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重点论述了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的求同与存异这一根本原则，由这一根本原则决定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和谐与冲突关系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逐一给予简要的考察，以便全面地把握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规律性的全貌。

　　一、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实行一国两制，必须以求同与存异为根本原则。有求同，必有合作；有存异，必有竞争。合作与竞争是由求同与存异根本原则所制约的，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根本途径。

　　（一）一国两制下的全面合作

　　国际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可以开展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其合作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更应加强。因为有求同于一国的政治前提，是区别于国与国之间合作交流的有利条件。事实上，一国两制间的合作与交流，有的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

　　从经济上看。占中国总面积1‰、总人口5‰的香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和许多食品，主要靠内地供应，如内地家禽出口占香港同类产品进口总值的97.8%；大米占50%以上；肉类和肉制品占63.7%；水果、蔬菜占43.2%；饮水占1/3。香港生产的原材料主要靠内地供应，如内地纺织品出口占同类产品进口总值的82.8%；原材料占12.4%；建筑材料占16%;石油占25%。内地也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市场之一，如内地设立在香港的大银行有13家，分行共有130多家，投资额约在30~50亿美元，香港货币储备中约有20~30%为中国银行所掌握；1981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其中包括进口、出口、转口）共为404. 78亿港元，占香港贸易总额的l5%，仅次于美国(18.6%)而居第二位，近年来两地之间的贸易额总的趋势还在不断上升。台湾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临的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二是人们对台投资信心不足，三是产品输出市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台湾公司都希望与内地进行经济合作与交流，以解燃眉之急和寻求长远的发展之计，仅1985年与内地的间接贸易总额就达15亿美元。澳门同内地的经济关系也很密切。如果一国两制方针得到全面的实施，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经济交往不仅会比原来有更大的发展，而且与台湾必定会出现合作交流的新形势。再者，从文化等方面看，随着一国两制中首先是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的加强，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等方面，其合作与交流也必然会加强。因为1.经济的合作与交流，不可能是单一的内容，它必然会涉及经济之外或与经济相关的许许多多方面，尤其是教育、科技、卫生和体育等方面，这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意料中事。2.都是中国人，血溶于水，仅仅为了经济的合作与交流，远不是最终之目的，还有比这个目的更重要的民族精神的汇合与升华，没有全面的合作与交流，是难于最后形成的。

　　（二）一国两制下存在着竞争

　　有合作，必然有竞争。失去了其中一方，他方不可能单独存在。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同一社会制度之间，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合作与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内国与国之间和国内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虽然与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不同，目的不同，但合作与竞争的事实是同时存在的。一国两制这一特殊形态下的合作与竞争，既反映了国际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也反映了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还包含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同一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合作与竞争。从竞争的国际角度和资本主义角度看，经济竞争的优胜劣汰，有利于各自社会制度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实力的增强或削弱；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内各经济成份看，经济竞争的结果是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或国内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一国两制的经济竞争，在反映国际性竞争方面，带有增强或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因素，但中国内地有坚定的信心争取增强的因素，避免削弱的因素；在反映同一社会制度竞争方面，香港、澳门、台湾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由于有中国内地为后盾，其实力有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至于上述三个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则是同属于资本主义范围，性质是资本主义的。香港和台湾分别是亚洲经济方面的“四小龙”之一，其经济竞争实力很强，要想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巨大的潜力，一国两制的实现对它们来说则会如虎添翼，效益计日可量。当然，经济上的竞争也如同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与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无不息息相关。在经济以外的各个方面的竞争，也是多性质、多层面、多形式地交叉进行的，因而形成一国两制下合作与竞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具有了无限发展的生命力。

　　（三）把握合作与竞争是根本途径

　　合作与竞争在一国两制中，有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左轮如合作，右轮如竞争；左轮如竞争，右轮如合作；竞争与合作，合作与竞争，是同步进行的；它们运行所形成的轨迹，便是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把握合作与竞争这一根本途径，建设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合作有利于稳定与发展。不同社会制度能够共存于一国之中，并进行以经济为主的全面合作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稳定与发展的重要表现，它必定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社会稳定与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内地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就香港而论，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于1997年收回主权之后，它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私有财产和外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特别行政区的政府由香港当地人组成，等等。这一切，给香港更大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前提，加之在一国两制下同中国内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加强，其自身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台湾、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合作，也同样会促成自身的更加繁荣。至于合作对中国内地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政府领导人所反复强调的。因为中国需要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才有可能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发展不起来；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在一国两制下的合作关系不仅不会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振兴．而且还能通过这些地区，与国际间寻求更多的机遇，以利于自身的更快发展。

