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合作主要是指通过科技资源的空间移动、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创新体系的活动。当今世界上的科技合作，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二是一个国家内的地区之间的科技合作。福建、澳门、台湾的科技合作属于后者。它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就闽澳台科技合作发展的现状与未来的路径选择进行一些探讨。
　　
　　一、闽澳台科技合作的发展阶段与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澳门、台湾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促进三地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
　　
　　1、闽澳台科技合作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回顾这20多年闽澳台科技合作发展的历程，大致经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两个时期是，澳门回归前和澳门回归以来；三个阶段大致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来。
　　
　　      第一阶段，1979年祖国大陆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是闽澳台科技合作的启动期。以此为契机，福建在祖国大陆对外开放格局中“先走一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福建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闽澳台的科技合作开始生成，并呈现在如下三个趋势中：一是，澳商、台商到福建的贸易热和投资热逐年升温；二是在投资方面，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以“三来一补”为主；三是贸易热和投资热带动的闽澳台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在这一阶段的闽澳台科技合作上，尽管其“科技含量”还不高，但是在科技领域的学术交流、科技人员交往在逐年增多。
　　
　　第二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10年间，可称为闽澳台科技合作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闽澳台科技合作的主要方面在移位。亦即，从相互瞭解向实质合作转移、从有限学科的合作向多元领域合作转移、从低层次合作向中高层次合作发展转移。这些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在“学”（学术交流）方面，科技人员的交流持续发展，专业性交流逐步扩大；在“研”（研究开发）方面，科技合作的专案日益增多，不仅有科技成果转化专案，也有一些科技发展前瞻性的项目；在“产”（科技产业）方面，体现在澳资、台资在福建的投资格局变化上：一是投资领域由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演进，二是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渐提高，三是合作方式由原来的“三来一补”，向“贴牌加工”、组装制造、设立生产基地的方向发展。
　　
　　第三阶段，自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大陆以来，闽澳台的科技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所以“新”，这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闽澳台经贸合作中，科技合作及其科技含量日益突出；其二、在闽澳台科技合作中，科技产业的合作日益突出。这两个现象互相交织，推进了闽澳台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闽澳台科技合作促进闽澳台科技实力的提升
　　
　　首先是闽澳台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原来的垂直分工趋于弱化，而水准分工趋于强化。就闽台科技合作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制造业大规模向祖国大陆转移。在福建地区，原先也主要是台湾的下游产业的中小企业和一些大企业的某些工序转移到福建，与台湾形成了垂直分工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移到福建的台湾大中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增长，而且是一揽子要素的转移，特别是先进技术、装备、现代管理、国外主要管道的转移，原先上下游的产业分工模式逐渐为水准分工模式所替代。
　　
　　在投资区域上，越来越多台资企业向具有良好硬软环境的福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聚集。在投资规模上，从台湾统计数字看，2000年台商对福建的投资金额为0.99亿美元，2001年为1.20亿美元，2002则为7.50亿美元，同比增长524.32%。其中，基本金属、食品饮料、化学制品等出现负增长；电子、电器产品、精密机械业等科技产业的投资则呈现倍数增长，成为台商投资福建的主流。（见下表）。
　　
　　其次，在闽澳台科技合作发展中，澳门的新优势在发展。客观地说，由于澳门自身经济规模、经济总量不大，又由于回归前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在科技合作上，澳门理应充分发挥的环境优势受到制约。而回归以来，澳门的环境优势已再度凸现。这一优势，体现在澳门环境力量，至少表现以下三个特征：世界性、吸引性和平台性。
　　
　　就世界性而言，从历史上看，澳门作为中西科技交流的重要通道有过辉煌的过去。义大利人利玛窦，早年在澳门学过中文。后来他与徐光启（明末进士）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就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数学译著之一。又如18世纪初来澳门行医的法国医生孟德，在他返回巴黎时，就带回了他对《本草纲目》矿物部分的译稿，将中国科技著作介绍到法国。如今作为自由港的澳门，不论是自由港的功能还是其影响力，受回归因素的影响，它凭藉历史的贯性，又凭藉回归后的新优势，进一步增强了澳门在世界的地位。
