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世界体系——多文明世界与多国世界
　　
　　1.多文明体系共存、不分尊卑的世界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庭顿认为当今世界有六种现代文明和两种候选文明：即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西方文明，外加候选的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后冷战的世界新秩序将是这八种文明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之结果。
　　
　　从多文明体系及文明冲突的视角看世界，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才有的新视角，在此之前学界普遍是从国家－国家联盟的视角去研究国际体系问题。正如亨庭顿所说：“在冷战后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文明间是没有好坏、强弱、先进落后之分的（我个人一直对“先进文化”的提法质疑），我们不能说埃及的金字塔比今日的建筑落后，也不能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比不上今日的电视剧。虽然作为个人你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一般而言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国家的服装、饮食落后于另一个国家，正像你可以爱吃馒头，但不能说馒头就比面包高级，反过来也不能说面包比馒头高级。用筷子吃饭、用手抓饭、用刀叉吃饭其实并没有高下之别，只是各种不同的习惯而已。
　　
　　因为无所谓好坏、先进、落后，所以文明体相处的模式只能是多元共存，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对不同的文明只能尊重而不能竞争，（到清真饭店你必须吃清真菜而不能拿大肉的菜和人家比），其奉行的哲学从西方而言是“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思想，从东方哲学而言是“天下大同”的理念。
　　
　　当然，以上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所展示的可能恰恰相反，即不同的文明体之间也会发生“孰优孰劣”的比较，并且产生“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最极致的表现，就是代表某种文明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以武力征服另一些国家，令被征服者原有的文明被摧毁。
　　
　　亨庭顿提出“文明冲突”的问题，主要是担心文明冲突引发世界战争，他本人并不希望用一种文明取代其他文明，更不赞成体现一种文明的“核心国”以武力去摧残其他文明。他主张：为避免文明的冲突引发战争，各国应遵守三点原则：一是弃权原则（又译避免原则），即代表各大文明的核心国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保持多极和多文明世界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二是合作调节原则（又译共同协调原则），即核心国应相互协商和停止发生在彼此之间的断裂带的战争；三是求同原则（又译共同性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总之，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亨氏这三点主张是基于理想而不是基于现实而提出，而他认为理想的文明体之间的关系是“互不干涉、合作和求同”，简要说就是理想的文明体之间关系应当是“合作共存”而非“竞争共存”。
　　
　　2.以国家为本位、以强弱排序的世界
　　
　　但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现实中文明体固然存在，却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的存在，文明的作用是通过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一直站在前台的则是国家，让我们能随时直观感觉到的是国家的活动而非文明体的运动。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最常见的国际关系是国家间关系。
　　
　　从文明维度讨论问题——遵循平等原则。文明体相处的模式是强调各民族（nation,中文有时译为国家，不够准确）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对不同的文明只能尊重而不能竞争；从国家维度讨论问题——遵循社会进化论的原则，即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国家之间有国力的强弱、制度的优劣之比，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别，有时是两极争霸、有时是一超多强、有时是多极世界。国家间关系大多是“中心－边缘”的模式，是离不开竞争的，虽然很多人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但当今的世界秩序事实上是大国、强国支配小国、弱国。我个人则认为，国家间事实上不可能平等，也不应该平等。美国同瑙努在联大都是一票，这对瑙努而言是平等，对美国则极其不公平，这种“假平等”也无助于建构公平、稳定的世界秩序。
　　
　　当今世界其实奉行两套理念，一套是关于各民族平等的，另一套是关于国家间竞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两套理念都有实践表现，前者如联合国宪章体现的各国平等及联合国大会中的会员平等投票权，后者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3.文明体与国家之关系
　　
　　在多数情况下，国家或国家联盟是文明的代表或载体，国家的成长与文明的发达往往是同步的，即国家的强盛为文明的发达提供经济基础和安全保障，国家间的冲突乃至战争也往往与文明的差异有关。而国家活动（包括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统治方式、管理制度）本身就构成文明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或者说必然对文明的形成和传递、以及在此过程中渐渐固化的文明特质造成关键性的影响。凡此种种，使得人们长期忽略对文明冲突的关注，似乎只在国家关系的视角下讨论问题就够了。
