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地区的五大民系，越海、湘赣、闽海、客家、广府。广府系、闽海系（福佬）、客家系三大民系是属于珠江流域的。广府系处在珠江流域，有珠江三角洲平原，主要是筑堤围垦，营造沙田。

　　宋元以来五大民系共同造就了东南经济的繁荣，继续超过了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在广府系已形成以商业性专业化农业区为基础的商品经济。

　　自唐末藩镇之乱，五代十国烽烟四起，宋经常受辽金侵扰，中原每有战乱，必有北人南迁。由于靖康之后的历史背景，北宋250年间，虽有和平间歇，但中原总是烽火连天，哀鸿遍野，战乱频仍。女真、蒙古二下江南，逐宋室于东南滨海；红巾起义群雄逐鹿，混战于河汉江淮。战乱震荡着社会生活环境，相对安定的珠江流域成了避乱者的桃花源。

　　南雄珠玑巷是唐宋时期中原及江南人民南迁聚居发祥之地，几百年间，先民们一批批度岭而来，又一批批向南而去。

　　宋元历史上盖有三次大规模的南徙。第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的移民高潮就是两宋之际，这次南迁又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即从靖康元年至南宋灭亡。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后期在今广东境内户口数中，主户占61％，客户占39％，移民总人数约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且移民素质高，分布广，对南方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幷且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口分布和经济文化地位上南重北轻的格局，并一直持续到近代。

　　另两次是发生在宋未元初。一次是咸淳六年(1246年)，因潮州王兴领导的义军转战于广州，广州属下各县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或逃散，人口剧减，故“诏徙保昌（即南雄县）民实广州”。

　　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挥戈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未年及以后移居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又于宋末元初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

　　现今珠江三角洲各县居民，以及他们的族谱、家谱常说自己远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实际上这些移民仅取道或暂居珠玑巷南下而已。除了逃避战乱，南下移民还包括经商、从征、戍守、逃荒、贬谪等人口。如广东沿海很多移民来自福建莆田、漳州，多为经商而留居。而琼雷多荒地，成为人多地少的闽人入居之地。

　　宋元移民多来自江南，较容易适应岭南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且是有意识，集体迁移，聚集而居，形成一股股强大地方势力。

　　据黄慈博《珠现巷民族南迁记》载，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珠玑巷集体逃亡，首批“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乃结筏顺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贵等之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近南雄，众避兵祸，仓惶登程”。还据同书统计，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这些移民，聚居于南海、番禹、新会、香山等地。形成相对独立的民系。再者是文化优势，中国经济到两宋已完全转移到江南，江南也同时成为人文渊豪。

　　江南文化比中原文化更接近岭南文化。这些移民与原住民或早期的移民长期接触，进行语言文化交流，渐渐以方言和其他文化特质为象征。在宋元时期，广府、福建和客家三大民系已经定型，成为汉文化载体在广东的三个主要人群。

　　此后，虽然移民运动仍时有发生，但已不可能打破宋元业已成型的广东地区民系结构。三大民系地位一经确定，新移民到来，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带来广东社会巨变，只能在既定社会文化结构下存在和发展。所以说，宋元为岭南文化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时代。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仓惶南逃。一部分中原士民随高宗进入太湖流域；大部分随隆佑太后到赣南。《宋史·高宗本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宋高宗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请太后率宗室迎群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接应中原。官吏士民宾属南去者，有司无禁”。于是隆佑太后率军民万众南迁。在金兵步步追击下，护卫太后的将士，沿途溃散、叛逃，未至江表已不满百人。而逃散的兵士南下大庾岭避难。当隆佑太后到达临安，原随同太后南逃的部分士民也沿赣江的上源章水继续南来，越大庾岭，寄寓南雄。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録》中就此事写道：“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这些士大夫就道时所携带的随行人员和族人，以及邻里乡党中的大部分人，当随同他们度岭避难。

　　珠玑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者的故乡。藉以中原和江南的故乡的符号，凝聚同宗、同族、以至同乡的向心力。

　　迄至北宋年间，大庾岭已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而成为迁徙广东的主要通道，《浈水馆记》载：“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而地居交通要冲的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市），便成了各地移民南下广州的中转站。

