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雄市北9公里的珠玑路，唐代称“敬宗巷”。据说南宋开封祥符无数官员为避战乱南迁，过南岭入住南雄。因祥符有珠玑巷，这些官员为怀念故里，遂改“敬宗巷”为“珠玑巷”。此是北宋开始、南宋形成高潮的北方汉人向珠三角移民的必经地。我们以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梁经国天室行家族经珠玑巷南迁珠三角番禺县（今广州市）安居立业、发财致富、登科入仕为例，以见广府人的来龙去脉。

　　根据《番禺黄埔梁氏族谱》卷首“始祖永成公支派图”记载，北宋中期，梁家始祖梁文珩由河南南下至广东，“世居南雄”，经历其子宏道、孙可祯、曾孙大器四代。到了第五代即大器之子的三兄弟庭琚，庭瑀和庭珩时，约南宋庆元六年（1200）左右，才从南雄经珠玑巷向珠三角迁移。庭琚迁入省城广州；庭瑀赘迁南海县佛山漓巷；庭珩迁入南海县佛山。至南宋末年，庭琚之子廷干由广州移迁至番禺北亭；咸淳三年（1267年），廷翰迁入顺德县津浦，祥兴元年（1278）廷建迁入南海佛山梨港。至廷干之孙、梁勋之子永成于明朝初年始从北亭迁至番禺黄埔村荣西里（今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黄埔村），幷且由永成这一代算起称为梁经国家族的一世祖，共族谱记载：

　　“一世永成，以号行，原名二奴，字子美，配何氏，明初繇番禺北亭迁居黄埔，遂着籍为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黄埔人”。

　　传至十三世祖梁惠连（1704-1768），即梁经国的祖父，大概是从政的，曾受清政府赠予通奉大夫衔。到了十四世祖即惠连之长子、经国之父昭绪（1727—1767），字行，原名显挺，号云逵时，则从事乡村私塾教职。梁庆桂在其着《先曾祖左垣光禄公家传》中记述：经国之“父食贫，授徒童蒙数十人，日不暇给……。”可见其家境不算富裕，充其量是温饱而已。

　　至十五世祖，即昭绪之独子经国（字调礼，号左垣）于干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初四日出生时，家境仍然是清贫的。尤其是昭绪于干隆三十二年（1767）不幸英年早逝后，经国母子相依为命，生活更日益困难。是年经国年刚7岁，正是入学读书之时，但却肩负家庭生活担子，不能入学，日挑菜到距家30多里外的广州做小贩赚钱，夜则回家帮助母亲织布，虽是童年，但形如成人一样，非常辛艰。正如《先曾祖左垣光禄公家传》记述：

　　公讳经国，字调礼，号左垣，云逵公之子也。少倜傥，四五岁时，日随父云逵公上学问字，……及七岁，父殁，哀毁如成人，人始异之。……方是时，无立堆之地，无担石之储，母子相依，零丁孤苦。吾乡距省三十里而遥，旦夕可往反。公日则出省负贩，夜则母子织作，机声灯影，恒达于旦。稍长，佣工于外，尽累寸积，渐获赢余。

　　所谓“稍长，佣工于外”，按其族中父老记忆，是指经国18岁时（1778）入冯氏洋行做伙计，学习洋行商务，从此以后，家境稍好。干隆四十九年（1784），经国23岁娶凌氏时，生活比较富裕了。从此，夫人凌氏在家织布，经国在广州冯氏洋行经理生意，稍有积蓄，据记载，大约在干隆五十九年（1794），经国的积蓄已有608865银两了。再经过14年的努力，终于创办天宝行，成为十三行行商之一。其家传称：

