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雁行模式”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战后亚太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征是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与地区经济合作产生困难，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特殊的辐射型形态，以点带面逐步带动区内经济发展，在这种逐步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经济的向心合力，才能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就象往平静的湖心投进一个石子，由湖中间开始逐步向周边震荡，最后引起整个湖面的波动。由于共同的震荡才形成了共同的合力。这种的经济合作发展模式被人们概括为“东亚模式”，或是“雁形模式”。这种状况是由其自身独特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倾向在世界各个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欧盟形式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形式，包括东亚的梯度扩散形式，都不可能作为在世界任何地区可以通用的样板。各个地区总是针对区内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实现区内经济合作，最后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发展中去。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是由于其经济发展的厚重基础，而亚太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迈向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过程必然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和战后这一地区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密切相关的。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产业分工基本上是单一的垂直形国际分工格局，即由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而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日本首先带动的。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四小龙及东盟四国经济的发展。1956年日本社会经济全面复兴。1955－1968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5倍。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10.1%。1973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1955年增长了4.2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引起全球的关注。直到８０年代末期，尤其是在1985年日元升值迫使日本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紧随其后亚洲四小龙因不断升值的劳动力成本急剧提高，也迫使其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种转移，从而在这一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浪潮并引起区域内各国及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连锁变化，使这一地区的国际分工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四小龙的快速发展是在70年代。1970－1980年平均增长率为9.3％。如韩国1965年－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从30亿元增长到4846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50美元增加到10548美元，成为跃居世界第１１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东盟是在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其中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三国1971－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8.6%，1981－1990年则为6.2%。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形成三个阶段的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带动这一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第一波是由日本经济的外溢引起的连锁的经济推进。
　　
　　美国和日本是起动这一地区经济的领头羊。二战之后的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及美国支持这个契机，大力发展经济，1956年开始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复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由于日本经济成长的示范作用带动了这一地区整体经济的向上提升。战后日本的经济成长使劳动力由不足而变成过剩，使工资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只有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向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周边国家转移这些产业，利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再把产品返销回日本或一些发达国家。具有浅碟经济类型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恰好充当了这一角色。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是属于岛屿与半岛国家或地区，经济规模小，资本投下容易一下子被启动。
　　
　　韩国在60年代后半期，接受日本向南朝鲜提供无偿资金3亿美元，有偿资金5亿美元，其中公共贷款2亿美元，商业贷款3亿美元，分十年提供。韩国用这笔资金开始实行第二个经济开发《1961―1971》五年计划。在此期间日本提供的资金是韩国引进外资总额的20％。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南韩把无偿资金用于振兴农林水产业，公共贷款用于扶植中小企业和扩充社会间接资本，商业贷款用于发展机械工业。日本这些资金对韩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香港是自由港，各国对其投资更是踊跃。截止到1982年，美国私人对港直接投资已达29.84亿美元。占同期美国私人在亚太地区投资的24.2%，居首位。日本则是香港的第二大外来投资者。到1983年在港注册的日资公司达223家，日本大藏省统计1951―1983年日本企业在港投资累计18亿元。
　　
　　新加坡在1961年通过一个经济发展法案，欢迎各国来投资。1967年开始颁布经济发展奖励法令，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政府的一系列法令使外资进入新加坡。据统计1965―1975年平均每年流入新加坡的美元达1.5亿，1976―1980年达3.87亿，1980年为5.6亿，1983年达8.05亿美元。外国资本在新加坡的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7.41%。
　　
　　台湾从50年代始引进外资，在1952―1966年这一段时期美国资本几乎占外国资本的90%，日本经济恢复发展后迅速向台湾进入，1966―1985年这一时期日本的资本已经排除美国资本而占首位。这一时期日本资本年增长23.6%,大大高于美国的12.65%。台湾经济在获得大批日美资本后，迅速发展。
　　