　　北宋天禧至崇宁100年间，南雄经济繁荣，所兴建的凌陂及连陂农田水利建设逐步兴起；至南宋嘉定全县户数突破3万，人口突破5万，列为一等望县；州城建设初具规模，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建三影塔，皇佑四年建斗城，在岭南诸城中列为甲等；天禧间改建平政桥，为浈江第一座石墩桥，又于古驿道建有三驳桥、长径桥、凤凰桥、修仁桥等，嘉佑八年蔡抗、蔡挺兄弟修筑梅关古道，推官肖世范推广手推车运输，南雄交通大为改观。

　　我们沿着唐丞相张九龄开凿的古道走上梅关，石径斜上，依稀可辨一千多年前的开凿之痕。路不宽，可行马车。而梅关之外的西京和乌径两古道，据考还要早300年。京珠高速公路正好在与西京古道重合，盖古代高速公路云云。今古英雄所见略同。

　　黄伟宗教授带队，历史学家黄启臣，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及部份省参事对此进行考察。星夜兼程，马不停蹄，有诗为证：

　　雄关寒暮考残蹊，古道苔痕辨马蹄；
　　五十万军曾入粤，汉唐风月用心稽。

　　唐代慧能传禅，每过一处必插梅，梅关之梅必向北而花，直指心迹，极具禅意。这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之象征。有小曲《天净沙》为证：

　　寒梅瘦竹禅音，
　　秦关唐道蹄痕；
　　冷月西风叩问，
　　几多遗恨，
　　三千里路追寻。

　　宋代，南雄经济文化勃然升起，曾有“岭南第一州”之称。原因正是中原及江南大批仕贾氏族为避战乱，在南雄择地卜居驻足，得中原风气之先。

　　宋代政治中心的南移，直接促进了南雄经济文化的发展。大批仕贾氏族携家挟资，带来了中原文化，带来了劳力、技术和资金，开拓南雄繁荣经济。南迁氏族中，在南雄最有影响的是大塘平林孔族、乌径山下叶族和珠玑巷罗族。他们迁来较早，氏族素质较高，对宋代南雄经济文化勃兴起了重要作用。

　　大塘平林孔族为山东曲阜孔子后裔。宋建隆三年(962年)，孔闰秉承老祖宗孔夫子的儒家传统，办学兴教，在平林村创办孔林书院。雄州负笈求学者众，耕读之风兴起。《直隶南雄州志》载，元符元年(1098年)南雄应乡试者有2000人。两宋举进士39人，另特科64人。人文蔚起，为南雄历代之最，粤北之冠。（《南雄文史》第11辑罗美萍《宋代南雄经济文化勃兴初探》）。

　　至庆历四年（1044年)，南雄州之上朔、古城、孔村、延村等地，莘莘学子，人才辈出，为县城之所不及。可以说，南雄孔族领南雄教育事业的先驱，从此中原文化在岭南广为传播。

　　乌径叶族之祖为唐末崖州都督叶浚，任满北归，至南雄，闻黄巢乱起，遂率家避居乌径七星树下。叶浚本浙江处州人，他带来了江浙文化，在乌径开基创业。他有3个儿子，长子雨物务农，在山下垌垦荒造田，勤耕苦作。次子雨济经商，利用乌径邻近赣南、闽南的地理优势，贩运营销，生意兴隆。三子雨时出仕南汉，为千夫长，保境安民。于是，叶氏一族，农兴商旺，世代相传，子孙蕃衍，富甲一方。

　　乌径古道，宅居骈比，商贾胪列的先民生息遗迹仍然可寻。屋落井石，泥墙短堵，门坊条碑，依稀可辨嘉靖年间的铭文。系舟的桩石尚在，但流水湮枯，渡口无迹了。只可想象当时的尘嚣，其樯橹之杂，辐辏之错，冠盖之盛，竟聚六十二姓而居，先于珠玑巷一百四十姓迁徙三百余年。此处李姓最大，由陇西迁至。广东李姓者，盖源于此云云。六十二姓至今仍各保持其宗亲之节。据说，全国唯此处保持其宗氏节日。黄教授谓之“新珠玑巷”，再有《天净沙》为证：

　　岭南关上梅花，
　　珠玑百姓千家；
　　古巷寻源夜话，
　　历来车马，
　　曾经走遍天涯。

　　建隆二年（公元962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宴请禁军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请入宫中，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众将领武装，巩固自己皇位。此时，有开国功臣、节度使罗彦瓌为避猜忌之祸，即徙居南雄珠玑巷。