　　\[公\]年二十三，凌夫人来归。夫人织衽治家于内，公服贾治产于外，营什一，权子母，丰实益闻。嘉庆十三年，遂承充洋商。

　　所谓洋商，是清朝外洋商人的简称，亦是广州十三行行商之谓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开海贸易政策后，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又委托广州十三行行商直接贸易和管理。到了干隆二十三年（1757），由于发生了“洪任辉事件”，清政府又宣布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仅留粤海关对外贸易，史称“独口贸易”，而且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长达85年之久，使广东对外贸易获得高度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广东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两广总督吴兴祚会同广东巡抚李士桢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商议，决定以法律形式制订广州十三行行商经营海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办法，将粤海关的海关税收和国内一般的商品税收区别开来，即海关贸易税和常关贸易税分开，按“住”和“行”两项税征收。凡是国内贸易者，作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到税课司纳税；凡是海外贸易者，作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到粤海关纳税。并成立“洋货行”和“金丝行”，分别经营海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业务。“洋货行”是专营海外贸易的垄断商行，当时称为“广州十三行”，作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业机构的总称。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十三行后来又分为外洋行（专门办理外国商人来广东贸易业务）、本港行（专门办量暹罗贡使及贸易事务）和福潮行（专门办理潮州、福建商人的贸易业务）。实际上，后来广州十三行行商，都集中经营对外贸易业务了。所以十三行行商，也称为外洋行商，简称为洋商。十三行行商，是由清政府批准承充的，所以变为半官半商的性质，而且多是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承充后，行商又以“捐输得官”，清政府索性给行商一个“官”字的封号，称“某官”，如怡和行的伍秉鉴称“伍浩官”。天宝行梁经国不仅在困境中创设了天宝行，而且在其他行商继续处于欠官饷和欠夷债而继续纷纷倒闭的困境中，以“实在诚信”的经营方法管理天宝行，使之获得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

　　但是，天宝行的创立及兴盛好景不长，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就一步步走向衰落了。嘉庆末年，由于英国商人在广州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使正常报关的贸易鋭减，加上英国在印度阿萨姆及锡兰大量种植茶叶，又使广州的茶叶出口贸易大减。于是，十三行商的贸易备受打击，行商欠饷欠税屡见不鲜。道光二年（1822），天宝行要向债权人偿还30%-50%的债务，负担甚重；道光四年至五年（1824-1825），又欠缴税饷97262银两；道光四年，麦同泰行（Ponequa'shong）破产，因天宝行与其有具结联保关系而受拖累，“几乎把经官拖倒”。

　　在天宝行商务日薄西山的情况下，道光七年（1827）十月间，66岁的梁经国“以年老多病、贸易折阅为由，禀呈粤海关核准，诿其第三子（按家谱应是第二子）纶枢名丞禧接办行务”。梁纶枢接管天宝行行务后，外国人称之为经官二世（KingguaII），以区别于梁经国的梁经官。为了振兴天宝行商务，纶枢首先于道光八年（1828），向清政府“捐输河南工费银九万五千两”。虽然清廷因此给予他“训导议叙道员职衔”，但无助于天宝行的发展。道光十七年（1837），梁经国逝世，享年77岁。之后天宝行不断衰落。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天宝行欠清政府饷银已达到208661.9两，占十三行行商欠饷银总数的50%，结果又被清廷革去“训导议叙道员职衔”，幷且限令其一年内缴完欠饷。但一年之后，天宝行仍欠饷银73447.6两。于是，清政府发出严重警告：

　　“屡催罔应，实属任意延玩，未便再俟姑容，相应请旨将已革训导衔天宝行商人梁承禧发交南海县监追，予限一年，勒令折数清款，如届期不完，即行奏以定地发遣，未完银两，着落各商摊缴”

　　由此可见，天宝行已面临破产的危险。幸好梁纶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本省捐输海疆经费二万两，奉旨议叙道员海运使衔，从而使天宝行化险为夷，继续经营行务，并在省中建立相当威信，“每有大事，大府造庐谘询，纶枢对时局利弊，民生病苦，知无不言，言无不中，故为大府倚舁”。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英国政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十三款，其中第五款规定：