　　第二，竞争有利于自我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它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优势。但它建立的时间还很短暂，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自我完善。而参与一国两制之下的合作与竞争，则是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1.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不可能也不会生活在真空中，不与异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接触与交往，这其中就包含了合作与竞争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正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各种竞争中诞生与壮大的。逃避竞争，害怕竞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事物出现。在竞争中不善于吸取对方的长处以克服自己的短处，也不会尽快地得到改进与完善。2.一国两制下的竞争以友好合作为基础，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与国之间或一国范围之内敌对阶级之间的竞争，你死我活这种现象，在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之间是不存在的；即使香港、澳门和台湾三者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有“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出现，那也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事情，不能挂在与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上面。因此，以友好合作为基础的和平竞争，对于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各方面的改进与完善，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当然，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三者之间在经济等方面的竞争中，不友好竞争现象很难说不可能出现。但由于一国两制关系的存在，中国内地在其经济等交往中，促进它们之间友好竞争因素的增长，不友好竞争因素的减少方面，也应当说是个有利的条件。至少，中国内地不会故意加剧它们之间不友好因素的出现；即使出现了，将以国家调停者的身份参与缓和与协成，是一种正常的义务。

　　二、和谐与冲突的关系

　　在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不仅要把握求同与存异的根本原则和合作与竞争的根本途径，还要认识和瞭解和谐与冲突的关系，以及把握这一关系所形成的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式。

　　（一）冲突的必然性

　　中国内地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台湾、香港和澳门建设的却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两种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而决定精神文明根本性质的关键所在是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这种思想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他方面建设的指导理论。它与指导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理论截然相反。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思想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而资本主义则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因此，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理论，主要是通过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与冲突来表现的。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对立与冲突，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这主要是对中国内地而言。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内地，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但还没有成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觉行动，个人主义的市场还存在。这是因为：1.代表没落阶级利益的个人主义，并不会随着中国内地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它在现实生活的人们中，还有根深蒂固的消极影响。2.社会主义建立不久，许多方面的具体制度还没有完善化，给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保留了一定的阵地。这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由于缺乏配套的措施而出现一些漏洞，个人主义便有所抬头的情况，可以看得更为明显。3.最重要的是，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是低水平的，想一下子达到高水平，国情不许可，条件不成熟。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不是三朝两日所能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完善与发展，更不是短期内可达到。因此，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基础条件的限制，是个人主义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4.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影响，加之一国两制下，这种影响在许多方面会变得更直接、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入，中国内地的个人主义思想因此受到鼓舞，集体主义即使不去同它斗，它也要同集体主义斗，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理论的根本对立与冲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根本对立与冲突，是必然的现象。

　　这就决定了中国内地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必须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搞好思想上的精神文明建设，筑成集体主义的伟大长城，同时要加强物质文化等其它方面的文明建设，最终战胜国际上的和平演变，克服个人主义的影响，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永葆社会主义的青春与活力。

　　（二）和揩的可能性

　　在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中国内地首先要看到不同性质的思想理论方面的根本对立与冲突，并采取积极主动的防范措施，这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絶对不能等闲视之。因思想理论上根本对立与冲突的存在，在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对立与冲突也是难免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二者只有絶对的对立与冲突这一面，没有相对的和谐与协调的另一面。实际上，二者之间和谐的可能性和冲突的必然性是同时幷存的。不然，一国两制，求同存异，合作竞争等等，都会变为空洞的口号，也与客观规律和人们的要求相违背。

　　人类文明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家的职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现代国家所起的“缓和冲突”的作用有时很明显。为了使国家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等等“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国家”。一国两制的形成，也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就是说，国家统一主权之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加以缓和。一句话，就是化冲突为和谐。

　　而且，不同的两制能存在于一国之中，是因为坚持了存异与求同的根本原则和竞争与合作的根本途径。这二者本身都是冲突与和谐同时幷存的。这种同时幷存，也不能机械式地看待，即仅仅把求同或合作这一面看成是和谐的表现，存异或竞争另一面则没有和谐的内涵，这是不对的，如果存异或竞争这一面没有和谐的内涵，就根本无法把它们与求同或合作这一面联结起来。正如求同或合作本身一样，是在存异与竞争的基础上的求同和合作，也即是在存异或竞争基础上的和谐。而存异或竞争本身的和谐，则表现在二者都以求同或合作即和谐为前提。没有这种和谐的前提，存异或竞争就不可能在一国两制中，与求同和合作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规律性，也不可能对一国两制中的矛盾冲突采取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