　　
　　但毕竟“国家”与“文明”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存在的最重要证据就是国家的强弱未必能与文明的优劣划等号。国家强盛通常被认为与该国的文明有强大生命力相关，很多国家在其强盛时都要向外推销其文明体系。但其实有很多强国却未必是文明的楷模。德国法西斯曾经很强，却极度野蛮；上个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的苏联也曾经很强，但也不足以让人效法。所以，一时的经济（军事）强盛特别是一时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说明制度的优越和文明的发达（日本、韩国、台湾的例子）。同理，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也可能被野蛮落后的强国击败。如当年中国被满洲击败。而被击败的民族也可能以其高位的文明同化征服者，形成国家败亡但文明却继续发展的现象。
　　
　　强国击败弱国容易，但强国想消灭弱国的文明、代之以自己的文明却很难很难。如美国可以一个礼拜打进巴格达，可以逮捕并处死萨达姆，但却难以在伊拉克建立美式民主的社会。
　　
　　国家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很常见，其中有些是由文明冲突导致，或文明的冲突在其中能发生某种影响。但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即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与文明冲突无关，只是出于利益之争！利益的冲突往往超越文明的同一，因此不仅不同文明体系间的国家有战争，同一文明体系内的国家也有战争，就是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内部照样也有战争。当代世界的反恐战争，有些与文明冲突无关，有些含带文明冲突的要素，但恐怖组织既不代表国家，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体的代表，所以反恐战争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而是某国与某恐怖组织的战争。
　　
　　文明体之间的关系与国家间的关系一样，都不仅存在冲突与战争，而且存在交流与合作。亨庭顿在讨论文明问题时，较多注意的是文明间的差异、隔絶与冲突，其实，从历史上看，文明之间也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处于不同文明体的絶大多数人民都是完全能和睦相处的。而且一个大的文明体系一定会包含来自其他文明的因子，如西方文明就至少传承着古希腊人的民主理念、罗马人的法治传统、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以及凯撒所谓“高贵的野蛮人”的自由精神。中华文明也受惠于多种其他文明的影响，就古代而言最显着的是佛教的影响；就近代而言则是马列主义的影响。
　　
　　无论冲突或合作，都可能发生国家与文明体不一致的情况：（１）同一文明体内的某国与异文明体国家结盟，如阿拉伯某国与美国结盟；（２）同一国家内的反对派基于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殊性而反对本国的统治者，（带有“文明冲突”因素），为此去寻求异文明体国家的支持，如中国的“藏独”、“疆独”寻求美国支持；（３）本国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在不存在“文明冲突”的情况下为争取权力而寻求异文明体国家的支持，如内战。
　　
　　在时间上，文明往往比国家存在的时间长。在空间上，许多国家可能同时处于同一个文明体系之中，而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可能也存在文明冲突的问题。
　　
　　亨庭顿认为未来世界将出现三大趋势：（A）西方主导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以其他文明为背景的非西方大国（如中国、印度）正在崛起；（B）这些新兴大国越来越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偏爱他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将极大瓦解其文化吸引力；（C）每种文明内部藴含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源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人类的对抗性与同一性
　　
　　无论世界的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类的问题，都离不开对人性的研究。而关于人性的讨论，最基本的两个派别就是“性恶论”和“性善论”，前者强调人类“动物性”的一面，比较看重人的自私、自保、竞争（争抢）、扩张（侵略）——等特质；而后者则强调人的“灵性”的一面，比较看重人的利他、牺牲、合作——等精神。一般认为西方的政治学是以“性恶论”为出发点，如认为“政府是必要之恶”，而中国儒家的政治学说则是以“性善论”为出发点，主张“政者正也”。再以国际关系学的几大理论为例，现实主义似乎是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国家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中形成力量均势也可以导致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产生；而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则似乎更偏向“性善论”，认为国家间的理性思考、妥协合作、相互扶助终将促成一个和平、合作的国际秩序；建构主义没有直接回答性恶或性善的问题，但它认为人的理念对于现实国际关系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主张各国培养共同的文化理念、建构国际集体认同，以此实现真正有序、稳定、和平的世界，这其实也是对人类理性寄以厚望的理论，可以归入倾向于“性善论”的行列。
　　
