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我们所处的现阶段
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在我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有没有其发展的阶段性?当前处在什么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许多失误,相当程度上根源于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死亡,社会主义必然最后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以便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克服前进中的矛盾,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努力。这个过程,由于历史的、社会的诸因素,必然会呈现由低到高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不同的国家,必然会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以为可以一蹴而就的观点,或者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水月镜花的观点,实践证明都是错误的。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下称《决议》)重申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论断,并规定现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决议》是在分析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问题时说这番话的,但实质上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要领,指明瞭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
这个论断非常重要,对我们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既可以避免“左”,也可以避免“右”。回顾过去的实践,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特别是联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的理论建设,它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起着制约的作用。
科学地认识理想的层次性
理想建设是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理想建设在根本任务中居于首位,是一切素养的中心。没有理想,或者理想卑劣,其他都不会有什么可取。
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这一认识,逻辑地规定了理想的层次性。在理想的认识上,我们过去只承认一个层次,不谈理想则己,一谈理想就是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个最崇高的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切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但是这个最高理想显然不可能是中国全体人民在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普遍追求。存在决定意识。如果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坚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客观实践出发,自然会承认理想的层次性,实事求是地在高度重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同时,提出在现阶段我国各民族人民所能接受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理想建设问题上,科学地把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片面观点,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总之,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将会证实提出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这个概念的科学性,充分显示理想的层次性这个理论的威力。
鼓励先进与照顾多数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道德建设,也不能不受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实际的制约。这种制约便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层次性。
我们的最高理想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此相适应,我们也将建设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准——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不能忘记现阶段还是按劳分配,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还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等。这表明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还不丰富,人与人之间许多方面还有差别。这就使我们在道德建设上不能不正视现实,承认道德要求的层次性,从而肯定社会主义道德这个概念,并科学地确立社会主义道德的准则。
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所以,社会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在道德修养上往往会达到更高的层次。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决议》最后提出道德建设问题上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道德建设的层次问题,社会主义道德的准则问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道德建设作了理论的阐释,它将有力地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又将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加深我们在理论上的认识。
(这是作者与杨越、钟阳胜合写的文章,发表在《广州日报》1987年5月22日。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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