　　在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两种不同思想理论的斗争是对抗性的矛盾，但采取非对抗的形式加以解决。其它方面的对抗性矛盾，不同思想理论上的对抗性那么尖鋭，更应采取非对抗性的形式来处理。此外的许多矛盾，还不一定是对抗性的，而是以和谐统一为主体的差别性矛盾。如识字扫盲工作、卫生体育工作、科学技术研究等等方面，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对抗性可言，是大量存在着的和谐的表现，也是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努力的地方。这也说明，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共同的突破口，不在思想理论方面，而在文化这一广阔的天地之中。抓住文化这一共同的突破口，两制公民乐于接受，便于开展，能够充分体现和谐、协调的气氛。所谓同根同源同种，最终要落在同文之上。不善于抓住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习惯、文化风格和文化精神这一最大的和谐因素，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建设便难于展开，更难于坚持下去。

　　（三）把握和谐与冲突是根本方式

　　从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冲突的必然性与和谐的可能性分析中可以看到，建设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必须把握好和谐与冲突这一根本方式。

　　这首先要求人们面对现实，把握火候。最大的现实是国家要统一，公民要和平，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改善，中华民族要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国家要统一，不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是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絶大部分人的共同心愿，不面对这个最大的现实，不把握统一的火候做顺应民心的大事，就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要从这一最大现实出发，什么前嫌都应摒弃，什么矛盾都应化解，什么利益都应服从民族大义。两制中的絶大部分公民，不希望用武力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化冲突为和谐，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不顾这个现实，不把握处事的火候，而是梦想我吃掉你，你吃掉我，计较于一党一地之私，只能加剧双方的冲突，置人民的利益于脑后，总有一天要垮台。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肌体，尚有强健的活力，未到列宁所指出的那种垂死阶段，保留它，让它充分发展，不仅对这些地方的经济继续繁荣有大利，而且对于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许多借鉴之处和促进作用。香港、澳门和台湾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要比中国内地高许多，这是不能逥避的事实。所以中国内地的公民，要求社会主义能给他们带来生活的改善，要赶上那些地方公民的生活水准。但这决不能用破坏那些地方公民生活水准的方式，以达到与中国内地拉平的目的，而是要创造和谐的国内环境，通过和平的竞赛，逐步赶上它们。这一切，要求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注意把握和谐与冲突的根本方式。

　　第二，要淡化冲突，强调和谐。淡化冲突首先是承认冲突。这同只讲和谐，不承认冲突有根本之别：在承认冲突的前提下，不故意地扩大冲突；即使是冲突的性质，也尽量用非冲突的手段解决；对于不是冲突的东西，决不使用冲突的方式处理。同时，强调和谐是存在不和谐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淡化冲突，强调和谐是一种艺术方式，适应香港、澳门和台湾大多数公民共同心理的方式。淡化冲突，强调和谐的核心就是反对分裂，强调统一。这完全符合一国两制的总体利益和最高利益，与“阶级调和论”、“趋同论”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一国两制不是放弃国家的统一主权，以求得两制的调和或“趋同”；也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主体成份，以求得两制的“调和”或“趋同”。如果把“阶级调和论”或“趋同论”的帽子戴在这里，是不太合适的。

　　第三，要创造条件，转化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创造条件，转化矛盾，是把握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和谐与冲突这一根本方式的重要内容。所谓创造条件，就是创造国家完全统一的条件。首先是中国内地政治的稳定，民心的稳定，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这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其他条件，实现一国两制，建设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其次是香港、澳门和台湾方面，也要积极创造统一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已经走前了一步，澳门也正在准备之中，希望台湾方面能够跟上，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转化矛盾，就是在双方创造条件的前提下，转化领土分裂与统一的矛盾，实现一国两制，建设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由此可见，这种矛盾的转化，不是社会性质问题的根本转化，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相互转化，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相互转化，而是国家领土由长期分裂到完全统一的转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精神文明建设，都要为这一转化贡献力量。这就要把握好和谐与冲突的根本方式，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是作者于1988年6月所写的论文，较早提出一国两制下建设精神文明过程中注重合作与竞争、和谐与冲突的关系是根本原则之外的根本途径与方式，多家报刊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