　　以我个人肤浅的观察，似乎在冷战结束之前，比较流行的是基于性恶论的各派学说，无论研究世界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大家关注的重点都比较集中在人类矛盾、冲突、对抗等现象，就此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如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由民主反抗暴政的理论、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地缘政治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就认识方法而言，都首先强调矛盾存在的普遍性，然后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确定不同类矛盾的性质，再解析矛盾产生的根源，发现矛盾激化的要素（矛盾如何上升为冲突、对抗乃至战争），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
　　
　　而从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基于“性善论”或暗合于“性善论”的新学说（全球化理论、制度趋同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等）似有渐渐抬头的气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人类之间固然存在对抗性，但永远只看到矛盾、冲突和对抗的一面，凡事都要找出一个“敌人”才能给出答案，这样的认识模式也有失片面。作为群聚型的动物，人类有自私争斗的一面，也有逐群合作的一面，即在对抗性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相通性或同一性，后者表现为：
　　
　　1.共同追求、维护的价值（普世价值）。各文明体之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完全不知道有其他文明存在的情况下，所制订的法律或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有共同的内容，说明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曰最基本的评价是非的标准。如对生命的尊重（杀人者要受刑罚），对诚信的要求（骗人者要受刑罚），对政府官员清廉和工作效率的期盼，对官员应为民谋利的要求——等等。
　　
　　2.共同利益。越来越强调国家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帮助。
　　
　　3.共同面临的问题：艾滋病、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经济问题——等。
　　
　　4.制度的趋同。香港大公报（2008年10月17日）社评说，三十年前出现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由吸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生命，开拓了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并由此推动中国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地缘政经格局。现时又见证了另一历史转折点：西方要进行大改革，由吸收社会主义的方法来拯救陷于絶境的自由资本主义，希望使其由转型重生。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西方比较经济学所描述的两种体制汇聚（convergence）的现象，为两制互动的实践掀开新页。
　　
　　以英国为代表的拯救银行方案，是通过注资及担保贷款等手段来支持几家主要大银行，从而建立稳定的金融业核心。这种模式与中国银行体系十分相似：中国国家控股五大商行成为业界重心，对稳定金融业有关键作用。当英国银行体系趋近中国模式之际，美国亦正在另一领域作机制创新：联储局通过购买商业票据，绕过银行系统直接向企业注资。这与财政部在救援金融机构时同样要有所甄选，因而在这两大部门形成了选择性地支持行业、企业的功能，起到由政府直接引导资源流向及发展方向的作用，初步具备了如中国计委（现为发改委）的经济指导性计划功能，故同样是在趋近中国模式。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生产过程的物质（设备、原料、技术）层面和管理方式上本来就是相通的，市场也是相通的，所以至少在经济层面，“制度趋同”是必然的。
　　
　　需要再费点时间讨论的是在谈到“普世价值”时，必须要问“民主自由是不是普世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区别价值、学说（意识形态）、制度、绩效这四个层次，然后再看民主自由属于哪个层次？个人认为：民主自由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政治制度，作为意识形态，其中含有很多体现（为能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容，作为政治制度，民主自由所实现的人类要追求的善和正义（终极价值）相比其他制度而言是最有绩效的！但绩效不等于普世性（比喻：价值＝人都追求跑得更快；意识形态和制度＝训练方案和训练实施过程；绩效＝最后比赛成绩。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跑得最快，他的训练方法对其他人却未必适用）。从全人类的横向及数千年历史的纵向看，民主自由还不能说是全人类的终极价值，只是追求这种价值的方案之一和制度之一，尽管在已有的各类方案和制度中，它对普世价值落实得最多，最有绩效，但它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明的印记，对其他文明体的人民未必适用。（如果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从县长到国家主席都靠竞争性选举产生，后果不一定是正面的）。
　　
　　三、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眼中只有“天下”而没有“世界”，“天下”其实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中国加上其周边的一些国家。
　　
　　古代中国人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大一统的“天下”观实际是只知有中国的王权，不知有各国的主权。在持这种“天下观”的中国主导下，形成了一套以宗藩和纳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系（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它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并接受中国的保护。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制度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不过，与其说这是古代中国人的“国际观”，倒不如说它是中国古人放大的“内政观”，贡封制度的核心是王权之间的主从关系。在中国人看来，那些番邦的土地其实仍属“王土”，只不过是“王土”的边陲而已。而“王土”（即天下）以外的世界，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既不知外面世界的存在，自然也没有什么“国际观”，更没有人去考虑什么“国际秩序”问题。
