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区的政策、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战略任务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效果具有不同于我国内地的特殊性，因此，反映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必然有其不同于我国内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方，即反映特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察。

　　一、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的特殊政策能够毫不动摇、贯彻始终的保证

　　我国经济特区的创立，是形势所趋、民心所思、党心所向的。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政策是在吸取了国外有关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区具体实践的发展而制定出来的。

　　特区的特殊政策是特区的生命。没有特区的特殊政策就不会有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因此，我们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特区的特殊政策。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有高度的政策观念。高度的政策观念来自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和高度自觉精神。没有这种责任心和自觉精神，就会左右摇摆，就会使特殊政策变形走样，因而伤及特区的躯体，危及特区的生存和发展。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特区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比较好，执行特殊政策的态度就比较端正，它所产生的效果就比较显着。其中特区党风的根本好转是提高执行特殊政策的责任感和自觉精神的关键。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问题正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特区党风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持之以恒，是特区的特殊政策得以坚决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特区的党员干部，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中，要做到头脑清醒，廉洁奉公，只有搞好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始终如一地站在党性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的意志，正确行使特区的特殊政策，为特区的繁荣造福。据统计，深圳特区五年来被处理的违法犯罪等方面的党员干部共有170多名，只占党员干部的2‰，这说明，特区的党员干部絶大多数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但也确实有这么一些意志薄弱者，见利忘义，在糖弹面前吃了败仗。究其原因，主要是不重视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不重视党性的锻炼，这就根本谈不上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特殊政策的问题。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不仅整个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殊政策能够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保证，而且身处特区的党员干部自身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特殊政策能够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保证。前者做得好，有利于后者的提高；后者做好了，能为前者的提高作出努力。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否定哪一个方面的结果，都不可能很好地保证特殊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二、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特殊的经济结构赖以站稳脚跟，发挥威力的保证

　　特区的经济结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一个多种经济成份幷存的综合体，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则是这个综合体的主体成份。这与内地的经济成份存在着很大差别，因而表现出特区在经济结构方面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特区不同于内地的经济条件必然反映于特区的社会意识之中。大量的外资涌进特区，大批的港、澳、台商、外商在特区开工厂、办企业，其社会产品的主要部分投放在香港市场以及国际市场。因此，经济特区的投资过程、生产过程和产品的销售过程，等等，都必然要与客商发生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往。这种联系与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常的、大量的。随着特区的更加对外开放和搞活，这种联系与交往的趋势就更为开阔、深远。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意识的侵蚀，也会随之更加广泛和无孔不入，从而潜伏着动摇特区经济结构的可能性。

　　这，一是指动摇“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这一基本前提，搞非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特区经济结构的主体成份的可能性；二是指动摇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特区经济结构主体成份之外的其他经济成份，尤其是动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经济成份的可能性。当然，直到目前为止，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性，但确确实实是存在着、潜伏着动摇性的客观条件或因素，这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在特区，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动摇、冲击和破坏“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这一基本前提的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势力和经济力量，它既企图削弱或消灭特区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展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在世界规模上长期斗争的画面，又妄图把特区经济结构中的主体成份拉向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对立面，按照资本主义的形象来塑造“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因此，我们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意识和经济势力的斗争，在不可避免的联系与交往中是必然地、长期地存在着的。之所以有人提出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特区究竟是谁家的天下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角度看，从潜在的因素看，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为了保证特区经济结构永远置于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并在这个前提下发挥其巨大的威力，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就应当成为特区人们在坚持特区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经济领导这一重要前提下，保证各种经济成份（尤其是主体成份）能够在这一前提下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用社会主义的形象来塑造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形象来塑造“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等疑问才能够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三、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特区各项事业繁荣的保证

　　特区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有许多不同于内地的地方，这就是特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它对特区各项事业既存在着有利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