　　
　　就吸引力而言，在知识流通中，澳门是南中国的重要通道。在吸引外来资金、技术和科技人才上，澳门拥有与众不同的优势。首先，澳门的经济一直以来是高度外向型。澳门与30多个拉丁语系的国家建立了稳定而特殊关系，优势比较突出；其次，世界上以法、西、萄、意为代表的拉丁语系国家有30多个，它们拥有全球1/9的人口、1/6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技术实力雄厚，但其对华的贸易额，仅占中国外贸约8%。因此，中国要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必须进一步发展与拉丁语系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在此意义上，澳门是“第二个香港”；第三、就澳门而言，拥有便捷的通信枢纽、发达的世界贸易网路、规范化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机制。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出台了许多“更具自由、反应更快”的新优惠措施，这些都有利于澳门吸引力的提升。
　　
　　就平台而言，在闽、澳、台三个区域创新系统中，澳门处于关键的介面位置，通过澳门这一“介面”连接分散的知识、组合零散的技术，集成广泛的资讯，以形成新的创新平台，产生新的创新能量。因此，一则要加速科技发展所需要人才、技术、资金、及知识的汇流速度，二则要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连接，就成了“介面”的新内涵。可以说，自澳门回归以来，澳门的“介面”的内涵在发展，成了澳门的新魅力。
　　
　　总之，纵观过去三个阶段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互补与合作的深度上，每一阶段都有新的发展，而正是得益于三地合作的不断发展，促进闽澳台的科技实力的提升，同时，它也为今后三地的合作高层次合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进一步发展闽澳台科技合作的总体思路
　　
　　1、以集成为指向、以科技产业合作为基础的闽澳台科技合作生产一体化
　　
　　展望未来，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资讯时代正快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与科技发展相关的三个现象：一是在经济发展中，知识与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世纪50、60年代为40%～50%，70、80年代为70%～80%，资讯高速公路联网后，将提高到90%。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进一步缩短，这一周期在20世纪70年代为5年、80年代为90年代后为3年，近年来，在IT等领域仅隔6个月就有一代新产品问世，今后这一周期将继续缩短。三是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与软化。一方面原材料和能源含量高的产业所占的比重趋于缩小，另一方面，知识与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所占的比重趋于扩大。
　　
　　面对新趋势，如何加强闽澳台的科技合作以应对这一挑战?这是闽澳台三地所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对此，在当今科技进步日益加速的趋势下，闽澳台科技界、产业界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开拓互补面，把闽澳台科技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对福建、澳门、台湾的科技发展都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近期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在现有闽澳台科技合作的基础上，大力扩大合作的领域、范围和层次，建立起密切的闽台科技合作关系，共同促成形成一个以集成为指向、以科技产业合作为基础，以闽澳台科技合作密切化、生产一体化的优势，应对国际竞争，并通过赢得国际竞争来促进三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从宏观上看，在科技发展上福建、澳门和台湾的总格局是“异中有同”，因此，必须注重对各自相对优势的互补与集成，以产生1+1+1大于 3的力量实现追赶的加速度。
　　
　　    从“异”的方面看:①在规模上，目前福建、台湾的高技术产业无论是在发展水准、技术优势、科研能力和市场占有方面，与澳门相比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②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上，福建基本是依靠自己基础研究的相对优势，沿着“研究─开发─商业活动(工程管理)”的轨迹发展；而台湾则依托其市场机制优势，沿着“商业活动(工程管理)─开发─研究”轨迹发展。③在企业层面也有许多表现，从产品的原料、生产到投放市场的周期，福建企业的周期较长，因此相应的，在对市场的反应上，台湾企业比福建企业要敏捷许多。另一方面，福建企业强调企业内部更新能力的提高。而台湾、澳门企业注重于对外部资源的利用。
　　
　　    从“同”的方面看，其表现:①客观地说，福建、澳门和台湾的高技术产业同属“追赶型”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比较突出。因此，在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目标上，三地是一致的，其目标是为了迎头赶上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脚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②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上，三地都具有局限性。就福建而言，科研成果“积压”长年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在10-15%徘徊；就台湾而言，原料、人工成本远高于福建。③三地企业也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在R&D投入上，三地企业都偏低。如果以当今国际流行的“三级指标”来衡量，三地企业都相差甚远。这“三级指标”，即企业R&D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的企业可勉强生存；占5%的企业才具有竞争力。目前，工业发达国家企业R&D投入一般都在3%以上。其中高技术企业则在9%以上。