　　
　　如果说“天下”带给中国的是尊荣，那么“世界”带给中国的却是耻辱。1840年，英国人用大炮加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刚面对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不断遭受战败的打击，不断割地赔款。面对列强在东亚的扩张，旧的宗藩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与各邻国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媒介。不过，由于中国连遭败绩，宗藩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被粉碎了。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甚至在中法战争中，中外军事冲突的规模都不很大，中国实力受到的损伤有限。那时，中国尽管在欧美列强面前已是一个被欺负、被贬损的国家，但在远东各国中仍旧维持着大国的地位。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头号强国，中国则从此堕入低谷。
　　
　　最初参与国际事务的惨痛遭遇，使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从而唤起中国人对各国权利平等的渴望。与西方世界国家主权观念产生的背景不同，中国人的国家主权观念是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萌生出来的，中国人对国家主权观念的理解也是与洗刷民族耻辱，挽救民族危亡、渴求独立自主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的胸中（“老师总是欺负学生”是百年来始终困扰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命题），交替起伏，因时而异。
　　
　　总之，中华民族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是在中国与西方发生激烈冲突的严酷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以至中国人在20世纪多一半时间里所追求的，只是他们在19世纪所失去的东西——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1949年以前，中国曾进行过不懈的抗争，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台湾、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具体例子不多举了。1949年以后，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拥苏反美，五〇年代）、“反两霸”（反帝反修，60年代）和“一条线”（联美反苏，70年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外交政策有很多调整和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外交的基调是斗争和反抗，每个阶段都至少有一个假想敌。事实上，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对外用兵六次，这频率是很高的。不管我们如何评说其间的功过是非，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正是以这种挑战者和抗争者的姿态，以强硬的不惜一战的方式，在“强权高于公理”的国际舞台上杀出一条血路，成为美苏两强之外最强大的独立力量。
　　
　　从1978年至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常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使中苏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这些举措体现出中国人的“国际观”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是：
　　
　　1.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当代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为此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务，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2.中国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
　　
　　3.明确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中国不仅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而且必须学习、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前边的论述中我曾提到，冷战结束前，人们关注的重心是对抗，冷战结束后，似有更提倡合作、和解、和平的意味或倾向。中国在冷战结束前（约六到九年）就开始了这种思维转型，而中国的转变又直接推动了世界性的新思潮出现。这是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中国的独特性
　　
　　我选用“独特性”的概念而不用“特殊性”的概念，是因为“特殊”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是“一般”，中国则是“特殊”；而在某些中国人的眼中，也可以把中国的范例视为“一般”，而视西方为“特殊”。如果从多文明体系并存的视角看，则根本不承认哪个文明是“一般”，自然也就不承认哪个文明是“特殊”。
　　
