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0年前，即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我37岁这一年，中国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点，“真理标准”讨论刚刚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姓社姓资”讨论虽还没结束，千疮百孔的神州大地，千头万绪工作已摆在我们面前，千百万老问题要去拨乱反正，千百万新问题要去面对，冤案错案要平反，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启动，香港回归时间只剩下18年，澳门回归时间也只剩20年，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须面对……。1979年，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转折年，也是启动港澳台回归的始发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激动而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我进入了上海社科院，在历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全新的开始。当时邓小平刚刚重新复出，他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新概念，但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有许多争论。邓小平说：“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先把自己事情办好，先让中国强起来好起来再说”，这些话让人听了既扬眉吐气，又神定气爽。
　　
　　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把许许多多人解放了出来——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邓小平对全国人民说：中国人有三大任务——现代化、祖国统一、反霸权。这话说到了亿万人民心坎上，于是亿万民众意气风发地投入到“四个现代化”与“统一大业”的洪流之中。
　　
　　统一总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尤其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分裂是无法承受之痛。但两岸统一并不完全是两岸民众的“家务事”，它从形成的第一天就是国际势力介入的结果。但是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终于承认中国的立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终止了与台湾“外交关系”，也终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了驻台美军。中日关系此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于是解决台湾问题摆到了全党全国全民面前，亟需一个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全新的思维与全新的解决办法。这一切促使1979年要扮演起历史的重角。
　　
　　于是我们主动宣布停止向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同时在1979年1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公开向台湾与全球宣布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主张，将台湾问题正式列入了改革开放进程之中，开启了两岸交流交往的新篇章。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距今正好三十周年，但它又恍若发生在昨日，它为两岸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皆历历在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大事。
　　
　　二
　　
　　《告台湾同胞书》指出：“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争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这些基本主张，是将武力解放台湾，开始转变为和平统一，这就为后来形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新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落实“和平统一”新方针，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首先，落实台胞台属和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再不将他们及子女视为有“海外关系”而加以歧视，对他们过去受过的不公平待遇进行平反昭雪；其次，客观公平评价有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重新评价和纪念辛亥革命、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号召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将全体国民团结了起来，结成了新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也第一次以“民主革命先驱后裔”身份被邀请参加上海、浙江、湖北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活动，也参加了我祖父章太炎先生陵墓修葺竣工仪式，并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我第一个成了“和平统一”的受益者，这年我39岁，在市政协我成了一个最“年轻”的委员。
　　
　　此后我们统一的政策与观念逐步完臻，从叶（剑英）的九条主张，到邓（小平）的六条主张，至江（泽民）的八条主张，抵胡（锦涛）的四点主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对台方针与政策。这中间有四大关键，一是如何让我们的政策更贴近台湾的政治现实，更符合台湾民意，即“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意见”，而不是“以己度人”；二是如何改变旧思维，进一步解放思想，拥有创新意识，摆正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三是认识到统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相互融合的过程，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新中国的过程，这过程是由许多阶段组成，先易后难，先经后政，逐步实现；四是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运用“和”“战”两手，软的要更软，硬的必须更硬。事实证明这四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则无往不胜。
　　
　　为了宣传新的对台方针与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与其他各大城市先后举办过大型对台展览会（上海曾先后展出两次，第一次是在上海展览中心），不知为什么我被召去参加这项工作，负责展览会的第一部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我当时虽在历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其实我对台湾问题一无所知，也从无研究，阴差阳错地被弄去搞了半年，但这意外地让我读了许多相关资料。冥冥之中我的命运似乎终要与台湾问题结缘。
　　
　　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交流交往开始热络化，1986年浙江省举办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祖父海外弟子及研究者（包括在台弟子）也纷纷归来，后来我又参加香港纪念章太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见到诸多台湾亲友同门，此后我接触台湾各界人士机会越来越多。祖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两岸交往的升温，促使蒋经国不得不在1987年开放两岸往来，于是两岸进入了一个互动的新时代。
　　
　　1988年上海成立国内第一个对台交流学术团体——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我有幸担任秘书长；1990年上海成立台湾研究会，我有幸担任秘书长；1991年海协会成立，汪道涵任会长，我有幸在他身边参与工作；1995年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我有幸担任副所长；同年上海东亚研究所成立，这也是专门研究两岸四地问题的专业研究所，我又有幸担任所长……。我在两岸关系领域越陷越深直至今天，几乎参与了它的全过程，经历种种惊涛骇浪，亲见“一个中国”经历了万般考验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进党由盛而衰，见证了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时代，我人生最宝贵的最后近30年的精力，几乎都与统一大业结为一体，我的喜怒哀乐几乎与两岸关系融为一体，成了一个两岸关系的专业研究者。今年我已67岁，政府还让我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继续听取我对台海关系意见和建议。这一切可以说都与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有关。
　　
　　三
　　
　　《告台湾同胞书》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在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改革开放路线”产物。回眸30年的两岸关系，深深体会到只有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根本，不断解放思想，更加事实求是，台湾问题是一定会成功解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论述完全是英明正确的，事实也证明“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今天有国力办“奥运”、“残奥运”，以及有能力应对汶川大地震和全球经济危机，也有能力帮台湾经济好起来，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和“专注现代化建设”的结果。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实力与面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崛起的祖国大陆，与一个内乱不止的台湾，我们已“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经历了“两国论”、“公投”、“制宪”、“正名”、“入联”、“去中国化”的种种严峻考验，台湾同胞终于选择了缓和两岸关系和实现“三通”，并用选票将“台独党”镇压了下去，“台独”的“正当性、合法性、可行性”都大大下降，赞同“和平发展”路线的国民党终于重新执政，而且获得了县市长的四分之三、“立院”的四分之三、“总统”选举的絶对优势、“两会”终于复谈、“九二共识”终于被确认，“大三通”终于成功，不可一世的陈水扁之流都因贪渎罪被送进了牢狱之中……，“和平统一”又迈开了一大步，《告台湾同胞书》的大部分内容得以实现，这是多么令人高兴。
　　
　　邓小平曾说“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他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是这战略的产物；他又说：“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他并说“一国两制”政策五十年不变，因为“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起来考虑的”。今天我们重温他的这些教导，进一步体会到这是何等英明智慧的战略思考。江泽民与胡锦涛也一再告诫要抓住2020年前的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被气势汹汹“台独”吓倒而自乱手脚，解决台湾问题要服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汪道涵说，在这问题上没有硬软之分，没有鹰鸽之别，这是在捍卫一条让中国崛起的路线，台湾问题只是这个大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凌驾于这大局之上。这30年让我们摸索到许多两岸关系的规律与方法，让我们成熟和老练，让我们在挫折中奋起，让我们在奋起中创造了佳绩。从《告台湾同胞书》颁布至今的30年实践，我们可以自傲地说：我们全力捍卫了这条路线，像一个战士忠诚守卫着这岗位，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我们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
　　
　　写于2008年11月18日

　　（本文发表于《东亚丛书》之十二《一心一意》2009年1月出版。）