　　从有利的一面看，藉助于特区多与港澳交往的关系，便于打开香港市场并以此通向国际市场，便于引进外资，便于吸收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把特区搞好了，还可以对港澳台发生直接的有效的影响。从不利的一面看，由于特区与相邻的港澳台等地的社会制度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是是那些腐朽的东西，消极的东西，如果失去警觉，就很容易钻进一些人的头脑，毒害着人们的健康，污染着特区社会的风气。因此，摆在特区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中的重要问题，就是既要看到有利于我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于我的另一方面。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幷且把其中的一个方面加以无限的夸大，这不是唯物辩证法者的正确态度。有的同志似乎是从特区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出发，只强调有利于我的一面，或者只强调不利于我的一面，其结果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原因在于离开了唯物辩证的观点与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正确的出发点。如果把这种片面的东西加以革除，那些对于特区特殊地理环境的利弊之争便会有较为统一的看法。

　　当然，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利于我的一面要真正发挥作用，促进特区社会的繁荣和兴盛，不仅要在思想建设上明确特区正确的发展方向，使特区社会环境的建设有一个可靠的思想保证；而且要在文化建设上明确特区正确的发展方向，使特区社会环境的建设有一个较高水平和文化基础。这就涉及到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特区地理环境有利于我方面的保证作用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不利于我的一面，要确实逐步地消除其不利因素，并转化为有利因素，这也同样要做长期的艰苦的思想和文化建设工作。否则，还有可能把有利于我的因素转化为不利于我的因素，甚至于在总体上形成不利于我的因素压倒有利于我的因素。因此，为在局部上经常战胜不利于我的因素，以至最终从总体上压倒不利于我的因素，消除不利于我的因素，也必须以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保证。

　　特区的人们除了对特区地理环境中不利于我的因素的改造之外，还应当看到，对于有利于我的因素也是必须不断更新建设的。自然环境虽好，毕竟还是个未曾梳妆打扮的少女。要把这个少女美化到符合特区人们理想中的倩影，没有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灵魂，是办不到的。这些都说明，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四、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特殊的战略任务能够预期完成、全面实现的保证

　　首先，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引进先进技术，瞭解信息，借鉴科学管理方法，发挥“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辐射的枢纽作用的保证。为什么以及如何“引进”、“瞭解”、“借鉴”和“发挥”？这有个态度问题、原则立场的问题。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拿来主义”首先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送来”（实际上是一种侵略）而言的。但是我们不能给“送来”吓怕了，因此拒絶一切外国的东西。正确的态度，就是要把被动的接受“送来”改为主动大胆的“拿来”。也就是说，要“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这种拿法，不是拒絶一切，接受一切，而是“沉着、勇猛”地敢于拿，“有辨别，不自私”地不乱拿、善于拿。没有敢于拿，就不存在不乱拿、善于拿的问题；反之，没有不乱拿、善于拿，敢于拿就不能保证拿到有益的东西。而拿到有益的东西，则是我们奉行“拿来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引进”、“瞭解”、“借鉴”和“发挥”的主旨。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有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保证，才能把我们的脑髓运用得好，眼光放得远大，“引进”、“瞭解”、“借鉴”和“发挥”的东西才会更多，才会更为有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其次，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作为我国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所，通过改革试验，总结经验，为内地提供有益借鉴的保证。改革与开放不能乱搞一气，一切通过试验，取得理性认识，然后将这个实践的理性认识同全国各地开放与改革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而促进改革与开放的大面积丰收，这是中央的设想，也是中央英明决策中极其重要的一步。不搞好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延误我们在内地进行改革的步伐，延误我们在本世纪翻两番的伟大战略任务的完成。

　　再次，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对在特区培养人才，使更多的干部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两套本领的保证。在特区培养具有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两套本领的人才，确实是有很多有利条件，包括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战略任务和特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效果等等方面所提供的条件，这一切给人才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典型的综合性的基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内地所不能都具备的有利条件。如果说，革命时期的延安是培养千千万万组织国内革命斗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人才的摇篮，那么，今天特区就是培养千千万万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两套本领的人才的学校。延安与特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在重点方面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培养破坏旧世界的革命斗争的战士，后者主要是培养建设新世界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此外，两者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后者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要求更高于前者。因此，从一定角度上讲，后者比前者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要艰难得多。这是符合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的。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共同理想奋斗的精神和严格的革命纪律，不管前者或后者，这都是必须具备的。只有发扬延安精神，才能使广大干部在改革与开放中迸发出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成为一代新人。