　　中国的独特性是它在世界历史上，既是一个灿烂文明的代表，又是一个长期排名在前列的大国强国。白鲁恂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体，这个文明体假装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瑞士日内瓦大学任教的张维为教授则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试图以二者的整合来开拓一条认识中国的新思路。
　　
　　从文明体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不同于西方，要正确理解中国，就要自觉摒弃“一元论”的欧洲中心史观。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今日的“民主是普世价值”的说法都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其实，中国的“封建”不同于欧洲的“封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西方的“专制”，中国的“主权”不同于西方的“主权”，中国的“民本”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民主做为一个理论体系而言，其中包含很多普世价值，但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搬西方的术语和概念研究中国的问题很难避免南橘北枳的偏差；（如中国封建社会开端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滞后问题——等，其实都是源于欧洲中心说才产生的问题，不说它们是假问题，至少不是好问题）而做为一种制度安排，民主则可能对一些国家并不适用。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打造过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就是全世界（其实只是亚洲一部分），中国人的心底对自己的文明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认识自己，也要自觉摒弃“中国中心论”和“二元论”的东西文明对抗史观。中华文化只是东方文化中的一支，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都不是中华文明所能代表。在儒教文化圈国家中，日本、韩国的文化也各有特色，非中国所能代表。中国不能妄自尊大。讲“二元论”，表面上二者兼顾了，其实仍免不了要问“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最后还是回到“一元论”。有学者谈中国的“新左派”，说他们永远强调中国的发展成绩和稳定的重要性，不提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问题；永远批评美国的国际霸权行为和国内的种族歧视行为，不提美国好的一面；这的确是事实。但另一面，在中国提倡“全盘西化”
　　
　　的人，又何尝不是永远做另一面的文章。其实这两种文章都有片面性，就认识方法而言，即两类作者都不能在心底接受另类文明的存在，不能欣赏异己文明的价值和优越性。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有极大的包容性（连最难被同化的犹太民族在中国都被同化），中国文化的多元要素（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有望成为融合各家创出新模式的“候选国”。
　　
　　马克思主义给中共注入了尊重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标准，也使中共在诞生时体内就已经有民主的基因；而中共在后来的奋斗历程中也多次与坚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合作，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都明确了“适度鼓励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切最终决定中共能选择市场化的道路，也能接受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法；中国不好战，不殖民，不扩张领土，历史上以“文化力”和“经济力”服人而不以“军事力”着称。与世界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又经历过更多的荣辱兴衰，这使得中国能够以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底藴，为构筑未来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要求中国不能仅搞实力外交，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中国所主张的原则将在价值观上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中国古代的很多理念如“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对构建多文明体共存的世界体系仍有启示意义。
　　
　　但上述的优势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变成劣势，假如出现了多元文化要素中最恶劣的组合：既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资本的仇视和对于秩序的蔑视，以及对“斗争”和暴力的偏好，又有相随资本主义而来的贪婪与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与腐败，那中国的好日子恐怕就为数不多了。作为大国，中国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其人口规模，无论做除法还是做乘法，一连上13亿甚至15亿，大即变小（除法）、小即变大（乘法）。
　　
　　中国的独特性（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和地域面积、人口均居世界排名前五名之列的“洲际规模”的大国）决定了中国必须自觉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为自己确立做一个强国的奋斗目标。美国学者过去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国作为美国的朋友，对美国的帮助微乎其微；但如果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对美国的伤害将难以估量。而到了今天，还有哪位美国朋友敢说中国作为朋友不重要？