　　香港、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先后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取得显着效果，由于其浅碟经济的特征，80年代后也迅速向更不发达国家如东盟等国转移资本，利用东盟各国工资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的轻纺工业并扩大出口。东盟四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除发展轻纺工业外也将初级产品加工后出口。亚太地区的劳动密集产品得以大量出口到发达工业国，出口贸易迅速获得发展。随着本地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亚太地区也逐步提高产业贸易结构。在出口方面从出口劳动密集的轻纺工业初级产品，到出口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产品。如钢铁、汽车、造船、化工产品的出口。总之，二十多年来，亚太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工业产品出口依存度及工业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以及资本技术密集产品在出口工业品中的比重得以大幅度提高，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亚洲四小龙发挥了资本、中间产品供给国和消费品市场的作用，部分地替代了日本、美国原来承当的角色，促进了这一地区的产业结构的提升加速了产业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到了８０年代未，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溢出现象，东盟各国自然成了四小龙产业结构调整的转移物件，成为这一地区各国经济转型的二传手。换句话说，这一地区各国的工业发展的阶梯性十分明显。战后亚太地区工业技术水准日益提高，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同，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水准的差异使其工业发展呈现出阶梯型，即国与国之间的工业发展呈阶梯型，和一国内的经济发展成阶梯型。正是东亚各国的本身经济发展适应了这种的递度产业转移，才创造了所谓的东亚的经济奇迹。显然，大一统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一地区的实现是不现实的，而在次经济区域范围内，即在同一梯度的经济水准上的合作，则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其现实意义。因为不同层面的经济各国，其经济的合作与交流也有现实的基础。任何不切实际的构想，空谈经济跨越的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不同层面梯度各国的经济合作，增进了各国的瞭解。这是这一时期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现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三层梯度的经济合作关系。第一层面是领头羊的日本，第二层面则是四小龙，第三层面是东盟。这种梯度的经济推移式发展，在本质上已经逐步地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与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差异，以求获得最快的经济增长为目的而使彼此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一时期各国的投资形成的产业分工，也可以看到这一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意义。各国都从经济合作中获益。日本60年代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亚洲四小经济发展也极为迅速。1960年－1980年间基本保持９％的增长率。从1961年－1985年的25年内，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的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7%，1991－1996年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在7.5%以上。1960-1980该地区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８％。而美国为3.5%,西欧为4.5%，拉美为6%，增长率的差异使该地区在世界总产值中比重从5.5%提高到16%，20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
　　
　　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工业、高科技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规模急剧扩大和这种发展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许多另部件的出口装配工场。从现实上说，以这一种的发展模式加强经济的合作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程中必然的选择，既能促进本国、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协调各自的共同利益，不会沦为新经济殖民地处境。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二、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亚太经济格局的影响
　　
　　上文我们在讨论亚太经济的发展，评述其经济发展奇迹时，肯定这种“雁行模式”或是“东亚模式”适合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因而带来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是一种趋势，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的“雁行模式”或是“东亚模式”实际上反映的只是战后到80年代之前，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实际上都与中国无关。由于中国直到1976年才结束了国内的动乱，开始了加入亚太区的经济追赶行列。经过20多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广大的市场以及富有文化积淀为背景，进入亚太经济区的发展行列后，立刻给整个亚太区的经济带来一个崭新的局面。著名学者弗农在归纳亚太地区产业阶梯分工的特征时指出，这种产业阶梯分工具有明显的动态转移特征，即从最高阶梯如美日向中间阶梯地区如新兴工业化经济继而向低级阶梯如东盟等转移。这一分析勾划出中国经济突显之前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状况。
　　
　　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以往的梯度经济转移已不可能。浅碟形经济形态的东亚四小龙，无论从经济总量或产业结构来说都比较简单，既无广大的市场，也无经济纵深。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容易外溢。80年代中国经济崛起，无论从经济总量或是经济多样化方面都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可以比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同时使区域内经济集团化趋向加剧并进而建立起多边贸易体系，这是由中国作为经济发展中大国的客观状况决定的。中国引进大量外国资本，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还只是限于沿海地区，而广大的中国内陆仍然呈阶梯形的经济分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即包含了低级阶梯，也包含了中级阶梯。东盟成员国用40年才完成从初级产品到劳动密集产品的过渡，而中国只用了10年就完成了这一转变。中国沿海地区已经逐步从劳动密集形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这一方面似乎形成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人们看到原先的符合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准，适合这一地区不同梯度经济发展需要的所谓雁行模式或东亚模式将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消失。实际上，由于中国是经济发展大国，一向具有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产业的升级积累了足够的能量，同时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发展中经济大国的中国因其发展迅速，国内市场在不断扩大，国内的不同阶梯的经济区域性可以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互补。中国政府积极加入东盟10国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发展多边贸易的表明。
　　
　　近来人们纷纷讨论所谓“东亚模式”与“雁行模式”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带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脱离了以往的经济运行轨迹走向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当然，再去寻找以往的梯度转移发展是很难找到的。因而，一些人干脆说本来就没有“东亚模式”与“雁行模式”。这显然是不实际的。历史在发展，经济模式也在随着变化，以一成不变的模式去套不断发展的经济进程，无异于刻舟求剑。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90年代以前以日本领头的层次分明的经济体系被打破了，形成了既有垂直分工又有水平面分工的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体系，相应地亚太地区间的贸易也有了变动，产业内贸易成了东亚各国间接贸易的一大重要趋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以至连一贯强调间接贸易的日本也坐不住了，多边贸易的态势已经形成。
　　
　　在APEC的框架下，区内出现有东盟、东北亚经济圈、华人经济圈的构想，以及次区域经济合作，增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在新的发展态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内经贸合作应是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只有进一步深化次区域经济的合作，才能在紧密的经贸联系中剔除狭隘的地区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文化差异等，最终走向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