　　“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清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这么一来，行商垄断经营对外贸易事务的特权被弃除了。直到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夜11时，广州人民痛恨英国人的侵略行为，放火焚烧十三夷馆，大火蔓延至十三行商馆，至十五日下午5时许，具有170多年历史的广州十三行，除剩下一栋房子外，全部化为灰烬。从此包括天宝行在内的广州十三行在历史舞台中消失了。行商各奔前程，有的变成买办商人，有的充当外商的雇员，有的转业他途。而天宝行的后人则弃商从政为官，进而弃官从学为士。

　　梁经国自幼做小贩始，到在困境中创设和发展天宝行，发家致富，算是成功的。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清朝社会中，他以自己少时“未能读书为恨”，更憾“吾族自前明宅处黄埔，内部祀四百，读书砥行者乏人，顾未有以科第起家者”。所以，他甚为期望子孙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辙，而希望他们能读书登科进仕，光宗耀祖。于是聘请名师管教子弟读书考试，以期有朝一日入仕为官，其家传云：

　　“经国严于教子，宾礼塾师使磨砺灌溉，自是黄埔梁氏乃屡有掇科登仕者矣”。

　　确实如此。经国四个儿子从小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中第二子纶枢“少读书，深自刻苦，年二十补县学生”；第三子纶焕，监生；第四子（纶机）“姿识英特，年十八补府学生，嘉庆二十三年恩科中举人，道光十六年成进士”。到其孙子这一代，受良好教育者更不乏其人。如长子纶勋嗣子肇元、纶枢次子肇恺、三子肇东、四子肇甲均为监生，五子肇修为举人；纶焕长子肇镛为监生；同新长子肇璟为监生、次子肇煌、肇晋为进士。至曾孙这一代，受良好教育者更多，如肇元之子庆深，肇东之子庆茆，肇景之子庆恩、庆棻、肇晋之子庆真、庆砺等为监生，又肇璟之子庆奎、肇煌之子庆桂、庆锵，肇霖之子庆桦（又名庆瑜）为举人；其他为附生者不计其数。更有数人出国留学者，如庆桂胞弟庆銮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政治经济学专业，曾任广东省法政学堂教授。到了玄孙这一代，更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监生、附生者不可胜数，其中亦有到外国留学者，如纶焕曾孙、庆桦之子广谦武举人，并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帝国陆军大学，归国后在北京国立陆军大学任教官，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创立时（1924）的上校教官（同期钱大钧、胡树森、顾祝同等为中校教官），后任广东省参谋长；庆桂之子广照留学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至第五、六、七、八代则受到良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如广照之子嘉饴毕业于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方仲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嘉彬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女翘葆毕业于上海东南医科大学；方仲之子梁承邺毕业于武大学生物系；嘉彬之子承天台湾大学毕业，承中、承基均亦大学毕业。承邺之子松新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留学美国阿肯大学获硕士学位；女松英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可以说，梁经国的后代是实现了他“未能读书为恨”的愿望，成为书香之家。

　　梁经国要给子孙受教育的目的是登科进仕，以填补其“吾族自前明宅处黄埔，……未有以科第起家者”的遗憾。道光十七年（1837），经国逝世后，除了其二子纶枢接管和经营岌岌可危的行务外（1827—1856），其他子孙便不再经商，其中不少人走上了登科入仕和入士的道路。下面，将其子孙情况简单介绍，由此可知一斑。

　　梁经国之第四子同新（纶机）于道光十六年（1836）考取进士后，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散文授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提督湖南学政，道光三十年（1850），补山东道监察御史；咸丰二年（1852），擢礼部给事中，充陕甘乡试副考官，是年冬补通政司参议，咸丰四年（1854），擢内阁侍读学士，咸丰七年（1857），擢通政使司副使，同后十一月，晋升顺天府府尹（统辖领京畿19县及通、蓟、霸、涿、昌平五洲）。