　　
　　但中国正因为其大，也很有惰性。中国自鸦片战争败后开始“师夷长技以治夷”，但步伐太慢，二十年后日本受美国“黑船叩关”的刺激，开始明治维新，等人家日本维新搞成了，中国仍停留在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的阶段，最后酿成甲午的惨败。历史经验证明，一旦中国丧失了“自觉参与国际竞争”的紧迫感，将很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惰性陷阱而衰败。
　　
　　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使它必然成为别国防范的对象。被人视为“威胁”对其他国家可能不必然，但对中国则是必然的。
　　
　　（讨论：1.威胁不在于是否有伤害对方的意愿，而在于是否有伤害对方的能力；2.就“意愿”而言，西方认为中国a.历史上曾经辉煌，b.西方欠中国的债，中国强盛后要西方还债，c.国家利益必须竞争短缺资源，d.意识形态仍然起作用；3.就实际情况而言，一国经济的发展难免对他国形成挤压，你家大楼盖太高必然挡别人的阳光）。
　　
　　在21世纪，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定更直接、更有力。在新世纪里，中国改变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最重要的是要从屈辱和恐惧的旧梦中彻底摆脱出来，充满自信而又谦虚谨慎，能够做到处变不惊。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五十而知天命”。站起来已久的中国人现在应该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外部世界了。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世界各国越来越关心这样一些问题：
　　
　　1.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将扮演何种角色？
　　
　　2.它主要发挥作用的边界在哪里，或曰其期待的“势力范围”的边界在哪里？
　　
　　3.它准备通过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手段使其势力扩张到其期待的“边界”？
　　
　　4.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特别是与世界唯一超强的美国将如何相处？
　　
　　5.中国自己如何界定“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但对于何谓“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中国人必须给出一个既带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能被世界理解乃至接受的答案。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已经在阐释和平发展理论（也有人主张“和平崛起”理论，“崛起”比“发展”至少在语感上显得更咄咄逼人）的时候做了尝试性的回答。但应当指出，不管是叫“和平崛起”还是叫“和平发展”，所回答的主要是“过程和手段”即上述第三个问题，其他四个问题尚没有答案，然而，回避另外四个问题，单纯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能让外界完全释疑。而这五个问题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大问题，即强大后的中国将如何在国际上自我定位？现在已到了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文化帝国”，是以中华文明的向外辐射取得“万邦来朝”的大国地位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讨论中国强大以后的国际定位问题，应当从凸显“中华文明”入手，中国要扮演的角色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一枝——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光大者”。为此应重新建构对当前以致未来若干年国际格局的战略解释框架，多强调当今的世界是“多文明体系共存的世界”，而非单纯考虑国家间关系，现在的“一超多极”或“一超多元”的提法，仅仅以国家为本位而非以“文明体系”为本位，而且过多偏重国家实力。
　　
　　强调“多文明体系共存”的世界观，其好处是：（A）把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关注更多地引向对不同文明体系“平等共存”的关注，而非总着眼于国家间的力量强弱对比。（B）引入“文明”的内涵后，“多元”或“多极”将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文明体可以是单一国家，如印度；也可以是国家集团，如西方文明由北约各国共同代表；美国将只是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一枝，中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的国际地位与作为西方文明代表者之一的美国对话，地位将更加平等；（C）以文明差异取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有助于我国与世界的融合，有助于各国更加理解中国的现行制度；（D）在“中华文明”大旗下，可同传统“儒教文化圈”的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建构新的交流机制和对话话语；（E）在“中华文明”大旗下处理台湾问题，可能开拓出更大弹性空间。
　　
　　五、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思考
　　
　　（一）百年来时代性质演进轨迹：热战-冷战-棋战
　　
　　对各国的政治家而言，要想办好本国的事情，搞清楚所处时代的特性是前提。中国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走了一大段弯路，原因之一就是对时代性质做了错误的判断。当时毛泽东沿袭列宁的命题，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其腐朽性与垂死性的两个必然的伴生物就是革命与战争，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但事实证明，毛泽东所期待的“世界革命新高潮”并没有出现，而他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和强烈抵制，其客观效果却是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他对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热情期许和高度肯定，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脱序和混乱。这个例子，说明研究时代特性问题的重要。