　　五、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状态下促进物质文明建设飞速发展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任何社会，其物质文明的建设都有一个发展方向问题。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自然更不会例外。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建设是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但在特殊条件下，也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精神状态，取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如果我们坚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能够促使物质文明建设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任务，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动力和战斗意志，就不能扺制各种腐朽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不管在内地，还是在经济特区，都必须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这是经济特区和内地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共同之处。

　　但是，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那就是在保证特区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保证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以特别高的速度和特别好的效果向前发展。经济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一般来说，其速度比内地快，效果比内地好，这是特区多年实践得出的结论。特区物质文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优于内地的经济效果，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所给的特殊政策，特区所处的天时地利条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归根到底，是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保证。它要求特区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要严于内地，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要高于内地，创业精神和改革精神要强于内地，文化基础和专业知识要优于内地，信息反馈和信息处理要灵于内地，等等。这一切，都主要取决于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程度。而作为这一程度综合发挥出来、体现出来、变化而来的实体效果，即高速优效的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显然就不同于内地的一般情况。假若将来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比现在更好，那么它不仅会在继续保证特区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能够使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的速度和效果更加可观。

　　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经济特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存在着不少分歧意见。有的说，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建设却下来了，甚至比内地还差，这是“今不如昔”论；也有的说，特区不行了，完全香港化了，这是“特区港化”论。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奇怪的。我的看法是：

　　“今不如昔”论，在于把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看成是完全可以脱离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因而完全否定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果。这是不对的。特区若没有精神文明建设的“上去”，她的物质文明建设的“上去”就是一句空话。在特殊的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程度完全可以决定物质文明建设的水平。特区就是这样的情况。完全否定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现有程度，无异于完全否定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的现有水平。这是“今不如昔”论者前后矛盾的东西。事实上，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程度也并不是倒退了，下来了，“今不如昔”了，而是极大地前进了，上去了，不可同日而语了。尤其已经不象创立特区前后初期那样，只有比较单纯的思想建设，其它内容则是比较贫乏的。现在的特区，其思想建设内容本身的不断丰富及其程度的不断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其它内容的不断丰富及其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是前所未闻的。

　　那么，“特区港化”论对不对呢？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例如深圳特区，同香港水陆相连，近在咫尺，双方“化”过来、“化”过去的情况是最为直接的。我们之所以创立深圳这个特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香港等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那些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都能借着地理环境之便，尽快尽早地把深圳“化”起来。这种“化”显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惜现在只是“化”了一些，还没有全面的“化”。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区港化”了，应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另一种意义是，所谓“特区港化”了，即特区被香港等地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东西“化”过去了，特区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都变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极端片面的，不符合特区的现实主流。不错，在“化”过来和“化”过去的过程中，特区中有些人由于经受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和毒害而最终成了糖衣炮弹的牺牲品，被“化”过去了，这是时有发生的事情。这说明特区确实存在着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和毒害而“化”过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在个别人身上变成了现实，因此我们要提高警觉，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这是正确的看法。但是，能否把这种个别现象，说成是整个特区都如此，甚至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都被“化”过去了呢？我认为，不能这样错误地估计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和主流。

　　一句话，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虽然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主流是健康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并没有动摇，它不仅决定着特区物质文明建设的进步，而且为内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就是特区无数事实的回答，实践的回答。

　　（这是作者在1986年中参加“中国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而写的论文，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多家报刊转载。文中态度鲜明地充分肯定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对当时社会上若干否认其成就的代表性观点如“今不如昔论”、“特区港化论”等均作了具体分析与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