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以来在民间社会形成的珠玑巷移民传说，至今仍在海内外广府人中延续着。珠玑巷传说已成为广府人构建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近年来，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对文化建设相当重视，推动了学术界研究珠玑巷传说的步伐。其实，早在晚清已出现过广东官绅合力打造珠玑巷传说，这一现象在广东各地官修方志中有所体现。晚清以来，一方面是西方列强肆意瓜分中国领土，另一方面西方新思潮也随之不断涌入，在亡国亡种的历史语境下，士大夫们开始构筑“国族”概念。广东侨乡与海外交流最为频繁，在清末构建“国族”的热潮下，官绅通过族谱、方志的纂修，对历史上的珠玑巷传说加以梳理，将民间长期流传的珠玑巷移民之说官方化，而随着广东人向海外移民，这一观念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华人之中。

　　一

　　晚清广东方志引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理论与方法，在传统方志编纂体例的基础上，如同治《新会县志·总目》、光绪《新会乡土志辑稿·篇目》就增加了人类、氏族、宗教、实业、商务等篇目。

　　方志中出现的这些新名词，无疑是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在新体例的话语下，追溯当地族群的祖先源流成为新修方志不可逥避的话题。如著名侨乡五邑方志对祖先的追溯几乎都指向南雄珠玑巷，干隆《鹤山县志》卷12《艺文志》收録该县庠生黄渭源《昆阳义学祀功祠记》云：“窃惟古劳各族多来自南雄之珠玑巷”。晚清方志对珠玑巷的追溯较为普遍，同治《番禺县志》卷53和光绪《广州府志》卷160均引述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珠玑巷之名在广东出现于唐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记载：“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避（唐）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

　　方志对珠玑巷的记载也多出现在清末，尤以五邑方志最多，如光绪三十四年《新会乡土志辑稿》卷7《氏族》云：“综查各谱，其始迁本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州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民族之六七焉。其得姓受氏之始，均中原普通衣冠裔也。”可见，光绪及其以前，新会县的千人以上大族皆编有族谱，成为乡土志“综查各谱”来源的依据。从全县“民族之六七”皆由珠玑巷迁移而来，说明清代至少新会各家族基本认同珠玑巷情结。该志转録《泷水都莲边里麦姓家谱》对珠玑巷移民始末记载，强调当地人是宋咸淳九年南雄保昌县因苏妃事件，由珠玑村民罗贵祖率领村民97家转徙珠三角各地，“麦氏有五弟一妹及同族二百余人始居黄角，经三迁至明初定居新会莲边里。”这一说法几乎为晚清珠三角地区的族谱和方志所沿袭。

　　至于南雄珠玑巷传说始于何时？日本学者牧野异、大陆学者陈乐素等都认为始于明初。刘志伟认为，珠玑巷传说是配合明代里甲户籍制度形成的，并以此证明和维持正统性的身份认同，是宗族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和维系宗族认同的重要资源。这在地方控制和争夺资源等方面，同样有相当实际的作用。这个结论的依据源于对众多族谱的分析。珠玑巷的源头在中原，纪念南雄珠玑巷的意义是将岭南与中原和江南联系起来。据《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收録77例族谱统计，有时间可考者48例，其中清朝为25例，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8例。私家族谱成为民间社会传播珠玑巷的源泉，这些族谱又成为官修方志的主要资料来源，从而使民间和官府在关于珠玑巷的问题上达成默契。

　　地方官府编纂方志会有选择地吸收族谱内容，但不是全部，“凡见于宋明以来正史与方志所载之人物，无不并见于各该族姓之家谱所述，而各该族姓之家谱所载其各世人物，则未必尽见于正史及方志。”珠三角的方志之所以选择族谱中的珠玑巷传说，恰恰是因为珠玑巷原本是中原文化的某种象征，历代中国地方史叙述所强调的与其说是“地方”的历史，不如说是“国家”的存在如何在地方上得到体现的历史，地方史所叙述的是如何把地方上具体的人和物，与人们观念中的国家文化和国家象征联系起来。而这种文化或象征落到实处则是以京师所在地为中心的地域，珠三角方志关于珠玑巷的表述突出的是对中原文化的向心。有关珠玑巷移民在正史和晚清之前方志很少提及，光绪《新会乡土志》卷1说：“咸淳民族迁徙事，《宋史》、县志无一字道及”。但这一说法在民间却始终相传，光绪《新会乡土志》卷7说：“南雄珠玑里为先代起源之地，男妇咸知，几同于人类初生之帕米尔高原，亦可知本境民族由南雄迁徙而来者之占多数矣。”这里的“男妇咸知”应与族谱宣讲有关。族谱对前事记述是在民间记忆上加以编写的，诚如乡土志编者按：“谨案麦氏谱迁移始末，全案详载阅世六百余年，完善无佚，亦至可宝实贵矣”。