　　
　　小平同志复出之后，高瞻远瞩地提出当前我们所处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有这个判断为前提，才有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在改革开放进行了近二十年后，中国仍然认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旋律”的地位不会改变，这个基本判断，乃是中国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前提。
　　
　　但是人们也都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这个世界与其说变得更加有序，不如说变得更动荡不宁。在波黑、在车臣、在中东、在非洲、在中南美洲……种族仇杀、领土纠纷、内战、政变等形形色色的局部冲突或区域战争，此伏彼起，轮番上演；在相对安定的亚太地区，也出现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面和朝鲜的核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展现翻天覆地的经济破坏潜力，令全世界为之心惊肉跳；凡此种种，是“和平与发展”这五个字反映不出来的。虽然这些形态各异的争端或冲突相对于“主旋律”而言可能只是“杂音”，但后者处理不好，也能令前者演奏不下去。所以，有人就试图提出新的范畴，以全面涵盖当今世界既有“和平与发展”，又有“冲突与动荡”的双重特征。
　　
　　“冷和”就是此类新范畴之一，其“和”字指“和平与发展”，“冷”字则指“冲突与动荡”。但“冷”字毕竟只是抽象的形容词，必须调动联想力才能把这个字与“冲突”扯到一起，且仅仅凭一个“冷”字，人们也很难联想出冷战后的新时代赋予了各类冲突、抗争哪些新特点。
　　
　　有鉴于此，我于1998年在香港《中国评论》上着文，提出“棋战”的范畴，并以“热战”-“冷战”-“棋战”作为解说百多年来时代特性演进的基本脉络，
　　
　　从西方列强开始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世界近代史的“热战”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是世界当代史的“冷战”阶段。而“冷战”结束到现在、乃至今后数十年间，就是人类的“棋战”时代。
　　
　　热战、冷战、棋战的嬗变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人有动物性的一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彼此间的关系。人类的生产力越弱，在大自然面前愈感觉卑微，其动物性就愈强，即往往以同类为征服的对象。反之，人类的生产力越发展，即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强，也就越来越以大自然为征服对象，对自己的同类则越来越能够宽容。
　　
　　在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早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哪部分人类拥有的自然资源多，对另外那些人类而言就具有优势。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水源、矿藏……等等，就成为人类争夺对象；这个逻辑再向前延伸，就是一个国家控制的势力范围越大，它所能控制的自然资源也就越多，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最后要体现在商品的增值上，而商品增值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越大，其潜在市场也就越大，由此就发生列强争相扩大本国势力范围（包括海上通道和战略交通枢纽）的冲突，导致热战。“热战”发动者的目的，是并吞对方的领土、统治对方的人民、攫取和支配对方的资源。
　　
　　到工业文明中期特别是原子弹问世之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升级到可以使人类自己毁灭的程度，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又使发达国家无需直接占有他国领土也能支配他国的资源，占有对方的市场，于是两个阵营内部停止了为争夺资源、市场而进行的战争，两个阵营彼此之间虽剑拔弩张但最后也成功防止了兵戎相见，热战渐渐让位于冷战。“冷战”发动者的目的，已不是直接占领对方领土、统治对方人民。而是通过经济封锁和军备竞赛耗掉对方的国力，同时扶植对方内部的反对势力，最后迫使对方政府和社会制度垮台，让亲己方的新政权上台，奉行同己方一样的价值标准和社会制度。
　　
　　到信息文明时代，全球联系日益紧密，财富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加速，国与国的界限渐渐被“世界村”的新概念与新景观模糊化，生产力的提升日益“普世化”，由此冷战渐渐让位于棋战。“棋战”的“输赢”类似于棋赛。在一场棋赛中，大家比的是棋艺水平的高低，不论谁胜谁负，对局的棋手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胜利者除了享受“冠军”头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优越感并得到比负方多的奬金外，不能再要求负方做更多的奉献。进入“棋战”时代，各国真正看重的是本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国际排行榜上的名次。很多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后开始重新认识自身文明的价值，原来“现代化”与“西方文明”是划等号的，而今二者已经脱钩，不同文明的共存日益得到尊重，
　　
　　必须强调指出，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所谓“热战”-“冷战”-“棋战”的划分，也只是相对性的、着眼于宏观分析、就长远发展趋势而言的。正像在“冷战”时代仍然随处可见“热战”的思维模式和斗争方式一样，在“棋战”时代，特别是“棋战”刚刚开始才几年的现在，很多人仍然沿袭着“冷战”甚至“热战”的思维轨迹，“民族沙文主义”和“文化价值观的沙文主义”仍然很有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有人就想重新挥舞他们早已用惯的“冷战”甚至“热战”的大棒；这些是世界动荡不宁的根源。