　　同新之二子肇煌于咸丰三年（1853）考取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六年（1856）为散馆编修，咸丰九年（1859）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大考二等第六名授侍讲，同治二年（1863）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国史馆纂修、实録馆纂修，同治三年（1864）充湖北乡试正考官，同治四年（1865）简放云南学政，同治五年（1866）补左右春坊庶子，同治六年（1867）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同治七年（1868）补詹事府詹事，同治九年（1870）调补顺天府府尹（正三品）；光绪五年（1879）八月充顺天文武乡试监官，光绪二十年（1894）补福建布政使调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并曾经左宗棠疏荐护理两江总督。

　　同新第三子肇晋，同治十三年（1874）考取进士，授礼部主事。可惜因病于光绪八年（1882）英年早逝。

　　肇煌二子庆桂于光绪二年（1876）中举后，任内阁中书、侍读，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公推任商办粤汉铁路副总办（总办为梁诚），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七，受学部派遣以内阁侍读身份赴美洲筹办华桥学校教育事宜，宣统元年（1909）一月初二回国，入学部任参议上行走。

　　庆桂之长子广照（庆骢嗣），光绪二十二年（1896）进庠（县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留学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回国后任刑部主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刑部改为法部后，于宣统二年（1910）任法部典狱司主事，宥恤司司副升授举叙同员外郎，以主事员外郎总管提牢，总办秋审。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梁经国这一家族从其第四子同新（纶机）登科入仕始，经历了肇煌、庆桂、广照四代共75年的为官进程，可谓是官宦世家，实现了梁经国“以科第起家”的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后，使得曾经为官四代的梁氏家族又发生一次大变化，走上弃官为士，从事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的道路。梁广照抛去为官生涯，奔走关外东北三省，后因母病殁，回广州服丧三年。1914年应唐山铁路学堂之聘，北上任该学堂监学兼国文教员，正式从事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工作，过着教师的生活，并从此与教学结下不解之缘。后又南下香港，自筹经费设立灌根、长明两所中学，长达15年之久。同时在香港官立汉文学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先在广州私立知用中学任国民教员，后又受聘于国民大学教席，直至1949年。

　　广照之次子方仲（原名嘉官），于1933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组从事研究工作。至1949年3月，应聘为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应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至1970年。

　　广照之第三子嘉彬（字文仲），1932年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回广州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编辑员，专心研究广州十三行，1934年写成《广东十三行考》专著，后即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文学部留学，1937年留学期满（1971年补授旧制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若干所大学的教授。1945年冬去台湾，继续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历任台中东海大学、台北政治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等校教授。

　　梁嘉彬先生曾经赋诗来比喻和纪念天宝行行商梁经国后人弃商入仕和弃官为士的历程，云：

　　“高祖京兆尹，未余一粒粟；
　　曾祖布政使，护理两江督；
　　身后亦萧条，只剩两破屋；
　　四世三卿位，粤中一名族；
　　水清濯我缨，水浊不濯足；
　　家贫莫须忧，境苦莫须哭”。

　　这是相当确切的写照。

　　上述梁经国家族经珠玑巷向珠三角迁移的历史事实，只是南宋北方移民珠三角的一个事例。而经珠玑巷南迁珠三角者不乏其人。最突出的是新会棠下乡，（今江门市蓬区棠下良溪）罗姓祖罗贵率领的33姓97人经珠玑巷南迁珠三角的集体迁徒，是更大规模的移民。2007年，笔者随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文化组到棠下良溪村考察，在罗氏大宗祠，看到大门两旁的石刻对联，括了这次移民事件的渊源：