　　晚清方志对本地姓氏祖先追溯，不管其祖先在历史上是何时何地迁入五邑，最终到落实到珠玑巷，时间上则确立在宋咸淳年间，如光绪《开平县志·政绩篇·氏族》记载：“广东民族多迁自南雄珠玑巷。广州志谓：中原衣冠，北宋时避金人之宼，徙居南雄。广州士族多发源于此云云。参查各谱，境之由珠玑巷来者，惟二张为其主人，然自五季时，已南徙广州，凡三迁而后至于本境。……其余关、周、谭、何、许、吴、谢诸人姓氏，或至自福建，或至自浙江，或至自江西。……然则称纪元必曰咸淳年，述故乡必曰珠玑巷，何欤斯言也。盖自北江两岸流布而来皆宋度宗咸淳六年、十年内事播迁缘起，则以謡传朝廷访缉逃妃苏氏之故”。也就是说，清末开平人的祖先是历史上经过珠玑巷的移民不断再迁徙的结果，民国《开平县志》卷2《民族附》也完全照搬了此说。晚清五邑方志基本上都是官修的，换句话说，这些方志关于珠玑巷传说的记録，代表了官方对民间传说的认可，从而使得珠玑巷传说成为五邑社会共同的文化资源。

　　二

　　地方志编纂者多为地方官绅，他们饱读诗书，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成为官绅行列，成为王朝推行纲常伦纪的推行者和代言人。与此同时，晚清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输入，对地方官绅无疑产生了心理影响，光绪《新会乡土志辑稿》中的“民族”、“民种”、“地球”、“人类”、“殖民”等西学名词频频出现，即是这一心理的具体反映。最早关注珠玑巷传说的五邑人为新会梁启超，1923年他在北京清华及高师两校演讲《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珠玑巷多有叙述：“广东在汉称南越，其土著盖杂摆夷。当在六朝时，冼氏以巨阀霸粤垂二百年，冼摆夷着姓也。……今粤人亦无自承为土著者。各家族谱，什九皆言来自宋时，而其始迁祖皆居南雄珠玑巷。究含有何种神话，举粤人竟无知者。要之，广东之中华民族，为诸夏与摆夷混血，始尚无疑义。”也就是说，广东人是汉族（诸夏）和非汉族（夷）混血的结果，但标榜为中华民族的广东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土著，各家编纂的族谱多主张始迁祖在南雄珠玑巷。广东人之所以不承认是土著的原因，在于土著等于非汉族（摆夷）的观念盛行，如果承认是土著，就会担心被视为非汉家系。

　　清末方志编纂者也明显受到西方思潮熏陶，光绪《新会乡土志辑稿》编纂者谭镳，字康斋，号仲鸾，新会人，与表弟梁启超赴广州学海堂读书，光绪十五年中举，后入康有为在广州开设的万木草堂就读。光绪二十一年参与康梁发动“公车上书”。光绪二十四年上京会试，又参与康梁组织的保国会和维新变法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南下归乡，决意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被迫废科举、兴学堂。新会创办初级师范学堂，即委派谭为监督，主要是培养师资。不久，又创办新会官立中学堂为新会第一间最高学府，谭被委派兼任堂长（监督）。由他主持编纂《新会乡土志辑稿》即在此时完成，他聘当地人黎昀、林灿予协助编辑，并聘请地方士人施雨崖等22人为调查员，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完成编纂工作。

　　光绪《新会乡土志辑稿》继承了宋明以来岭南士人极力要摆脱本地荒蛮落后的形象，认为本地民族均来源于历史上的中原士民南迁，“邑境初开，平盆名县封冈领州，隋唐前事也。无民何以为治，无地何以居民，不必远溯。百粤丛薄，五岭徙戍，即隋唐编户亦必成聚成都无疑矣。”又据光绪《新会乡土志辑稿》卷7记载，南宋以后，中原士族避难而来者“反占优胜之势，生聚骤增。……今广属十四县民户几无一非宋元后迁居之种矣，旧种不竞，徙而愈远，根据失恃，生齿自减，孑遗之众，且将更易氏号，以自附于新民”。这一史料的中心是尽管本地有土著居民，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中原士民经过珠玑巷不断的到来，而且人数居多、势力强大，迫使原先土著不得不“更易氏号”附于新民，或者迁移他处，而这些由中原迁来的新民则成了当地的主人，这是西方“物竞天择”在地方族群形成中的体现。但从某种意义也反映了当地的开发是历史上中原和土著不断“合力”下的结果。

　　晚清政局动荡，列强在中国肆意瓜分领土，有识之士开始谋划新民族观，以期团结更多人救亡图存，梁启超在1903年举起“大民族主义”旗号，呼吁国内各族群混融联合铸为一大国族，“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梁启超思想正是侨乡官绅重新解读珠玑巷传说的注脚。晚清广东志书对珠玑巷传说不断演绎，用珠玑移民精神鼓励移民垦殖，光绪《新会乡土志辑稿》卷1《历史》说：“诸民族之始迁祖宗，实则皆昔时流民图中之一分子也，多难兴国，怀安败名，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生计困难，人满为患，咸淳前事足为殖民后事之良师矣。”方志编纂者明显强化“咸淳”珠玑巷传说意图，是为了在“多难兴国”的情怀中再次唤起人们“殖民”意识，其背后显然隐藏着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珠玑巷精神。