　　
　　    综上比较，应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目前两地尚处于“分散追赶”态势下，这一格局对缩小差距极为不利。一般说来，要缩小差距，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产业规模”的支援，二是高技术产业化因素的优化组合。为此，我们必须将“分散追赶”转变为“集成追赶”，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上述两个因素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就是说，通过各自相对优势的互补与集成，可以产生1+1+1大于 3的力量，可以实现追赶的加速度。
　　
　　2、立足于“有所为，有所不为”，向有所为的现代物流业、现代中药业和纳米产业三大领域倾斜
　　
　　科技产业合作是闽台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也是闽澳台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应立足于“有所为，有所不为”，并向“有所为”领域倾斜。
　　
　　任何国家、地区在科技发展上，其科技资源都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也不可能成为所有科技领域的“全能冠军”，既使美国也不例外。因此，在科技产业的闽澳台合作上，我们应立足于“有所为，有所不为”，并向“有所为”领域倾斜。就近期目标而言，闽澳台三地可以在现代物流业、现代中药业和纳米产业这三大领域把各自的优势汇集起来，用我们的高层的合作成果去占领国际市场。
　　
　　所以选择这三大产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从共性看，现代物流业、现代中药业和纳米产业都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产业。它们的发展水准如何，已成为一个地区科技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从闽澳台的情况来看，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依前景定位，三地都把这三大产业作为未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产业”。二是从现状来看，在这三大产业发展上，三地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
　　
　　（1）从现代物流业来看，福建、澳门、台湾的港口优势都十分突出，但是体现在现代物流业发展中有三个特点：一是科技化水准依然比较低，二是依然是以传统的劳力密集的物流作业为主，三是物流企业更多的是中小企业。这三点集中一点，就是三地依然局限于各自“小板块”的物流作业，尚未建构起三地相互连接、相互交织的供应链系统。因此，虽说三地同样是拥有港口优势，但同样都处于优势不优的发展阶段。
　　
　　（2）从发展现代中药业来看，早在1999年我国科技部就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在台湾，1998年台湾“行政院”通过了“中药科学化与新药研究与开发”计画，并将它列为21世纪台湾生物技术产业的重点发展专案。也就是说在发展重点科技产业上，两岸都将现代中药与产业化放在突出的地位。就其背景而言，主要有三：第一，中药是我国医药特有的产品，具有理论基础完善、文献经验丰富，加工制造技术的精密以及系统完善的独特优势。第二、在21世纪具有中国独特优势的中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药市场融入国际医药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进一步发展。根据统计，1994年全球中药的营业额为125亿美元，1997年为165亿美元，2000年上升到220亿美元。近年来在世界医药市场中，中药持续以每年20％之速率成长。第三，至今为止，我国中药尚未真正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而在不断扩张的国际中药市场中我国所占的比例也偏低，目前在国际220亿美元的国际中药市场，仅占5%。相反，德国等欧洲国家反而占了较大的比例。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中药科学化的研发和规模化生产的程度过低。因此，在中药领域，闽澳台也是处于优势不优的发展阶段。
　　
　　（3）从纳米产业来看，纳米技术是上世纪90初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前沿技术。由于纳米技术能在比头发细一百倍的面积中，制造出各种微细的立体结构与机器。因而，它是赋予各项产品百倍/千倍性能的革命性技术。诺贝尔奖得主Richard  Smalley认为，“纳米技术对于未来人类健康及生活福址的贡献，将大于医学影像、半导体、电脑辅助工程、塑胶材料等的总合贡献”。从目前发展态势看，一方面，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等等国家都将纳米技术列为“关键技术”、塑造21世纪的“启动技术”，对纳米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进行大量的投入。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冠以纳米的新概念、新名词越来越多，而且从概念到产品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就纳米电子技术领域而言，目前已有不少纳米电子研究成果接近工业化生产阶段。许多专家预测，只要再过5—10年，纳米技术就将成为以硅为基础的微米级积体电路技术的“接班人”。这一趋势表明，在纳米技术与产业化的发展上，三地彼此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