　　“发迹珠玑，首领冯、黄、陈、麦、陆诸姓九十七人，历险济间尝独任（上联）：

　　“开茎蓢底，分居广、肇、惠、韶、潮各郡万千百世，支流别尽同源（下联）”。

　　罗贵率众南迁事在《珠玑徙居事志》有详细记述：

　　“时因宋官人苏妃，貌美，其性贪淫，上怒，出苏妃于冷宫，愈加私欲，变诈出逃，日丐夜宿，别无知觉。南雄府始兴县牛田坊有一富民黄贮万，备船运粮上京，至关口市湾泊，备礼酬神，有一女子下船丐食，贮万见其貌美衣破，贮与相戏，其女子匿船不出，贮万因载而归。后来，皇上敕复取妃，不知苏妃出逃之迹，敕兵部尚书张英贵，钦命行文各省司道府县，严行访缉，经年无迹，上准不行，贮万将苏妃立为宠妇，改姓张氏，无人知觉，因其家人刘庄反主，反出泄漏根（蔽犬），传溢京都，张英贵知此诈民，违法作孽，恐上究其根（蔽犬）罢职丧身。乃会同通部官僚，密行计议，伪称广东南雄府始兴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平民，冒皇上准行，以南雄府牛田坊择地建作兴良平寇所寨，聚兵镇守，庶国泰安民。时有乡人罗贵，伊姑丈乔辉，现任京都指挥职，闻获声音，遂谴家人赴报，未经旬日，部文批行府县，严行迁徙，时牛田坊五十八村，莫不惶恐，惟耆珠玑里珠玑巷民居九十八家，至相通透团集，众曰“‘自祖传闻南方烟瘴，土广人疏，必有乐土可居。大家向南而去，但遇安处，冈山融结，田野宽平，又无势要之处，众相开辟住址，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于是签名团词赴县。首名罗贵会签九十八人，蒙县批准，立文弘案准续向南而去。’”

　　尽管罗贵率众南迁具体细节在后来的各家姓族谱记载，时间上有绍兴元年（1131），咸淳八年（1272），九年（1273）相差100多年的说法，其妃也有苏妃、胡妃、尼妃的差别，莫衷一是。但是罗贵南迁的历史却是可信的。这可以从各姓族谱得到证明。如罗贵所率97人南迁，据《英村谱》就有《计开赴难团九十七名》的姓名：

　　罗　贵、麦　秀、李福荣、李应无、伍　悦、吴孟魁、谭君可、张汝学、冯彦彩、冯三才、陆道思、梁　淮、麦信可、吴仲贤、黄复愈、陆以信、曹一常、郑一元、周彦才、谭广信、冯元昌、胡汉瑞、高易思、黄　羲、何大参、陈世兴、黄可润、周观达、赵世常、梁弘益、周君羲、陆云远、苏汝卿、高子启、胡胜章、蔡春泽、吴国礼、欧以信、陆润成、文可大、黄仲贵、谭文广、黎人杰、李伯宗、李德裕、黎元海、吴永奇、赵汝荣、湛英奇、黄文富、蔡二齐、冯大泽、李子龙、黄天挺、梁淳化、何汝祥、黄悦中、伍之露、卢明远、郭子交、黄秀系、阮可益、区孔道、高　远、汤　佐、冯道立、黎圣进、李圣悦、冯元泽、陈子龙、谭广孚、周伯通、陈世兴、谢忠不、黄圣永、陆荣泽、黄文礼、黎文达、何鹏羽、廖德举、吴仁礼、黄　棠、何一裹、伍显才、温大化、尹中奇、黄元生、陈世道、李子才、冯元愈、黎成初、麦　全、冯德恩、周子逵、曹元瑞、陈　猷、陆訚圣等。

　　这说明以罗贵为首领的33姓97人大规模迁移至珠三角是实实在在的。

　　根椐黄慈博先生收集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香山、鹤山、东莞、广宁、宝安、曾城、恩平、阳江、清远等县的广府民系家谱和族谱统计，先后经南雄珠玑巷南迁的除了罗贵此33姓97人外，还有其他姓氏40多姓，如迁往东莞的李、张、刘、陈姓，增城的刘姓，新会的李、麦、区、陈姓；清远的朱姓；恩平的梁姓；阳江的司徒姓等。《麦氏族谱》记述，宋咸淳九年（1273）；麦必荣五兄弟，携家眷200多人经珠玑巷南迁珠三角，并散居于南海、广州、顺德、香山、东莞、番禺等县市。又据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统计，中山图书馆藏广东275部75姓族谱，有187部64姓记载宋代人口南迁广东的内容。其中北宋南迁者38户，迁至南海、番禺、东莞、新会、香山五县者有24户；南宋南迁者有163户，迁置前述五县者122户。