　　但无论如何，晚清方志有关珠玑巷的记述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1986年五邑地名普查，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建立的村落有113个，其中江门4个、新会41个、台山4个、开平22个、恩平1个、鹤山41个。这些地名应是民众对珠玑巷移民的历史记忆的沉淀。

　　三

　　晚清以后，随着五邑向海外大规模移民，这一观念也在海外也扎下了根。1991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粤语方言群广东人的祖先》一文，强调珠玑巷后裔的海外迁移，“从七十多姓族人散居珠江三角洲的事实来看，大部分粤语方言群的广东人都是珠玑巷的后人，又随着近代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珠玑巷的后人更跨出中国大陆的版图，越过南中国海，越过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走向世界各地去。”有学者统计，20世纪90年代，海外操广州方言的珠玑巷后裔移民以五邑地区最多，其中江门市约有180万人，分布在五大洲9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洲占60％，亚洲占25％，欧洲和澳洲各占2％。

　　五邑人出洋的历史，尽管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但大规模向海外移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19世纪40年代，西方殖民者为了加快开发东南亚，在中国招收大量“契约华工”，大批五邑人被招诱到东南亚。19世纪中叶，五邑发生土客大械斗，不少流离失所的人加入到海外谋生的行列。他们到东南亚后，主要从事开采矿山、种植园丘、修筑公共设施等工作，为开发东南亚立下了不朽功勋。与此同时，由于美洲发现金矿，一些在黄金梦指引下的五邑人被以“卖猪仔”的形式移居美洲。据统计，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华人中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五邑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来自台山。当时纽约、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五邑话甚至成了“第二国语”。

　　五邑地区的海外移民，实际上是历史上珠玑巷移民南迁垦殖的再延续，都是珠玑巷移民的奋斗发展史，移民们筚路蓝缕的创业都饱含着艰辛与血泪，五邑移民海外漂洋过海，有的葬身波涛汹涌的大海，有的长眠于异国他乡，更多的则扎根发展。民国《开平县志》引光绪《新会乡土志》之言：“多难兴邦，怀安败名，生计困难，人满为患，咸淳前事，是为殖民后世之良师矣。”这些人移民海外，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民国《开平县志》卷2记载，“开平人富于冒险性质，五洲各地均有邑人足迹，盖由内地农工商事业未能振兴，故近年以来而家号称小康者，全恃出洋汇款以为挹注。查邑人之出洋者南洋群岛尤为众，惟获有巨资者无多，而影响于全邑民之生活者，不得不首推美国及加拿大二属。民国十一年，邑绅吴鼎新因筹款建设私立开侨中学校及治匪事，遍游美国，调查全美四十八省华侨五万余人，开平实占十分之一，全坎七省华侨六万余人，开平亦占十分之一。……综计美加两属共达省币三千数百万元，其影响生计固大，对与邑内维持治安、推广教育，裨益弥多，此邑民以前之生计情形也”。

　　海外操广府话的后裔都承认珠玑巷是其祖先发祥地。正如陈乐素说：“这种源自珠玑巷的传说，遍及诸族，它是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相作用的。”海外华人把珠玑巷作为故国的象征，“若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广东人能够遍布世界各地，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巷，他们的血液中有着先民为求生存不惜离开故土，而向外拓荒的因子。”海外华人华侨不忘珠玑，“说起南雄珠玑巷，不但广东人熟悉，就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也并不生疏，广东人和海外广东籍华人都把南雄珠玑巷当作他们祖先的发祥地。”1996年，新加坡鹤山会馆在《中国鹤邑各族南迁始末史略》称：“中国鹤邑各族来自南雄珠玑巷，尤以咸淳年间播迁最多。……今参阅本邑各姓族谱，……尤以咸淳四年、六年、九年、十年播迁最多。”

　　总之，清末五邑地方士人共同编纂的地方志，表达的是地方士人以王朝为中心，将地方与国家联系起来的历史文化观。他们叙述的地方历史多强调地方与中原的关系，地方志在私家族谱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珠玑巷传说，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对中原正统文化的认同。19世纪末，随着各种西方新思潮涌入中国，诸如民族、氏族、种族、人类等新名词开始出现在地方志中，五邑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受其影响尤为明显，五邑方志编纂者在接受新思潮后又将其带入方志编纂中，而要追溯地方民（氏）族的根，就自然会将着眼点放在民间长期流传的珠玑巷传说上。晚清以来，五邑人纷纷走出国门，遍布世界各地，方志对这些出洋者以及在海外的发展也有相应记载，并强调是珠玑巷移民的延续，鼓励人们移民海外垦殖。这些移民在海外也需要藉助珠玑巷移民精神团结互助，最终珠玑巷传说在海内外的五邑人及其中国人中得以弘扬。

　　（刘正刚，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府学会顾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