　　至第七代裔孙罗贵，字以达，别字天爵，号琴轩。生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南雄州学廪贡，赠吏部尚书。宋代南雄已有两处大面积连片农业区，一为凌陂、连陂等水利灌溉之凌江下游两岸，即今之五岭垌、花岗垌。一为南迁珠玑巷人开发的沙水河两岸。这两片农业区，农田水利条件较好，收成也较为稳定，是南雄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珠玑巷罗族，因功世袭锦衣卫之职，以耕读传家，尤重农业开发。他们沿沙水河兴建陂头，大兴灌溉之利。在沙水河中游兴建的罗陂，灌溉洋坋、拱桥、哈乐等地农田2000余亩。

　　南雄的同志是打着手电照诸位老专家走着古道下山的，这古道，古时无论赶考，无论贩运，粤进京必经梅关，是古代沟通五岭的咽喉之地，所谓“南北之官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至明代，梅关古道更是“内接京师，外通岛夷，朝贡使命，岁无虚日”盛况为“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由此，黄教授语出惊人，云：海陆丝绸之路在此通道交接。古文既载，必不谬。又有《天净沙》为证：

　　西京乌径梅关，
　　逶迤古道重山；
　　相接驼铃风帆，
　　夕阳看惯，
　　凭谁指点其间？

　　自北宋至元初这200多年间，由于天灾兵燹等原因，南雄珠玑巷人陆续南迁到广州、南海、中山、顺德、番禺、东莞、新会等地，先后达130余次，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4）广州（含珠江三角洲全境）有143261户，占同期广东全境21州军总户数575937户的25%弱。

　　其中宋绍兴元年（1131年）以罗贵为首的98家37姓大规模南迁为最着。（1998年出版《罗氏源流》序）而《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钞本）载这是一次集体南迁：以罗贵为首的珠玑里居民33姓97家，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浮浈水而南下，时在绍兴元年仲冬。

　　此次迁徙是大规模举家迁徙。罗贵一家男女共19口。共迁徙1000余人。各家都带有一定的劳力和资金，实为一次生产力的大转移。这次迁徙是经官府批准的大迁徒。虽属逃难性质，但非难民，是官府支持下有组织的生产力大转移。诸姓族谱均载有《赴始兴(保昌)县告案迁徒词》、《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知府钟文达批词》、《本府文引》以及到冈州后《赴冈州告案立籍引词》，《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等，从迁出到落籍都经官府批准，手续完备，文书具全。

　　千里跋涉，时经两月，备受艰险。走水路者斩竹结筏，从正月十六日沙水解缆，出浈水，下北江，漂流二个月，三月十六日到达冈州。何大佐《榄屑》引《南雄水木记》记述其先祖此次迁徙历险情形云：“……十年甲戌正月，人民畏惧，举族南逃，时无舟楫，我祖兄弟砍竹为插，乘流漂泊，夜半突至连州江口，潦水冲散，时偕伯祖九郎公及男仲远、仲达、侄七三、七四，奔南海县西林都华桂坊住歇，既而之小榄凤山下，卜室三角社居焉。”又《南海鹤园陈氏族谱》记述：“……民虑及难，各挈家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遂结竹为排，顺水漂流，及狂风大作，排散，溺水死者甚多。旋至一处，见岸上童子，问之，得悉里中有忠勇将军，甚显灵，从即赴祠祈祷，后扺连州水口，始各奠居。”南迁氏族咸颂罗贵功德，如戴天日。罗贵率众迁新会蓢底，辟土以种食，辟草以结庐，艰苦创业，延续南雄珠玑巷的创业，播迁南海、顺德、番禺等地及海外诸国。人文蔚起，富甲一方。

　　罗贵是这次大迁徙中的领导者，组织者。他在事关珠玑巷先民生命财产和家族前途命运的危难关头，表现了倡义扶危、中流砥柱的大无畏精神和同舟共济，团结互助的高尚风格，因而得到了先民们的真诚拥戴。南迁诸姓族谱都有有关当时商议如何南迁的记述：“……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众议而相语曰；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后见公子孙，如瞻日月。九十七人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而予等独借公之恩，得赖逃生，何以相报?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土地，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富贫不一，富者建祠拳祀，贫者同堂共飨，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

　　罗贵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富商豪绅，但他仁义为怀，心胸坦坦，在珠玑巷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仗义而起，率众南迁，使人民得以安居，重创家业。故珠玑巷南迁氏族无不感罗贵之恩德。

　　珠玑巷人的迁徙推动了社会发展，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助于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与协作，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繁荣。

　　（戴胜德，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一级作家、广东广府学会顾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