　　
　　（二）热战、冷战、棋战的解析
　　
　　（1）、（2）、（3）、（4）略；相关内容可参阅本编前两篇选文。

　　（5）“棋战”时代的新战争观
　　
　　上述四个特点合到一起，集中反映就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和平将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协商与谈判将越来越成为建构国际秩序的主要路径，而人类对战争也将形成新的看法。
　　
　　首先，战争的目的从争夺自然资源或扩大势力范围，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殖民、反侵略、反霸权，逐步转移到为维护本国制订国际规则的地位与能力，或维护于本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而战。有人解释美国两次发动对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东石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由，但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为美国从20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结束后，就开始调整其石油资源的对外依赖，到九十年代，美国年进口石油中来自海湾地区的所占比例，已下降到10％多一点，即使完全断絶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很有限。何况两次对伊战争，中东石油仍然留在中东国家（包括战败的伊拉克）手中，并不是被美国据为己有。对重要海上通道的控制也可作如是观，如马六甲海峡的权益主要是在其周边国家手中，它们选择同美国联盟是有种种考虑，至少不能简单归结为是美国用超强军事力量逼出来的结果，说美国控制了这条水道就能让另一些国家被“扼住咽喉”，也属夸大其词。还有对所谓“C型包围圈”的讨论，且不论美国主观上是否想建构这样一条对中国的包围圈，就是在客观上，美国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它连阿富汗都搞不定，说明即使“控制”也是相对的，不可能为所欲为，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美国无法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有这种能力去建构什么“C型包围圈”！因此，不应理会那些过度夸大美国对我的安全威胁、先入为主地从“敌意”去解释一切的所谓“战略分析”和“战略预见”，那都是基于过去战争的经验和理论，现在仍沿用它们，就理论而言是与时代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就实践而言是鼓励中国四处出击、四处树敌，不利于中国与世界的和谐互动。
　　
　　其次，“人们更加强调战争在解决相互间利益矛盾时的调节功能而非破坏功能，即便掌握了战略主动，也尽可能地限制战争的目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不动不动就想与对方分出个你死我活的最后胜负，给对手留有一定‘余地’，把战略主导权牢牢握于手中，让战争呈现某种意义上的‘双赢’局面，已成为全球化经济时代新的战争胜负观”。因此，不仅消灭对方国家、奴役对方的人民早已经被确认为是对人类正义与尊严的侵犯，就是消灭对方政权乃至大规模消灭对方有生抵抗力量，都不再是判定战争胜负的标准。以美国近三十年来打的几场仗为例，“沙漠风暴”（第一次对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现代战争中这种“有限、速决和给对方留余地”的原则，以大规模削弱对方实力为作战目标，达到目标即收兵，因此都以胜利告终，战争结果是强化了美国的“领袖”地位。但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对伊战争，都以消灭对方政权、建设美式民主为目标，实际是回到冷战时代的作战目的，结果深陷泥潭，饱尝苦果；不但战争目的没有达到，而且重挫美国的国际地位。
　　
　　第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楚告诉人类，用穷兵黩武的方式提升国家政治经济地位是死路一条。进入棋战时代后，由于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增长、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强化、敌我界限的相对模糊化、和对既有国际游戏规则的尊重渐渐普遍化，导致以武力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越来越“非道德化”，不仅用武力处理国际关系是如此，甚至以武力来解决国内的政治分歧，也越来越受到谴责。“全球化经济彻底断絶了凭藉武力提升国家经济地位的可能性。这是时代告诉我们的有关战争问题的一条新的戒律”，在这种趋势下，武力的作用下降，或者说，军事必须服从和配合经济和政治的大目标。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所谓“和平崛起”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现代世界已经不存在非和平崛起的可能。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但当今世界演变的趋势，也越来越证明中国古人“兵者凶也”的见识之高远，即使国力强盛如美国，也因为对外频频用兵而导致国力迅速下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区仍很贫穷，还有大量的内部问题要处理，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大，中国的军事影响也必然相应随之扩大，但这絶不等于中国就可以动不动“不惜一战”！中国决不能重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迹的老路，靠武力扩张势力范围絶无可能把中国带向崛起，只能把中国带向衰败！
　　
　　2008年11月初稿，2010年9月修改

　　（本文为笔者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开设的讲座中的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