多的文化品牌。

　　广州文化适应时代需要，不仅要打造广交会、陈家祠、中山纪念堂、白云山、老火靓汤、迎春花市、珠江夜游等城市名片，还应珍惜“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奬”的荣誉，进一步发挥和谐文化的内涵，形成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排名第三位大城市相适应的文化风格、品牌、地位等。同时，注重与其他珠江三角洲大中城市协调，突出广州文化在岭南文化的重要与中心地位，共赢发展，形成珠江三角洲或华南城市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地区文化。

　　与广州相配合，作为珠三角洲西部距离广州最近的佛山市，在经济上推进“广佛一体化”的同时，文化上突出佛山文化的区域内涵，定位于发展目标上，不要与广州市相冲突或完全一致，而应找出自己的特色和区域特点，补充或凸现传统与新时代的文化特征，与广州文化趋向一致，共赢协调发展。利用广州的人才和科研优势，转换成佛山文化的新热点，只有密切配合，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广佛一体化”渐趋成为文化上的优势互补，相互兼容，充分彰显文化的时空魅力。

　　（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府学会顾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