　　罗贵率众经珠玑巷南迁珠三角成功，而他们的后裔在南下之后，成为珠三角地区开发的生力军。正如《珠玑村33姓97人流徙铭》所记述：

　　“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方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确实如此，这些移民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辟土种粮。到了明清时代，整个珠三角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一片文明的沃土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这些移民有的发财致富，有的升官发财。如新会县棠下镇石头村的卢观恒，祖上也是随罗贵南来新会定居的，他40岁尚未成家，只身到广州为十三行商看仓库、货物，取得外商信任，托之出售货物，从而获利发财，于干隆十七年（1792）承充行商，创立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广利行。他经营商业有方，使广利行迅速发展起来，1796年居行商第三位，1797年跃居第二位，1800年，与同文行商潘有度一起被任命为十三行总商，其财产达2000万两白银，仅次于拥资2600两的怡和行行商伍秉鉴，同号称当年的国际富豪。

　　而罗贵一家后裔，更是开枝散叶，有的勤于读书，登科入仕，有的经商发财，出国投资。罗贵发妻金夫人育有五子，在珠玑巷出生者名清之、慎之、辉之、光之和曦之。二子慎之，率先中举，又联捷进士，后为官福建太守，后再擢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罗贵二妻田夫人生四子，名温之、淳之、绍之、信之，其中一子中解元。明朝著名思想家陈白沙为《罗氏族谱》作序时曰：“百粤之罗，多出琴轩贵翁之九子也”。确是如此，到了清朝，罗氏后裔，更胜于前代，如清道光六年（1826）进士，翰林“粤东四家”之一的罗天池；道光十五年乙末恩科解元罗芳；武德骑尉、四川卫宗武举罗始麟；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罗光海。称雄中街，“七头家”的罗贵第二十三代人罗奇生，则走上经商致富的道路。他利用清政府实行广州独口贸易的政策，经商茶叶、丝绸等货物，乘舯舡船，横渡太平洋，开往美国的金山。但被台风刮往新加坡，即随遇而安，在那里与同乡谋图经商创业，后生意越做越大，丝绸布匹、五金瓷器、红漆家具、日用百货样样兼营。最后罗氏商号100多间，又开大片种植园，富可敌国。

　　至于从良溪“一支散九叶”的罗贵率众的珠玑巷移民，到明清时代，力换狂澜的英才也层出不穷。诸如良溪附近的白沙村陈献章，成为独树一旗的江门学派之首领；其学生湛若水，成为“天下莫不知者白沙先生”。其后又有被誉为岭南百科全书的屈大均；以至名震宇宙的戊戌变法的二君子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民族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等等，都是经珠玑巷南迁族群的佼佼者，正如屈大均早就指出：

　　“吾广故家望族，共先多从南雄珠玑玑巷而来”。

　　又孔子后裔孔昌弼因避朱温之乱而南迁韶州正昌（现南雄市平林村），成为孔氏广东始祖，后其孙孔成休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迁居广州城西彩虹桥，又成孙为珠三角始祖，其后裔为散居于珠三角各地。据统计，孙氏后裔今居广州者达一万多人，居珠三角者有10多万人。正是因为经珠玑巷向珠三角移民，结果使珠三角的经济迅速走向近现代化的道路；使珠江文化（或说岭南文化）走上先进文化的前列；使珠三角的政治走向先进政治的行列，正如郭沫若先生1926年发表《我来广东的志愿》所说：

　　“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黄启臣，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广府学会顾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