　　
　　其二，从闽澳台发展这三大产业的情况来看，三地不仅有着强烈的互补需求，而且都具有很强的满足互补需求的条件和能力。以现代中药与产业化开发为例，（1）从资源面看，福建地处亚热带，天然的中药资源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的中药资源种类已达10万多种，其中药用植物11146种，常用大宗植物药材超过500种。而台湾，由于岛内土地狭小，且山坡地比例甚高，因此，发展中药原料的空间有限。在这一方面，澳门的条件更差。（2）从资金层面看，现代中药产业与其他高科技产业一样，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发展。就福建来说，如前所述，福建的中药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福建现代中药产业的规模很小，在国际中药市场所占的份额也非常小。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资金缺口与科研投入不足。在这方面，就台湾而言，在创业风险投资事业发展上，台湾的相对优势比较突出，澳门也在资本集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一方面，台湾的创投事业起步1984年，目前台湾的创业风险投资公司有180多家，创投基金已达1281亿元（新台币，下同），另一方面，在创投专业人士、创投资本的筹集、资本运作和资本的退出上，台湾创投公司具有较丰富的实践和成功案例。
　　
　　其三、就合作路径而言，我们认为，不同产业可以采取不同是合作方式。具体如下：
　　
　　（1）在纳米科技的合作，要以打造纳米材料产业链为重点。
　　
　　纳米科技在过去几年里在全世界得到了飞速发展。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体现在纳米材料、纳米器件、纳米尺度的检测与表征等领域的发展比预期的要快得多。我们认为，闽台在纳米科技领域的合作，应以纳米材料为重点，以较小的代价和较短的时间形成闽台两地的相对优势产业。
　　
　　如果比较一下闽台在纳米材料领域的相对优势，体现在纳米材料的整体水准上，福建优于台湾。从纳米领域的高层人才面看，福建比台湾多得多。在福建的两院院士中，涉及化学、高分子、新材料等学科的两院院士，就占福建两院院士总数的70%。对台湾来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为例，2000年7月（第23届），台湾共选出“中研院”院士22位（含岛外），其中，涉及化学动力学、材料科学的院士约占25%。因此，不论是高层人才的绝对数还相对数，福建都远优于台湾。就纳米研究机构而言，福建的物质结构研究所、厦门大学的“纳米材料研究中心”都是我国纳米材料的重要研究基地之一。应该说，福建的优势在于科研力量强，人才济济，但产业化经验不足。其中，制约福建纳米材料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支援”。由于资本与技术脱节造成了大量科研成果不能进入产业化链条。以目前台湾纳米材料的发展现况看，台湾的相对优势主要不在于基础研究和技术生成方面，而在于台湾的资金和产业化经验上。因此，在纳米领域闽台的合作的聚合点，就在于把福建的技术和台湾的资金结合起来，通过资金与技术的有效结合，把脱节的产业链条连接起来。
　　
　　（2）在现代中药产业的合作：以建构“福建中药谷”为目标模式。
　　
　　闽澳台在现代中药产业合作的着重点是，三地合作建设“福建药谷”，目前不仅是最佳时机，而且条件业已成熟。因为，科学园区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平台。因此，发挥园区的自身优势，强化外部资源利用上，是形式多样的。依国外经验，从前瞻性看，可以以美国硅谷为模式，以福建为基地，建构闽澳台“中药谷”；从现实角度看，可以是科学园区的更新。就后者言，福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下称高新区），经过10多年的软、硬环境的系统建设与开发，目前已经形成以厦门、福州两个国家级高新区为核心园区，以泉州（万安园、石狮园）、漳州（蓝田园、港尾园）、莆田（赤港园、智舟园）的“核心（园区）——星座（园区）”园区体系。因此，可以依托福建这一园区体系，形成闽澳台“中药谷”。具体说，包括区域聚群、生产链和关联产业的集合。在这三个层面上，进一步发展闽澳台的高层合作，前景是无量的。
　　
　　（3）在现代物流业合作上，目前可以侧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三地之间建立起一个相互联接、紧密结合、相互依赖的的供应链生态。二是以优势互补的方式来建立中小物流企业的营运联姻机制。三是电子商务要向物流延伸，加强物流与电子商务的融合。
　　
　　此外，除了上述三大产业外，IC产业是台湾相对优势产业。因此在这领域的合作，必须往深层次推进。具体设想，在IC产业的合作：先“两头”（IC设计、IC封装）后“中间”（晶圆制造）。总体上说，目前台湾IC产业已形成以IC设计——IC制造（晶圆代工）——IC封装为结构的产业体系。近年来，台湾经营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台湾IC厂商的外移。另一方面，IC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庞大的市场支撑。而随着祖国大陆的资讯业、通讯业、消费性电子业的高速发展，目前祖国大陆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IC市场。因此，近年来除了台湾宏仁集团、台湾威盛集团等已先期在上海等地投资IC制造公司外，越来越多的台湾IC厂商纷纷到祖国大陆投资设厂。从“IC设计——IC制造——IC封装”三大板块的特质看：IC设计业的特点是知识密集、投资额小；IC制造业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IC封装的特点是技术、劳力密集。依此特点，现阶段闽台在IC领域合作的着重点，可优先放“两头”即IC设计业和IC封装业。因为，软体设计人才多、劳动力丰富正是福建的优势所在。此外，作为福建独特优势在于两地距离近。厦门——高雄/165海里、福州——基隆/149海里。这种地理优势有利于“IC设计——IC制造——IC封装”一条龙流水线作业，也有利台湾的优势发挥。在此基础上，再由“两头”向“中间”（IC制造）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